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
1924年1月1日
凌晨两点半，我喝醉了。彻彻底底烂醉如泥。必须在美好的记忆褪色和模糊之前，把它记下来。
我们去高尔夫俱乐部参加除夕夜舞会。母亲、父亲、露西和我。糟糕的晚餐（有羊羔肉）之后是舞会，乐队倒是出人意料地好。我不知道我喝了多少红酒和果汁的混合饮料。露西和我跳了一种快步舞（利平给我上的那些又尴尬又昂贵的舞蹈课有了成效：我跳得很不错）。我都忘了她穿上高跟鞋有多高了——我们的视线是平齐的。我们离开时，乐队奏起探戈，母亲领着父亲在众人的掌声中走向舞池。
在可以俯瞰第一发球台和第十八号果岭的露台上，我俩各抽了一支烟，简要评论了乏味的场地、乐队令人满意的专业表演，以及晚上不合时令的温暖天气。接着，露西把她的烟扔到暗处，转过身面朝我。我还记得，我们的对话是这样的——
露西：我猜你现在应该想吻我。
我：啊……是的。可以吗？
露西：我可以吻你，但我不会嫁给你。
我：露西，我还没满十八岁呢。
露西：没关系。我知道你现在在想这件事。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永远不会嫁人的。永远。不会嫁给你，也不会嫁给任何人。
我什么都没说，我在想，她是怎么知道我最秘密的幻想、最隐私的梦境的呢。于是，我吻了她，露西·桑塞姆，我的初吻女孩。她的双唇很柔软，我的双唇很柔软，那感觉……是一种肉感的柔软，跟我在自己小臂内侧或胳膊肘上练习过的吻差不多。我很高兴——我们两个人都参与了这个过程，都给了对方某种东西（恐怕这句话写得不好，会让人误解），这种异己的意识很美妙。
突然，她把舌头伸到我嘴里，我觉得快要爆炸了。我们的舌头碰在一起，我的舌头触到她的牙齿。突然我明白大家讨论和女孩接吻的时候那些激动劲儿了。
我们在几乎没人打扰的情况下，吻了大约五分钟后，露西说，我们该停下了。接着我们走回去，露西先进去，我等了一会儿，紧张狂喜又颤抖着抽了几口烟才进去。高尔夫俱乐部里的人都聚在乐队演奏台周围，离半夜十二点只差三四分钟了。我有点恍惚，到处都没看到露西。母亲招手让我过去（实话实说，母亲那天好看极了，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条红裙子很称她柔软光亮的新头发）。我走到她旁边，她牵起我的手，把我拉近，凑到我耳边悄悄说：“亲爱的，你是向表妹求爱了吗？”她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女人们是怎么看出来的？
现在，我上床了，享受着一九二四年的第一次愉悦——我梦到了甜美的露西。
（1924年）1月3日
奇怪，烦人，露西不让我再吻她了。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太过了，太快了。”难以理解。利平和斯卡比尔斯给我回信，春季学期我们各自的挑战开始成形。斯卡比尔斯写信说，他和利平给我想到了一个“特别伤脑筋的”挑战，我得“为有趣而艰苦的新学期做好准备”。
今天下午，我和父亲打高尔夫，我并不想打，但他一反常态地坚持说我们应该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天气很冷，狂风大作，第二球场其实只有我们两个人。草地上有苔藓，草很长。“果岭在冬季特有的紧缩状况。”父亲说。我错失了一记四十厘米的推杆，我们只好放上所有的球道球。我胡乱挥杆，发挥得极不稳定，父亲却一如既往地谨慎精准，“只求打出标准杆”，他轻松赢下比赛，八洞领先，六洞待打。我们边打着最后六洞，边聊着无关紧要的话题——天气啦，有没有可能再回一次乌拉圭啦，我打算申请牛津哪些学院啦，等等。我们悠闲地沿第十八球道朝俱乐部会所（我看到了露西和我接吻的小露台）走去时，他突然停住脚步，碰了碰我的胳膊。
