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达斯廷和毛拉手端咖啡坐在沙发上，看起来像是正在上写作课的两个20来岁的年轻人。他们身着松垮的汗衫和牛仔裤，脚蹬运动鞋。达斯廷头戴棒球帽，毛拉脑后的金发则用一根印第安式的头绳扎着。他俩刚从美国东海岸大学文科专业毕业，到过欧洲大部分地方。毛拉曾经在马拉维的仁人家园组织（Habitat for Humanity）和欧洲议会工作过一段时间，现打算在一家药品公司开始她的工作生涯。达斯廷在白宫实习过，现正考虑从事政治事务。

是哪些政治事务呢？2002年，他俩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为共和党效力过，他俩“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立场鲜明的。他俩钦佩司法部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并即刻成了他的志愿者，虽然他说起话来脾气火暴。他俩都支持死刑、反对枪支控制（“在大学里，人们总是喜欢问‘为什么人们要拥有枪支？’，而我总是喜欢问‘你去过大农场吗？’”）。他俩每星期都上教堂。他俩都强烈地支持学券制。他俩都认为政府规模应该更小，而刑罚则应该更严厉。他俩都把联合国看作笑柄，并且支持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The Kyoto Protocol）。他俩在有些事情上不同意右派的观点，例如他俩并不喜欢对同性恋者没有丝毫宽容的做法，并且起初也对以单边主义的方式对付萨达姆·侯赛因（Sadam Hussein）的做法感到不安，尽管他俩最终还是支持乔治·W.布什（George W.Bush）入侵伊拉克的决定（毛拉的未婚夫杰克就是入侵部队中的一员）。对于达斯廷和毛拉来说，保守主义是一种进步的信条。这一信条并不是老年人试图抓住什么，而是年轻人努力改变事物。他俩也坚持那就是有关美国的一切。

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几乎没有人会反对那个论断。科罗拉多州的派克峰（Pike’s Peak）激发人们想起“美国之美”，位于峰下山坞中的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现在是美国最成功的城市之一——它既是“硅山”（Silicon Mountain）的故乡，又是许多美国奥林匹克机构的所在地，但它也是美国最保守的城市之一。当地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是共和党人；2002年，参加该州州议会角逐的民主党人数还没有自由意志论者多。

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与美国军队之间存在悠久的历史关系，并且至今依然是退伍老兵最喜爱的地方。在过去20年里，这里又新出现了两股非常具有福音派色彩的保守主义思潮。第一，它催生了一场减税运动，并在1992年推动一项《纳税人权利议案》（Taxpayers Bill of Rights）。该议案规定，未经选民同意，科罗拉多的政治家不得增加任何税赋。第二，1991年，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领导人以500万美元做诱饵，把吉姆·多布森（Jim Dobson）创办的基督教服务机构“关注家庭”（Focus on the Family）从加利福尼亚州吸引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来。那时候，该市还在与衰退做斗争，并因此留下了“美国回收货物之都”之名。该市现有约100个基督教组织。作为一个慈善团体，现雇用1 700名本地员工的“关注家庭”尽管被禁止直接参与政党活动，但在共和党圈内影响巨大。多布森以前是一个儿童精神病学教授，他还写过一系列基督教徒养育子女的畅销书。现在每周有800万美国人收听他的广播。出于礼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现在需要去“关注家庭”的所在地“朝圣”。

更具自由思想的美国人轻蔑地认为，达斯廷和毛拉这样的人和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这样的地方只属极端。欧洲人也像那些自由派美国人一样，他们习惯于去曼哈顿、波士顿和旧金山那样的地方参观。然而，事实上至少有1/3的美国人支持达斯廷和毛拉所坚信的原则。在诸如死刑、税收和严厉刑罚等问题上，达斯廷和毛拉完全站在多数美国人一边。把自己描述为“保守派”的美国人的人数（41%）是“自由派”的美国人的（19%）两倍。到美国各处走走，尤其是到美国的南方和西部走走，你就会发现很多类似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这样的城镇。共和党人总是念念不忘地指出，在美国版图上，投乔治·W.布什票的县，要远远多于投约翰·克里（John Kerry）票的县。

在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情，有助于人们去了解现代美国。它们解释了乔治·W.布什之所以能入主白宫，共和党之所以能够赢得过去10次总统选举中的7次，且现在能够控制国会两院的原因；也解释了2004年每名严肃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为什么会支持强制判刑和福利改革的原因；还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文化之都好莱坞和曼哈顿依然是例外，以及那些介于两者之间、极不受重视的“桥梁”地区成为决定胜败关键的原因。

这并不是说整个美国就要成为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一个巨型翻版。政治就像一场拔河赛，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正把美国向完全相反的方向拉。2004年，人们看到左派无比愤怒地反对布什。毛拉现居住在科罗拉多州最具自由派色彩的城市博尔德（Boulder），她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与朋友们争论伊拉克的问题。美国社会今天的分化程度，比过去几十年都要厉害。但其中哪一股力量最有影响力，却是显而易见的。右派赢得了拔河赛，并迫使其对手民主党人做出妥协。所有痛恨乔治·W.布什的人——不仅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者，还有老欧洲那些痛恨布什的人——或许曾经这样想过，2004年11月布什如果失败了，他们的噩梦就结束了。但即使约翰·克里赢了，他必须对付的也不仅仅是国会中的共和党人，他还要对付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这样的城市、“关注家庭”这样的组织以及达斯廷和毛拉这样的人，即我们所称的那个庞大的右派国家。

