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本卷专述有清一代科举制度的定制、发展与变化。
清朝是由满族贵族建立的一个全国性政权，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秦汉以来将近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使中央集权制度在清代得到充分发展，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达到了最完善的阶段，各项制度都表现出集大成的特点。清统治者在保留满族特色的同时，注意了与汉文化的交融，以及对汉族士大夫的笼络。清代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和治理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清朝建立时，中国已经开始了走向近代的历程，而鸦片战争的爆发，又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有清一代的历史特征，在科举制度上也有着明显的反映。可以说，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清王朝的兴衰是联系在一起的。
清初统治者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和严重的满汉对立情绪，在采取高压政策征服反抗者的同时，又决定推行科举取士，旨在笼络人心，求得时局之稳定。顺治元年（1644年）的即位诏中即表明了这一点。顺治二年，清军下浙江，时任浙江总督的张存仁上疏建议，“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可希仕进，而逆者自消”，并称之为“不劳兵之法”。摄政王多尔衮认为，此法“诚安民急务”，要求归顺各省“一体遵行”(1)。随即，清廷沿袭明制，颁布《科场条例》，并于当年举行顺天、山东等六省乡试。与此同时，清廷又提倡“崇儒重道”、“满汉一家”，致使汉族士大夫感激涕零。开科不久，便有汉族士人高唱“我朝深仁厚泽”之赞歌。相当一批曾发誓不与清廷合作的读书人最终没有抵挡住科举取士的诱惑，纷纷进入考场，乃至及第做官，“一队夷齐下首阳”便是对这一状况的形象描述(2)。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诏开博学鸿儒科，一时名儒硕彦网罗殆尽，更标志着开科取士的巨大成功。
其后，清政府又根据实际需要及满族统治的特点，不断调整、充实科举制度，并迅速向边疆地区推行，把科举选官及笼络士人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同时也使科举制度达到最完善的程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各种方式增加科举名目，如恢复制科，广开恩科，建立宗室科目，设立翻译科、明通榜，旨在为更多的人提供入仕的机会。
二是在会试中采取分省取士，以确保各省士子都有登科的机会；在乡试中实行编号制度，分别规定取中名额，以使偏僻之乡及少数民族子弟得有中式者。
三是进一步完善科场条例，尽力维护科举的声誉，在公平取士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童生试起一直到乡试、会试的资格审查、考官选派、出题、阅卷、录取等诸多环节上做了努力，以加强对整个考试全过程的监管力度，如推行审音、考差、搜落卷、官卷、磨勘、复试、朝考等各项制度，同时完善历代的搜检、回避、阅卷等制度，旨在保证取士之公平。对边远小省的政策倾斜，对土司科举之放宽，更彰显了科举取士的笼络功能。
四是吸取历代之教训，全面推行落第政策，尽力安抚、安置乡、会试落第者，如发领落卷、恩赏老年落第者、推行举人大挑，旨在求得社会的相对稳定，保证科举取士的顺利进行。
五是对科举经费的使用及管理完全制度化，如举人盘费、考官路费、科场支出等各项开支，均按定制执行。其数额有限，但目的性、政策性极强，且取得了预期效果。
科举制度发展到清代，其弊端也已充分暴露，故有清一代的科举制度始终是在朝野的争论中发展着，始终是在维护科举制的声誉中不断完善着。清代科举制集历代大成，表现出制度的缜密与完善，同时，有清一代科举弊端之显著，科场案之频发，也是前所未有的。这正是清代科举制度的主要特征。正因为如此，清代的科举制度在把选官功能发挥到极致以后，迅速走向衰亡。鸦片战争之败，使科举取士不能适应社会对培养和选拔新型人才需要的矛盾日益突出，改革科举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至甲午海战，北洋水师惨败于日本，“于是天下愕眙，群起而求其所以然之故，乃恍然于前此教育之无当，而集矢于数千百年通用取士之经义”(3)。一时间，废八股，停科举几成舆论之共识。其后为兴办新学堂扫清障碍，遂有立停科举之上谕，科举制度终告停废。
清代与科举并行的选官入仕途径尚有荐擢之法，“或征之遗佚，或擢之廉能，或举之文学，或拔之戎行，或辟之幕职”(4)，以及荫叙、捐纳之制。但以此入仕者，无论地位、声誉，终不能与科举出身者比肩。科举在清代仍然是入仕的最主要的途径，经科举选拔的人才始终在清代占有重要位置。
科举制度是清代重要的典章制度之一，它影响着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各阶层、各行业不同人士的命运，乃至影响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同时，科举制度对西方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在清代，科举制度传到西方，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在西方人士面前，西方国家接受了科举制度中考试选才、平等竞争的精神，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科举是独一无二反被西方学习的中国制度，充分反映了科举制度的作用及影响。
二
清代是距离今天最近的一个朝代，因此为我们留下的科举文献最为丰富，这也为我们研究清代科举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就研究清代科举制度的基本史料而言，至少有以下几类：
1．档案
