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中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2009年3月）
摘要：在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中，需要一种包容而不是排斥传统安全问题的非传统安全思维。非传统安全思维不仅体现在国家安全学科10多年来的建设进程及编写出版的《国家安全学》教材中，还体现在一系列的创新性观点中。系统安全观的提出及其在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中的运用，是非传统安全思维的重要体现。把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纳入国家安全学体系，把国民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国家安全活动的根本目的，把文化的先进性看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均反映了非传统安全思维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国家安全学；国家安全学科建设；非传统安全思维
在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思考和处理国家安全事务时就不会不受非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思维的影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们是否会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受非传统安全思维的某种影响，而在于人们能否自觉地把非传统安全思维作为认识、理解、研究和处理安全问题的思维方式，能否使非传统安全思维成为研究国家安全问题并形成科学理论时自觉遵从的科学思维方式和方法。通过笔者对非传统安全思维在10多年来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初步总结，将利于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在今后得到更好的发展。
一、提出建立“国家安全学”时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在20世纪最后10年之前，“国家安全”在中国是一个敏感语词，即便是学术研究也不涉足，好像“国家安全”只能是“肉食者谋”，只有代表国家的职能机构才能过问。通过对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中文普通图书进行检索，我们发现书名含有“国家安全”且排除“安全生产”等主题词后的中文图书最早出现于1962年，此前根本没有此类图书，此后一直到1989年，此类图书总共有5本，而且1962年、1965年、1985年各出版的一本都是外国图书的中译本，1987年出版一本署名为“《国家安全有关法规选编》编辑组”的《国家安全有关法规选编》，虽然不是外国人原创作品，但也不是学术研究著作，好像此类著作只能由有关权威部门集体来编，个人甚至学者都无权涉足。只有到了1988年，解放军出版社才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国家安全”类图书，1989年，“国家安全”类图书在国家图书馆藏书中又消失了，1990年，国内出版了4本书名含“国家安全”的图书。从这些图书的编者和出版者来看，此时的“国家安全”类图书仍然控制在权威的军事国防与情报保卫机构手中，普通百姓和专家学者依然没有涉足。
从国家图书馆中文藏书中做进一步检索可以看出，真正的“国家安全研究”图书，只有到1995年才陆续出现，1999年形成一个高峰。造成这种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还被束缚于传统安全观和传统安全思维之中，在潜意识中认为，国家安全就是军事国防、间谍情报、保密保卫等，而这些领域又都是“国家机密”，所以不能对其进行学术探讨。但是，伴随着新世纪的到来，非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思维在国内渐成气候，这不仅表现在专家学者开始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国家安全问题，而且表现在国家安全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新思维新观点不断涌现。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提出而且初步实现了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任务，而且在一开始就对国家安全采取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思维，提出了一些新的观念，不自觉地体现了非传统安全思维。
由于国家安全工作中的许多内容具有一定的机密性，特别是情报与反情报工作具有高度的机密性，从而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国家安全问题只有专门的职能机构才能过问，理论研究在此成了禁区。……从整体上进行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建立起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认识，提高公民的国家安全意识，从而更广泛有效地保障我国国家安全，为经济建设和提高综合国力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1］
同时，我们当时已经认识到，国家安全涉及主权、国土、政治、经济、国民、资源、文化等方方面面。这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有了非传统的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思维的萌芽。
在研究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对国际政治、军事科学、社会治安等领域的安全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从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现实出发，很快意识到国民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要素在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意义，意识到恐怖主义、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因而必然把这些方面纳入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之中。与此同时，我们发表了系列文章(1)，在研究传统安全问题的同时，也研究了各种各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国民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以及恐怖主义、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宗教问题与国家安全等。
二、“系统安全观”体现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我们认识到，国民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要素在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开始自觉地把非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思维贯彻到国家安全研究和国家安全学科教材编写中，提出了要确立“系统安全观”的想法，并且根据这种想法写成了相关论文并完整地移植到2004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家安全学》教材中。
我们这时提出的系统安全观，就是运用具有普适性的系统方法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系统思考，从而能够在安全问题上得出符合时代发展和现实要求的科学理论，提出具有充分可行性的对策。这种系统安全观和系统安全思维，也就是我们所要确立并在此后自觉运用的“非传统安全思维”。［2］当时已经阐明的系统安全观的“普遍点”主要是：