事实上，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这样的城市说明了美国与其他富裕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使全球舆论分裂的多数论争中，我们发现，美国往往属于保守的一方。美国不像其他先进国家那样，能够容忍政府庞大的开销，却远比那些国家更能容忍不平等的存在——至少在财富上如此。2002年，有1/6的美国家庭收入比中等家庭的收入少35%，而在欧洲国家中，即使在平等程度相对低的英国，上述低收入家庭所占的比例也只是1/20。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完全由政府支持的医疗保健系统的国家，也是西方民主国家中唯一不向所有家庭提供儿童抚养资助的国家。美国还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仅有的妇女产假期间不带薪的两个国家之一，而另一个国家——澳大利亚正积极考虑妇女产假期间薪资照付。

美国人赞成持枪权、死刑和严厉的判决法，它关押的犯人数是欧洲刑罚最严厉国家英国的5倍。美国在人类事务中使用武力的企图，要比其盟国强烈得多，有时甚至是单边的，而对条约的戒心也大得多。美国公民远比欧洲公民相信宗教，道德价值上也远为传统。在美国，堕胎成为一个激烈的政治话题，在富裕国家中，这样的国家是屈指可数的；美国也是唯一一个有半数家庭进行饭前祷告的国家。它在干细胞研究上的立场，几乎比其他国家都严厉。上述有些是“共和党人的”立场，但大部分都获得了美国民众的广泛支持。即使把那些乔治·W.布什讨厌的自由派考虑在内，美国与欧洲相比，其重心也是偏右的。

谁主沉浮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判断法国大革命时曾说过：“（那）是如此不可避免，也是如此完全难以预见。”对过去半个世纪改变了美国的保守主义革命，我们几乎也可以做出相同的判断。50年前，美国并没有真正意义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更不能说美国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右派国家。“保守派”这个术语，除了在大萧条时期被民主党人当作一种侮辱的言语引入到美国政治中以外，它在美国的政治词典中几乎不见踪影。而像坚称自己是“真正自由派”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这样的共和党人，则对此避之唯恐不及。许多早期的保守派要角，如艾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更喜欢“激进派”“个人主义者”，甚至“无政府主义者”这样的称呼。1952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上台时，美国的右派正逐渐衰落。右派的两个主要思想观点——国内的放任主义和国外的孤立主义——因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受到猛烈抨击。共和党那时候掌握在东北部贵族权势集团的手里。这些人包括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和自称为“温和进步的”参议员普雷斯科特·布什（Prescott Bush），后者在之后建立了一个政治王朝。艾森豪威尔以自己超越了意识形态而自豪（当时有人注意到，“他的微笑就是他的哲学”）。他任命臭名昭著的自由派共和党人厄尔·沃伦（Earl Warren）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1960年，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几乎是在相同的平台上角逐总统职务的。

20世纪60年代，许多美国自由主义者认为，他们有机会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很像欧洲的”国家。60年代中期，对死刑的支持率跌落到43%。在“新共和党”混合经济的影响下，包括那位布什王朝建立者在内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抱住中间选民不放。肯尼迪政府的衣袖上套上了文明的欧洲价值（精确地说，是指当时第一夫人身上的高级时装）。肯尼迪总统喜欢向人炫耀他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待过一年，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的学生。肯尼迪还喜欢对人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阿兰·雷奈（Alain Resnais）的《去年在马伦巴》（Last Year at Marienbad）。

“毫无疑问，这是自由派的年代，”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64年不无得意地这样写道，“几乎每个人现在都标榜自己为自由派。”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自由派提倡建立一个欧洲式的福利国家，尤其是要通过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 Program）来达到这一目标。“伟大社会计划”这一名称，碰巧取自英国社会主义者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的一本书名。他们对枪械进行了更多限制，努力使死刑成为非法，使堕胎合法化，并引入了不仅包括种族平等，也包括有利于少数族裔的“积极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或者说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等内容。这一切都在20世纪70年代结出了果实。波士顿和纽约的自由派精英感到，他们有天赐良机来教化那些被他们称为“野蛮人”（the Yahoos）的家伙。

但“野蛮人”拒绝被驯化。右派美国的第一声怒吼来自1964年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参选总统，尽管从一般的标准来看那次参选是一场灾难。戈德华特以从未有过的巨大差距输给了约翰逊，但就长期而言，戈德华特对共和党产生了非同一般的影响。这个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使共和党的均势开始向西部倾斜。而西部阳光明媚、幅员辽阔，是使美国梦常新的地方。他竭尽全力地把共和主义重新定义为一种反制政府的哲学。他说：“比起莫斯科，我更害怕华盛顿和集权政府。”但他是一个对莫斯科冷酷无情的斗士，因为他曾经建议把核弹扔到克里姆林宫那些家伙的房间里去。戈德华特的崛起，与右派知识分子中不断增强的躁动情绪联结在一起。这种躁动不安正在将该党中“无知的”一翼，转化成无所不知的一翼。那些自学成才者一股脑儿地在研读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作品，以及威廉·F.巴克利在杂志《国民评论》上的文章。

