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中的创新
（2009年11月）
摘要：“国家安全学”在学科建设方面既包括“从无到有”的开拓性创新，也包括学科体系完善过程中的“从有到精”的创新。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过程中，还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理论和观点，特别是提出了一种具有学科方法论高度的新安全观，即系统安全观。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古今中外归纳概括法”，同时还注意运用系统方法、实证方法等。任何创新都没有止境，在“国家安全学”及国家安全学科的未来发展中，在国家安全学教学和研究中，引进“民主观点”，重视“实证方法”，甚至运用“数学方法”，都可能成为将来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中的创新亮点。
关键词：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高等教育
经过十多年的建设，由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的“国家安全学”在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1999年，《国家安全学基础》被列为部级点教材予以立项资助；2002年，《国家安全学基础》内部印行使用；同年，公开版《国家安全学》教材编写被立为“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设立项项目”；2004年，《国家安全学》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2005年，“国家安全学”被列为国际关系学院A级精品课程；2006年，《国家安全学》被评为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同年，“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地位及教学内容与方法”被批准为北京市教育教学改革立项项目；2008年，《国家安全学》获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同年，“精品通识课‘国家安全学’体系建设”获北京市教育教学成果（高等教育）二等奖；2009年，“国家安全学”被评为北京高等学校精品课程；同年，北京市教改项目“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地位及教学内容与方法”结题上报。“国家安全学”课程和学科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一些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创新”二字，其中既包括了学科本身“从无到有”的创新，也包括了学科体系“从有到精”的创新，还包括了学术观点的创新和研究方法的创新。
一、“国家安全学”的学科体系创新
国际关系学院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推出了一门新兴学科，在学科建设方面具有“从无到有”的创新意义。而后来公开出版的《国家安全学》教材和院内开设的“国家安全学”课程，在学科体系方面更是具有开拓性的创新。
国家安全问题虽然可以说是随着国家的出现就出现了，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也可以说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但这些认识长期以来只是零碎地分布于政治学、军事学、警察学、外交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之中，而没能构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甚至没有一个概念可以把丰富的国家安全历史发展和现实需要以及分布于不同领域的国家安全观念、观点、思想、理论等统一起来。即使在“国家安全”一词于20世纪初在英文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国家安全法”于1947年在美国第一次出现于人类历史上之后，独立的国家安全学科也没有建立起来。“冷战”结束前后，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迅速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向发展，传统安全观开始向非传统的新安全观转变，新的安全政策和安全行为也开始代替旧的安全模式，这就在客观上对建立国家安全学科提出了要求。但是在学科建设方面能够及时把握住这一客观需要，及时建设起国家安全学科，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更不是任何研究机构和人员都能抓住这个机会的。国际关系学院只是由于其特殊性，而与这一大局势碰了个正面，走了个同步。
20世纪90年代初，在“冷战”结束、国际安全形势大变、新的安全思维和安全观深入人心的时候，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理论教研部为全院开设“国家安全概论”课程，甚至还编写油印了《国家安全概论》供教学使用。后来，随着国际关系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的发展，开设更多的国家安全类课程这一任务被提了出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编写国家安全类系列教材的需要，同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国家安全概论”可以被称作“国家安全学”。
一系列国家安全类课程在学院内部陆续开设出来，其中“国家安全概论”课更是被作为整个国家安全类课程的基础理论来建设。为了开好这些国家安全类课程，学院成立了若干教研室，专门设置了国家安全资料室。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主管部重点科研立项支持下，国际关系学院陆续编写了系列国家安全类教材，其中被称为“龙头”教材的《国家安全学基础》到2002年最后印出并用于教学，相应的课程名称同时被改为“国家安全学基础”。就在此时，由于种种原因，国际关系学院的“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培养模式停止，多数国家安全类课程也由于涉密或其他原因而退出了课堂。然而，作为整个国家安全学科体系之基础的“国家安全学”不仅被保留了下来，而且在北京市教委的支持下，《国家安全学》教材编写于2002年还被列为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设立项项目。2004年5月，《国家安全学》教材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国际关系学院当即选用这部教材，并把原来的“国家安全学基础”课改为“国家安全学”，作为全校本科生必修的“通识课”开设。
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虽源于国际关系学院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教育教学改革和专业调整，但最终构造的“国家安全学”体系既没有局限于以间谍情报活动为主要内容的隐蔽战线，也没有局限于以武装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军事国防领域，更没有把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所涉及的国家对外安全问题作为国家安全的全部内容，而是尽可能完整地把历史发展到今天所涉及的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都统合起来，按照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在学术史上第一次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概括，对相关内容做出了结构合理、逻辑严谨、层次分明的编排。无论是在《国家安全学》教材中，还是在“国家安全学”课堂上，都从“国家安全基本理论”“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五个方面来展开国家安全学体系。这样就编成了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全新教材，构造了一门前所未有的新兴学科，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学科体系。
