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洲世界看辛亥革命
排满·五族共和·中华民族
——以孙中山的蒙古观为中心
庆应大学 伊藤一彦
前言
辛亥革命是为了将中国从亡国的危机中解救出来，以打倒无能的清政府、树立强大的政权为目标的革命。
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的领土不断地被帝国主义列强侵占。这种像瓜被切成一块一块，最后被吃掉的状况，被形象地称为“瓜分”。或者加上形容豆从豆荚里裂出来的词语“豆剖”，“豆剖瓜分”这一词语成了象征亡国的关键词，同时也是当时力求救国的人们的口号。
女革命家秋瑾（1875～1907）感叹道：“看如此江山，忍归胡虏？豆剖瓜分，都为吾故土。”[1]着重强调“胡虏”，是因为清政府不仅仅是腐败堕落的王朝，而且还是异族的满洲人所建立的王朝，她呼吁汉民族不能再忍受这种屈辱，宣传革命的正当性以求得支持。另外，孙中山在其主要著作《三民主义》的开篇中讨论了“民族主义”，指出中国人丧失了民族主义，成了“一片散沙”，[2]才导致亡国的危机。他还主张，正是因为被外族所征服，才丧失了民族主义。因此将民族主义的复兴作为重要的课题。
21世纪的今天，一部分中国人，再次提到“瓜分”危机以及为了克服危机需要发扬变形的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比如，著名的军事家、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戴旭空军上校指出，美国为了在21世纪完成世界帝国，除了伊斯兰国家、俄罗斯，还期望中国垮台。美国在冷战时期形成的日本-台湾-南海诸国-印度的海上“半月形”的基础上，加上冷战结束后形成的印度洋至南亚、西亚、中亚的“半月形”，完成了对中国进行C字形战略包围。欧洲诸国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开始第一次“瓜分”，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北后的被第二次“瓜分”，现在中国正面临着第三次“瓜分”危机。而对象就是钓鱼岛、台湾、南海、西藏南部，其幕后的主导者就是美国。[3]
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21世纪初，前后相隔100年，尽管中国从被蔑视为“东亚病夫”发展到能与美国抗衡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鼓吹民族主义的状况依旧没有改变。民族主义不仅是抵抗外部势力侵略的精神源泉，而且还具有催生自身势力膨胀、压迫其他民族的潜在性。关于这一点，孙中山警告说，如果中国成为不负责任的强国，“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4]
拙稿以孙中山为中心，考察辛亥革命前后面临亡国危机的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如何形成的，以探讨和蒙古的关系为具体的事例，这对理解现今中国的爱国主义也是非常必要的。
一 从“排满”到“五族共和”
对于列强的侵占领土以及抢占属国，中国并不是完全没有抵抗、唯唯诺诺地遵从的。孙中山鼓吹“民族主义”，试图团结中国人去面对危机。这个“民族主义”当初是以排斥清政府的支配者满洲人，即以“排满”的形式出现的。早在17世纪前半期，汉民族的明朝灭亡，汉人展开“反清复明”运动，但在清政府软硬两手的应对下，慢慢消沉了。但是，18世纪中期以后，清政府日渐衰落，太平天国蔑称满洲人为“胡虏”（“胡”是对西域以及北方的外族，“虏”是对北方异民族的蔑称）或者“鞑靼妖胡”（“鞑靼”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总称，当时主要指满洲人）等，主张对其进行讨伐。[5]孙中山于1894年11月24日，在流亡地夏威夷撰写了《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6]，并将这一主张列入了孙中山、黄兴等于1905年在东京组织的中国同盟会的纲领里面。[7]也就是说，这是对抗满洲人的“汉民族的民族主义”。
与其相对，众所周知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是“扶清灭洋”[8]，这是对抗外来的帝国主义势力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与和革命派对立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改革派的主张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两种：一是对中国国内的满清（满洲人的清朝）而言的汉民族的“民族主义”；另一种是对帝国主义列强而言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前者主张，满清伤害本来的中国（汉民族）的利益，为了维持其统治而变卖给帝国主义，所以不打倒满清重建中国，中国将不复存在。与其相对，后者主张，为了抵抗步步逼近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应当先把满清和汉民族的矛盾放在一边，团结一致对抗外国。两者在对抗帝国主义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在方法上，到底是排除满清还是团结合作，两者却分道扬镳。
