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　汉儒“以经术饰吏事”非事实

《汉书》谓：“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兒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47]此后，“以经术饰吏事”即为历代学者之终极理想。清初，阎若璩即盛赞汉儒“以《禹贡》行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断狱，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校律令条法，以《三百篇》当谏书，以《周官》致太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斯真可谓之经术矣”。此谓西汉平当、刘向、董仲舒、王式诸人之事。乾隆时，惠栋《九曜斋笔记》卷一“经术饰吏事”条，在复述阎氏之语后，亦称汉儒“皆可为后世法”。嘉道时期，龚自珍、魏源、皮锡瑞诸家，更将汉儒之通经致用绝对化、理想化。如皮锡瑞论西汉以经术治国，“当时儒者尊信六经之学可以治世，孔子之道可为弘亮洪业、赞扬迪哲之用。朝廷议礼、议政，无不引经；公卿大夫士吏，无不通一艺以上。虽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未能尽行孔教，而通经致用，人才已为后世之所莫逮。盖孔子之以六经教万世者，稍用其学，而效已著明若是矣”。[48]

又孙诒让《周礼政要序》称：“中国开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尚于周。故《周礼》一经，政治之精辟，与今泰西诸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节，然则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斯密亚当之伦所经营而讲贯，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之旧政已发其端。”而康有为鼓吹《公羊》学之“三世说”及“孔子托古改制”，构拟古今杂糅之大同世界，如其《礼运注序》论此书为孔子之微言真传，“万国之天上宝典，而天下群生起死神方”。此皆两千年儒家学者“乌托邦”思想之继承与发展。然亦有持异见者，乔松年以为：“汉人以经断狱，传为美谈，实不可为训。大抵出于两途：迂儒不达人情，不明事理，但执半言单词以为断，由于拘固；人逢迎世主，巧于比附，借经语为舞文之具者，托于谲诡。两者之心术不同，而无当于经义则一。”[49]此论虽失之过，然颇有理。而王先谦《汉书补注》、章炳麟《检讨》诸书，亦驳“通经致用”之说为无据。至于“《周礼》致太平”，《四库总目》等驳之甚详，具见前条，此不赘述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