这种活力解释了为什么身着仿制牛仔衣裤、年轻聪明的姑娘希拉里·罗德姆（Hillary Rodham），在1964年时会彻底支持戈德华特。但是，当她离开芝加哥郊区的家前往威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读书时，现代保守美国的另一个催生因素——民主党的激进化——却成了她所拥抱的事业。约翰逊曾预言，他签署1964年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等于是“将南方放弃50年”，这种说法虽然很准确，但这种现象不仅仅是针对南方的种族主义而言的。南方的白人当然是与共和党站在一起，可南方其他的蓝领工人也因为民主党的突然向左转而大为恼怒。“伟大社会计划”并没能兑现诺言。就像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指出的那样，“自由派与贫困做斗争，而获胜者却是贫困”。

1964年的小小一伙“戈德华特式民主党人”扩大为1972年有一定规模的“尼克松式民主党人”，到1980年更是成为一支“里根式民主党人”大军。一度以东北部的温文尔雅为特点的共和党，由此开始拥有更锐利的意识形态武器和南方式的火烈风味这两个特点。阳光地带的共和党人赢得了过去10次总统选举中的7次，其中有两个加利福尼亚人（尼克松和里根）和两个得克萨斯人（布什父子）。美国保守派联盟（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Union）曾就国会众议员对保守派事业的忠诚度而对他们的投票记录进行追踪，结果发现，1972年众议院共和党议员的忠诚度平均是63%，而2002年则高达91%（参见附录）。

确实，同时期的民主党人向左靠了，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对保守派事业的忠诚度，由1972年的32%下降到2002年的13%。但那是由不公正的选区划分和南方民主党人的损失这两个因素造成的，前一个因素使民主党的安全席次得以增加。众议院同期的保守派议员比例，由1972年的45%增加到2002年的53%。如果在总统选举中民主党要赢得胜利，那它就至少要借用一些右派的评判价值。比尔·克林顿自己就成了一个阳光地带式的保守派。他不仅赞成死刑，而且在1992年的总统竞选期间，还回到阿肯色州主持对患有心理疾病的黑人里基·雷·雷克托（Ricky Ray Rector）执行死刑。这位自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以来最成功的民主党政治家，竟然宣称“我们熟悉的福利结束了”“大政府结束了”。今天，即使是在阿拉斯加，如果一个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强调竞选时一定要在手提包里放把枪也没有人会觉得奇怪。当眺望大西洋彼岸以寻找灵感时，如今，右派美国的领袖们把“老欧洲”看成一个需要躲避的污水坑。

不一样的保守主义

这本书既是一幅肖像画，又是一场争论。这是一幅有关保守的右派美国的肖像画，这是一场有关这种保守主义如何解释美国的与众不同的争论。美国不仅产生了一场比其他富裕国家都更强大的保守主义运动，而且作为一个整体，美国也是一个更保守的国家。美国人可能想象，他们的政治像所有其他人的政治一样，具有多样性。就某种角度而言，情形确实如此。如我们所见，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丹尼斯·哈斯泰特（Dennis Hastert）与众议院少数党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他们代表的选区分别是伊利诺伊州和旧金山的郊区。但是美国舆论的重心要右倾得多——整个世界都需要弄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许多美国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那种保守主义的标志有多么特别。美国的左派，如工会、学术界、公共部门员工等，在海外都能找到其同路人，但达斯廷、毛拉、“关注家庭”组织、愤怒的纳税人以及支持使用武力的枪支拥有者，则是美国所独有的。例如，在欧洲几乎不存在保守性的脱口秀电台，基督教电台也只有那么几个。当被问及国外的类似信条时，许多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提到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科罗拉多州颇具雄心的年轻州长比尔·欧文斯（Bill Owens）认为，“她现在是一个西方的保守主义者”。事实上，相对于美国的保守主义，撒切尔主义远不是一种持久的现象，也没有很多道德内容。当撒切尔试图在1988年苏格兰教会的一般性布道会上请求上帝帮助时，她甚至受到了自己支持者的嘲笑。那种情况不会在美国发生。美国有200个基督教电视频道、1 500个基督教电台以及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基督教右派组织（the Christian Right）。有时候，南方的宗教狂热者会提到欧洲的基督教民主党，殊不知“基督教”这个形容词是以前传下来的。我们有个同事最近拜访某个欧洲国家的基督教民主党主席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党的基督教特性如何？”他回答：“完全是后基督性（post-Christian）的。”

