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傅抱石与郭沫若在日本的交往

王廷芳[15]

傅抱石先生于1933年下半年得到了一笔公费东渡日本留学。到东京不久他就去拜会了蛰居东京郊区千叶县市川乡下的郭沫若先生。从此开始了持续了他们后半生的深厚友谊。郭先生初次见到这位不到30岁的青年那样的诚恳忠厚，刻苦钻研、勤奋上进并且在专业上几乎完全靠自学已取得十分可喜的成果十分喜爱。抱石先生对郭先生早已是十分敬慕，但是郭先生对他那种亲切、坦荡、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像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对他的热情接待，是傅先生万万没有料到的，真正是一见如故，他们很快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有着频繁的交往。他们之间除了学术上经常互相切磋外，在其他方面也都互相支持和帮助，当然主要的还是郭先生对傅先生的支持和帮助。对于他们之间这一段的交往，两位先生生前经常作为美好的回忆向人们谈起。郭先生在重庆期间写了两篇专门谈论傅先生的有关绘画问题的文章——《题画记》和《竹荫谈画》中就有不少这方面情况的叙述。除此之外，只有在一些纪念性的文章中有些片断的回忆。所以大家都希望能有新的一批材料的发现，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不负大家的期望，最近几年确实发现了有关两位先生当年在日本的交往的文字资料，并且都是亲笔原件，这就更显得十分珍贵。

1987年底，郭先生在日本时，为他出版了多部甲骨金文著作的文求堂书店的店主田中庆太郎的三公子田中壮吉先生出版了一部纪念他父亲田中庆太郎的纪念集，感谢他们也赠送了我一部。在这部纪念集中，有三封信是郭先生为傅先生的事情专门写给田中庆太郎的，第三封信后还附有傅先生致郭先生的一封信。这些信都是原件影印的，原信都无标点，我照录如下：

第一封信

径启者：

傅抱石君有摹印学一部，欲在此间出版，不识贵堂能承印否，特为介绍。如贵堂乐意承印，据傅君云，条件可不拘，请钧裁。专此。即颂

刻安

郭沫若

六月五日

（后面还有一段附白，与傅先生无关，略）

纪念集编辑者认为此信写于1933年。我认为此信应写于1934年，我的根据是：1933年6月5日傅先生肯定还未到日本。出版这件事没有办成，原因很简单，虽然郭先生和田中庆太郎很熟，来往也很密切。但出版傅先生这样一位还没有多大名气的青年的作品，要出版的书又无钱可赚，作为书店老板的田中庆太郎，他肯定是不愿意的。

第二封信

子祥仁兄惠鉴：

顷有中国篆刻名家傅抱石君（尤善刻细字、且工画），欲与尊台一谈，特为介绍。又傅君欲晤河井荃庐氏，能为介绍尤祷。专此。顺颂

大安

郭沫若

十一月十八日

这封信写于1934年。傅先生在日本时见到过河井荃庐，并且还给他刻过几枚图章，他也参观过傅先生举办的绘画篆刻展览会。但是是否经过田中庆太郎介绍，无法肯定。

第三封信

顷得傅抱石氏来信，言前日所拜托关于篆刻评语，恳于二十二三日赐下，又盼转托河井仙郎氏赐题数语。来函照转，乞一过目。

（下面一段与傅先生无关，略）

草草

沫若

十七日

傅抱石致郭沫若信

沫若先生有道尊鉴敬启者：

九日晚间备蒙训导，曷胜感激，日昨金原氏已送来文字一篇，正木氏亦由冈登氏将原稿请予过目署名，前承先生代请田中先生及田中先生转请河井氏写关于篆刻评语（或题一二句亦可），拟乞拨冗代促一声，能在二十二三日赐下则大佳也。又

尊题拙作已付摄景，一俟送来即转呈元览。吴履逊先生前晚同一江西人徐旅人（高师学生）驾敝居，适往学校未遇。今天午后拟去问候，并假画二幅。专此。敬叩

道安

晚傅抱石顿首

四月十六日晨

这两封信都是写于1935年，谈的都是有关傅先生要举办绘画篆刻展览会的问题。关于这次展览会，郭先生在1944年写的《竹荫读画》中是这样说的：“抱石在东京曾举行过一次展览会，是在银座的松坂屋，开了五天，把东京的名人流辈差不多都动员了。有名的篆刻家河井仙郎，画家横山大观，书家中村不折，帝国美术院院长正木直彦，文士佐藤春夫辈都到了场，有的买了他的图章，有的买了他的字，有的买了他的画。虽然收入并不怎么可观，但替中国人确实是出了一口气。”

抱石先生这次展览会开得十分成功，特别是他的篆刻，连日本书画界的那些一流的大人物都赞不绝口，报纸上也做了大量的报道，这是傅先生艺术生涯中第一个高峰。他自己当然十分激动和高兴；朋友们也为他的表现而感到自豪和骄傲。郭先生说这是“替中国人确实是吐了口气”。这句话是代表了当时被日本侵略、欺侮、蔑视的中国广大人民的心声，尤其是当时居住在日本的中国国民的心声。

抱石先生为筹备这次展览会，倾注了他全部的精力和心血，历时长达一年还多。据说他的导师金原省吾先生的日记中对傅先生的记述，三分之一以上是有关举办这次展览会的。最早的记载是1934年4月16日，那时他和金原省吾先生初次见面才半个多月。从现在所能见到的金原省吾先生的日记、郭先生的信、傅先生的信中仅是记录了抱石先生为筹办这次展览会的艰难工作的点滴而已。

