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
一
巴多利
1922年2月19日
我亲爱的贾瓦哈拉尔：
看来工作委员会的决议让你们很难过。我很同情你们，心里更是牵挂着你的父亲。我能想象得到他有多痛苦。不过我也觉得自己没必要写这封信，因为我知道，开始你们会感到震惊，但过后肯定能真正看清整个形势。让我们别再为德维达斯(2)的年少轻狂感到困扰。这可怜的孩子多半只是头脑发热，失了分寸。但是几名警员遭一些同情非暴力活动的群众残忍杀害，这个事实不容否认。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群众是有政治头脑的。如此明确的警告，我们若不加关注，那就是犯罪。
我必须告诉你，警员遇害实在让我忍无可忍。我给总督写公开信的时候并非毫无顾虑，此点在信中的措辞一目了然。马德拉斯(3)发生的事件早就让我感到不安，但我压下了警告的声音。在戈勒克布尔事件之前，我就收到了来自加尔各答、阿拉哈巴德和旁遮普等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的来信。他们告诉我错不全在政府一方，我们的人也正变得越来越激进、肆无忌惮、咄咄逼人，这样的人正在逐渐失控，他们的行为已不再是非暴力。虽然在费罗兹普尔吉尔卡事件(4)上政府并不光彩，但我们也并非毫无过错。哈钦(5)抱怨巴雷里（Bareily）。我则对贾佳尔满腹怨言。在沙贾汉布尔县（Shahajanpur）也有人企图以武力占领县政府。国大党秘书亲自从卡努杰（Kanouj）发来电报说，做志愿者的男孩子们不服从管理，他们在一所高中设置纠察队，禁止16岁以下的孩子们去上学。在戈勒克布尔，有三万六千人报名做志愿者，可遵守国大党誓言的却不足百人。贾姆纳拉吉(6)告诉我，加尔各答彻底处于无组织状态，志愿者们身着洋装，也必不遵守非暴力原则。我已掌握了这么多的消息，再加上更多来自南部的消息，最后楚里楚拉的消息就像一支强大的火柴引爆了火药，火光冲天。我敢担保，如果不叫停这场运动，那么我们进行的就不再是非暴力抵抗，而是实实在在的暴力抗争。毋庸置疑，非暴力就像玫瑰精油的芬芳弥漫到了全国各地，但是暴力的恶臭更为熏天，无视或轻视如此恶臭实为不智。这次的撤退会让我们的事业成功。不知不觉间，这场运动已偏离了正确的路线。我们重返起点，为的是能更好地再度起航直行。相较你我目前处境，我能对事态做出更为均衡的判断。
我能否向你提供我在南非的经历以供参考？我们在南非坐牢的时候，总会听到各种消息。第一次坐牢，头两三天，我听到一点点消息就很高兴，但很快我意识到，对这些小道消息感兴趣毫无用处。我什么也做不了，有用的信息送不出去，我只能于事无补地折磨自己的灵魂。我认为自己身陷囹圄，无法指挥运动。于是，在我能和监狱外的人见面，和他们自由交谈之前，我就等着。我说了你别不信，那时候我对运动只保持一种学术型的兴趣，因为我觉得自己无权做出任何判断，而且我发现这么做是正确的。我清楚地记得，每次我获释出狱，在亲自获悉第一手信息之后，我都发现需要对自己在狱中的想法做出修正。不知何故，监狱的氛围让人无法面面俱到地考虑问题。故此，我希望你彻底放下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忽略它的存在。我知道这么做很难，但是如果你认真地做点研究，干点体力活儿，你就能做到。最重要的是，你不管做什么，千万不要对纺车(7)心生厌烦。你我或可因自己曾多次做错事、信错事而自我嫌恶，但我们将信念钉在了纺车上，每天以祖国之名纺出那么多的纱线，我们将坦然无悔。你随身带有《赞歌》。我无法给你提供埃德温·阿诺德(8)无与伦比的英译版，下面几句是我从梵文译过来的：“在此处，业既始则不废，也不会有什么障碍。只要些许达磨，便可免除巨大惊骇。”(9)原文中“达磨”（Dharma）指的是卡玛瑜伽(10)，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卡玛瑜伽就是纺车。你上次让普雅雷拉尔(11)转交给我的信很冷淡，希望这次能收到一封让我高兴的信。
你真诚的，
莫·卡·甘地
出自《旧信札集》，第22—25页
二
静修院，萨巴玛蒂
1928年1月17日
我亲爱的贾瓦哈拉尔：
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让我疼痛的肩膀歇歇，我只能口授此信。星期天我给你写了一封关于芬纳·布鲁克威(12)的信，希望你已按时收到。