右派的归属由价值观而非阶级决定，这一现象非美国莫属。决定美国白人选民投共和党票的风向标，是他们上教堂的次数而非其收入的多少。2000年，一星期上教堂超过一次的白人选民中，有79%的人把票投给了布什；而在从不上教堂的白人选民中，投票给他的只有33%。与此相对照，他在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美国人中，只赢得了54%的选票。然而，尽管价值观如此重要，但美国却根本没有产生像欧洲那样仇外的“极右派”。美国能够与欧洲强硬的右派分子比肩的是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但是他的政治资本已经不涨反跌。［2000年，旧保守派（布坎南）所起的唯一作用，是其在佛罗里达的选票同阿尔·戈尔（Al Gore）的选票看起来十分相像，这种令人困惑的相像选票使得棕榈滩县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错把票投给了他，但他并未参加2004年的大选。］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大多数保守派并不认为外来移民有损美国的民族精神，而是把他们看作这个国家潜在的保守派新兵。

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右派的例外论是个有关信仰的问题。《简明牛津词典》中，“保守的”一词的前两个定义——“反对迅猛变化”和“适度的、避免极端”——似乎没有一个能够很好地描述此刻美国发生的事情。就像人们带着情绪对它的指责那样，“保守主义”这个词现在的不准确程度丝毫也不亚于与之对立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论”。只要打开报纸，你就会发现人们用保守主义这个词来描述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特伦特·洛特（Trent Lott）、毛拉·奥马尔（Mullah Omar）、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很久以来，保守派一直坚持认为，他们所坚信的实用主义信条不能以意识形态来归类。

但是，至少在哲学层面上，古典保守主义确实有某些特定的含义。古典保守主义最雄辩的支持者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r）的信条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下六个要素：对国家权力的深刻怀疑，爱自由甚于爱平等，爱国主义，对已有制度和等级制度的坚信不疑，对进步观念的怀疑主义态度以及精英主义。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些信条，他献身于自己的民族和帝国、不愿意相信下层社会的任何东西、敌视福利国家、忧心自由的减少，他曾经充满忧伤地说过，“今时虽不如往昔，却胜过明朝”。

简单地说，美国保守主义的例外论，在于它夸大了伯克六个信条中的前三个，而突出了其与后三个原理之间的矛盾。与其他现代保守党相比，美国右派对国家抱有的敌意要深得多。有几个欧洲的保守主义者会打出“爱自己的国家但恨自己的政府”这样的标语？又有多少欧洲的保守主义者会认为，应该使政府规模小到足以使之淹死在浴缸里呢？美国右派也比其他保守政党更迷恋个人自由，也更能容忍无限不平等的存在。伯克之所以能够给予美国革命者以温暖，原因之一是，美国革命者在反叛中集中关注的是自由而非平等，这一点并不像他们那些法国革命中危险的同道者。就爱国主义而言，谁也不会否认世界各地的保守派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英国最善于思考的保守主义政治家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坚持认为，“民族都有特性，而民族特性正是新派政治家在他们的谋划和思考中所否认或者忽视的特质”。然而，许多欧洲的保守派已普遍认为应该在欧盟之类的“谋划和思考”中淡化他们的民族性，他们也逐渐接受了在多边基础上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做法。美国的保守派显然不会这样做。

如果美国右派仅仅是一种更具活力的保守主义，那么对它的预测会容易得多。事实上，美国右派对伯克信条中的后三个原理——等级制、悲观主义、精英主义——持绝对的自由派立场。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那些主人公并不是父权主义的守护者，而是一些不知自己置身何处的、粗鲁的个人主义者：他们是白手起家建立起自己强大企业的企业家，他们是走出故土来到西部的定居者，当然他们还是牛仔。美国右派有一种边疆精神，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因为美国的心脏地区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新城镇。

保守主义的地理环境，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它所持的是乐观主义而非悲观主义的态度。在要发电机还是要圣母玛利亚的论争（the war between Dynamo and the Virgin）中，大多数美国的保守派选择了发电机。亨利·亚当斯赋予这一论争以进步与传统之争的特点。美国的保守派认为，世界赐予了人们各种各样的好机会，而唯一阻止人们获得这些机会的，就是过去那只僵死的自由之手。相反，欧洲的保守派们一直恭维伯克是“过去的先知”。只要同一群共和党人待上一阵，他们对未来的那种热情劲就绝对会让你受不了。

至于精英主义，共和党人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走的就是民粹主义路线，而并没有像柯勒律治（Coleridge）和T.S.艾略特（T. S. Eliot）那样，梦想要形成一个聪明的、有知识教养的统治阶层。理查德·尼克松把自己看成“沉默的大多数”的捍卫者。1988年，有贵族气的乔治·H.W.布什（George H. W. Bush）把自己描绘成全体美国人的价值捍卫者，以反对哈佛园的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的自由主义。尽管既是总统的儿子，又曾在安多弗尔（Andover）贵族寄宿中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受过教育，乔治·W.布什在2000年和2004年却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承受华盛顿压力的、彻头彻尾的得克萨斯人。结果，现代美国的保守主义不仅活跃在乡村俱乐部和会议室里，而且也活跃在草根阶层，他们积极参与电台谈话和选区会议，并积极反对高税收、枪支管制以及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社会改革者的其他令人反感的尝试，这些改革者企图让诚实的美国人钻入既定的窠臼之中。