“洛根，”他说，“有件事你必须知道。”
我没有说话，不知为何，我立刻想到了破产。我仿佛看见牛津渐渐消失，如同烈日下融化的冰雕。然而，父亲没有继续说下去，只是摸着自己的胡须，表情严肃，我意识到他是在等我象征性的反问回应。
于是，我接话道：“是什么事，父亲？”
“我身体不太好，”他说，“好像……我好像活不久了。”
我真没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什么？我含糊地嘀咕着否定的话：肯定不会的；怎么可能；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可让我更震惊的是，我竟然并没有震惊：就好像他说的只不过是该找人来打理花园了。现在想起来，我仍不敢相信：对未来事实赤裸裸的宣告在当下的影响力却很微弱；它潜在的真相让人难以理解。就像是有人同样严肃地对我说，在三十岁之前，你的头发会掉光，或是，你永远不可能一年挣到超过一千英镑。无论这些预言有多么令人恐慌，当你站在那儿听到它们时，它们对你不会有真正的影响，它们永远都会是难以言喻的假设。这就是父亲在宣布他即将死去后我当时的感受，也是我现在的感受：它没有意义。它对我没有任何意义，除了他相当详细地说起遗嘱的事，说起他的小小财富，以及母亲和我将继续优渥的生活，衣食无忧。此外，他还说，我现在应当成为母亲的支柱和安慰了。我低下头，点着头，但更多是出于顺从而非真心。说完，他伸出手，我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干燥又光滑，手劲出人意料地大。我们一言不发地走回会所。
今天晚饭前，我在晾衣柜外面的楼梯平台上吻了露西。她没有反抗。我们舌吻了，这一次我还双臂搂着，把她抱在胸前。她是个高大结实的女孩。当我想摸她的胸脯时，她轻而易举把我推开了，可我看到她涨红了脸，她很兴奋，胸口剧烈起伏，喘着粗气。我告诉她，我爱她，她笑了。我们是亲表兄妹，她说，这是犯法的，我们这是乱伦。她明天就要回北方了——没有她我怎么活得了？
今天晚餐时，我看着桌子对面的父亲，他从自己盘子里切下大块大块的羊肉，送进嘴里，用力嚼着——至少他的胃口似乎没毛病。也许那个诊断过于悲观了？他是个严肃谨慎的人，我的父亲，以他的个性，完全有可能过分解读医生委婉的专业判断。我的母亲，我发现，却似乎浑然不觉，她正跟露西聊得起劲，展示自己新涂的珠光指甲油。也许她并不知道？可如果父亲想瞒着她，为什么不跟我说让我保密呢？
晚餐过后，露西和我玩起数字游戏，母亲和父亲听着留声机播放的音乐，父亲抽着他每日例行的雪茄。母亲离开房间时，我跟上她，问她父亲是否一切安好。
“他当然很好。比十头牛还结实。为什么这么问，洛根，亲爱的？”
“我觉得他今天打高尔夫时看起来有点累。”
“听我说，他又不是年轻人了。你赢了他吗？”
“没有，其实是他轻松赢了我。”
“哪天他要是打高尔夫输给你了，亲爱的，我才会开始担心呢。”
就是这样，现在，我坐在我奇丑无比的棕银色间杂的卧室里，因用来判定健康状况的著名的“高尔夫测试”而获得宽慰。走廊另一头，露西躺在她的床上——她在想我吗，我想，就像我在想她一样？我觉得我是真的爱她，不仅是因为她的美丽，更因为她的坦率和坚强的性格，她比我坚强多了。也许这正是我被她深深吸引的原因：我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弱点和缺陷，我感觉我需要露西的坚强来弥补——来帮助我茁壮成长，帮助我实现我知道自己能够实现的一切。