鉴于学科体系方面的创新，《国家安全学》教材2006年被正式评为“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2008年又被评为“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家安全学”课程2006年被学校列为“A级精品课”来建设，2008年11月又上报北京市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二、“国家安全学”的学术观点创新
除了在整体上为社会科学贡献了一门新兴学科和一部体系结构全新的教材之外，我们创建的“国家安全学”还包含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和观点，特别是根据安全形势的发展、科学方法的运用、学科体系的需要，提出了一种具有学科方法论高度的新安全观，即“系统安全观”。
在研究国家安全问题、编写国家安全教材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要对整个国家安全问题做全面系统的研究，需要一种能够全面系统把握安全问题的科学方法，而系统科学提供的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正是构建国家安全学科体系、认识纷繁复杂的安全现实的理想工具。为此，我们认为应该确立一种系统的国家安全观，并在发表于《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上的《系统安全观及其三层次》一文，及2002年内部版《国家安全学基础》和2004年公开版《国家安全学》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这一观点。这种系统安全观其实就是运用具有普适性的系统方法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系统思考，从而能够在安全问题上得出符合时代发展和现实要求的科学理论，提出具有充分可行性的对策。由此，我们指出：“国家安全是一个社会系统，国家安全活动和国家安全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因而必须运用系统的观点、原则和方法认识和分析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活动，以及各种安全要素之间的关系。”“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系统中，各要素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是不同的，同时又是可以转化的，因而既需要对国家安全系统中的各要素进行系统化的战略性定位，又要根据系统的运行情况对各要素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具体分析。”国家安全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系统，国家安全既具有内包性，也具有外涉性，在内包国民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内容的同时，又外涉他国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全球安全，甚至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在全球化浪潮已经使地球成为一个“地球村”，各个国家正在密切联系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的今天，任何国家及其安全都不是封闭系统，也不可能人为地封闭起来，而必然是程度不同且不断扩大开放程度的开放系统。一国安全总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国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全球安全的影响，同时必然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他国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全球安全，甚至在涉及各种社会要素的同时，还会涉及各种非社会性的自然条件，比如生态环境及其安全，涉及地球之外的球外环境及空间安全。这就更需要人们运用开放性的系统思维和方法，解释和保障开放性的国家安全。
在“系统安全观”之外，“国家安全学”中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还有：（1）无论是国际关系学，还是其他的政治学科，都容纳不下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安全，都没有也不可能把完整的国家安全作为自己的对象，因而建立从整体上研究国家安全“国家安全学”非常必要。（2）国家安全学是从总体上研究国家安全、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以及国家安全保障问题等方面的基本现象，揭示国家安全及其相关方面的本质和规律，探寻合理的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战略，最终服务于国家安全现实的新兴综合性实用型政治科学。（3）国家问题可以分为国家安全本身及其构成要素、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四个方面来认识，《国家安全学》教材正是依此构造体系、展开论述的。（4）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本身都是客观的，是一种客观存在或客观状态；安全感、安全观、安全判断、安全理论、安全战略、安全法等，是对客观存在的安全状态的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反映和认识，是精神活动和主观思维的产物。（5）在国家安全的所有构成要素中，国民安全处于核心地位，是整个国家安全的核心；当代任何国家安全活动的最终目的，都应服务于国民的安全和利益。（6）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是当代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恐怖主义（无论是国际恐怖主义还是国内恐怖主义）是对当代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7）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可分为保障活动和保障机制两个方面来认识，国家安全保障活动既有硬手段的运用，也有软手段的运用；国家安全保障体系既包括硬件，也包括软件。此外，像“文化的先进性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科技安全是当代国家安全的关键”等观点，也具有创新性。
三、“国家安全学”的科研方法创新
学科体系和学术观点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研方法的创新。“国家安全学”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创新性的学科体系，提出一些创新性的学术观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在《国家安全学》教材和“国家安全学”教学的第一部分，我们总要专门讲到国家安全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其中既提到了哲学方法，也提到了逻辑方法，还提到了科学方法，然而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种对于处在草创阶段的国家安全学来说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即“古今中外归纳概括法”。所谓“古今中外归纳概括法”，就是要搜集古今中外有关国家安全的各种事实材料和各种理论观点，对复杂的国家安全事实进行归纳概括，在理论形态上形成比较完整的国家安全全景图，进而从中探索具有普遍性、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形成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原则和观点。