我们得赶快说明一下，这种例外主义中存在的许许多多的例外现象。有些宗教上的保守派总是很乐意让政府绕着《圣经》转，而去拜访南方拥有土地的贵族时，听到的是那些熟悉的军功故事、御马故事以及先祖在决斗中丧命的故事。威廉·巴克利1955年创办《国民评论》，其所散发出的并不是乐观主义的情绪，而是试图“逆历史而动，大叫一声‘站住！’”“斯特劳斯式的保守派”所持的精英主义和对进步的怀疑观，很难有能出其右者，这是一群从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出生于德国、终生都在为现代性的堕落而痛苦的哲学家——身上吸取灵感的新保守派。

为了避免此后在书中出现混淆，我们将以美国人所指的右派和左派的方式，来使用“保守的”和“自由的”这两个术语。同样，美国右派是一个覆盖面十分宽广的派别，它既包括具有浓重异端色彩的自由派，又包括传统的保守派。这使得它既脆弱又强大。就积极的一面而言，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这是一个如此充满活力的大运动。由于美国的保守主义中有许多至关重要的不同元素，因此它无法阻止自身矛盾的存在，而只能包容它们。保守派有数千名活动家、数百个智库、一小批高级知识精英。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是右派运动的最大智库，它出版了一本很有帮助的保守派专家名录，那本书厚得就像电话黄页一样。然而，派别覆盖面太广也意味着人们经常各拜各的庙、各烧各的香。

人们发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就存在至少三股相互竞争的保守主义力量：支持减税和持有枪支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者；“关注家庭”等组织的基督教道德主义者；以及军国主义式的爱国主义者，他们以相邻的美国空军学院和那些打出嘲笑萨达姆·侯赛因招贴广告的人为代表。但是，在响亮的军号声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中，人们怎么可能拥有一个小政府呢？在个人服从上帝统治时，人们如何能够颂扬个人主义？今天的右派美国充满了这样的矛盾。

这是一场运动，而非一个政党

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强调一下保守派的美国与美国之间的差异。尽管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欢呼民粹主义，却并不像自己一厢情愿认为的那样受到欢迎。右派可能处于统治地位，这也解释了美国的与众不同，但右派并不等于美国。2000年，乔治·W.布什赢得了总统位置，但比对手少得50万张选民票。在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事件期间，曾经创办“道德多数”组织（Moral Majority）的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承认：“我并不认为多数美国人与我们的价值观相同。”“关注家庭”组织的吉姆·多布森或许能够使800万美国人想起同性恋的罪恶，但每周有2 000万美国人观看情景剧《威尔和格雷斯》（Will & Grace），而这部片中有几个角色是身份公开的同性恋者。

因此这场运动——以及“道德多数”和“关注家庭”这些组织——的重要性在于：无论它们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自己所宣称的真正的美国，它们都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在这个只有一半选民愿意投票的国家里，它们比其他美国人组织得更好。当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谈论右派的大阴谋时，保守派的活动分子对希拉里讲话口气的控诉，要比对她讲话内容的控诉严厉得多。不仅在地方层面，在全国范围，保守主义运动的团结也要比大多数美国人意识到的紧密得多。

这种组织能力每周三在华盛顿展示一次。这一天的展示始于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位于L街的“为了税改的美国人”组织（Americans For Tax Reform）的例行早餐会。这通常是一件相当古怪的事：那些参加会议的不讲卫生的自由行动者因其“胡言乱语”而为人们所知。如今参加聚会的人数过百，其中1/3是女性。这些活动分子包括美国全国步枪协会（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说客、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的工作人员、主张家庭学校教育的人、极端的自由市场论者、敌对的黑人、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学者、国会议员、参议员、偶尔来访的州长（包括科罗拉多州州长比尔·欧文斯），当然还有白宫来的人。乔治·W.布什的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对此十分重视，每年都要参加几次这样的会议。

聚会有十足的平等主义色彩。卡尔·罗夫、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比尔·欧文斯这些共和党要员同刚刚从灰狗巴士上下来的学生活动分子比邻而坐，桌上满是高胆固醇、高淀粉的食品和咖啡因。任何还能放东西的地方都满满地堆着保守派的文献，有活动预告的小传单、问题研究论文报告、《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时报》的专栏、关于政府浪费的小册子、美国企业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新作等。聚会期间，人们在屋内四处走动，散发更多的材料。一份试图在俄勒冈州加税的材料这样写道：有人能阻止这件事吗？你听说了吗，竟有人卑鄙地想阻止火星对私人企业开放？现在掐灭这种想法还不迟。