（1924年1月下旬）
恶心的学校，恶心的天气。我分别咨询了斯卡比尔斯和利平——不好意思，应该是彼得和本——我们会在第二次预考结束后去喝酒时，向彼此宣布挑战的内容。
霍顿—道斯今天下午历史课后把我叫去，问我打算申请牛津的哪些学院。我告诉他，应该就在贝利奥尔学院和基督教会学院之间做选择，他朝我露出嘲讽的笑容，建议我两所都不要去。可斯卡比尔斯正在申请贝利奥尔的奖学金呢，我提醒他。当然，你是他最好最好的朋友，霍顿说。接着他补充道，但从战略上说，这不是申请牛津奖学金的正当理由。他默默地看了我一会儿，接着用笔朝我的方向戳了好几次，仿佛要做出一个石破天惊的重大决定。
“我看你应该去特尔街的那些学院，”他说，“不要去宽街，也不要去高街。”
“这些地方都是在哪儿啊，老师？”我问。
“它们都是牛津的街道，蒙斯图尔特。是的，我认为你很适合在特尔街那些漂亮的小学院里安顿下来——比如埃克塞特，或林肯学院。不然，即便耶稣学院也好。我有个老熟人在耶稣学院，能帮得上忙——是，那些学院才是理想的选择。贝利奥尔和基督教会学院不适合你，蒙斯图尔特，不，不，不，不适合。你相信我。”
他用这种居高临下的烦人语气继续说了一会儿，他说他会和“蜥蜴”[6]谈一谈，还说林肯、埃克塞特和耶稣学院都有非常“容易申请”的奖学金和助学金，他认为我完全可以申请到。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除了最著名的那些学院，我搞不清牛津还有什么学院，我也只在十二岁时去过牛津一次。不管怎么样，霍顿对我如此关注，我现在不确定我到底是该为此高兴还是烦恼——他竟然会关心别人的前程，这太不寻常了。我是不是，成了他最爱的学生？
稍后。挑战来了。他俩简直就是流氓恶棍，斯卡比尔斯和利平——他们对我做了那样的事，配不上我们之间以教名相称的亲密关系。请注意，我们给对方想出来的点子让我们自己都大吃一惊。这个学期肯定会非常有趣，少不了笑料。还有一件事也很明确：我们对彼此都太了解了。总之，那些挑战如下——我得把我的留到最后说。首先是本·利平的。斯卡比尔斯想了个主意，我立刻表示热烈赞同。利平——这个犹太人——必须成为罗马天主教徒，而且更妙的是，他还得让别人都认为他是牧师的合适人选。我们告诉他这个主意时，他简直是，说得委婉点，震惊得无以复加。“禽兽，”他说了好几遍，“绝对是禽兽。”
至于给斯卡比尔斯的挑战，是我想出来的，不是利平，但利平很快也看出其中的奥妙。我们学校旁边有个家庭农场，我们经常路过，偶尔也会进去（是我们课外活动尤其是生物课活动的一部分）。农场主叫克拉夫，他有个女儿（还有两个魁梧的儿子）。我们有几次看到这女孩在农场周围走动——拎着水桶、赶着牛群——我们想她应该是克拉夫家的孩子。她的模样大概十九或二十岁，是个壮实的小个子姑娘，满头浓密的棕色卷发，她徒劳地试着把它们藏在头巾里。我们给瘦高、害羞、内敛的彼得·斯卡比尔斯的任务就是勾引她，终极考验则是一个吻，且要有人见证。我们跟彼得说的时候，他哈哈大笑——但实话说，他的笑声听起来像头正在遭受折磨的驴子发出的恐惧嘶鸣——他拒绝接受挑战，理由是这是个变态的玩笑，不可能完成，又危险，甚至可能犯法。但我们毫不心软，他只得不情愿地接受了。
接着，他们告诉我我的挑战，我感觉我内心深处也冒出了同样的呐喊：“不行！”“这不可能！”“不公平！”我的任务是在学期结束前为学校赢得橄榄球比赛。我不仅要成为第一队的成员，还得在其中大放异彩。