你批判了我好几篇文章（那篇关于所谓“全印展览”的文章除外）。但你知不知道，我写那些文章还是因为你是其中谈及的活动的主要合作者。不过就凭我们俩的关系，我并不担心你误解我的动机。但是，我认为你批判得不对。我倒是不介意。因为这么多年你似乎一直在努力压抑自我，而这些文章显然让你从自我压抑中释放出来了。虽然我已经开始觉察到你我观点有异，但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差异竟如此之大。你一直如超人一般压抑自我，一直相信为了民族大业你要摒弃自我，协助我，服从我。你以为这么做自己仍能毫发无损，其实不然，如此不正常的自我压抑一直在磨损你。你一直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对我的严重缺陷视而不见。现在你能正视我的缺陷了。我也可以向你指出我的其他错误。我担任国大党党魁时，在《青年印度》上发表过的几篇关于全印国民大会委员会的文章就有错误。在全印国民大会委员会会议上，我也时有不负责任和草率的言行。可是当时你还处于麻木状态，丝毫没像今天这样对我这些错误感到震惊，所以那时我也觉得没必要向你指出你信中前后矛盾之处。现在我关心的是今后该怎么办。
这些年来你一直谦恭坚定地拥护我，如今我了解了你的心态，愈发珍惜你的忠贞。你要是让我给你自由，我会尽你所需，让你不再仰视我。我很清楚，你必须继续对我开火，对我的观点开火。因为，如果我错了，肯定会对国家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而你的职责就是发现我的错误，然后反抗。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结论正确与否，我将乐于私下和你进行探讨。我觉得你我之间存在着极大的根本性分歧，无法调和。你一直如此英勇、忠诚、能干、诚实。我不想对你掩饰，失去你这样的一位同志我很痛心。可是为了服从大业，有时不得不牺牲同志情谊。我们的事业高于其他一切。不过即便有朝一日你我在事业上不再是同道中人，我们仍是亲密的朋友。我们早已亲如一家，这不会因你我政见不同而有任何改变。我和好几个人都保持着这样的关系，实为幸事。比方说萨斯崔，他和我原就私交甚笃，后来我们发现彼此的政见南辕北辙，尽管如此，我们的交情历经了严峻的考验，仍延续至今。
我建议你郑重地公开你的见解。给我写一封公开信，陈述你的不同政见。我会把此信发表在《青年印度》上，同时也发表我的一则简短回复。你的第一封来信我看完并写好回信后就销毁了，第二封来信我还留着。如果你觉得麻烦，不想另写一封，我打算就把眼前你这封来信拿去发表。我没觉得你信里有什么冒犯之处，不过如果我发现有的话，放心，我会删除掉的。我认为你这封信写得很坦白，很公正。
爱！
巴布
出自《旧信札集》，第58—60页
三
色高恩，瓦尔达
1939年7月29日
我亲爱的贾瓦哈拉尔：
我把引导达米邦(13)人民的任务交给你。我觉得你能独力担当，让我卸下此重任。各邦似乎都想孤立国大党，无视国大党，所以才召开了诸邦会议。我已在《哈里真报》发文提议，未经你们委员会同意，任何邦或城镇协会都不应擅自采取行动。我只会通过你而有所举动，即，只在你询问我的时候才会发表意见，就像我对工作委员会一样。昨天我也是这么告诉瓜廖尔地区人民的。但你要想让委员会正常运作，还得对其进行重组。
我最终还是没去成克什米尔。申克·阿卜杜拉(14)和他的朋友们无法接受我作为嘉宾访问该邦。我根据以往经验接受了邦政府的邀请，以为申克·阿卜杜拉会同意。结果发现自己判断错了。于是，我谢绝了邦政府的邀请，只接受申克的私人邀请。但这又让邦政府很没面子。最后我只好彻底取消此行。在接受邦政府邀请时，我既没想着要和你一起出访，也没征求申克的同意，真是一错再错。我得承认，之前和申克还有他那些朋友打交道的时候，我不是很满意。我们都觉得他们不讲道理。汗·萨伊布(15)试过和他们理论。白费力气。
你的锡兰访问甚是荣耀。我并不在意此行能否带来什么即时成果。我也是无意中才想到要派国大党代表团出访锡兰的。萨勒·铁布吉（Saleh Tyabji）要我派你出访缅甸，安德鲁斯想要你出访南非。虽然他们俩催个不停，但我还没想好。等见面时再谈。希望你神清气爽，希望克丽什娜过得开心。
爱！
巴布
出自《旧信札集》，第387—388页
四(16)
1945年10月5日
我亲爱的贾瓦哈拉尔：
多日以来我一直想给你写信，但直到今天才能动笔。我也一直在考虑是用英语还是用印度斯坦语给你写信。最后我还是喜欢用印度斯坦语。
