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魏晋玄学——儒道之辩中尽显名士风流
两汉年间，经学为尊，研究经学成为当时入仕从政的主要途径，士人们争相讨论经学理论成一时风气，他们尊崇天人、阴阳、符应等观念。儒家经学，第一次在中国确立了统治地位。但这个统治地位本身并不牢靠，因为它并非来自学术演进的正常新陈代谢，相反却是从汉武帝开始至东汉历代汉朝皇帝不断“霸王硬上弓”，强行“独尊儒术”的结果。这种人为树立的思想核心，其基础本身就是脆弱的。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学术界内乌烟瘴气。东汉中央集权制度的崩溃，重创了“独尊儒术”赖以生存的土壤。传统儒家知识分子所倚重的支柱也因此轰然倒塌。随着儒家经学的衰微，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为抽象玄理的讨论。而后来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令勃勃兴起的玄学，从此走向了成熟。
这时候出了两个人物，也是后来玄学能大力发展的推动者，何晏和夏侯玄。这两人主张在道家的思想形态上，吸收部分儒家思想言论，推崇《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也就是“本末有无”的问题，崇尚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这就是玄学。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学，它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何晏是正始时期清谈的领袖人物，在他的玄学思想里，主张世界本就无，要想真正做到维护纲常名教，就必须从自然的本源着手，打破一些陈旧的框框架架，撇除一些破旧形式，一切从精神上抓起，只有统一了精神世界，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寻求到平衡。他的这种“贵无论”开启了魏晋以后的玄学风气，后世玄学研究者也奉何晏为玄学集大成者。
竹林七贤
对玄学的成熟同样产生助推的，还有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人们关注竹林七贤时，只注意到他们是一群浪子、文学家、诗人、音乐家、政治家等，却忽略了他们中间的好多人还是玄学家，其中以阮籍、嵇康为首。从家庭背景来看，嵇康应该算是曹氏集团的，毕竟他老婆是曹氏嫡系族人，那么嵇康按理说也是半个曹氏族人了。司马集团篡权后，嵇康一是对他们的手段所不齿，二是对司马集团黑暗的统治以及高压的礼教所不屑。司马集团的统治理念与嵇康的思想追求是相违背的，嵇康认为礼法名教只是用来束缚人性、禁锢言论的，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但嵇康不同于常人的是，别的玄学家对于礼教统治一旦不满，不是在清谈中大加批判，就是在著书言论中大费笔墨地揭露这种封建体制背后的黑暗面。嵇康是超脱众人的，这也是为何在思想层次上他能位居竹林七贤之首，他真正做到了超脱世俗、追求真我，很多时候嵇康都不屑于清谈和著书论文，而是在琴声中寄托他的理想和观点，嵇康即使想要表达抗争，也要选择一种极为高雅脱俗的方式。所以，嵇康的玄学观点很多时候不在其文学著作中体现出来，而在他的乐律著作中可窥其一二。
阮籍的出身决定了他的政治取向，阮家蒙受曹氏一族的恩泽太多太多了，他没有理由投靠依附司马集团。他反对虚伪的名教崇尚自然，对司马氏的篡权表现消极不合作。阮籍鄙弃名教也和嵇康一样，但他并不主张真正废弃名教，而是倡导名教与自然调和的折中思想。阮籍的思想，由儒而老而庄，都有成文的专论发表。阮籍很好地吸收消化了庄子的思想，很多时候他的行为举止与庄子极其相似。阮籍在消化了道家思想后，又结合儒家部分思想言论，以一种既入世又出世的方式活跃在魏晋时期。
玄佛合流
元康玄学（约263～316）以裴頠、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玄学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当时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嵇、阮思想中颓废的一面，嗜酒极欲，追求表面形迹上的放达。这种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学贵无派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使它走向没落。二是沿着向秀的思想发展为裴頠和郭象的崇有论哲学。裴頠，裴秀之子，作《崇有论》，指斥时弊，批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重新肯定名教的作用。哲学上提出“至无者无以能生，始生者自生也”的观点，反对在万有之外去寻找事物的本体，认为万物是“自生而必体有”，没有别的东西作为其存在的根据，从而完成了从贵无向崇有的过渡。
郭象进一步发展了裴頠的崇有论思想，提出“无不能生有”、“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等新的命题，并在万物“自生”说的基础上提出“独化”的概念。郭象否定一切宇宙本根的存在，建立了“性”本体论哲学，将每个生命的自然本性，视为其生成变化的终极依据，以此确立了人在宇宙中心的地位。作为彻底的无神论者，郭象不相信任何超自然神力的存在，对《庄子》中所有的神话，均作了“寄言出意”的理性解释。在命运问题上，不仅否定了宇宙力量的存在，而且极端地否定了一切外因，认为“性分”是命运的最终决定因素，堪称汉唐之际无神论命运学说的巅峰之作。在此基础上，郭象提出圣人处于“与物冥”的状态，即与外物没有差别，故能实现无待的逍遥。而凡人只要适其“性分”，也可达有待逍遥。
江左玄学以张湛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时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进一步导致思想上的空虚。因此，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便成为玄学的中心内容。张湛注《列子》，综合崇有、贵无学说，提出“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的思想，把世界和人生视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虚伪无常的，主张采取“肆情任性”的纵欲主义人生观，把玄学引入了绝境。这在政治上反映了门阀士族的没落。
东晋以后，玄佛合流，般若学各宗大都以玄学语言解释佛经。因此，讨论非有非无的佛学取代了讨论本末有无的玄学，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