关键在于，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是，我们这帮人最讨厌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了——这也正是将我们联合并聚拢在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斯卡比尔斯来说，体育是个大难题，因为他完全、彻底地不适合运动——他四肢不协调，身体又虚弱——他连把球踢向谷仓都做不到，更别提踢进谷仓门了。我和利平则小心装病，在这所热衷体育的学校里，躲避着最可怕的噩梦：利平是偏头痛，我是背痛。这样一来，在橄榄球方面，我最多就是每周代表本宿舍队伍在校内联赛上踢一场球。我的位置是右翼：要是运气够好，整场比赛下来，我都不会碰到球或弄脏膝盖。
我现在坐在这儿，想象着彼得和本也正思考着各自的任务，心中突然冒出强烈的小小悸动。这实际上正是这些挑战的目的呀：我们必须把学校生活这最珍贵的倒数第二个学期变得更刺激、更有意义。谁知道我们将会为《留言簿》提供多少美妙的素材？
（1924年1月23日）星期三
今天晚上，“蜥蜴”把我叫到他的书房。他用大玻璃壶喝雪利酒，花了差不多十分钟想要点燃他最大的一支烟斗——他应该是在烟斗里塞了有两个拳头那么大的一团烟草。等到烟斗点燃后（空气被烟雾染成蓝色，他用某种小刀样的器具压紧烟草时，火星四溅，烟丝冒出浓浓气味），他说霍顿跟他说了牛津的事，他——“蜥蜴”——认为我应该努力争取耶稣学院历史系的格里福德·莱斯·鲍温奖学金，为此，他又问我有没有威尔士血统。我说据我所知没有，可我父亲那边有苏格兰亲戚。“啊，很好，”他说，“你们凯尔特人好像很团结。你应该没问题的。”他真是个讨厌又固执的老东西。
（1924年）1月25日
初步行动。下午休息时间，我们三个去了家庭农场。学校鼓励男生去农场“帮把手”，当然，是在克拉夫（他是个严肃阴沉的人，嘴里有一半牙齿是棕黄色的）认为有需要的时候。他在院子里迎接我们，并直率地说，一月份没什么需要帮忙的事，不过，我们既然问起了，倒是可以帮他打扫耕马的马厩，因为他的苔丝去诺维奇看牙医了。
苔丝！我们拿起铲子和叉子时，都快忍不住笑出来了，我们被带到马厩，这里有六匹巨大的夏尔马，正跺着脚，嚼着东西，甩着尾巴。克拉夫刚走，本和我便溜了，留下相思中的彼得等待美丽又神秘的苔丝回来。
（1924年）1月28日
今天上午希腊语课上完后，我去找了第一队的扬格，我尽可能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样子，问他校队最近的表现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弱点。我这个臭名昭著的布尔什维克分子竟然会问出这种问题，这不免让他有点惊讶，但他的回答倒很直率。“我们的队伍就是问题，”他阴沉地说，“我们争球的阵容今非昔比了，尤其是前排的。去年的人都走了，你知道吧？”我同情地点点头。那后排的呢？我问。“唉，人选太多，”他说，“都挺有天分的。”
依我看，我这个挑战几乎是不可能完成了。要为学校赢得比赛，我必须在第一队中获得一席之地；而从逻辑上说，这又意味着，我首先要在第二队中获得一席之地，一切顺利的话，我才有机会被选中。然而，目前我还只是苏塔宿舍队伍中心不甘情不愿的右边锋，这支队伍在宿舍联盟排行榜上只排到倒数第三。很明显，我想成功只能耍点计谋。