“民族”和“民族主义”两个词是日本将欧美的词汇nation、nationalism翻译过来的“和制汉语”，最先在中国使用的是梁启超。[9]或许因有这个渊源，梁启超的民族论远比其他论说有说服力。革命派也立即开始使用“民族”等词汇。1905年11月，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创刊，通过和改良派的《新民丛报》的论战，革命派的“排满”主张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当时的中国，这个词的重要性非常大，而在与这个词相关联的问题上，在以章炳麟为首的革命派和梁启超等的改良派的论战中，后者取得了优势。事实上，作为“排满”的急先锋，章炳麟于1903年说“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10]却在1907年改口“以四百兆人为一族，而无问其氏姓世系”，[11]主张包括满洲人在内的全中国民族的团结。
1903年发行超过100万册的革命派邹容的畅销书《革命军》中“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12]这样鼓吹种族灭绝的过激主张，虽然作为鼓舞汉民族打倒清政府的口号在短时间内是非常有效的，但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从种族的视角出发将满洲人作为打倒的对象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排满派即革命派也不得不承认。像这种革命派的排满论的重大变化，是在和改良派的论战中所产生的。[13]孙中山也在1906年秋冬间撰写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提倡“殄除胡虏”，[14]而在同年年底，在东京召开的《民报》创刊一周年的庆祝大会的演讲中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15]指出革命的对象不是所有的满洲人，而是一部分的满洲人（清朝的统治者和他们的走狗）。之后孙中山的文章中也会出现“废灭鞑虏清朝”[16]的字眼，这也是指革命的对象不是所有的“鞑虏”，而是“鞑虏”统治的清王朝，“驱除鞑虏”的主张也没有再出现。[17]
可以看出，以1906～1907年为界，革命派的“排满”论，从以所有的满洲人为敌人的单纯的种族主义，转变为将满洲人区别为统治阶级和一般民众，把前者作为敌人。
这样一来，在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建立后，革命派的口号就能从“驱除鞑虏”顺利地变为讴歌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五族共和”。1912年1月10日，临时参议院决定用红色即汉、黄色即满洲、蓝色即蒙古、白色即回、黑色即西藏的“五色旗”为中华民国的国旗，这也是为了将“五族共和”这个概念固定下来。但是孙中山认为：①五色旗曾被清政府的海军使用过；②黄色代表满洲人等，颜色的分配不恰当；③五种颜色从上到下排列，看起来像给各种颜色所象征的民族排顺序；等等。因此进行了强烈的反对。[18]
虽然“五族共和”的概念慢慢深入人心，但是曾被热炒的“排满”的种族主义并没有随着口号的更替而轻易地消失。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各地战争不断，在这期间，投降的满洲人兵将、妇女、儿童等普通的满洲人也有不少被杀害，或者被逼自杀。要掌握全体的状况比较困难，根据英国浸礼会的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统计，10月22日在西安，包括儿童在内的约15000名满洲人被杀，福州、杭州、南京等地也有众多满洲人被杀害。[19]为了逃避迫害，很多满洲人伪装成汉民族。[20]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提到：“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在给世界各国的新政府成立通告中也明确指出：“凡满人安居乐业于民国法权之内者，民国当一视同仁，予以保护。”[22]4天后，他提及“汉族仇杀（满人）”，[23]明确了革命政府的民族政策，停止对满洲人的迫害，消除满洲人的恐惧。另外，在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同年9月和满洲人团体会见时，对他们的困难境遇，激励道：“五族一家，不分种族。现旗民生计［会］困难，尚须妥筹，务使人能自立，成为伟大国民。”[24]
二 “中华民族”的发现
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建立当初，使用了“五族平等”[25]“五族一家”[26]“五大族人民”[27]等词，最早使用“五族共和”是在1912年9月在河北省张家口的演讲中。[28]袁世凯在孙中山让位后的同年4月22日的《大总统袁世凯命令》中提到“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明确表明“五族共和”成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原则。
