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魏晋文学——乱世文学的自由和自觉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中古期第一段的开头，且以五言古今体诗的兴盛为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异常的繁荣，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文学创作个性化和集团化，是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出现的又一思想和文学的解放与繁荣时期。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这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时间段内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著作丰富，个性鲜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整个文学思潮的方向也是脱离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要，寻找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感情。文学审美趋向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相互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

正始诗歌

曹魏后期，政局混乱，司马懿父子掌握朝政。此时，文人的命运与建安时大不相同，阮籍本有济世志，但不满于司马氏的统治，故以酣饮和故作旷达来逃避迫害，最后郁郁以终。山涛本来与阮籍、嵇康等人为友，同在“竹林七贤”之列，后来投靠司马氏。正始时期的诗人，政治理想落潮，普遍出现危机感和幻灭感。此时的诗歌也与建安诗坛风貌迥异，反映民生疾苦和抒发豪情壮志的作品减少了，抒写个人忧愤的诗歌增多了。故阮籍诗“颇多感慨之词”和“忧生之嗟”，嵇康诗亦“多抒感愤”。

面对混浊的社会与短暂的人生，阮籍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只好故作旷达，在生活中，他做出许多惊世骇俗的事情。在诗歌中，他也为自己设计了精神的出路，这就是游仙和隐居，他在诗中常常赞美算由、夷齐、邵平、四皓等隐士，而讽刺苏秦、李斯等人因贪恋利禄而导致杀身之祸。赞美神仙隐逸，只是排遣苦闷的一种方式，他其实是颇有济世之志的。阮籍主要诗歌作品为《咏怀诗》八十二首，《咏怀诗》内容广泛，于时势、人生诸多方面，凡有所怀，无所不咏。

嵇康（223～263）字叔夜，曾为魏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他与魏宋室有婚姻关系，所以坚决维护魏国的利益，对司马氏集团甚为不满，公开拒绝与之合作，后来，他在司马昭的亲信吕巽与其弟吕安的家庭纠纷中，为吕安作正义辩护与吕安一同被捕，被杀，年39岁。在中国文学史上，嵇康属于最具魅力人物之列。“竹林七贤”以嵇康为核心。嵇康临刑前，太学生千人上书司马昭，请赦康，愿以为师，甚至有“豪俊皆随康入狱”。

就文学贡献而言，嵇康与阮籍为曹魏后期的双子星座，除文学性格差异外，二人在文学所长方面亦不同。总的看，嵇阮各体兼善，但阮长于诗赋，嵇长于文。就诗而言，阮籍五言最优，《咏怀诗》八十二首为五言诗发展的里程碑式作品。嵇康五言虽成就不突出，其四言诗则独步当时，上承曹操，亦称大家。

关于嵇康诗歌的总体风格，前人曾指出“峻切”之意。所谓“峻切”，是指诗旨显露，少含蓄蕴籍。嵇康的散文，《与山巨源绝交书》是其代表作。山涛是嵇康的好友，后被司马昭收买，当了大官，并推荐嵇康做官。嵇康就写了这封信，表示自己坚决不肯做官。他说若做官，“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七不堪”与“二不可”表现了他放荡不羁、疾恶如仇的性格，也表现了他对司马氏集团的极度不满。

太康文学

太康时期，江南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安定，文学也比较繁荣，诗坛上出现了一批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渊、一左。太康诗坛控制在士族文人手中，文学创作有模拟古人和追求词藻华丽、对偶工整的不良倾向。潘岳、陆机是形式主义诗风的代表，而左思则继承了建安正始传统，而成为杰出的诗人。

陆机是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就文学创作来说，他的作品代表了太康文学的主要倾向；就文学理论说，所作《文赋》乃是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代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思其貌不扬，口才也不好，但他的文章写得很好。“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以闲居为事。”大约在19岁时，左思用一年时间写成《齐都赋》。其妹左荣因文才入宫，成为贵人，全家搬至洛阳，入洛阳后，开始构思《三都赋》，历十年而成，门庭皆著纸笔，遇得一句，即使疏之。“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三都赋》初未尝重视，后得到司空张华叹赏，于是一时名声鹊起，许多文坛宿儒为《三都》作注作序，左思名重京师。豪贵之家竞相传写，出现了洛阳纸贵的局面。

左思的创作，留存下来的不多，仅有赋三篇，诗十四首，他绝大多数作品，靠《文选》和《玉台新咏》得以保存下来。左思的诗歌，在西晋文士中不算多，但成就颇为突出，《咏史诗》为其代表作。

田园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是两汉魏晋南北朝800年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词赋家与散文家。陶诗今存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陶文今存12篇，计有词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

陶渊明词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说来，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因其居住地门前栽种有五棵柳树，所以被人称为五柳先生。在刚刚归隐田园的时候，生活还可以。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德安县吴山乡蔡河村）失火，迁至栗里（今德安县吴山乡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也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赠他粮食和肉，被他用手打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