利平显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痛苦的军训开始前，我们分享一支香烟以平复心情，他开始抱怨起他的挑战，说我一定得帮他的忙。我同意了，但作为回报，我说我也需要他帮忙，于是，我们握手达成协议。我们都认为斯卡比尔斯的任务是最简单的。他在家庭农场已经树立起积极打扫卫生的形象（“多亏了我们。”利平精明地说），虽然他还没见到迷人的苔丝（她从牙医那里回来之前，他就不得不离开了），但他们一定会碰面的；碰面之后，一切就看他的了。
1924年1月29日
下午茶之前，我有两节课的空闲时间，我问“蜥蜴”我能不能坐公共汽车去格莱普顿[7]见见多伊格神父，咨询一个“宗教问题”。“蜥蜴”立马同意了，真是个恶心的老头。我在学校大门的公共汽车站等车——今天天气恶劣，寒冷刺骨，从海上来的冷风斜雨中夹着小雪——就在这时，霍顿开着车停下来，问我要去哪儿，说他可以送我一程。结果，他竟然就住在格莱普顿，他把我送到教堂门口，指着他在主街上的房子给我看，邀请我办完“教堂的事”后去他家喝茶。
我告诉多伊格神父，我有个“犹太教”的朋友想转信天主教时，他喜出望外的样子简直有些恶心。我说，这件事一定要绝对保密，要是这个男生的父母发现了……就会怎样怎样。多伊格简直喜不自禁，他让我叫这个男生给他打电话，他会安排私下指导，绝对没有问题，他倍感荣幸，深知责任，如此等等。多伊格真是个相当不修边幅的家伙——好像总是没剃过胡子的模样，拿烟的那只手的指甲被尼古丁染成了难看的黄色。
对比之下，霍顿则是整洁干净的典范。他家是一幢狭小整洁的小屋，窗外是一座细长整齐的花园。前厅里是一排排书架，所有的书脊排列整齐，如同列队行进的士兵，完全平齐，分毫不差。书桌上的所有东西也都整整齐齐的：吸墨垫、裁纸刀和笔架。壁炉里燃着熊熊火焰，霍顿换上羊毛开衫，没有系领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没系领带。
他请我喝茶，吃水果松饼和热黄油吐司，有三种果酱可选。我欣赏起他的画——主要是水彩画和干点蚀刻画——我看着他的一些珍本书籍，说起我的最近一篇论文（关于《李尔王》的），我对它相当满意，但他却很迂腐地给它打了个“AB加问号”的分数。接着，我注意到壁炉架上有个黄铜炮弹壳，上面刻着精致复杂的图案。我问他在哪儿买的，他说是朋友送的，那位朋友是他在翁弗勒尔附近一家基地医院认识的受伤的法国士兵。他继续说着，我从上下文得知，当时他也正因某种创伤在那里接受康复治疗。
“哦，原来你参战了啊，老师。”我说——我轻松起来，我承认。
“是的。我参战了。”
“在哪里？哪个军团？”
“我不想多说，希望你不要介意，蒙斯图尔特。”
所以，就是这样了——他的语气很突兀——茶点时那种亲密无间的感觉因此大大削弱。这时气氛变得正式，有点冷冰冰的，我说，我得去赶四点半的公共汽车回艾比赫斯特，他送我到门口。从小小的屋前花园里，我可以看到圣詹姆斯教堂的尖塔。
“今天去教堂很奇怪。”他说。
“我有点私事要见多伊格神父。”
他狠狠瞪着我，我不知道这次我又说错了什么。
“你是个很聪明的孩子，蒙斯图尔特。”
“谢谢你，老师。”
“你相信你的上帝吗？”
“我觉得是的，老师。”
“我从来不理解，一个真正聪明的人怎么会相信上帝。或是神灵。都是胡说，明白吧——完全是胡说。你哪天一定要来跟我说个明白。啊，你的公共汽车来了。”
奇怪的人，在回去的路上我想。他并不是性冷淡，因为他算得上英俊帅气，霍顿，也很自信。非常自信。太过强硬了，真的——也许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在我看来，做人要能妥协。霍顿—道斯先生有时候似乎太过冷酷无情了。