虽然我们不能说国家安全学目前还处于搜集和整理材料的阶段，但搜集和整理材料的任务却是建立国家安全学的时间起点和逻辑起点。在搜集和整理材料中，运用“古今中外归纳概括法”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方法对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虽然不能说是非传统的，甚至可以说是传统的，但对于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国家安全理论研究来说，却具有某种非传统的意义。后来，有人在撰写国家安全史方面的博士论文时，还专门提到了这一方法，认为这一方法对其博士论文的完成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把系统科学提供的“系统方法”运用到国家安全研究上，提出“系统安全观”，这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这虽然只是方法应用上的创新，不是方法本身的创新，但对于我们创新性地建设国家安全学科体系，提出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观点，却具有重要意义。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在国家安全研究和教学中更是被作为重要的哲学方法来运用，为我们提出“国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和整个国家安全活动的根本目的”，提出“文化的先进性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等，都发挥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作用。
如今，我们在继续强调和运用“系统方法”的同时，也开始思考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思维的“民主观点”对国家安全研究和实践的重要作用。由于国家安全不仅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而且事关每个国民的身家性命，因而在这一领域更需要强调科学与人性的结合，强调民主思想和民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时代需要的是人性的国家安全，不是反人性的国家安全，而能够有效保障人性原则得到贯彻执行的，只有民主制度。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之一。没有民主理想的科学技术，带给国家和国民的可能是灾难和不幸，而非安全和幸福；相反，没有先进科技支撑的民主理念，必然软弱无力，也不可能给国家和国民带来稳定而持久的安全和幸福。国家安全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家提供一种民主与科学高度统一的安全理论，并最终为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国民安康服务。由于这样的安全理论在人文性上强调民主理念，在科学性上强调系统方法，因而可以称作“民主的系统安全观”。在当代国家安全论域中，“民主”既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非传统安全观点，也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非传统安全思维方式和方法。
四、“国家安全学”还要进一步创新
在国家安全学研究和教学中，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创新是无止境的。例如，虽然在2002年内部版《国家安全学基础》中有专门的“国家安全法制建设”一章，但在2004年公开版《国家安全学》中，没有了这一章。这种情况的出现，虽然我们认为与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存在严重缺陷有关，也受制于时间而无法在当时就对国家安全法治体系作出全面科学论述，但无论如何都确实影响到了学科体系的完整性。为此，笔者经过长期思考，在《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发表了《国家安全法的名与实——关于修订我国〈国家安全法〉的一点建议》，同时也与其他一些教学研究人员探讨了当前中国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建设的问题，争取再版时，把“国家安全法治”作为“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部分单列一章讨论。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思考把数学方法和实证方法运用到国家安全学研究和教学中的可能性。运用数学及实证方法解释和解决社会问题，如果说在经济学领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因而也说不上是什么非传统思维，那么在国家安全学科领域应该说还是比较新颖的，是一种非传统安全思维。如果不是这种方法运用起来难度太大，在国家安全学科创建的早期也许就会受到重视甚至被具体运用。正是由于难度太大，目前在国家安全领域还少有成功运用的案例，但确实也已经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尝试，我们也在不同场合向数学基础好的同仁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例如，在《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发表的《全面理解“国家安全”概念》一文中，作者汪育俊先生就提出了一个“国家安全公式”：Ns=（C＋E＋M）×（S＋G＋N）×（Ls＋D），其中Ns表示国家安全，C表示人口和领土构成的基本实体，E表示经济力量，M表示国防和军事力量，S表示国家战略目标，G表示国家政权力量，N表示国家文化力量，Ls表示国家的国际安全战略，D表示国家的外交能力，由它们分别构成的（C＋E＋M）表示硬国力，（S＋G＋N）表示软国力，（Ls＋D）表示国际安全。虽然汪先生在这里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值计算单位和方法，但这已经是运用非传统安全思维方式解决安全度量问题的一种非常有益的尝试了。在为子杉（即任卫东）所著《国家的选择与安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安全观的演变与重构》一书所写的书评中，笔者曾写道：“就科学性而言，本书也仅仅是在基本概念定义的逻辑性上有所表现，在科学理论所要求的实证性上并没有太大突破，而这一点恰恰是包括国家安全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都需要进一步努力去做的。这样的要求对作者是过于苛刻了，因为我知道这是本人一生都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也是吾辈中多数人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目标。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连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还要苛求于人呢？这实在是因为太希望我们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国家安全研究，能够早日步入科学轨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样一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谁人会做呢？我也许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尝试，但比我年轻的任先生，比任先生更年轻的下一代甚至下几代的中国人，一定会有人来成就这番事业的。愿就此与任先生共勉，也愿就此与其他有志于国家安全理论研究及其科学化的同仁及后起共勉。”虽然我们知道数学和实证方法在国家安全学科领域的运用非常困难，但还是非常向往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使目前的情况有所改变。事实上，在《2008年中国国家安全概览》中，我们就已经尝试运用实证方法，从统计的角度对10年来国内“安全研究”的政策导向问题进行了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