诺奎斯特的聚会在上午11点半结束。许多活动分子立即跳上出租车朝国会山和美国联盟（Coalitions for America）午餐会奔去。在这里聚会的人数要少一些，只有70到90人，但更庄重些。1983年，保罗·韦里奇创建了这一组织。参加聚会的人年纪更大，通常身着整齐的套装，关注文化战争问题胜于低税收问题。放有餐具架的桌子上覆盖着一面绉纱美国国旗。大多数与会者的翻领上都别着美国国旗徽章。会议开始前，大家都朝房间角落的国旗重复自己的效忠誓言。誓言结束时，有人还大声加了一句：“向已在世的和尚未来到人世的人宣誓”。

比起诺奎斯特处的会议，这里的氛围更有质询味道。韦里奇的午餐会并不是活动分子和职员分享计划的论坛，而是给那些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来自行政当局的成员提供了一个场合，让他们有机会在有备而来的保守主义运动重量级人物面前为自己辩护。韦里奇在一张轮椅上主持会议。他还创办了传统基金会，现管理着自由国会基金会（Free Congress Foundation）。有个国会众议员因考虑参选参议员使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一个关键委员会中失去一席而受到呵斥。由于受到哥伦比亚特区即将进行的学券制投票的威胁，有个参议员答应提供那些可能还“有点点动摇”的同事的名单。商业巨子们对处方用药的提案显然感到不快，有人把它说成是一个“怪胎”。但有个众议员对此进行了辩护，认为这是政治上必须做的一件事，尤其是它还得到了乔治·W.布什的支持。

比起诺奎斯特的团体，参加午餐会的这个团体关注的面要窄得多，它集中关注宗教和社会问题。当有人谴责拔掉佛罗里达一家医院里无行为能力的病人特丽·辛德勒·夏沃的进食管，并进行“罗伊诉韦德案”式的安乐死处理时，房间里不约而同地爆发出掌声。有个与会者吼道，这事发生时，美国正让那些关塔那摩湾的敌方战俘吃饱喝足，使他们的体重平均增加了15磅！尽管如此，这两个会议还是显得十分相似，这从会议上的高胆固醇食品到各自发布的新闻稿中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会议的与会者都认为他们属于一个内在一致的运动。他们蔑视温和的共和党人，认为他们是“守旧派”；他们讨论在即将进行的国会竞选中，谁应该成为“我们的候选人”；他们已经认命，自己终其一生都将没完没了地与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邪恶做斗争了。韦里奇会议上的每一页纸都是号召武装起来的檄文。有2/3的晚期堕胎（partial birth abortion）是在新泽西州进行的！有一半的婚姻最终解体！超市里竟然销售《放荡少女》（Girls Gone Wild）的录像带！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到要举行午茶会，但许多参加过上述两个会议的人，傍晚又会聚集到诺奎斯特家里喝酒。他们中有些人将再次参加“中世纪周末聚会”（Dark Ages weekends）——回应克林顿式的“文艺复兴周末聚会”（the Clintonian Renaissance weekends）的保守派运动，或者一起度过周末假日。最近的一次是保守派海上漫游，纪念格林纳达解放，由伊朗叛军丑闻（the Iran Contra Affair）的中心人物奥里弗·诺思（Oliver North）中校、美国步枪协会主席韦恩·拉皮埃尔（Wayen LaPierre）和两名国会议员主持。

这伙人吃在一起、喝在一起、度假在一起，因而不可避免地会睡在一起。初看起来，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多数政党都有自己的俱乐部、会议和罗曼史。但他们喜欢的东西不会像这些人那样无所不包，对一项议事日程不会有那样的忠诚度和斗争意识。也有其他类似的团体，但它们只是寻醉者的团体、实习生的团体。有一阵子，类似这样的组织也曾充满生气，比尔·克林顿总统任期时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the 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就是个好例子。但它们没有坚持下去，也没有团结的运动思想信念。历史上，近期与美国新右派真正相似的，是欧洲的老左派。老左派也有自己的议事日程、无所不包的兴趣、热情和它的后方腹地。老左派聚在一起，总是处于自我嘲弄的危险之中，美国右派也是如此。可曾记得，女权主义者为了避免使用“man”（男人）这个词，因而要别人称她们为“wimmin”（女人）？如果去参观一下共和党两次全国大会之间的主要盛会——年度“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你就会看见，面带稚气的年轻人购买乔治·W.布什的人像玩具，他们在“传统价值联盟”组织（the Traditional Values Coalition）那里列队等候，将小布袋砸向那些叫作“希拉里·克林顿”“自由主义媒体”“同性恋议事日程”的奇形怪状的巨魔娃娃。

保守主义=美国主义？

对于右派来说，保守主义的崛起，并不是有关政治战略问题和竞选机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做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的核心问题——这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东西。如毛拉所说，“人们到美国来是为了追求一样基本的东西——自由，而保守主义在其发展中，已将自由融入了自己的灵魂”。

与那些具有深刻思想的保守主义者交谈时，他们常常会提及，有四样东西使得他们的国家如此特别。第一样东西是宪法。据说这份宪法文件经久不衰的力量，乃是源于它对人性的现实（保守的）评判。美国的立国者认为，人本质上是有缺陷的，而要防止人们滥用权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分散权力。他们也认为，由于人的个人主义和占有欲本能，需要建立一种制度，使得个人能在其中追求自我充实的自然愿望。当然，美国政治中最古老的伎俩就是宣称自己一方代表了宪法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新保守派都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进展甚微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宪法。