我一回来就收到好消息。露西写来了信，利平又告诉我，他跟我们校队队长比彻姆谈过了——我可以在下一场比赛中争球。做钩球队员。好戏开始了。
（1924年）2月2日
斯卡比尔斯终于见到捉摸不定又妙不可言的苔丝。他们一起为一匹即将参展的夏尔大马做准备——给它擦洗、给马蹄刷清漆、给鬃毛和马尾编上缎带什么的，一整个下午都在一起。那么，她到底什么样？我们问。真的很害羞，彼得说。我们提醒他，我们对她的个性不感兴趣，我们好奇的是她的身体。“哦，她挺娇小的，”他说，“我比她高一大截。她的头发超级卷，她觉得很不好意思，总把头发藏在帽子和头巾里。据我观察，她的胸部相当丰满。还有，她喜欢咬手指甲，咬得肉都露出来了。”然而，他们似乎对彼此颇有好感，她邀请他再去农场喝茶。
至于本，他给多伊格神父打了电话，神父告诉他，为了绝对保密，他就不要去格莱普顿的教堂了，他们将在本方便的时候，去一位教徒的家里碰面——那位教徒是凯茨比太太，她正好就住在艾比赫斯特。于是，本与多伊格神父及罗马天主教的第一次接触便定在下周六下午，凯茨比太太家的后花厅——离今天还有一周。
与此同时，我参加了第一场以钩球队员身份上场的橄榄球比赛。
那天下午潮湿阴冷、细雨蒙蒙，苏塔队将在东南球场对阵吉福德队。双方球员不情愿地脱去外衣，懒懒地为开球做着热身运动时，我发现，我们的队伍仍跟往常一样，都是些懒惰的怪人、爱好运动的笨人以及无可救药的无能之人。在宽阔运动场的另一头正进行另一场比赛，例行的加油喊声和绝望叫声从湿漉漉的草坪上隐隐传来。我们这边只有一位观众，惠特先生，他是我们的助理舍监和理论上的院队教练，我们开球后，他在边线上咆哮、尖叫，像在指导杯赛决赛。两支队伍差劲的程度不相上下：运球运掉，阻截失败，罚球没进。半场时，比分是苏塔队3分，吉福德队0分。
我慢慢适应争球的打法，主要就是追着球满场狂奔（上半场我连球都没碰到过一次）。这种牛群般的乱跑时不时会被口哨声打断，这时，我们就要列队准备掷界外球或争球进攻。两支队伍面对面，然后纠缠在一起。我们变成一只三十二条腿的人体甲虫，拼了命地要把那个椭圆形的皮球扔出来。我认识我左右两侧的后援：大概是叫布朗和史密斯（实际上，应该是小史密斯，大史密斯是班长）。布朗总是浑身泥泞，他热爱体育，永远不知疲惫，充满活力；小史密斯则跟我一样，是个装腔作势的无赖——他脸上的痤疮相当严重。争球的感觉很奇怪，仿佛进入怪异的黑暗洞穴：那么多脑袋和脸孔，贴得那么近，各种奇怪的气味和呼吸，奇怪的脸摩擦着你的脸，手臂拽着你的大腿，你的屁股被人又推又顶，耳朵里回响着漫无目标的指令，拿到球的争球前卫尖叫着（我猜，应该是对我）：“准备，苏塔！朝右！朝右！等一下！来了，一，二，三！”接着，又湿又脏的球落到我的脚边，我得冲出去，用脚后跟将球传出再带回，我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周围的每个人都在呼哧、推搡、咒骂着。这不是体育，我心想：把左翼孤独冷寂的隔离区给我吧，我在那里至少可以看看风景和天空。
接下来，球要出争球区了。叫喊声和指令声越来越远，我们螃蟹般的互抱队形随之散开，大家四下张望，看球到了哪儿，再费力地追上去。我必须承认，比赛即将结束时，我陷入绝望：我全身泥泞，又脏又累，压根儿就不知道分数是怎么变成9:9的。