这里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呢？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除了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人口从多到少排序，满族排第二，回族第三，蒙古族第八，藏族第九，而排第一的壮族，第四到第七的苗族、维吾尔族、土族、彝族均不在“五族”之中。现在中国除了汉族以外，有55个少数民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定的，其名称等和中华民国初期有所出入。比如前面提到的《大总统袁世凯命令》中举出的“回疆”（也称“回部”）本来是指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天山山脉南部的地名，这个民族里面虽也包含“回族”，但主要是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诸民族。另外《大总统袁世凯命令》中特别列举出“蒙古、西藏、回疆”是因为在清朝这三个地方的行政设置，和直隶省、山东省、广东省等所谓的“中国本部”[29]不一样，是异民族的居住地域，拥有“自治”权的“藩部”[30]。村田雄二郎在片冈一忠的研究[31]基础上，提出“五族共和”成为中华民国的基本政策是1911年12月在上海举行的南北议和的席上，为求自保的清政府所提起并被革命派所接受的。另外保皇派杨度的“五族合一论”[32]中指出的革命后的新国家由本部（汉满）和藩部（蒙回藏）的领土和民族所构成这一主张也是“五族共和论”的原点。[33]孙中山也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到“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34]。也就是说，“五族共和”的“五族”是以清朝的行政区划为前提，不是民族自身而是包含各民族所居住的地域的模糊概念。因此，在汉族地域的18省内居住的壮族、苗族等虽然人口众多，却不归入“五族”之内。
这18个省，在汉族人中也被认为是原来的中国。1907年，作为中国同盟会的外围团体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的会旗“18星旗”象征了本部18省。“18星旗”在武昌起义中作为革命军军旗，也曾成为中华民国国旗的候补之一。[35]
孙中山虽在中华民国建立初始主张“五族共和”，这是因为作为临时大总统，需要终止对满洲人的虐杀以及前面所述的在革命的进展过程中，“五族共和”作为既定的事实已经深入人心，孙中山本人并非真的如此积极。不过，孙中山和其他的革命派一样，一开始主张彻底地“排满”，即“驱除”作为种族的满洲人，之后转变立场，将满洲人分为统治阶级和大众，把前者作为革命的对象，而非敌视和差别对待所有的满洲人。之后，孙中山提出“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36]“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37]，明确地否定了“五族共和论”。在孙中山的代表作《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38]里“五族共和”一次都没有被使用。
的确，中国的民族不仅仅是“五族”。“五族共和论”的确对在辛亥革命中成为众矢之的的满洲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特别是旧“藩部”的诸民族起到了抚慰作用，[39]但孙中山是否在革命过去将近10年后，因为其目标已经达到，于是觉得这个主张没用了呢？其实，孙中山否定“五族共和论”另有原因。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曾提倡的“排满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将需要驱除（不仅指排除，还包含杀戮的意思）的满洲人蔑视为野蛮人，恢复拥有辉煌传统的中华即汉族，也即大汉族主义，是狭隘的汉族的民族主义。[40]“五族共和论”克服了这一观点，主张诸民族平等，但是孙中山并没有完全放下大汉族主义。1921年他提出“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今日我们讲民族主义，不能笼统讲五族，应该讲汉族底民族主义”“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而作为前提，“彼满洲之附日，蒙古之附俄，西藏之附英，即无自卫能力底表征。然提撕振拔他们，仍赖我们汉族”是他对现状的认识。[41]
总之，孙中山在辛亥革命胜利、成立中华民国后，作为临时大总统，需要团结以满洲人为首的少数民族，接受了当时袁世凯等人定下的“五族共和”的路线，事实上他自己对少数民族并没有多少知识和关心，仅停留在需要伟大的汉族保护的弱小民族的认识程度上。因此，在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后，和袁世凯以及其后任的北洋军阀政权的对峙中，公然否认“五族共和”，主张将少数民族同化成汉族的“中华民族论”。某些中国研究者，在承认孙中山的这种主张的变化的同时，指出这是在“五族共和”思想范围内的变化，是“五族共和”思想的历史性后退和致命性缺陷等。[42]但是笔者认为，既然孙中山本人对“五族共和”进行攻击，就不应该硬将他的民族论局限在“五族共和”思想的框架里。
孙中山的代表作《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43]中的民族，几乎都是指汉族。而对于少数民族，除了反复提到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是满洲人的清朝之外，还提到，“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万多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44]几乎无视少数民族的存在，或者如“汉族大了，原来中国的土人苗、傜、僚、僮等族便要灭亡”[45]，作为警告手段，警示其有可能导致“我们的民族”灭亡。从上面两段引用文来看，孙中山将中国的少数民族分为“土著”和“外来”两种，这是遵循地理上所熟识的“本部”和“藩部”的区分。