清代档案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档案中包括了大量有关科举制度的史料，内容十分丰富，从童生试、乡试、会试、殿试、朝考，到武科、制科、翻译科等各种科目各个级别的所有考试内容，无不涉及。特别是研究清代的科场案，档案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清代档案的整理出版已取得了很大成就，尽管没有以科举为专题的档案整理，但已经整理出版的档案中也包括了大量的科举史料。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已将康熙、雍正、光绪三朝的朱批奏折及雍正至宣统朝的上谕档案整理出版，并将朱批奏折、录副奏折、上谕档进行了电子扫描，做了数字化处理。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出版了宫中档的康熙、雍正、乾隆朝奏折，并将19万件军机处档奏折及15万件宫中档奏折全部做了数字化处理，检索甚便。这些档案都是可以供研究者使用的。
2．实录
清代的实录，于清时修成的有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等十朝。德宗实录是清亡后1927年修成的。实录的资料来源非常丰富，记载的内容也十分广泛，是研究清史的基本史料之一，也是研究科举制度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以《清高宗实录·凡例》记载的“必书”内容看，其涉及科举制度的内容如下：“一、优礼高年，特开叟宴，加恩赏赉，钦赐品秩职衔及进士、举人、副贡皆书。一、直隶各省乡试、文武会试、殿试、传胪书，文武殿试制题全录，特开恩科书，增广乡会试中额书，加增取进府州县卫文武生员书。一、御试博学鸿词，大考翰詹及钦赐举人、中书、进士一体会试、殿试，选庶吉士，派教习，散馆、授职皆书，特命荐举贤良方正、保举经学诸科，拣选新进士人才，及大挑举人、拔贡皆书。一、国子监及直隶各省学政条例、科场条例，有更定者，书。”从清代历朝实录的情况看，其“科场条例有更定者”这项内容还是相当丰富的。2009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一书，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与实录相同的编年体史籍还有蒋氏、王氏《东华录》及《光绪朝东华续录》，也可供参考。
3．政书
清代的政书种类较多，其中包括了丰富的科举制度史料。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朝《会典》，以及嘉庆朝的《会典则例》、光绪朝的《会典事例》都有专门记载科举制度的篇目。清“三通”也有与之相近的史料，可与会典互补。此外，《钦定学政全书》、《礼部则例》等也很重要。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钦定科场条例》，它是记载科举制度最集中、最全面的史料。目前常见的有咸丰二年（1852年）及光绪十三年（1887年）修纂本。此外，还有《续增科场条例》，记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八年有关科举之事例，以及《钦定武场条例》。
4．奏议、文集
清代官员的奏疏以及文集中也有许多反映科举制度的史料。奏议有合刊者，如《皇清奏议》，集顺治元年（1644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内外臣工奏疏，后又将嘉庆前十年的奏疏汇成《续编》。其后有《道咸同光奏议》。个人奏议单刻本更多，如孙嘉淦的《孙文定公奏疏》、贺长龄的《耐庵奏议存稿》等。
清代文集非常之多，内容亦十分丰富。其综合类文编有陆耀辑《切问斋文钞》，其中有选举三卷。另外如《皇朝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编续》中也有“铨选”及“培才”内容。个人文集更是数量众多。文集的作者多是科目出身，更有多次充任乡会试考官者，他们的著作中有许多关于科举制度方面的记述。如魏象枢的《寒松堂全集》、吴玉纶的《香亭文稿》、陆耀的《切问斋集》、陈宏谋的《培远堂偶存稿》、王东槐的《王文直公遗集》、孙星衍的《平津馆文稿》、归允肃的《归宫詹集》、王仁堪的《王苏州遗书》、萧穆的《敬孚类稿》、张之洞的《张文襄公全集》等。
5．笔记
清人笔记注重对典章制度的记录，这其中也包括了科举制度。《清稗类钞》辑录清人笔记，按类编排，其中就有“考试类”，专记科举制度。但该书收录的只是一小部分，且未注明资料来源。涉及科举制度的清人笔记可谓不胜枚举。其中有属于科举考试专著者，如法式善的《清秘述闻》及《槐厅载笔》，被称为“科举故实二书”，还有陈钟原的《国朝鼎甲录》、黄崇兰的《国朝贡举考略》、李调元的《制艺科琐记》、毛奇龄的《制艺杂录》、梁章钜的《制艺丛话》及《试律丛话》等。更多的笔记是重点记述科举制度，如叶梦珠的《阅世编》、王庆云的《熙朝纪政》、昭梿的《啸亭杂录》、赵翼的《簷曝杂记》、姚元之的《竹叶亭杂记》、龚炜的《巢林笔谈》、赵慎畛的《榆巢杂识》、王应奎的《柳南随笔·续笔》、王士禛的《池北偶谈》和《分甘余话》、钱泳的《履园丛话》、陈康祺的《郎潜纪闻》、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何刚德的《春明梦录》和《客座偶谈》、梁章矩的《浪迹丛谈》和《归田琐记》、余金的《熙朝新语》、吴振棫的《养吉斋丛录》、陆以湉的《冷庐杂识》、福格的《听雨丛谈》、刘体信的《苌楚斋随笔》等等。
6．其他
除上述五类基本史料外，还有一些文献同样值得重视。如《清史稿》有《选举志》，其中三卷专述清代科举制度；一些传记类史籍也有关于科举制度的记载，如《清史列传》中的《尹壮图传》，有关于完善“搜落卷”条例的建议，《德保传》有关于更定科场回避条例的记载；地方志中则有许多科举制度实施情况的记录。此外，清代保留下来的科举文献，如《朱卷集成》等，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
关于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可以说是成果丰硕，下面主要就制度史方面的研究做简要阐述。
（一）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对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废科举起，至上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学者的独自研究，单兵作战，出现了一批研究清代科举制度的论著。