这时，我们这半场发生了一件事——中卫往前一踢，对方后卫接球失误。混乱中，球过了线，被防守侧的球员压住。哨声响起，裁判下令在二十五码线上进行一次反攻。我仔细研读过规则手册，我知道钩球队员的职责之一便是对抗二十五码反攻踢的球员，我得竭尽全力把他扑倒，并分散他的注意力。于是，我朝对方的二十五码线跑去，我的鞋子重得好像深海潜水员的脚蹼，我重重地喘着粗气，全身上下每个地方似乎都在冒着滚滚汗流，包括肩膀和裸露的膝盖。我现在仍然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在驱使着自己，反正当我看见他们的前卫冲上去要接那个落地球时，我与他同步向前扑了出去，我徒劳地高举双臂，希望至少能打乱他的步伐。我的策略见效了：他没踢好，球踢得又低又重，而不是高高飞出，球以极快速度砸到我的侧脸，足足反弹出去二十米，离敌人的球线很近了，我们一名比较灵敏的中卫冲进去，一把抓起球，门柱下进球得分。持球进攻射门转换——五分——苏塔队胜利，14比9。
我的侧脸火烧火燎。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因为我淘气扇了我耳光，结果就是跟现在一样，脸疼得一抽一抽，火辣辣的，眼泪都出来了。那只伤痕累累的湿皮球在我左脸和左眼上方的额头那里留下刺痛的红肿印记：我觉得整张脸都快熔化了，肉像在被针扎、被火烧。
人们——当然，是我的队友们——都拍着我的肩膀和后背。小史密斯对着我耳朵大喊：“你这疯子，你这疯子！”我们赢了，是我无意的阻截带来了胜利：不知为何，身体的疼痛神奇地减轻了。就连叼着烟斗、稀疏的发缕正随风狂舞的惠特也大喊：“干得漂亮，蒙斯图尔特！”
稍后，我冲过澡，换了衣服，脸上的红肿变成微微发热的粉红。正要去找伙伴们时，我碰到了小蒙塔古。“干得好，蒙斯图尔特。”他说。“什么干得好，你这恶心的骚货。”我回答（我得承认，我的语气相当刻薄）。“哎呀，”他说，“你的拦截呀。大家都在说呢。”
我的“拦截”……原来，神话和传奇是这样诞生的。我带着一种发现了绝对真相的小小成就感，意识到我前路的方向。现在，我明白了，我进入第一队并为校队赢得比赛的唯一可能途径就是，我必须毫无顾忌地踢，粗野蛮勇地踢，放开胆子地踢。我越是抛开理智，越是冒着失去生命和手脚的风险，我就越能够被大家认可，被大家赞颂。我要做的就是像个不要命的疯子去踢球。
1924年2月5日
母亲来信宣布，蒙斯图尔特一家将去奥地利过复活节，准确地说，是去里杰巴赫温泉，父亲要在那里接受水疗。“他有点贫血。”母亲在信里写道。这让他瘦了不少，而且很容易疲劳。看来他现在是正式生病了，这不再是他和我之间的秘密了；可是，天哪，什么是“有点贫血”？
本昨天和多伊格神父进行了第一次会面，据他描述，会面“相当诡异”。可在我听来，本口中的多伊格倒是很符合他的作风，他对这场可能的胜利满是掩饰不住的得意，却并不在意是否能解答年轻的利平对宗教的疑惑。他们每周在凯茨比太太家至少见一次面。本说，多伊格发现他是一个普通犹太人时，无法掩饰极大的失望。圣公会的人不算什么。至少，他对本说，你看起来还像个犹太人。我想，他大概以为本会是那种留着大胡须、长卷发在耳边晃荡的犹太教士吧。本觉得，他的挑战能轻易完成了，因为多伊格已是迫不及待。我们一致同意，我的任务才是最艰巨的。
写了一首咏叹失去信仰的斯宾塞体诗。不是很好。但我很喜欢这句：“当信仰死去，我们必须为天空涂上色彩。”
1924年2月11日
斯卡比尔斯、我、雷西、里杜特、桑达尔和托希尔一起坐火车去牛津参加奖学金考试。其他十一名同学去了剑桥——剑桥的学院一直很喜欢艾比的男生；可我们在梦幻尖塔之城[8]的命运便是未知的了。彼得和我故意在火车上逗留到最后一刻，就是想和其他人分开。下车后，我们雇了小马和轻便马车（更像是大马和运货马车），送我们和行李去各自的学院。我们在宽街下了车——宽街，我得学着这样叫了——彼得去了贝利奥尔，我则提着箱子在特尔街游荡，寻找耶稣学院。