孙中山的民族论从排满变迁到五族共和，以至中华民族。但是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不是孙中山而是梁启超。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1901年）中提出“中国民族”，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第一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46]当初，“中华民族”仅指汉族，或者泛指中国的所有民族，用法很模糊。1903年，他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区分了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汉族的“小民族主义”和相对于国外诸民族而言的全中国的民族即“一大民族”的“大民族主义”。1905年，他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明确规定“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47]。梁启超和排满革命论的孙中山不同，他从通过强化满洲人统治的清朝来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观点出发，主张“平满汉之界”[48]，提倡“中华民族”。梁启超的“中华民族”和汉族重叠的部分虽很大，由于时刻意识到“满”的存在，所以可以将“汉”相对化。此外，其提倡中国各民族的平等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49]
以孙中山为中心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提到“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50]（第2章第5条）之外，他在自己的演讲中也提到“五族平等”[51]。但这仅仅是确认革命推翻了满洲人作为统治民族位居其他诸民族之上的不平等的民族关系这一事实，并非认可诸民族的完全平等。同时期制定的《中国同盟会总章》中明确地规定“实行种族同化”[52]（第3条），也可以看出同盟会（孙中山）的汉族中心主义。另外，孙中山在1924年1月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53]，以及在《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提到“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54]。这或许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潮流的民族主义，特别是美国的威尔逊总统、苏联的列宁，或者共产国际的“民族自决”论的影响。但是之后，孙中山没有再提起国内民族的“民族自决”[55]，《三民主义》中也没有出现“民族自决”。这样看来，孙中山所提的“五族共和”以及“民族自决”都是跟随时代的潮流所提的，并非从心底接受了的，有时间一过就毫不犹豫地丢弃的倾向。
下面，通过对辛亥革命后的外蒙的独立问题进行分析，考察以孙中山为中心的中国的民族主义的特色。
三 外蒙独立问题
蒙古分为内蒙古（也称南蒙古，就是现在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和外蒙古（现在的蒙古国）。前者是1636年，后者是1697年由于康熙皇帝的亲征归附清朝。内外蒙古和朝鲜等归礼部管辖的朝贡国不同，是和西藏、青海、新疆等设置了相当于省的藩部一样归理藩院[56]管辖。一开始清朝为了取得蒙古人协助统治汉族人，允许世袭王公在领地内的自治，减免征税等一系列“优待”，后来改变了策略，开始对蒙古进行压迫。19世纪末，为了对抗俄罗斯侵入蒙古，清朝利用扩大移民的方式强化边境防卫，实施了“移民实边”政策，从原来严禁汉族人进入蒙古开垦改变为鼓励移民，结果，威胁到了以游牧为生的蒙古人的生活，抵抗运动不断，反清情绪日益高涨。俄罗斯从17世纪初就已经开始接近蒙古，19世纪在库伦（现在的乌兰巴托）等地设置领事馆以来，俄罗斯商人的活动开始活跃，特别是日俄战争失败后，开始正式进入蒙古。
蒙古内部从对清朝的反抗开始对俄罗斯的期待日益增强。1911年7月亲俄派王公喇嘛在库伦召开秘密会议，决定脱离中国，派代表去俄罗斯以求支持其独立。辛亥革命爆发后同年12月1日，外蒙（以下除了特别标注以外，统一用“蒙古”来称呼）宣布“蒙古国”的独立，在库伦建立了自称博克达汗（又称博克多格根，蒙古语的意思为神圣的皇帝）的活佛八世哲布尊丹巴政府。其影响波及内蒙古，1912年1月东北端的呼伦贝尔（现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也宣布“独立”，成立隶属于博克达汗政府的“自治政府”。1912年11月3日缔结《俄蒙协约》，俄罗斯承认蒙古的“自治制度”，支持蒙古禁止中国军驻留和中国人的移民的同时，蒙古也承认给予俄罗斯各种特权。
对此，中国国内“舆论更沸腾，征蒙之声愈大，甚至有高喊征俄者”[57]，中华民国政府主张蒙古是中国的领土，没有缔结条约的权利，向俄罗斯抗议《俄蒙协约》是无效的。俄方的回应是，如果中国同意“参加”协议，就承认中国对蒙古的“宗主权”，如果不同意，俄方在承认蒙古“独立”的同时不承认其和中国的“从属关系”。袁世凯的北京政府见俄罗斯的态度强硬，作为外交选择，1913年5月20日，同意了以下6条条约案。[58]
一、俄国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尊重由此种领土关系产生的中国各项历史权利。
二、中国同意不改变外蒙自治制度，并许其有成立军队和警察的专有权，及拒绝非蒙古人向其境内移民的权利。
