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粤商创新精神回顾——一个结构化的总结

本章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先后论述了粤商创新精神形成的三个历史阶段，其中发生的重要商业事件和进程涉及广东独特的地理、政治和社会人文环境。对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进行梳理，可以发现粤商的创新精神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罗列条目，而是一个复杂和结构化的创新要素综合体。要全面而准确地理解在近两千年广东地区的商业文明史中所形成的粤商创新精神，就需要探索这些历史因素和创新精神要素之间的关联。

（一）粤商创新精神的历史形成机理

根据广东商业发展历史，我们认为粤商创新精神的形成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受到了海洋文明、重商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影响。然而，粤商创新精神的形成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呈现，而是不同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从创新要素构成来看，可以用“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构来理解三段历史进程的相互关系。首先，广东独特的地理位置是粤商精神的地利条件，也是广东商业文明和粤商精神的初始源头。地利因素不仅使广东地区形成了勇于冒险、海纳百川的海洋文化精神，同时还深刻地影响了天时（广州一口通商政策）与人和（粤商三帮的人文精神）因素的形成。其次，广东地区在明清以来所形成的重商文化，主要得益于“海禁锁国、一口通商”的中央政策，而这个政策的基础正是广州秦汉以来“东方第一大港”的地缘优势。重商文化一方面受到海洋文明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也对近现代粤商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广府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再次，粤商三帮的人文精神的形成同时受海洋文明和重商文化的双重影响。广府人的“敢为天下先”人文特色是在千年中外文明交融古港和近现代明清一口通商政策中逐渐形成的；潮汕地区临海，地狭人多，因此自明清以来的海上贸易活动和崇尚工商业的传统形成了天赋商才、勇于追逐商业机会的潮商文化；而客家文明自中原迁徙而来，虽然受重商文化的影响不大，但是海洋文明中的兼容并包精神是客家人在南粤大地上生根发芽的重要前提。因此，在历史发展顺序上，海洋文明最早出现，并衍生出了重商文化和人文精神；而重商文化既受海洋文明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粤商的人文精神。

图1-9 粤商创新精神的形成

从地域分布来看，粤商由广府民系、潮汕民系和客家民系所构成，这是来自三个不同地域的亚民族文化。其中广府民系是传统意义上的“广州人”，其直接的祖先即是明清以来的海外贸易商、十三行行商、商贸买办和牙人，因此他们对海洋精神和重商文化的继承最为明显。而潮汕民系主要来自福建沿海地区，自明朝以来潮汕人也常年靠出海为生，不过与广府商人不同的是，那时的潮汕商人均是私人贸易，甚至被朝廷视为海寇和走私商人，因此同样是靠海而生的潮汕民系所形成的潮汕人文精神就与广府精神存在较大的差异。他们经商风格细腻精明、善于拼搏和发现海内外的商业机会。最后，客家民系则是中原汉人的移民后裔，继承了北方缙绅的儒家思想和仁义理念，是典型的儒商，因此大多崇文轻商，或亦官亦商，或先商后官，对商业的社会效益和国家强盛抱有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感。同时由于客家人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形成了吃苦耐劳和勤奋拼搏的精神，因此客商往往有着不同凡响的自主创新历程，令人赞叹和钦佩。从明、清开始，随着广府、潮汕和客家民系在广东地区的交汇和融合，原本不同渊源和特色的各系文化不断相互影响和作用，取长补短，互有裨益，形成了既各有特色，又相互融合的多元化的粤商创新文化和精神。

（二）粤商创新精神的管理诠释和启示

跨海贸易是一种风险很大的通商形式，在上千年的东方第一大港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粤商勇于冒险的航海精神。而创新是一种不确定性很大的活动，需要组织承担不同程度的风险，因此航海冒险精神所注重的“承担创新风险”是粤商创新精神的第一个管理启示。

广州自古就是中外商品、文化、科技乃至思想的交汇和融通之地，这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创新形式——组合式创新。根据经济学家熊彼得的理论观点，所谓创新就是“生产资料的新的组合”，因此，海洋文明的兼容精神就是要进行“组合式创新”，这是粤商创新精神的第二个管理启示。

