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星辰：天下的指示

祭祀名山大川，固显所谓“地德”(60)，确立王朝的正统性，这些，自然为安顿天下秩序所不可或缺，但是只有这些显然不够，因为，无论德、礼，都还属于“地”的范畴，而地上（天下）的种种安排，都要有天上的根据，因此须溯源于天。圣人法象乎天地，王者受命于天。观天，祭天，告天，可以说是王天下者的第一要务。《尚书·虞书·尧典》记述帝尧的功绩，开篇即与观天活动有关：“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61)《舜典》所述帝舜之事也是如此，所谓“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即是依据星象安排政事。天象重要若此，实是因为，天为天下秩序奠定基础，提供依据，天象及其变化，即是天下的指示。《史记·天官书》记太史公之言，把这种信念表达得尤为透辟：

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统理之。(62)

古之圣人，后之帝王，既然受命于天，就必须应天顺时，以之为模范设制立政。天上秩序规范天下秩序，“与天同者大治，与天异者大乱”(63)，反过来，天下治乱感动于天，也可于天象变化中见出。为人主者，须观天象以修政事，“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64)中国历史上，围绕这一信仰和实践，一套关于天象及其变化的解释和理论便得以产生，并获得极大的发展。这套经常为现代人误解为古代天文学的知识，实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在传统知识体系和政教制度中据有特殊地位，为古代帝王掌有和治理天下所不可或缺。(65)古人视此为“天地之宏纲，帝王之壮事”，殆非偶然。

通过建立天、地之间的联系来确立、证成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此种观念和实践极为古老，天命理论与天象之学，以及后来的天人合一之说，表现了这一观念的不同方面，其中，天象之学所表现的最为直观。有学者指出，古代不绝如缕、一脉相承的天学之家，即所谓“昔之传天数者”，履行的就是沟通天地的使命；古代灵台与明堂一类建筑的兴建，也都与通天事务相关；进而，陈列于灵台的观天仪器如浑仪、相风、漏刻等物，作为通天礼器，在古人眼中，与玉玺、九鼎等国之重器具有同样性质，均为政治权力的象征物。(66)古人墓室绘制天象图案，“上具天文，下具地理”(67)，其宫阙乃至都城的建造体现“象天法地”的原则(68)；又其依据四时变化设立国家制度，根据天象变化判定政治的清浊，进而改变其行为，调整其政策(69)，这些，也都是受天象与天下秩序相对应观念的影响所致。

可以注意和强调的是，地域的正统性，配合天象，成就王朝的正统性，这一过程，除了透过诸如器物、建筑和制度诸要素来展现天人之间的联系，更需要借助于一系列复杂的典礼和仪规才得实现。不仅如此，唯有透过相应的礼仪典制，不断展示其与天地的联系，天子领有天下的正当性才能够持续地证立和强化。上古王制如此，秦汉以降的郡县天下也是如此。只是秦祚短暂，没有积累更多治理天下的经验，而且秦以军功立国，重律令，崇法吏，于古制未多措意。透过重建礼仪典制来实现新的天下秩序，这一过程历经百多年，完成于汉代。

据日本学者渡辺信一郎的研究，自元帝初元三年（前46）齐诗学派的翼奉奏议迁都洛阳，至明帝永平三年（60）的乐制改革，大约一百一十年间，汉王朝先后建立了畿内制度、三公和十二州牧、南北郊祀、迎气、七庙和祀、官稷、辟雍、学官以及天下之号等。其中，天子祭祀天地的南北郊祀最为重要。如建于南郊的圆形祭天丘坛，坛分三层，上层设天、地神座，中层则分设五帝神座，下层八方皆有阶梯。圆坛向外分中营、外营两个区域，中营设北斗、日月、五星、中官诸星及五岳神座，外营则有二十八宿、外官诸星、雷公、先农、风伯、雨师、四海、四渎及其他名山大川神座。圆坛上下内外，计有神座一千五百一十四个，各依其方位、领域设定。实际上，汉代的长安就是一座由祭坛和诸庙所环绕的都城，这些祭坛和庙宇按照阴阳五行的原理配置于四方，它们不但代表了宇宙间的万物，而且展现了天地秩序。就像秦汉王朝的郡县天下一样，这也是那种井然划一的一统秩序，它吸收、统合了先秦至于前汉的分散于各地的祠、庙、坛、神及祭仪，成一完备而严整的体系。而通过排他性地据有这一祭祀天地的礼仪，天子领有和治理天下的权威便得以最终确立。正因为如此，在每年常规性的祭祀活动之外，祭天也是王朝更替时必不可少的节目。(70)史书记载魏王曹丕（187—226）受禅于献帝时举行的大礼，场面极为壮观：“魏王登坛受禅，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陪位，燎祭天地、五岳、四渎。”(71)新王朝的正统性，就是透过这类极具象征性的浩大礼仪而得到确认。完成于前汉末、后汉初的这一天地祭祀制度，因此而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地展演，一直延续至20世纪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