三、俄国承诺除领署卫队外不向外蒙派遣军队及移民。
四、中国声明接受俄国调处，在上列各条基础上确定中蒙关系原则，外蒙“中央长官”应自认具有中国地方官吏性质。
五、中国政府为酬谢俄国调处，同意俄国人享有俄蒙《商务专条》所规定的权利。
六、日后俄国如与外蒙当局订立关于改变外蒙制度的国际条约，应经中国同意，方为有效。
但是国民党占多数的中国参议院否认了这个条约案。俄国也认为，蒙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说法欠妥，要求中国改变条约案的内容，改为仅承认中国的宗主权。[59]经过再三交涉，两国政府于同年11月4日签订了《中俄声明文件》，[60]俄方承认中国对蒙古的宗主权，中国承认蒙古的自治权和俄方的各种特权。在此期间，博克达汗政府试图统一内外蒙古成立大蒙古帝国，开始鼓动内蒙古的各王公，在俄国的支援下派遣精锐部队到内蒙古，1913年4月以后，频繁和中国军队发生冲突。1915年11月6日，俄国和中国政府签订了《呼伦条约》，[61]将呼伦贝尔划分为“特别区”，承认俄国的特权。
《中俄声明文件》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并在其附属文书上写明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让蒙古很难接受。[62]此外1912年7月的第三次日俄协约承认了日本在内蒙古东部的特权，这也和大蒙古帝国的构想相违。事实上成为了蒙古的支配者的俄国于1915年6月7日，为了调整这一系列问题，和中国、蒙古一起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又称《恰克图协约》）。[63]在该协约中，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第2条），规定“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受大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外蒙古公事文件上用民国年历并得兼用蒙古干支纪年”（第4条）。
但是，“自治蒙古虽然归属于中国主权之下，事实上是沙俄的附庸国”[64]。在俄国革命后的内战所带来的混乱之际，1919年11月7日蒙古的王公联名上书，中国以接受该上书的形式，宣布同月22日开始撤销“自治”以及中国、蒙古、俄国之间的所有条约和协定。另外，以应统治上层1920年1月6日的要求于同月28日废除呼伦贝尔“特别区”。之后，取得苏联支持的蒙古人民革命党掌权，于1924年成立了次于苏联的第二个社会主义国家“蒙古人民共和国”，排除了中国的影响。
以上略述了蒙古的独立过程。正如前文所述，“五族共和论”中认定蒙古（人、族）和汉、满、回、藏一样是中国的一地域、民族。中华民国政府于1912年8月19日公布的《蒙古待遇条例》中规定“嗣后各蒙古均不以藩属待遇，应与内地一律，中央对于蒙古行政机关亦不用理藩殖民拓殖等字样”（第1条），承认蒙古诸王公的权限和称号都和从前一样保持不变，这体现了孙中山的民族平等思想。另外同条例中明确写明维持与共和国不相符的蒙古王公的封建统治（第2条），虽没言及象征中国和属国、属领之间的上下关系的“觐见、进贡”（代表朝贡国君主的使者，根据严格的礼节拜见中国皇帝，献上贡品）的旧习，但也间接地承认了这种关系的存续。这是在当时俄国想要吞并内外蒙古的紧急情势下不得已的选择。[65]1916年7月根据《蒙古待遇条例》第5条、《中俄蒙协约》第4条，实际举行了册封哲布尊丹巴为最高活佛呼图克图汗的典礼。这也不仅仅是“体现了中国中央政府主权的行使”，还是因为“在当时国家积弱的情况下能做到这样，亦可见当时以孙中山民族平等思想为宗旨的民族政策有其成功之处”而获得很高的评价。[66]
对于蒙古独立，中国认为这是俄国从中国抢夺领土，这在存在“瓜分”危机的当时，是自然而然的反应吧。既然辛亥革命的目的是“救亡”，那么作为中华民国政府就要阻止新的“瓜分”，因此绝对不能容忍蒙古从中国分离独立出去。[67]孙中山很早就对俄罗斯抱有戒心，19世纪末的时候就已经主张：“俄国移民开垦西北，其志不小。我国与彼属毗连之地，亦亟宜造铁路，守以重兵，仿古人屯田之法。”[68]中华民国成立后，给蒙古各王公的电文里写道：“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非群策群力，奚以图存。”[69]另外关于《俄蒙协约》，孙中山也发电报给袁世凯激励说，“俄蒙之约万不可承认，当出以最强硬之抗议，使此问题延长时日，则必有良善之结果”，[70]并向参议院呼吁“若我坚持生死力争，彼可转圜，倘稍退让，新疆、藏、满必继去本部，亦难保全。望诸公协助政府否认俄蒙协约，坚持到底，此事关系民国存亡”[71]。
结语
下文概述一下孙中山在蒙古问题上对蒙古等旧藩部的认识。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按次序总结中国丢失领土的情况，如下[72]：
①琉球、暹罗、蒲鲁尼、苏禄、爪哇、锡兰、尼泊尔、布丹；
②伊犁河流域、霍罕、黑龙江以北；
③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
④缅甸、安南；
⑤高丽、台湾、澎湖；
⑥威海卫、旅顺、大连、青岛、九龙、广州湾。
这里只有①是“从前都是来中国朝贡过的”，其他的地名都没有任何注解。也就是说除了①以外，中国本部、藩部、朝贡国都不分“领土”和“属国”，均列为中国丧失的领土。[73]因此有这样的说法：“将藩部、满洲等收入版图的清政府的多民族、多文化统治体制对革命运动的意义，并没有在孙文的视野之内。”[74]另外⑥中提到了九龙，却为什么没有提到作为瓜分的开端的香港，还需要探讨。
中国的属国（朝贡国）、属领（藩部）在遭受列强侵略之际，为了自己寻求生存之路，有两个选择：一是和以前一样依附中国摆脱危机；二是借助列强的力量进行近代化。琉球、朝鲜偏向于前者，特别是在朝鲜，中国企图强化统治，结果却完全丧失了统治权。西藏、蒙古更倾向于依附新兴的帝国主义势力（英国和俄国）。中国在西藏依旧保持统治权，并在之后得到强化。内蒙古依旧在中国的统治之下，而外蒙古却脱离了。