首先，我想谈谈我们之间的观念差异。我觉得，如果我们在观念上存在着根本性差异，那么民众都会有所觉察。如果我们向民众隐瞒，将不利于争取自治的工作。我曾说过，我仍然坚持自己在《印度自治》中的政府体制构想。那不仅仅是纸上谈兵。1908年我写了这本小册子，之后，我全部的经历都印证了自己信仰的真实性。因此，哪怕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坚持这份信仰，我也不在乎，因为我只能坚持自己所认识的真理。我手头现在没有《印度自治》。我最好用自己的语言重新勾勒一下未来印度的前景，即便和我在《印度自治》中的构想略有出入，但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关键不是要证明当年我所言无误，而是要知道今日我所思为何。我坚信，无论是印度要获得真正的自由，抑或是世界要通过印度获得真正的自由，人们迟早都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应该生活在乡村里，而不是在城镇的小屋或豪宅里。数以千万计的人们永远也不可能在城镇和豪宅中和平共处。他们终将别无选择，只有诉诸武力和谎言。我认为，没了真理，没了非暴力，人类就只有毁灭。只有在乡村简朴的田园生活中我们才能实现真理，实现非暴力，而最能体现这种简朴生活的就是手纺车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如果今天全世界都选错了路，我也不应担心。很有可能印度也会走上这条错误的道路，就像谚语中的飞蛾，围着火焰起舞，越来越兴奋，最终引火自焚。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就有责任有义务尽力保护印度，并通过保护印度来保护世界，让人类免遭此劫。我说过很多话，但归根结底，我想说的是，每个人都应满足于自身真正的需求，而且要自食其力。人若无自控力，就无法自我拯救。这个世界终归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就像海洋是由水滴组成的一样。这个真理广为人知，我只是老调重弹罢了。
不过，可能以前我在《印度自治》中没有提及这些话。尽管我很崇拜现代科学，但我认为真正的现代科学之光应照耀在古老的智慧之上，让古老的智慧换上新装，重新焕发生机。千万不要认为我所想象的田园生活和今日的农村一模一样。时至今日，我还只能在脑海中看到我的梦之村。说到底，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梦想之中。在我理想的乡村里，人人聪慧。他们不会像动物那样生活在污垢和黑暗之中。男人和女人都自由自在，不与任何人为敌。那里没有瘟疫，没有霍乱或天花；没有游手好闲之徒，没有人沉溺于奢华不可自拔。每个人都要完成自己分内的劳动。我不想过细地描绘一幅宏大的画面。可以设想村子里有铁路、邮局、电信局这类设施。对我而言，关键在于获得真理，其他一切自会水到渠成。如果我放弃了真理，一切都将落空。
工作委员会在最后一天会议上决定，将召开为期两到三天的会议，就此事展开全面讨论，明确委员会的立场。我觉得这样很好。不过不管开不开这个会，我都希望我们清楚彼此的立场。有两个原因让我这么希望：其一，政治工作并非你我之间的唯一纽带。我们情谊深厚，坚不可摧。因此，我热切地希望在政治领域我们也能清楚相互了解。其二，我们都不认为对方毫无益处。我们同为印度的自由大业而生，也愿为此大业欣然赴死。我们不求世人的赞誉。世人之褒贬于你我轻如鸿毛。效忠祖国，谈何个人荣耀。为印度效忠，我愿意活到125岁，但我得承认自己已是风烛残年。相较之下，你风华正茂，所以我任命你为我的接班人。可是，我必须了解我的接班人，我的接班人也必须了解我。只要能做到这样，我就知足了。
还有一件事情。我和你提过要你加入嘉斯杜白基金会和印度斯坦语推广会(17)，你说你要想想，然后再告诉我你的决定。可是我发现你的名字已经在印度斯坦语推广会名单上了。纳纳瓦提（Nanavati）提醒我说，他之前已就此事找过你和毛拉大人(18)，而且早在1942年就拿到你的签名了。不过，这已是往事。推广会现在的立场你是知道的，如果你坚持自己当年签名的立场，那么我想让你做些工作。工作也不会很多，也不用你为此四处奔波。
不过嘉斯杜白基金会的工作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无法接受我上面所言，那么恐怕你也不会愿意加入基金会，对此我能理解。
最后，我想和你谈谈在你和萨拉特·巴布(19)之间的矛盾。我感到很痛心。但我没完全搞懂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还有什么你没告诉我？如果有，你得告诉我。
如果你觉得我们需要就我此信中提到的事情面谈一次，我们就安排一下。
你工作太勤奋了。希望你身体健康。想来英杜也很健康。(20)
祝福！
巴布
出自《旧信札集》，第505—507页
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来信
阿南德之家
阿拉哈巴德