最早出现的研究著作是章中如的《清代科举制度》，1931年黎明书局出版，分上下两卷，缕述清代科举的各种考试及考试文体。早期影响最大的是邓嗣禹所著《中国考试制度史》，1936年出版，由于该书属通史，只有一章论述明清科举制度，清代部分较为简略。在此前后的二三十年间，大约发表了五六十篇有关科举制度的论文，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傅增湘的《清代殿试考略》、陈东原的《清代之科举与教育》、潘光旦与费孝通合撰的《科举与社会流动》。
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商衍鎏所著《清代科举考试述录》，标志着科举制度，特别是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步入新阶段。作者是清代最后一科（1904年甲辰科）的探花，他以亲身经历并广泛参考各种文献资料，较为深入地探讨了清代科举制度的方方面面，对清代科举考试的全过程有详细的描述，对各项制度、条例有较为具体的阐述，是了解清代科举的必读书，也是研究清代科举制度的重要参考书。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王德昭著《清代科举制度研究》，汇集了作者六篇互相关联的专题研究论文，论述了明清科举制度的递嬗及科举的废止，有一定的深度。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广度不够，且对科举制度本身的一些问题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分析和深入的探讨。
第二阶段，自上世纪80年代至2005年。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有组织、有投入的集体研究，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大型的研究成果。
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发出通知，决定由考试中心组织编写中国考试史系列丛书，于是先后出版了《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中国考试制度史》、《河南考试史》等书籍。1992年，考试中心又启动了一项“中国考试史研究”的科研计划，连续列入国家教委“八五”规划重点科研课题项目和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部委重点课题项目，课题拨专款并聘请了数十名专家、学者开展研究，这一计划的执行，大大推动了科举制度研究的进程，培养了一批人才。经过多年努力，《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共九卷）于2003年正式出版，其中第六卷为清代科举史料；《中国考试通史》（共五卷）于2004年出版，其中第三卷为明清部分；《中国考试大辞典》也于2006年出版。
在教育部考试中心的推动下，科举制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样，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发表的论文近百篇，其中有不少属于制度层面的专题研究。如潘洪钢的《清代驻防八旗与科举考试》（《江汉论坛》2000年第6期）、金木的《清科举会试前的磨勘与复试》（《中国高校招生》2001年第1期）、夏卫东的《论清代的分省取士制》（《史林》2002年第3期）、郗鹏的《试论清代前期科举回避制度》（《南开学报》2004年第1期）。研究专著的出版更是大大超过以往，如王凯符著《八股文概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启功等人著《说八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宋元强著《清朝的状元》，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邓云乡著《清代八股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出版；李国荣著《科场与舞弊》，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出版；于景祥著《金榜题名——清代科举考试述要》，辽海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李世愉著《清代科举制度考辩》，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张杰著《清代科举家族》，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还有一些通史性的著作也涉及清代科举制度，如唐群著《中国科举制度史》、张希清著《中国科举考试制度》、许有根著《武举制度考略》、刘海峰著《中国考试发展史》、刘海峰和李兵著《中国科举史》等。上述著作都从不同层面对清代科举制度进行了分析研究。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拓展研究领域，并且引进了“考试学”的一些理论，使科举制度的研究更加深入，评价更为客观。比如，以考试学的理论分析八股文，无疑可以得出“这是一种标准化考试的方式”的结论。这对正确认识八股文的推行及其演变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对制度本身的研究也更深入了，其中以李世愉的《清代科举制度考辩》为代表，该书对清代的审音制度、搜落卷制度、复试制度、宗室科目、明通榜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第三阶段，自2005年至今。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科举学”的确立，以及在此推动下，科举研究热潮的兴起。不仅有更多的学者投入到科举制研究队伍中来，而且在校的博士生、硕士生也把科举制度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