外蒙古脱离中国的统治并独立的背景，有以下的说法。蒙古是臣属于满清，而不是中国（汉民族）。中国和蒙古，即汉民族和蒙古族同时隶属于满清王朝，两民族之间没有主从关系。清王朝灭亡后，两民族同时被解放，各自独立，各自成为主权国家。因此蒙古没有臣属于中华民国的必然性。[75]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民国的孙中山等革命派，曾提倡“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种主张仅仅是主张该驱除的鞑虏是满族，该恢复的中华是汉族的种族革命。这样来说，没有道义性的依据去压抑外蒙古的独立。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提倡的“五族共和”论和“中华民族”论，成为否认蒙古等旧“藩部”的分离独立的论据。也就是说，对于中华民国成立后的边疆危机，以“藩部”是属于“中国本部”这种形式来对抗。孙中山生前并没有意识到“中国本部”和“藩部”，即汉民族和少数民族间的矛盾。
（郑乐静 译）
[1] 这首诗的题目是《如此江山》，写于留学日本期间（1904～1906年）。
[2] 《三民主义》（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第185页。
[3] 戴旭：《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文汇出版社，2010。
[4] 《三民主义》，第253页。
[5] 1850年1月金田起义后，以杨秀清和萧朝贵的名义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小岛晋治译，西顺三编《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第1册，岩波书店，1976，第297～303页。
[6] 《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同前，20页。区建英：《清末的“种族”论与民族主义同一性》，《新潟国际情报大学情报文化学部纪要》10号（2007年5月）。
[7] 《中国同盟会总章》（1905年8月20日）第2条，《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4页。
[8] 由于义和团并不是团结一致的组织，也有文献记载为“保清”“顺清”“兴清”“救清”“助清”“举清”的。其中也有欧美人的记载，实际上很难断定这就是义和团的口号。王如绘、初晓京：《论义和团运动起源的三个阶段》，《东岳论丛》2001年6期。此外，清政府和列强联手镇压义和团的1900年秋天以后，开始出现“反清”“扫清”等口号。
[9] “民族”最早的出处是《东籍月旦》（1899年），“民族主义”最早的出处是《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1901年）。
[10] 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03年），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第754页。
[11] 章炳麟：《〈社会通诠〉商兑》（190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第333页。原文发表在《民报》第12期（1907年3月6日）。根据林义强《排满论再考》，《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49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006。
[12] 邹容：《革命军》，中华书局，1958，第1页。另外“披毛戴角”一词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651页中被删除。
[13] 林义强：《排满论再考》。林义强主张虽然内容有所变化，但“排满”一词作为革命口号已经深入人心，在辛亥革命前没有被放弃。
[14]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6页。
[15]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16] 《中华革命党盟书》（1910年2月中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39页；《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说》（1910年2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41页。
[17] 根据前述的《孙中山全集》。
[18] 《复参议会论国旗函》（1912年1月12日），同前，第18页。
[19] Timothy Richard，Forty-five years in China，reminiscences（London：T. Fisher Unwin，1916）pp.351-352.李提摩太（1845～1919）于1870～1916年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和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都有交流，给他们带来诸多影响。同时也将活动范围扩展到朝鲜、印度、日本等地，和伊藤博文也有深交。