第二样东西是美国的地理位置。在过度拥挤的欧洲，人们被迫共享空间，并受劝放弃了美国人认为理应拥有的自由。美国能够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大片土地，而美国大陆上（这还不包括阿拉斯加）仍然只有1/20的地方有人居住。这使得普通的美国人渴望拥有一栋大房子、大片土地、把遗产传给后代；而很久以来，这在欧洲只是富人特有的奢侈。美国的边疆开拓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习惯于使用暴力，虽然在比较历史中这还是一个难解之谜，但在加拿大，类似情况并没有产生相同的结果。美国的拓疆者以枪炮来驯服蛮荒。他们还诉诸最高的惩罚形式——死刑——来维持不稳定的秩序。

第三样东西是彻底改造、重新再来。新世界总是能够使自己保持常新，在此过程中，美国例外论不断得到强化。工作岗位和人口不断朝南部和西部迁移，以寻求更廉价的土地和更宽松的法规环境。100年前，缅因州和罗得岛的国会议员，分别多于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时至今日，这两个东北部州只有8名国会议员，而那两个阳光地带州则有61名国会议员。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的人口中心正以每小时3英尺、每年5英里的速度，朝西南方向移动。保守主义似乎同共和主义一道，先是在郊区、随后在远郊地区成长兴旺。在像达拉斯这样欣欣向荣的阳光地带城市里，大教堂紧邻办公区和商业街而建。

第四样东西是道德主义。右派的美国一直以来同样是正义的美国。G.K.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曾说过这样的名言，美国是一个“宗教精神浸透了灵魂”的民族。布朗大学的政治学家詹姆斯·莫伦（James Morone）在最近出版的《地狱之火的民族》（Hellfire Natio）一书中指出，美国历史就是一系列道德运动的历史——它反对女巫、醉汉、堕落的女人、异乡人、共产主义等。这些威力巨大的运动甚至战胜了美国人对大政府的偏见，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禁酒法这个例子。道德主义并不是右派垄断的专有物，19世纪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和20世纪对民权的热爱，都是以准宗教的名义进行的。美国传统上倾向于从个人的德行而非宏大的社会力量来看待世界，而欧洲人却迷恋后者。19世纪的公理会牧师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说道：“如果不是自己的过错，如果不是自己的罪恶，没有人会在这片土地上挨饿受穷。”这种传统使美国人外出到处寻找屠龙的机会。直到柏林墙倒塌，右派美国一直认为，上帝赋予美国的任务是要把世界从共产主义中解救出来，美国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不能有丝毫的懈怠。现在，它正在组织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

对于右派来说，反对互联网上保守派博客所称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战斗，是一场善反对恶的战斗。别的国家越是反对美国的战争计划，这个救世主式的国家就越是确信自己的正当性。布什主义要求美国在随后的数年，或许数十年里都要打击恐怖主义，其潜在的要点与确定性有关。对右派来说，恐怖主义是非黑即白的事情；而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恐怖主义的辩论很复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the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的一名重要战略家这样说道：“我们的人民和总统一样，无条件地应对恐怖主义；他们，即我们的欧洲盟友和民主党人，则是相对主义者”。

这种办法有其选举上的简单考虑：用“邪恶轴心”来填补“邪恶帝国”留下的空隙，乔治·W.布什将保守主义运动重新团结起来。然而，几乎也是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反恐战争强化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分歧。在美国吹响民族主义的号角并大把大把地将钱投入军事用途的时候，欧洲国家正在将民族认同升华至对欧盟认同，并削减自己的军队。对于美国人缺乏对复杂性的考虑，无力看清恐怖主义产生的社会原因，以及在采取行动前不事先向他们问询一声，欧洲人都是大摇其头。在两年的时间里，乔治·W.布什耗尽了“9·11”事件以后人们给予美国的良好意愿，这主要是因为他大力发展那些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受用，而巴黎或东京不买账的立场。

这种分歧在2003年初联合国安理会有关是否入侵伊拉克的争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乔治·W.布什做出的以“政权更迭”解决问题的决定，震惊了大部分欧洲人，他们把这视作牛仔式的正义。而这样的决定却被保守派的美国广为接受。这种分歧也反映在以色列问题上，以色列的事业受到保守的美国福音派的狂热支持。［巴勒斯坦的温和派人士哈南·阿什拉维（Hanan Ashrawi）碰巧是个基督徒，她在伦敦和巴黎都受到盛情款待，但当她来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发表演讲时，面对的却是“宗教右派”组织（the Religious Right）的抗议人群。］而这些关于具体政策的个人行为，立即同更深层次的文化和价值斗争融合到了一起。例如，欧洲担心美国更具惩罚性的法律体系会在没有合理判决的情况下处决恐怖嫌犯或将他们送入大牢，那么它们还应该把这些嫌犯交给美国吗？