1945年10月9日
我亲爱的巴布：
刚从鲁克瑙（Lucknow）回来就收到了您10月5日的来信。很高兴您写得如此全面，我会尽可能予以详尽答复，不过要是我回信稍迟，还望见谅，实是现在应酬安排密集，难以抽空。我只在阿拉哈巴德逗留一天半。最好是能和您面谈，但现在还不知何时有空。我会尽量安排。
简而言之，在我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真理与非真理的对抗，抑或是非暴力与暴力的对抗。必须假定，我们务必致力于以真诚合作与和平的方式，打造一个促进合作与和平的社会。归根结底，问题在于如何打造这样一个社会，以及这个社会的构成为何。我不理解为何只有农村才能体现真理和非暴力。农村地区往往在学识和文化方面落后，落后的环境难以有所进步。人们见识狭隘，常常为人虚伪，举止狂暴。
其次，我们还要明确一些目标，以满足国家与国民的最低要求，如充足的粮食、衣物、住房、教育、卫生等等。心中有了这些目标，我们还需明确地找到办法，迅速实现目标。此外，我认为必须要有现代交通工具，还要继续发展其他现代化建设。这些都不可或缺。因此，也应在一定程度上发展重工业。一个纯粹的农村社会怎么适应得了呢？不管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我个人希望都能尽量地方化，而这点随着电力建设的推进完全可以做到。一个国家要是存在着两种经济体制，那不是两种体制相互矛盾，就是一种压过另一种。
我们要在此环境下做出思考，如何让国家实现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独立，不受外来侵略。我认为，没有先进的技术，印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我说的不仅是军队建设，还有科技发展。环顾当今世界大局，只有各个领域科研能力都过硬的国家，其文化方可长足发展。在今天的世界，从个人到团体和国家，贪欲横流，结果冲突不断，战火连连。整个社会基本都是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之上。必须铲除这个基础，将其换成合作，杜绝孤立隔绝。如果我们承认这一必要性，并认为是可行的，那么我们应当努力实现一个与世界各国合作的经济制度，而非与世隔绝。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孤立的印度极可能进入某种封闭状态，只会增长他国贪得无厌的趋势，从而导致冲突。
千万民众个个身居豪宅固然不可能，但人人都应享有舒适的现代化家园，优雅地安居乐业。可叹目前很多城市增长过速，弊端丛生。我们或许应该阻止城市过度增长，与此同时鼓励农村向城镇的文化水平看齐。
我是在多年前拜读了您的《印度自治》，现在记忆挺模糊的。但即便是二十多年前读此大作之时，我也觉得其中构想极为不切实际。我还以为那之后您再出书，发表演讲，已经对原有立场有所改进，更为重视现代化趋势。所以当您告诉我，当年的构想在您心中丝毫未变，我很是诧异。您是知道的，国大党从未考虑过这一构想，更不可能予以采纳。您虽然要求过国大党落实其中个别次要方面，但从未提出过要全盘采纳。这些根本性问题涉及不同的人生观，国大党应不应该思考这些问题呢？请您明断。我认为，像国大党这样的一个团体不应沉湎于这类问题的讨论，因为这种讨论只会造成人们思想混乱，导致当下无力行事。这同样可能阻碍国大党与国内其他组织的关系。当然，在印度获得自由后，这些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最终都应由民选代表决定。我觉得目前对大多数此类问题的思考和探讨都是从以前的视角出发，忽视了一代人以来全球已然发生的重大变化。《印度自治》写于1938年前，之后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这些变化的趋势未必好，但无论如何，我们思考问题都必须着眼于今日的事实、力量和人力物资，否则就是与现实脱节。您说的不错，各国，或者说大部分国家，似乎都执意要自取灭亡。这可能是西方文明中邪恶的种子不可避免的发展结果。我是这么认为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西方文明发展至今显然也有其可取之处。
以上只是我的一些胡思乱想，恐怕对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有失公允。杂陈乱说，还望您能见谅。过段日子我会更清晰地就此话题另写书信。