第一，国家安全是一个社会系统，国家安全活动和国家安全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因而必须运用系统的观点、原则和方法认识和分析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活动，以及各种安全要素之间的关系。第二，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系统中，各要素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是不同的，同时又是可以转化的，因而既需要对国家安全系统中的各要素进行系统化的战略性定位，又要根据系统的运行情况对各要素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具体分析。第三，国家安全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系统，国家安全既具有内包性，也具有外涉性，在内包国民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内容的同时，又外涉他国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全球安全，甚至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第四，高水准的国家安全状态，不仅在于通过强力来“维护”，更在于通过合理的系统化的社会制度和安全机制来“保障”。［3］
在系统安全观这种非传统安全思维的指导下，《国家安全学》将整个国家安全问题分为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危害（或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四个方面，且在其中的每个方面，都同时关注到了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两个方面，努力把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统一起来进行系统思考，以对当代国家安全问题有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性描述。现在需要强调的是，提出的“系统安全观”这样一种非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思维，并不是排斥传统安全问题的思维方式，而是在强调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同时又容纳各种传统安全问题的思维方式。
在上述文章和教材中，我们不仅明确提出了系统安全观的“普遍点”，而且还提出了系统安全的“时代点”和“中国点”。系统安全观“时代点”的主要内容是：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人们不仅需要把国际安全作为国家安全这一开放大系统的外部环境来看待，而且需要把国家安全作为全球安全和国际安全这一更大的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来看待，必须从国际安全的广阔视野中审视国家安全。……由于各国的安全和利益的系统性联系，各国在追求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时，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以“共赢”的思维方式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及利益关系。
系统安全观“中国点”的主要内容是：
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安全系统中，需要把国民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核心和国家安全活动之根本目的的一般观点，具体化为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安全为根本出发点，用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指导国家安全活动，既把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利益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目的放在头等重要位置，又把人民群众作为国家安全活动的依靠力量，坚持群众路线，使全国人民都关心国家安全，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和支持国家安全活动。
这些观点与传统安全观和传统安全思维完全不同，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一种非传统思维，是非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思维的具体体现。
三、非传统安全思维在国家安全学科中的其他体现
10多年来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中的非传统安全思维，不仅集中体现在系统安全观中，而且如果把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恐怖主义对国家安全的危害、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等纳入“国家安全学”，把国民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国家安全活动的根本目的，把文化的先进性看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以及在探索国家安全学研究方法时，这种思路都有所反映。
早在1998年，我们就提出了“文化安全”和“国家文化安全”的概念。1999年，《国家安全学》参编者林宏宇先生对文化安全问题作了国内最早的理论探讨：
国家安全的内涵包括诸多方面的内容，如主权、领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生态等，它们都对国家安全有很大影响。但人们常常容易忽略了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文化安全。文化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是深层次的、全方位的、潜移默化的，也是最深刻的。因为受文化影响的是人，而人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关键因素，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4］
后来在《国家安全学》中，把文化安全单列一章进行专门讨论，并且在提出“文化就是社会化”的前提下，把文化安全的内容分为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生活方式安全四个方面，认为文化安全的本质是民族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而文化安全的关键是文化的先进性。从表层来看，国家文化安全确实与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现存文化的不受侵害具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必然联系，与“文化渗透”“文化霸权”直接对立，包括抵抗“文化渗透”“文化霸权”，保障现有文化，包括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等免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破坏。但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并不是维护传统文化和现存文化的纯洁性，也不是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渗透，而是保障和促进传统和现存的民族文化沿着先进性的方向发展，一个国家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在不断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并改造民族文化以保持自身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先进性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获得自身的文化安全。保持文化一定程度的先进性，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文化的先进性程度越高，文化的安全度也就越高。