[20] 1990年满族的人口激增为1953年的4倍（在此期间，中国全国的人口增加2倍，少数民族全人口增加2.6倍），可能是因为原来自称是汉族的满族人恢复了本来的民族籍。
[21]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
[22] 《对外宣言书》（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0页。
[23] 《劝告北军将士宣言书》（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1页。
[24] 《在北京八旗生计会等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50页。
[25] 《复参议会论国旗函》（1912年1月12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8页。
[26] 《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7页。
[27] 《在北京袁世凯欢迎席上的答词》（1912年8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19页。
[28] 《在张家口各界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7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51页。此后，同月19日，在山西太原也使用了。《在太原各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0页；《在山西同盟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2页。
[29] 也称“中国本土”，据说是17世纪左右英国人的著作中的China proper一词的翻译。汉民族的原来的居住地，一般是指清初设置的直隶省（现在的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等18省。19世纪以后，设置了台湾省和新疆省，20世纪初设置了黑龙江省、吉林省、奉天省（现在的辽宁省），共为23省。
[30] 回疆于1884年成为新疆省，被归入“本部”。
[31] 《围绕辛亥革命期的五族共和论》，田中正美先生退官纪念论文集刊行会编《中国近现代史诸问题》，国书刊行会，1984。
[32] 特别是1907年2月发表的《金铁主义说》（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参见村田雄二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33] 同前。
[34] 《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
[35] “五色旗”被选为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被选为海军旗，“18星旗”遭到被排除在18省以外的东三省（现在的东北）出身者的不满，增加了一颗星，被选为陆军旗。1929年，随着国旗被定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废除。
[36] 《三民主义》（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7页。
[37]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1920年11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4页。
[38]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3～254页。
[39] 关于西藏请参照林冠群《试论孙文“五族共和”思想》，《中山思想与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吴凤技术学院主办、国父纪念馆协办，2004年4月）；胡岩《“五族共和”口号的提出及其意义》，《西藏研究》1995年第1期。
[40] 熊坤新、戴慧琦：《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时代进步性和历史局限性》，参见熊坤新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xiongkunxin1953，2011年11月29日）。
[41] 《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3～474页。
[42] 前述熊坤新、戴慧琦的论文。
[43]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3～254页。此外，“民族主义”部分用“中国（的）民族”一词比较多，没有“中华民族”一词。
[44] 《孙中山全集》，第188页。
[45] 《孙中山全集》，第237页。
[46] 李喜所：《中国现代民族观念初步确立的历史考察——以梁启超为中心的文本梳理》，《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
[47] 李喜所：《中华民族是谁首提的》，《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2010年5月17日（思雨新闻网 http：//smilefish2005.blogchina.com/4899222.html）。