关于印度斯坦语推广会和嘉斯杜白基金会，两者我都很赞同，而且觉得它们做得都很好。但对这两个组织的工作方式，我没有把握，觉得不是很合我意。我对它们真的不太了解，无法确定。不过目前我时间不宽裕，接下来的几个月很可能我和其他人都会忙得不可开交。如果我自己都觉得做不来，最好还是不要担更多的职责。因此我不打算只在形式上加入任何责任重大的委员会。
至于萨拉特·鲍斯为什么对我生这么大的气，我一无所知，除非是我在外交关系上的整体态度让他早就心怀不满。无论我对错与否，我都觉得萨拉特的举止过于幼稚，不负责任。或许您还记得，以前苏巴斯(21)不赞成国大党对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慕尼黑和中国的态度。萨拉特的不满反映出来的可能是当年相左的意见。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会有什么其他原因。
我发现您11月初会去孟加拉。可能那时我也会去加尔各答三四天。如果这样，希望能与您会面。
可能您已在报纸上看到，新成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邀请我和其他人出访爪哇。鉴于此情况的特殊性，我当即决定接受邀请。能否成行取决于我是否找得到去那里的必要交通工具。对此我深表怀疑，所以多半去不成。从印度飞往爪哇只要两天时间，从加尔各答可能只要一天。印度尼西亚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22)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想来您是知道的，爪哇岛基本上都是穆斯林人。
希望您身体健康，流感已经彻底好了。
挚爱您的，
贾瓦哈拉尔
圣雄甘地
自然治疗诊所
托蒂瓦拉路6号
浦那
出自《旧信札集》，第507—511页
五(23)
浦那
1945年11月13日
我亲爱的贾瓦哈拉尔：
昨天的交谈真让我高兴，只可惜不能谈久些。我觉得我们一次是谈不完的，需要经常见面。我要不是体力不支，无法东奔西走，否则无论你现在身在何处，我都会追过去，再和你倾心交谈几日，然后再回来。我生性如此，以前我就这么做过。我们需要彼此深入了解，其他人也需要清晰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只要像今天这样心意相通，就算最后彼此保留不同意见也没关系。昨天的交谈给我的印象是，我们的观点并无很大分歧。作为验证，下列是我所理解的交谈要点。如有出入，请予以更正。
（1）在你看来，真正的问题在于人如何方可充分发展智力、经济、政治和道德。这点我完全赞同。
（2）在这方面，人人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3）换言之，在城乡之间，人人皆应享有同样的饮食、衣着和其他生活条件。为实现此平等，在基本生活必需品上，如衣物、食物、住房、照明和水，现在国民就应做到自给自足。
（4）人非生而孤绝，人在本质上是既独立又相互依存的社会动物。谁也不应欺压他人。如果我们试着弄明白这种生活的必要条件，我们就得接受这样一个结论，即社会的单位必须是农村，或者称为小型可控群体；理想的状态是，每个单位自给自足（在单位成员的必需品方面），单位成员相互合作、相互依存。
如果我知道到目前为止自己对你的理解无误，那么我会在下封信对第二个问题做进一步思考。
我已让拉吉·库马瑞(24)将我给你的第一封信翻成英文。信还在我这。现附上此信的英文译本。英译本能起到两个作用，它能让我更完整、更清晰地向你说明我的想法，它也能让我明确地发现我对你的理解是否准确无误。
祝福印度。
祝福！
巴布
出自《旧信札集》，第511—512页
(1) 1921年12月，印度不合作运动经历了第一次大规模被捕入狱的过程。政府从技术层面操纵，判处数以万计的印度人违法入狱。我们大多数人，包括我父亲在内，在获罪入狱期间得悉圣雄甘地突然下令撤销这场运动。撤销的原因是联合省戈勒克布尔区楚里楚拉村（Chauri Chaura in the Gorakhpur district of the United Province）一群过激村民袭击了当地一所警局。村民们烧毁了警局，并杀死了在场的几名警员。如此伟大的一场运动却因一小群村民的不当之行戛然而止，对此狱中众人均痛心疾首。当时圣雄甘地仍是自由身，即尚未被捕入狱。我们试着从狱中向他传递消息，表达我们对他所采取的措施深感痛心。故有甘地此信。此信交给我妹妹，即维嘉拉克施密·潘迪特（Vijayalakshmi Pandit），由她在探监的时候读给我们听。——原注
(2) 德维达斯（Devidas Gandhi，1900—1957），甘地第四个也是最小的儿子，非暴力抵抗运动积极分子，曾多次被捕入狱。