此外，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从一开始就涉及研究方法问题，而对研究方法的探索同样体现了非传统安全思维。《国家安全学》就此写道：
自觉地把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的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群众观点等，作为普遍研究方法用于国家安全学研究，对于认清国家安全现实中的众多要素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其中的国民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等之间的关系，以及影响和保障国家安全的物质因素与文化因素的不同关系等，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3］
在当代，系统科学提供的系统方法，就是一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对于国家安全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同时，我们还根据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现状，提出了“古今中外归纳概括法”这一特殊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要搜集古今中外有关国家安全的各种事实材料和各种理论观点，对复杂的国家安全事实进行归纳概括，在理论形态上形成比较完整的国家安全全景图，进而从中探索具有普遍性、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形成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原则和观点。这种方法对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来说不能说是非传统的，甚至可以说是传统的，但对于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国家安全理论研究来说，却具有某种非传统的意义。
四、非传统安全思维的未来发展
《国家安全学》教材2002年被列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2004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6年被正式评为“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2008年获“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并且被高校选用，被众多研究论著广泛引用，这就使书中论述和体现的非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思维，在我国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理论研究、教育教学、现实工作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将继续产生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当然，非传统安全思维的创新和运用是没有止境的，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发展。
如前所述，国家安全学科建设过程中，运用了一系列具有非传统思维的研究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研究方法探索的结束，相反，我们还需要继续在非传统安全思维指导下，探索和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事实上，在10多年来国家安全学研究和教学中，我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数学和实证方法运用的必要性。
运用数学及实证方法解释和解决社会问题，如果说在经济学领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因而也说不上是什么非传统思维，但在国家安全学科领域，应该说还是比较新颖的，是一种非传统安全思维。由于难度太大，目前在国家安全领域还少有成功运用的案例，但确实也已经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尝试，我们也在不同场合向数学基础好的同仁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例如，汪育俊先生就提出了一个“国家安全公式”［5］：Ns=（C＋E＋M）×（S＋G＋N）×（Ls＋D），其中，Ns表示国家安全，C表示人口和领土构成的基本实体，E表示经济力量，M表示国防和军事力量，S表示国家战略目标，G表示国家政权力量，N表示国家文化力量，Ls表示国家的国际安全战略，D表示国家的外交能力，由它们分别构成的（C＋E＋M）表示硬国力，（S＋G＋N）表示软国力，（Ls＋D）表示国际安全。汪先生这里所做的，可以说是运用非传统安全思维解决安全度量问题的一个有益尝试。虽然国家安全学科研究中数学方法的成功运用还非常鲜见，但对这种科学研究方法的向往，却无疑包含着一种非传统安全思维，或许还是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
在强调科学方法上“系统思维”的同时，今后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还需要确立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非传统安全思维，即立足于人文关怀的“民主观念”“民主思维”。2008年，本人对此做了这样的论述［5］：
由于国家安全不仅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而且事关每个国民的身家性命，因而在这一领域就更需要强调科学与人性的结合，强调民主思想和民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时代需要的是人性的国家安全，不是反人性的国家安全，而能够有效保障人性原则得到贯彻执行的，只有民主制度。……国家安全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家提供一种民主与科学高度统一的安全理论，并最终为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国民安康服务。由于这样的安全理论在人文性上强调民主理念，在科学性上强调系统方法，因而可以称作“民主的系统安全观”。［5］
事实上，在当代国家安全论域中，“民主”既是一个重要的非传统安全观念，也是一种重要的非传统安全思维方式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刘跃进．建立“国家安全学”初探［J］．国家安全通讯，1999（1）.
［2］刘跃进．系统安全观及其三层次［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1（2）.
［3］刘跃进．国家安全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4］林宏宇．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J］．国家安全通讯，1999（8）.
［5］刘跃进．国家安全研究要论从史出［A］．韦祖松．帝国生存环境的诠释——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 发表在1999年和2000年《国家安全通讯》开辟的“国家安全学理论探讨”专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