2005年7月，刘海峰的《科举学导论》出版。同年9月，在厦门大学召开了“第一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从此，科举制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每年发表的有关清代科举制的论文都在十篇上下，而且出版的学术专著多以专题研究为主，更显示出较高的水平。如李润强著《清代进士群体与学术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李国荣著《清朝十大科场案》，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姜传松著《清代江西乡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刘希伟著《清代科举冒籍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李世愉著《清代科举制度考辩（续）》，万卷出版公司2012年9月出版；胡平著《清代科举考试的考务管理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
这一时期的学术论文也大大填补了以往制度研究的空白。如李世愉的《清代科举经费的支出及其政策导向》（《清史论丛》2006年号）、《科举落第：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3期）、《清代科举中式后的待遇》（《科举学论丛》第一辑，2007年）、《试论清代科举中的考差制度》（《湖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清代科场回避略述》（《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5期）、《分地取士是科举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学刊》2008年第1期）、《不准临场条奏——清代保持科场稳定的重要举措》（《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贺晓燕的《试论清代考官子弟回避考试之法》（《清史论丛》2008年号）、《试论清代年老落第士子恩赏制度》（《黑水文明研究》第二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试论清代科举制度中的“发领落卷”政策》（《清史论丛》2010年号）、《“举人大挑”述略》（《清史论丛》2011年号）；胡平的《清代科举考试考务管理的研究》（《中国考试》2009年第4期）、《关于科举考试报名资格的研究》（《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论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科举考试阅卷公平性的考察》（《兰台世界》2012年第9期）、《浅析八股文的特征及其功能》（《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夏卫东的《清代乡试阅卷的制度缺陷》（《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刘希伟的《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商籍”考论——一种制度史的视野》（《清史研究》2010年第3期）；王洪兵的《清代顺天科举冒籍问题研究》（《清史论丛》2010年号）；邹长清的《清代乡试覆试考论》（《清史论丛2010年号》、《清代翻译科研究》（《科举与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店2011年7月版）等等。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清代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我们今天完成这部《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国外研究状况
在西方，文献中关于中国科举制度的最早记载见于葡萄牙人克鲁兹的游记。克鲁兹于1556年来华，1569年回国。在他所写的游记中提到中国官员“系由考验其学问而后产生”，并简要介绍了举人和进士的情况。1585年，西班牙修道士门多萨出版了《伟大中国之历史及其现状》，其中第一部分第3卷第14章，专门描述了“考博士学位者的考试，及其如何及第，如何对待同年”。1615年耶稣会士金尼阁根据利玛窦的日记及其言论编纂成《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以拉丁文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该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科举考试的全过程，包括府州县学考试、岁试、乡试及举额分配、贡院规制、乡试程序与内容、试卷评阅方法、会试、殿试、进士的授官、武举等各方面的内容。此后，不断有来华传教士在自己的著作中将科举考试介绍到西方，并备加赞赏，引起西方人士的特殊兴趣，许多学者也开始研究中国的科举制度。
国外对科举制度的研究也显示出越来越深入的特点。尽管国外的研究较少涉及制度层面的内容，特别是清代，但他们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值得我们借鉴。近些年，日本学者对科举制度（包括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越来越细，这从日本学者参加国内组织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可以看出。美国学者艾尔曼是研究中国科举制度的重要学者之一，他的《清代科举文化史》于2000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目前海外对清代科举制度研究最有影响、最具权威的著作。艾尔曼在书中研究了政府和文化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重点谈了科举社会文化、社会生活，以及对文人的学术生涯产生诸多方面的影响。
四
本卷作为《中国科举制度通史》的一部分，自应在制度层面的研究上多下功夫。
