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书信选集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致马甘拉尔·甘地(1)

[写于1915年3月14日后]

尊贵的马甘拉尔:

你对非暴力的思考是正确的。其要素是达亚(2)、阿克路德哈(3)、阿曼(4)等等。非暴力是萨提亚格拉哈的基础。这点我们在加尔各答已看得很清楚,并得出结论:日后要将非暴力纳入我们的誓言之中。对非暴力的思考能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我们必须遵循所有的亚玛斯(5),必须立誓,方能感知非暴力的内在意义。我和当地数以百计的人交谈,都把亚玛斯(戒律)置于首位。

如果热爱悉多与罗摩的婆罗多不在这人世诞生,

谁来教育牟尼们坚守禁欲与克制的苦行?(6)

我在加尔各答忆起这两句诗文,反复琢磨。我心里清楚知道只有通过遵守这些誓言我们才能拯救印度,才能实现我们的愿望。

遵守不可囤积的誓言之时,我们需牢记于心,不要储存无用之物。要务农,我们可能得养牛,要用牛耕地,还要有所需的农具。在饥荒频发之地,我们必会储备粮食。可是我们需时时扪心自问:我们真的需要这些牛和粮食吗?我们也要在精神上遵守所有的亚玛斯(戒律)。这样,随着时日流逝,才能变得更安贫乐道,还会想到其他可以放弃的东西。克己永无止境。放弃得越多,我们就越能了解阿特曼(7)。如果内心一直想着不要囤积物质,也做到尽可能不囤积物质,我们才守住了不囤积的誓言。

遵守不偷盗的誓言也一样。不囤积说的是不存储不需要的东西。不偷盗指的是不占用不需要的东西。如果只需一件衣服便可蔽体,我却穿了两件,就犯了偷盗他人衣服的罪了,因为别人用得着的衣服不属于我。如果吃五根香蕉就饱了,我却要吃第六根,那也是一种偷盗。假设有五十个青柠,大家都想要。我只需要两个,却因为有很多而拿了三个,这也是偷盗。

如此毫无必要的消费同样违背非暴力的誓言。如果心怀不偷盗的理念,减少物质消费,我们会变得更慷慨。要是能减少物质欲望,再以非暴力的理念激励自己,我们就会变得更慈悲。可以说,要能做到让一切动物和生灵都不会因我们而感到恐惧,我们就是对它们心怀慈悲,心怀大爱。心中有爱的人不会觉得有任何生灵能危及自己,甚至压根儿都不会有这种念头。这就是我从印度教圣典和自己个人经历所得出的确凿结论。

所有这些誓言的根本原则就是真理。人会自欺欺人,不承认自己偷窃或囤积。因此,只有细心反省,方可确保我们始终按真理行事。要是无法确定是否应保存某物,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弃而不存。克己之人不会违背真理。要是无法确定话是否当讲,则立誓坚守真理之人应当三缄其口。

我希望你们全都自觉自愿地立下自己认同的誓言。我始终认为誓言很有必要。但每个人只应在自己觉得有必要的时候立誓,而且只应立自己想立的誓言。

罗摩占陀罗(8)堪称一名伟大的勇士,成就了无量的丰功伟绩,杀死了成百上千的恶魔。但若无他那些忠实的追随者,例如罗什曼和婆罗多(9),或许今天谁也想不起他是谁。我要说的是,如果罗摩不过是区区一介力量超群的武士,他的伟大转眼就会被人遗忘。曾有多少英勇武士如他一般斩杀恶魔,但今日却无人歌颂他们的丰功和英名。在罗摩的身上还有另一种力量,吸引着罗什曼和婆罗多,将他们造就成伟大的苦行者。在颂扬他们的苦行之际,杜勒西达斯(10)不禁问道,如果婆罗多没有出世,如果没有他那超乎圣人的苦行,罗摩还能从一个混迹江湖的枭雄成神吗?他这话就等于在说,是罗什曼和婆罗多守护了罗摩的名望,守护了他的教诲。更进一步说,苦行不是万能的。罗什曼虽十四年不食不眠,可因陀罗耆特(11)也做到了。只是后者完全不知何谓苦修,而前者向罗摩学到了苦修的真意。因陀罗耆特虽能禁欲,但他受天性驱使,滥用自己通过禁欲而获取的力量,沦为恶魔,最终败在自律敬神、寻求救赎的罗什曼手中。同样,大师(12)的理想不管如何高远,若无人付诸实践,它只会被封存在岁月幽暗之处。相反,若有人将此理想付诸实践,其光芒将加倍辉耀。在实践理想的过程中,人要攀爬的阶梯就是塔帕斯(13)。因此,我们要认识到,有必要从小就训练孩子培养塔帕斯——自律。

祝福你!
巴布(14)

出自《圣雄甘地全集》,第八卷,第37—39页

纳瓦加姆
星期四[1918年7月25日]

马甘拉尔:

你被拉奥吉拜(Raojibhai)吓坏了,而他则被我吓到了。其实是他对我的话想多了。

没有,我的理想毫无更改。尽管我在印度的经历很不愉快,但我始终坚信,我们从西方学不到什么。无论是我在此间看到的种种恶行,还是这场战争,都未改变我根本的理念。原有的理念反而变得更为纯粹。我绝不认为我们应当引入西方文明。我也不觉得我们要学西方人喝酒吃肉。但是我确实认为,斯瓦米纳拉亚纳教派(15)和瓦拉巴查亚(16)剥夺了我们的男子气概。他们让人民无力自卫。戒掉吸烟喝酒这些恶习固是好事,但戒除恶习本身并非目的,而是手段。一个有个性的吸烟者值得交往。相反,结交一个从未吸烟但却犯了通奸罪的人毫无裨益。斯瓦米纳拉亚纳教派和瓦拉巴查亚宣扬的不过是感性主义的爱。这无法让人领悟到爱的真谛。二者也从未思考过非暴力的真正本质。非暴力是在奇塔(17)中控制一切的冲动。非暴力尤为涉及人际关系。但这两个教派写的东西对这一点提都未提。这两派都是我们这个腐朽的时代的产物,自是深受环境的影响,结果它们都对古吉拉特地区产生了不良影响。图卡拉姆(18)和拉姆达斯(19)就没有这样的影响。前者的《阿帕格》(20)和后者的《赞歌》(21)热情讴歌人的奋斗。而此二人同是毗湿奴派信徒。所以,我们绝不能将毗湿奴派传统与瓦拉巴查亚或斯瓦米纳拉亚纳的教义混为一谈。毗湿奴派蕴含着古老的真理。之前我还不太清楚,但现在已认识到,暴力中也有非暴力。这对我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之前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有义务阻止一名醉汉作恶,也有义务让一只病痛不堪的狗或一只患了狂犬症的狗安乐死。在这种情况下,暴力其实是非暴力。暴力只在行动上。梵行(22)在于克制,不纵欲,但我们并不是要把儿子养成阳痿者。儿子长大成人,即便精气十足,只要能控制自己的生理冲动,就守住梵行的戒律了。同样,我们的后代必须身强体健。如果他们还不能完全放弃暴力的冲动,可以允许他们有暴力行为,允许他们用力打斗,如此方可让他们变得非暴力。一名刹帝利(23)只能从另一名刹帝利那儿学会非暴力。

我阐述的就是东西方的差异,而且是很大的差异。西方文明是建立在自我放纵的基础上,而我们的文明则是建立在克己自律之上。动用暴力对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为达到洛卡桑格拉哈(24)的最后手段。而西方将继续执意沉溺于暴力。我以前就参与过创立议会运动以及类似的活动,现在做的事没什么两样;之所以参与这些活动,是为了对这些团体有所监督。你要是读过我写的那篇关于蒙太古先生的改革方案的文章(25),你就会明白。本来我就对这场运动没有兴趣,之所以参加只是为了传播自己的理念。但后来发现要放弃自己的理想才能继续参与运动,我就决定退出了。

相信上面所言回答了你的问题。我在那里只待一天,无暇过多解释,所以把想法写下来。这样会让你思考,如果还有不明之处,再问我。

我会继续待在纳瓦加姆。原想今天离开,但可能无法成行。

祝福你!
巴布

出自《圣雄甘地全集》,第十四卷,第504—505页


(1) 马甘拉尔·甘地(Maganlal Gandhi),甘地的侄儿;在南非辅佐甘地工作近十年;1914年8月他与师生一行25人离开凤凰村,返回印度,在泰戈尔的圣蒂尼克坦学院住了一段时间。马甘拉尔曾任沙巴玛蒂阿什拉姆公司经理,全印土布董事会董事,一直投身建设纲领工作。1928年他英年早逝,甘地痛失左膀右臂。——原注

(2) 慈悲。——原注

(3) 无畏。——原注

(4) 不为受人尊重的渴求所支配。——原注

(5) 所有重要的道德责任或宗教戒律。——原注

(6) 引自杜勒西达斯著,金鼎汉译:《罗摩功行之湖》,第二篇《都城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5页。

(7) 自我。——原注

(8) 罗摩占陀罗(Ramachandra),又称罗摩,史诗《罗摩衍那》的主人公,阿逾陀国的王子,印度古代传说中的一个伟大英雄,在印度教中是三大主神之一毗湿奴的第七个化身。

(9) 罗什曼(Lakshmana)和婆罗多(Bharata)都是罗摩的胞弟和忠实的追随者。

(10) 杜勒西达斯(Tulsidasij,1532—1623),印度著名诗人,其代表作为长篇叙事诗《罗摩功行之湖》(Ramcharitmanas,又译为《罗摩功行录》)。诗中歌颂经典史诗《罗摩衍那》主人公罗摩的各种非凡业绩,祈求罗摩给以解脱,是名副其实的宗教赞美诗,在印度中、北部有着极大的影响。

(11) 因陀罗耆特(Indrajit),别名弥迦那陀(Megha-nada),魔王哈瓦那(Ravana)之子。因战胜众神之神因陀罗(Indra)而得名因陀罗耆特。——原注

(12)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原注

(13) 苦修。——原注

(14) 巴布(Bapu),印度语,意为“父亲”。

(15) 斯瓦米纳拉亚纳教派(Swaminarayana),毗湿奴教派之支派,创立者为思瓦密·萨哈嘉南德(Swami Sahajanand,1781—1833)。——原注

(16) 瓦拉巴查亚(Vallabhacharya,1473—1531),宗教大师,古吉拉特地区虔诚派主要传播者。——原注

(17) 心智。——原注

(18) 图卡拉姆(Tukaram,1577—1650),17世纪印度著名马拉提语诗人,著有5000多首“阿帕格”抒情诗。他的诗歌对后世许多诗人如泰戈尔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 拉姆达斯(Ramdas,1534—1581),印度锡克教第四代祖师。

(20) 马拉提语格律赞美诗。——原注

(21) 格律诗歌或辞赋。——原注

(22) 字面上的意思是使人成神的行事。——原注

(23) 印度第二等级种姓,武士阶层的一员。——原注

(24) 意为于社会保护有裨益的。——原注

(25) 1918年7月英国印度事务大臣蒙太古(Montagu)和驻印总督蔡姆斯福德(Chelmsford)联合署名发表改革方案,激起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