[48] 《变法通议》（1986年）。参见安静波《论梁启超的民族观》，《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49] 中国以前将梁启超作为孙中山的对立者给予了否定的评价。近年随着国力的增强，在国际性摩擦增多、少数民族问题激化、民族主义高扬的形势下，重新评价他为“中华民族”最初的提出者。前述的安静波的论文就是佐证。
[50] 《公布参议院议决临时约法》（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20页。
[51] 《在北京回教俱乐部欢迎会的演说》（1912年9月中旬），《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77页。
[52] 《中国同盟会总章》（1912年3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60页。
[53]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8、119页。
[54]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7页。
[55] 曾成贵：《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概述》（中）《曾成贵的个人空间》（http：//blog.gmw.cn/home.php？mod=space&uid=4328&do=blog&view=me&from=space&page=32008.10.19）
[56] 1636年设置蒙古亚蒙，1638年改称为礼部所属的理藩院，1661年从礼部独立出来。
[57] 〔日〕参谋本部《蒙古问题之经过》（1914年1月、《蒙古情报》第5巻）第5页。外交史料馆B-1-6-1-438、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50669500。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第4卷下，人民出版社，1990，第835页。
[59] 《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第138页。
[60] 《中俄声明文件》，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第947～949页。
[61] 《呼伦条约》，同前书，第1124～1125页。
[62]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况参照橘诚《“蒙古”独立与领域蒙古——俄蒙协定的分析为中心》，《亚洲研究》52卷3号（2006年7月）。
[63] 前《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1117页。
[64]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附属党史研究所编《蒙古人民革命党略史》，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译刊，1972，第7页。
[65] 齐钧：《民初一项体现孙中山民族平等思想的法制变革——〈蒙古待遇条例〉》，《法律史论集》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2。
[66] 齐钧：《〈蒙古待遇条例〉研究纲要》，中国法律史学会，中国法律文化文化网http：//www.law-culture.com/shownews.asp？id=6884
[67]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承认中国国内诸民族的“自决”，因此当然也容许从中国分离独立，但这种主张，却没有深入孙中山的内心。
[68] 《农功》（1891年前后），《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6页。
[69] 《致贡桑诺尔布等蒙古各王公电》（1912年1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8页。
[70] 《致袁世凯电》（1912年11月16日），同前书，第542页。
[71] 《民立报》1912年11月20日。参见王劲、付春锋《孙中山与蒙古》，《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72]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9～200页。
[73] 21世纪的现在，中国人的这种领土观也没有完全消失。比如中国的网络上有以下的文章：《收回琉球群岛治权，是解决东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钥匙》，铁血社区2010年9月28日（http：//bbs.tiexue.net/post2_4521035_1.html）；《琉球群岛：你什么时候回到祖国母亲的身边》，《军事论坛》2011年8月26日（http：//hot.580k.com/n/201108/26/n20110826_306266.shtml）。
[74] 村田雄二郎：《中华民族论的系谱》，《丛书20世纪中国史1 中华世界与近代》（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年），215～216页。
[75] 张启雄：《独立外蒙的国家认同与宗主国主权归属交涉》，（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0期（1991年6月），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