首先，注意制度研究的特点。对任何一项制度的研究，都要兼顾到制度的全面性、系统性，这一点对科举制度的研究也不例外。尽管这些年对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就制度层面而言，仍有一些问题或无人问津，或论述甚少，成为研究的空白。如士子的报名与审核，对大臣子弟的录取政策，乡试中额的分配原则及编号制度的推行，缮卷条规的各项要求，八旗应试及翻译科的确立、贡院规制，考场禁令，以及落第政策、科举经费等，都需要我们进行重点研究，取得突破。总之，本书在制度层面不能给读者留下空白。此外，对典章制度的研究，除了要弄清制度的规定外，更要注意它的实施状况。因此，我们在论述清代科举制度的同时，也要看到它在推行中的情况，而对制度实施状况的描述又必须兼顾到与相关条例的内在联系，以及在制度变化中的作用，而不是一般地论述科举制度如何推行，这也是制度史研究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制度的制定与执行是一对矛盾，而实际的执行情况，往往是制度变化的重要依据和前提。忽视了科举制度的实施状况，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科举制度。
其次，本卷的研究要有所突破，至少要能反映出最新的研究成果，代表当今的最高水平。因此，需要抓住重点，努力创新。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应作为研究重点：
一是清代的科举制度在科举发展史中的地位。科举制度发展到清代已有千年的历史，作为一项具体的制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因此，本卷要阐述清楚科举制度自身的发展状况，并突出清代科举制度对前朝的继承与发展，从而说明科举制度在清代变化的外部原因及内在因素。如复试、磨勘、搜落卷、明通榜、官卷、分省取士、朝考、落第政策等诸多清代新制定的制度，其实在前朝均有先例，之所以在清代成为定制，一方面反映了清代科场舞弊现象严重，科举的声誉不断受到冲击，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科举制度公平选士原则的主导作用。只有解决好这一重要问题，才能真正体现清代的科举制度在科举发展史中的变化，从而对其做出准确的定位和评价。
二是清代科举制度的因革变化。清承明制，推行科举取士二百多年间，这一制度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期间有考差、复试、审音、朝考、搜落卷、发领落卷、分省取士这类新措施的制定推行，也有对旧条例的修改和完善，更有关于科举存废的争论。至清末，终于停八股，废科举。本卷应突出这一变化，同时对所有新措施创立之原因，旧条例变化、调整之原因，以及废科举之原因，都要一一阐明，力争克服以静态、表层方式记载制度的缺陷，努力以动态、深入的方式反映科举制度发展变化的轨迹及其原因，争取在内容上有所创新。
三是科举制度在边疆地区的推行及影响。清代将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定为科举小省，在学额、乡试中额的分配，以及分省取士等诸多方面对那里采取了倾斜政策，以进行文化扶植，并且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科举制度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在清代尤为突出，这恰恰体现了科举的价值。在内地文人痛斥科举弊端时，在新推行科举制的少数民族地区却有不同的态度，这一现象自然应引起我们的关注，这对于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价科举制度无疑是有益的。
本卷共设十三章，系统记述文科、武科、制科、翻译科等所有科目考试的全过程，以及清代科举取士中的基本制度和条例。为保证与全书其他各卷的体例统一，并根据清代科举制度的特点，做如下安排。
清代的科举考试仍以文科为主，故第一至第五章专述文科之考法，依次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朝考；第六章专述贡院规制与科场经费，第七章专述考试文体及缮卷、阅卷条规，这两章的内容是科场条例中的重要内容，涉及各类各级之考试，故单独列出，既可突出重点，又避免各章的重复；第八章专述宗室八旗之科举，虽然其考试亦属文科之列，但毕竟专为宗室子弟和八旗子弟而特设，是独具清代特色的考试，尤其是为八旗设立的翻译科，其取士一直至清末，故单独列章；第九章为武举，专述有清一代武科之定制；第十章为制科，专述有清一代制科之设置及取士概况；第十一章为落第政策，这是清代科举制度中极有特色的内容，特别能反映清代制度集大成之特点，也是全面了解科举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第十二章专述科举制度的废除，这一章是与全书第一卷隋唐卷所述科举制度的建立相呼应；第十三章论述清代科举制度的地位与作用，以对清代的科举制度做一总结。
本卷之绪论及第一、二、三、四、五、八、十章由李世愉撰稿，第六、七、九、十二、十三章由胡平撰稿，第十一章由贺晓燕撰稿。全书由李世愉统稿。
(1) 《清史列传》卷七十八《张存仁传》，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第6433页。
(2) （清）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诸生就试》（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第165页）载：“鼎革初，诸生有抗节不就试者，后文宗按临，出示：山林隐逸，有志进取，一体收录。诸生乃相率而至，人为诗以嘲之曰：‘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端谏武王。’”
(3) 严复：《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载《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66页。
(4) 《清史稿》卷一百九《选举四·荐擢》，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3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