一口通商政策在广东形成了务实逐利的重商文化，这是对“农重商贱”的传统儒家观念的叛逆和超越。“学而优则仕”“立德、立功、立言”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固然重要，但商业创新和企业发展却需要更为实际的、关注顾客需求和竞争者动态的市场导向战略，因此“基于市场的创新”构成了粤商创新精神的第三个管理启示。

广州十三行百余年中激烈的市场竞争是中国商业史上所罕见的，这培养了粤商崇尚自由竞争的市场精神。而当代创新管理的文献研究表明，市场竞争的强度越高，企业的创新动机越大，企业的创新行为也就越多。因此，“创新以制胜”是粤商创新精神的第四个重要启示。

广府人最为重要的人文特征就是敢为人先，求新求变。“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变法精神使得广东成为了近现代农民起义、变法维新和武装革命的摇篮。而商场如战场，战略就是战争的艺术，因此敢于进行革命性的“突破式创新”是广府商人的生命基因，这是粤商创新精神的第五个管理启示。

潮汕人是沿海而居、崇尚自由贸易的商人，在长达数百年的海上自由贸易活动中形成了潮汕人爱拼才会赢、商者无域的经营特色。自明清以来，趋商业机会而生的商业天性使潮汕人的脚步迈向了海内外。时至今日，在外经商的潮汕人约有3600万，占潮汕人总数的2/3，而这其中竟有一半分布在海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此“抓住创新机会”是潮商创新的核心能力，这构成了粤商创新精神的第六个管理启示。

客家人是中原地区南迁的亚文化群体，他们保留了传统儒家文化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勤劳刻苦的精神，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在由儒到商的转变过程中，客商仍然以刻苦、刚毅和自力更生的进取精神而著称。因此，强调自力更生和自强不息的“自主创新”是粤商创新精神的第七个管理启示（见表1-2）。

表1-2 粤商创新精神的七种要素

（三）一个结构化的粤商创新精神

粤商创新精神的七个管理启示之间存在着相互关联和影响，厘清这些因素之间的作用机理将有助于理解粤商创新精神的内部结构，并呈现出一个完整的、结构化的和基于历史分析的粤商创新精神概念。

根据创新管理的理论文献，对粤商创新精神结构的探讨可以从创新规划的“动机”和“机会”框架，以及创新执行的“形式”和“结果”框架得到。一方面，在创新规划中，任何成功的企业创新行为都需要驱动力，而这种驱动力有时是来自企业内部的创新动机，有时则是来自外部环境中的创新机会。另一方面，在创新执行中，企业需要同时关注创新的形式和创新的结果，创新的形式是企业进行创新的方式，而创新的结果是企业创新的预期目标。

图1-10 创新规划与执行框架

具体到粤商的创新，在创新规划中，“承担创新风险”和“创新以致胜”所显示的主要是粤商创新的动机，而“抓住创新风险”则是对环境中商业机会的识别、评估和开发。在创新执行中，“组合式创新”和“基于市场的创新”是创新的具体实践方式，而“突破式创新”和“自主创新”则是创新的结果和目标。

综上所述，本章提出了一个基于历史商业事件分析的、整体性的和结构化的粤商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来源于海洋文明、重商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三重影响，形成了粤商创新精神的七个要素，而这些要素分别具有重要的创新管理意义。首先，粤商具有承担创新风险以及通过创新以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意愿，这构成了粤商创新的动机；其次，粤商善于从环境变化中识别出有价值的创新机会，并对这些机会进行有效的评估和开发；再次，粤商的创新模式主要是组合式创新和基于市场的创新，前者通过兼容并包进行生产资料的重新组合，推出新产品、新服务、新生产流程、应用新原料和开辟新市场，而后者密切关注消费者的当前需求和潜在的未来需求以及竞争对手的动态，通过内部协调快速反应市场进行创新；最后，粤商的创新具有突破式和自主性两个结果方面的特征，由于敢为天下先，粤商的创新往往能够引领时代潮流和趋势，而又由于中原客家文化的南传，使得越来越多的粤商具有自主研发、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

综合而言，“地利”“天时”和“人和”因素在粤商创新精神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我们很难用一两个词汇或短语囊括出粤商的创新精神，相反，这些因素组成的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网络结构。从明、清开始，随着广府、潮汕和客家民系在广东地区的交汇和融合，原本不同渊源和特色的各系文化不断相互影响和裨益，由此所形成的多元化和结构化的粤商创新精神，对现代广东的经济腾飞、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