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治疗中依恋模式的改变

在研究中探讨心理治疗中的依恋改变看起来也是合情合理的。尝试测量和研究依恋的变化意味着什么呢？这其中包含了许多因素，比如情绪和处理情绪的方法、思维模式和期望，以及特定的回应方式等。被广泛采用的能够有效测量成人依恋水平的工具是亲密关系体验量表修订版（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Scale-Revised, ECR-R; Fraley et al., 2000），见附录一。回顾量表中的条目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用来评估焦虑型和回避型依恋的具体问题。安全型依恋的人在该量表的焦虑及回避方面的得分都很低。量表中呈现出的条目包括了诸如“我担心自己不如其他人”或者“我发现自己很难依赖伴侣”之类的描述。读者可能希望用这个量表来评估自己，以便亲身体验依恋的编码方式。研究人员还会测量个体在互动中对他人的特定行为的变化，比方说冲突讨论，就可以在诸如安全基地评分系统（Secure Base Scoring System）的行为测量维度上进行编码（Crowell et al., 2002）。这种测量会编码一些因素，比如人们是否能够表达出痛苦和对他人需求的明确信号、当他们的需要被满足和得到抚慰时是否感到舒适，以及他们是否能够意识到他人的痛苦并能以恰如其分的方式做出回应。我们还可以从访谈中获得个体的童年期依恋状况及近期的丧失，以评估其关于依恋的心理状态的变化和依恋信息是如何被处理的，并通过成人依恋访谈（Adult Attachment Interview, AAI; Hesse, 2008）来编码个体的回应方式。访谈者可能会问：“你能用五个形容词来形容你与母亲的关系吗？”对于这个问题，安全型依恋个体的回应和叙述是灵活连贯的，并且会配合访谈者。通常来说，在这种访谈中对个体安全感的测量尤其可以被视作对其人格整合程度的测量。非安全型依恋的个体在访谈中的叙述特点是模糊的，呈现出有冲突或矛盾的回应，或者是疏离和沉默的回应。所以山姆（Sam）告诉访谈者：“我的母亲很了不起，也很亲切。但她从来就不在那里——当然是太忙了（他笑了起来），这样也好。我真的不想和你讨论这个问题。”研究人员发现个体在这个访谈中的回应可以预测各种行为，如在以色列军队基本训练中的表现（Scharf et al., 2004）、恋爱关系中的消极情绪管理与冲突策略（Creasey & Ladd, 2005），以及贫困青少年母亲的抑郁症状和对情绪的认知与接受状况（DeOliveira et al., 2005）。

正如多齐尔等人（Dozier et al., 2008）指出的那样，绝大多数来访者在接受治疗时都是感到不安全的，也有一些讨论是关于特定治疗模式是否更适合特定类型的依恋风格（Daniel, 2006）。虽然已经发现更安全的依恋能促进积极的治疗联盟的形成，但也有人认为程序化的治疗（如CBT）对于焦虑型依恋的来访者可能更好，而情绪过度活跃的心理动力疗法由于其强度更为剧烈，可能更适合那些否认情绪的回避型依恋来访者。还有一些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即认为回避型依恋的来访者会从与他们风格相匹配的而非相反的治疗方法中获益（Simpson & Overall, 2014）。

我们还可以考虑治疗师自己的依恋风格。安全型依恋的治疗师似乎更能对来访者做出回应和保持灵活性，他们既能适应也能挑战来访者的“风格”（Slade, 2008）。在个体心理动力学治疗中，个体向安全型依恋的转变已经被证实（Diamond et al., 2003; Fonagy et al., 1995）。基于依恋的家庭治疗（attachment-based family therapy, ABFT; Diamond, 2005）旨在帮助青少年疗愈“关系破裂”，表现出显著的疗效，即减轻了与不安全型依恋关系相关的变量水平，如抑郁、焦虑和家庭冲突等。有关情绪聚焦夫妻治疗的研究表明，夫妻治疗可以使焦虑方和逃避方都显著转向安全型依恋的方向，并减少大脑对电击造成的恐惧和痛苦的反应，并减轻由于关系困扰和抑郁引发的症状（Burgess Moser et al., 2015; Johnson et al., 2013）。

总之，这里所涉及的内容已经超前了，因为有关依恋和治疗性改变的部分实际上是第九章中的主题。尽管依恋理论对人格、精神病理学、心理健康甚至是过去几十年的心理治疗等概念体系的影响已经不容置疑（Magnavita & Anchin, 2014），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鲍尔比在走向生命尽头之际指出，他感到“失望的是，临床治疗工作者在检验依恋理论临床实际应用方面的进展太过缓慢了”（Bowlby, 1988）。我认为他现在仍会感到失望的！

接下来，我们将在下一章阐述依恋理论对心理治疗实践的整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