抱石先生的展览会当然得到了郭先生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他不但写信托人为展览会写评语和办其他事情，还出席了为展览会而举行的招待会，并且专程去参观了展览会。他还为傅先生展出的画题诗。抱石先生致郭先生的信中所说：“尊题拙作，已付摄景”，就是指为他的画题诗的事。另外郭先生在《竹荫读画》中有一段回忆，那就谈得更具体了：“抱石在东京个展上摄了一些照片，其中有几张我题的诗，有一张我自己在看画时的背影。他拿出来给我们看了，十年前的往事活呈到了眼前，颇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情趣。”这里说得很明白，郭先生为傅先生的画题诗不是一两张，而是几张。可惜的是这些照片都在动乱中遗失了。郭先生在日本期间为抱石先生题的画据我所了解，现在有记载的只有三幅，特介绍如下：

郭先生在《题画记》一文中说：“在日本时我也曾替他（指抱石）题过画，当时是更加没有把握。记得有一张《瞿塘图》，我题的特别拙劣，至今犹耿耿在怀。”郭先生题了什么他没有说，此画下落不明。

在同文中郭先生对另一幅画介绍得十分详细：“抱石似乎是很喜欢陶渊明的。他的《渊明沽酒图》我在日本也替他题过一幅，据说那一幅还留在日本的金原省吾处。但那时的题词我至今都还记得。

村居闲适惯，沽酒为驱寒。

呼童携素琴，提壶相往还。

有酒且饮酒，有山还看山。

林间凄宿雾，流水响潺湲。

此意竟何似，悠悠天地宽。

就这词面看来也很明白，那幅画面上是有一位抱琴提壶的童子跟着渊明，前景中有溪流，后景中有带雾的林木和远山。”

这幅画给郭先生的印象是那样的深，七八年之后，他不但记得他题的诗，而画面的情景也记得那样清楚。但这幅画，金原省吾逝世后，他的后人捐赠给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的遗物中好像没有。

但金原省吾的后人捐赠给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的遗物中，有一幅抱石先生所画《笼鸡图》，画上有郭先生题的五律一首。原画是一幅长条，中间靠右侧画了一个大的竹编鸡笼。占了画面的三分之二，竹笼的下首画了一只母鸡带领三只小鸡望着鸡笼。左上方题有郭先生的五律一首：

笼中一天地，天地一鸡笼。

饮啄随吾分，和调赖此躬。

高飞何足羡，巧语徒兴戎。

默默还默默，幽期与道通。

这幅画和题诗涵义深刻，这不就是郭先生当时的处境和生活的写照吗。当然傅先生当时的处境可能比郭先生好一点，但是也好不了多少，说是为他的写照也未尝不可。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东京《郭沫若文库》保管的郭先生在日本的遗物中，有一幅这首五律的条幅，是书赠给岩村先生的。这张条幅为什么能保留下来，我认为是因为郭先生把条幅题好后，发现条幅上只题了岩村先生的姓而没有名，所以又重写了一张送给了岩村先生，这一张就留存了下来。这张条幅的发现，证明郭先生对这首题诗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不但给抱石先生题了画，还把此诗题赠给朋友留作纪念。

除了上面所谈的三幅画外，抱石先生在日本期间郭先生还为他题过其他画，这一点恐怕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因为当时的资料已经遗失，已无法查考了。但我总期望有新的资料发现。

前面已经提到郭先生出席了抱石先生为举行展览会的招待会。金原省吾的遗物中保留有傅先生为这次招待会亲笔写给他恩师的请柬。金原先生在1935年4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去时，大家都聚齐了，郭沫若氏也到了。郭氏真是一位风度很足的学者，但是没有一点架子，对上对下都很诚恳，给我的感觉很好。招待会在东瀛阁，我回来的很晚。”前面所录抱石先生致郭先生的信开头就讲：“九日晚间备蒙训导，曷胜感激。”就是指的郭先生出席招待会这件事。

抱石先生到日本留学虽然是公费，但那点公费是什么费用都包括在内的：路费、行装、住宿、吃饭、学费、应酬和绘画、篆刻所需的材料用具等都要用这笔公费开支。同时他家中还有三四口人的生活，也靠这笔公费来补贴，所以他在日本留学时的生活特别清苦。郭先生所写《在轰炸中来去》一文中讲到抱石先生在日本的情况时说：“又想到傅抱石：这是一位擅长篆刻的名手，他能刻细字，于方寸之内刻列万言；国画也相当出色。我是在日本认识的。他有一个时期在留学生监督处充书记，月领薪水60元，一面工作，一面苦读，而且还要寄钱回国养家。他那勤工俭学的精神我也是佩服的。”这是1937年9月间他匆匆到了南京，想见抱石先生而未能见到后所发的一通议论。到1943年10月17日两位先生在欢聚中又回忆起在东京的往事：“我们谈到在日本东京的情形。我记得有一次在东京中野留学生监督周慧文家里晚餐，酒喝得很多，是抱石亲自把我送到田端驿才分手的。抱石却把年月日都记得很清楚，他说是：‘二十三年（应为二十四年）二月三日，是旧历的大除夕。’”我想郭先生能认识这位留学生监督，并到他家中去吃除夕的晚餐，可能是因为和抱石先生很要好的关系。

抱石先生在举办完展览会后不久，即因母亲重病和逝世而回国了。他本来还准备继续回日本学习，但终因为搞不到学费而未能如愿。郭先生虽然也帮助他想了些办法，也未能成功。对傅先生来说总觉得这是一生中的一大憾事；郭先生也为此而十分惋惜。但他们之间的书信来往始终在继续，他们的友谊日日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