(3) 马德拉斯（Madras），今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府金奈，坐落于孟加拉湾的岸边，是印度第四大都市。
(4) 指1921年12月23日当地发生的枪击事件。——原注
(5) 见信件《致哈钦·阿兹玛尔·汗》原注。
(6) 见信件《致贾姆纳拉·巴贾杰》原注。贾姆纳拉吉是贾姆纳拉·巴贾杰的昵称。
(7) 此处“纺车”应暗喻“非暴力”。参见Mohit Chakrabart, The Gandhian Philosophy of the Spinning Wheel, New Delhi: Concept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8) 埃德温·阿诺德（Edwin Arnold，1832—1904），英国诗人，其诗集《神歌》（The Song Celestial）为《薄伽梵歌》的经典英译本。
(9) 此处译文引自张保胜译《薄伽梵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10) 达磨意为“法”或“正确的行为”。卡玛瑜伽讲求的不是灵活身体的体位法，而是通过做事来达到内心的专注投入与不求回报心理，进而领悟瑜伽行者的真正内涵。
(11) 见信件《致查·拉贾戈巴拉查理》原注。
(12) 芬纳·布鲁克威（Fenner Brockway，1888—1988），英国政治家，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成年后因反战活动多次被捕入狱，1920年后积极支持印度独立。
(13) 达米邦（Dhami），印度北部，时为英属土邦（Princely State），1948年后成为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的一部分。
(14) 申克·阿卜杜拉（Sheikh Abdullah，1905—1982），印度政治家，印度北部查谟—克什米尔邦政治中坚领袖，国民大会创办者，曾三次担任克什米尔地区政府首脑。
(15) 汗·萨伊布（Khan Abdul Jabbar Khan，1882—1958），印度独立运动领袖、巴基斯坦政治家。
(16) 原信用印度语写成。——原注
(17) 早在1918年甘地于马德拉斯成立印度斯坦语推广会（Hindustan Prachar Sabha），期望通过共同语言推广，凝聚南北各邦民族统一意识。甘地为该会终身主席。
(18) 毛拉大人（Maulana Sahib），“maulana”为巴基斯坦、印度等地区对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学者的称号；“sahib”为英属印度时期的尊称，意为“大人、阁下”。此处指的是阿卜杜·卡兰·阿扎德（Abul Kalam Azad，1888—1954），著名印度学者、印度独立运动中国大党资深穆斯林领袖、印度独立后首任教育部部长，人称“阿扎德大毛拉”。
(19) 即萨拉特·钱德拉·鲍斯（Sarat Chandra Bose，1889—1950），律师、印度自由斗士。
(20) 英杜（Indu），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Indira）的昵称。
(21) 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h Chandra Bose，1897—1945），萨拉特的弟弟，印度著名激进独立运动家，也是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领导人，以及印度国民军的最高指挥官。
(22) 穆罕默德·哈达（Mohammad Hatta，1902—1980），印度尼西亚政治家。他与苏加诺同为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领袖，印尼独立后任首任副总统，也曾兼任过总理和外交部长。由于与苏加诺政见不合，他最终辞去了副总统之职，但仍为印尼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23) 原信用印度语写成。——原注
(24) 拉吉·库马瑞（Amrit Kaur Rajkumari，1889—1964），印度著名社会活动家、自由斗士、甘地的坚定支持者，1934年加入真理静修院，此后16年间担任甘地的秘书，1947年印度独立后十年间出任卫生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