文学史论篇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作家群[1]

50年前的9月18日，日本侵略者炮击沈阳的北大营，长驱直入，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全东北。东北的三千万人民，纷纷组织起义勇军……抗日斗争的烽火燃遍了东北辽阔的大地。1923年初，中共满洲省委从沈阳迁至哈尔滨，那里成了东北革命的中心，同时也开放了革命文艺的绚丽鲜花。一些革命的知识青年如金剑啸、罗烽、舒群、萧军、萧红、白朗、塞克、金人等，则是培育这些鲜花的辛勤的园丁。他们先后以《哈尔滨新报》的副刊《新潮》、长春《大同报》的副刊《夜哨》和《国际协报》的副刊《文艺》为阵地，发表了一篇篇控诉、揭露和讨伐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檄文。他们还举办“维纳斯画展”，组织“星星剧团”，通过各种形式扇起人民仇视敌寇、复土抗日的烈焰。1934年日伪统治的白色恐怖越来越浓重，他们中的一些人陆续离开东北到祖国的各地去，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活跃在祖国文坛上的东北作家群的骨干。

除当时在哈尔滨的这些作家之外，还有“九一八”以后在关内流亡的东北其他各地的作家，如穆木天、高兰、端木蕻良、马加、骆宾基等。尽管这些人入关的时间不同，在关内生活和战斗的地点不同，他们都书写东北人民抗日救国的题材，在抗日战争前后的中国文坛有着一定的影响，因此都理所当然地属于东北作家群之列。

东北作家群并非一个社团，也并非是一个流派。他们既没有共同的创作纲领，也没有共同的创作风格，甚至于他们最初都不知道有东北作家群这样的字样，因为这是人们后来总结出来的。但是正如世界上的大多数事物一样，有其名必有其实，那么，东北作家群里的作家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第一，他们都是在东北出生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大都取材于东北这块土地上。舒群的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中篇小说《秘密的故事》《老兵》；罗烽的短篇小说集《呼兰河边》；萧红的《生死场》和以后的大部分作品；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端木蕻良的短篇小说集《憎恨》和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马加的《登基前后》；骆宾基的《边陲线上》等，所有这些作品基本上都反映的是日伪统治下东北人民的屈辱与苦难、不平与反抗。

第二，他们的作品都深入地反映了抗日救国这个时代的主题。他们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切身感受，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歌颂了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卓绝的斗争，这在全国展开抗日战争的前前后后，无疑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这却是当时关内在一些大作家所不能，也无法做到的。以自己的特殊经历反映并回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这是这些东北作家得以轰动当时文坛的根本原因，也是得以形成东北作家群的根本原因。

第三，他们的作品都具有浓厚的东北地方特色。这些作家的风格各有千秋，有的粗犷，有的明丽，有的如大河滔滔，有的似清流潺潺，有的善于写景，有的长于抒情。但这种种的不同风格都为共同的东北地方特色所制约。他们描写的景物、叙述的事件、刻画的人物、运用的语言，无不具有浓厚的东北地方特色。鲁迅说：“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特色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东北作家群的作品在关内引起一些注意，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东北作家群以其作品回答了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展开，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鲁迅、茅盾、周扬对他们创作的一些作品都曾给予过很高的评价。周扬在四届文代会的报告中还说：“年轻的东北作家们崛起文坛，倾诉了国土沦陷后三千万同胞的苦难和反抗，《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小说，就是当时斗争的真实记录。”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文坛上崛起的东北作家群是东北人民的光荣，也是中国革命文艺的光荣。我们应珍视他们创造的文化财富，加强对他们作品的研究，确立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1] 原载1981年10月20日《辽宁日报》，署名辛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