越来越右倾的美国

右派的情况将会怎样呢？承认下面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即保守派两个主要的运动——反对大政府和道德堕落——所取得的成功，至今更多地是体现在重整旗鼓的呼喊上，而非在政策层面上。几乎所有美国政客现在都在攻击华盛顿，但这并没能阻止政府的日益膨胀，乔治·W.布什领导下的政府尤其如此。与此同时，文化战的消息也混杂不清。年轻人可能比他们那些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老师更加爱国，更加不支持堕胎，但《放荡少女》所描绘的古怪姿态至少说明领地仍有待收复。直到21世纪，被民主党斥为策划了2000年布什政变的最高法院，因其在同性恋者权利、“赞助性行动”和医用大麻方面的判决，而令保守派感到失望。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之所以有那样多的斯特劳斯式的保守分子，原因之一是他们发现自己很难在自由派的大学里谋得职位。

因此，尽管右派并不一定在所有战线上获胜，它却像20世纪60年代的左派那样，正在营造政治气候。我们在本书中认为，美国政治的重新结盟，可能正在为使共和党成为天然的执政党搭建舞台，民主党一度也是如此。这种说法可能显得没有根据。2004年，布什再次赢得了总统选举，但比起其他重新当选的总统，他的重新当选优势最不明显。他的第二任期既面临令人生畏的国外问题，又有国内经济的不平衡问题。2008年的共和党候选人可能将面对同样激烈的竞争。而老大党（共和党）本身也要应对那些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本书中，我们一再担心共和党为了选票而变成太具南方色彩、太具道德主义色彩的政党。

尽管如此，2004年的总统选举对民主党的影响还是明显要大得多。总统职位代表着民主党人有个机会抓住有实际意义的权力。共和党人轻而易举地保住了对国会两院、大多数州长席位（其中包括美国前四大州的州长席位）以及多数州的州立法机构的控制权。虽然某些人口统计趋势有利于民主党，但未来似乎更多地是握在共和党的手里：共和党是代表企业家的政党，而非代表政府雇员的政党；共和党是代表不断增长的郊区的政党，而非代表正在衰落的市中心区的政党；共和党是代表影响力不断扩展的西南部的政党，而非代表停滞不前的东北部的政党。

再者，要使美国受制于右派，布什也不一定必须在2004年的大选中获胜。我们在本书中认为，假定民主党在2004年的大选中赢得胜利，也几乎改变不了美国的保守主义基本立场。在可见的将来，以欧洲的标准来看，民主党将是一个相对保守的政党。民主党人在金钱上对大公司和富豪的依赖，几乎像共和党人一样严重。如果不能重新赢得保守派的心，民主党人就无法赢得选举。因此，民主党目前才会企图吸引那些赞成持枪、反对堕胎的南方“纳斯卡的民主党人”。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可能试图减少死刑执行，但不可能推动各州废除死刑；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可能限制枪支的使用，却不可能禁枪。在国外，民主党领导的政府对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的强有力支持，可能不亚于共和党领导的政府，并且不可能说服国会批准《京都议定书》。美国仍将与众不同。

自相矛盾的美国

本书试图对过去30年间将美国拖向右派的保守主义运动这一历史画卷中的人们和机构进行一番描述。书中不仅会介绍比尔·欧文斯、格罗弗·诺奎斯特和拉尔夫·里德（Ralph Reed）这样的领袖人物，也会介绍达斯廷和毛拉这样的基层战士，以及那些在“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大会处排队购买萨达姆·侯赛因手纸和刻有“为他祈祷”文字的乔治·W.布什像章的人们。本书既会一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里的智库和基金会，也会对远离华盛顿环形大道的各路大军进行描述——华盛顿州自由公园里支持持枪权的活动分子、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学券制的黑人积极支持者、弗吉尼亚州的家庭学校教育支持者以及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的计划公社等。

这些人非常有趣但很少有人关注，他们构成了我们考察美国何以与众不同的一面多棱镜。我们将把右派放置在全球的背景中，进而详细叙述美国与其他先进国家相比要保守得多的行事方式，并关注保守主义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的影响。

在这个描述过程中，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不足，但有一个强项，即我们不属于支配美国时政评论分析两派中的任何一派。在整部书中，我们试图避免使用以上两派在辩论中惯用的讽刺性语句——毕竟已经有太多人在这样做了。在描述欧洲的反美主义和美国的反欧主义时，我们也试图避免这样做。如果您来读这本书是希望看到书中把乔治·W.布什写成被石油所困的低能牛仔，或者把法国写成“吃着奶酪举手投降的猴子”，那我们还是希望您趁早打住。

美国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它既是世界上最受景仰的国家，又是世界上最受诟病的国家之一。在国外，“美国”一词既成了技术精湛、知识界精英和机会的代名词，也成了原始正义、帝国主义和不平等的代名词。为什么美国这个权力过度的国家最受其他国家效仿并乐于与之为友，但它自己却如此孤独？对此不存在什么客观一致的解释。这是一个人人都力求得到答案的谜语。我们是否已经找到答案了呢？还是由您来做出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