结果，我找错了地方（这些学院为什么不把名字挂在大门外？），林肯学院态度粗暴的看门人给我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耶稣学院既不令人振奋，也不叫人失望：它有两个还算优雅的小四方院和一座相当不错的小教堂。可无论是多么壮丽的学院，在二月细雨霏霏的潮湿午后，看起来也不可能很漂亮——四方院炭灰色的建筑正面被雨水打湿，几乎变成了全黑，草坪的草很长，没修剪过。有人带我去了我的房间，然后去食堂用餐。这里似乎有很多留着大胡子的年龄较大的本科生，别人告诉我，他们是退伍老兵，在军队服完役后进入大学。我从学校溜出来，去贝利奥尔找彼得，结果发现那里大门紧锁。看来，这是我在牛津的糟糕开头：这里似乎是个阴郁、肮脏又封闭的地方。我不得不痛心地说，我感觉我在艾比只怕都能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耶稣学院，还有这些成熟的男人，没有让我产生任何共鸣——这些人就像叔叔，叼着烟斗，穿着粗花呢套装，满脸胡须。也许利平说对了：我们为什么要把生命中宝贵的三年浪费在这种地方呢？
（1924年）2月12日
一整个上午和下午都在答历史考卷，答得似乎不错。我回答了关于帕默斯顿第二政府、法国大革命和沃波尔金融改革的问题（无聊且很晦涩的内容），我自认为很好地表达了自己。下午考试结束后，我被叫去见历史科的勒梅恩老师——他的门上写着“P.L. 勒梅恩”。这就是霍顿提过的“朋友”了。他一看就很争强好胜的模样，身体敦实，蓄着胡须，他打量我的眼神只能用既嫌恶又有点好奇来形容。
“霍顿说，我们不管怎么样都应该接收你。”他说，“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我们为什么应该接收你，艾比男孩？”
我嘟囔了几句陈词滥调——牛津啦，名校啦，倍感荣幸啦，光耀门楣啦——可他打断了我。
“你快保不住了。”他说。
“保不住什么？”
“我对你仅存的一点好印象呗——这还是因为詹姆斯。你为什么想来牛津读历史？说服我。”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也许是感觉到已经失去了一切，也许是因为勒梅恩傲慢的冷漠，更不用说他对我明显的嫌恶，总之，我不管不顾地说：“我才不管什么历史呢。我想到这倒霉地方来的唯一原因是这里能给我时间——写作的时间。”
勒梅恩哀叹着，把头往后一仰，挠起胡须。
“上帝啊，饶了我吧，”他说，“又是个要命的作家。”
我想走出去，但最终决定奉陪到底。
“恐怕是的。”我突然大胆地说，“请你别指望我会道歉。”
他不为所动，什么也没说，只是疲惫地看着我，接着开始翻阅我的考卷。
“哦，好吧。”他倦倦地说，“你可以走了。”
稍后。斯卡比尔斯告诉我，他见到了三个老师，甚至还跟贝利奥尔的院长厄克哈特本人握了手。要这么说，我也在勒梅恩的办公室待了大概五分钟呢。依我看，我的牛津求学生涯只怕连起跑线都到不了。在我来这儿之前，父亲写信说，富利工厂的基层管理岗位随时都给我留着。我想我宁愿割腕。
（1924年）2月13日
彼得和我在河边找了家酒馆，我们喝了啤酒，吃了面包和奶酪，才坐火车回诺维奇。彼得的面试结束时，导师握了他的手，说期待九月和他再见面。而我早上看见勒梅恩走过四方院时，他的视线扫过我，好像完全没有认出我来。
在回程的火车上写下这篇日记，以对抗越来越压抑的心情。里杜特和托希尔在玩金拉米纸牌。彼得在睡觉，自信满满地睡着。要是我不能进入牛津，我该做什么呢？和本一起去巴黎？进父亲的公司？这都太他妈令人丧气了。感谢上帝，我们颇有远见地为自己安排了本学期的挑战：说起来简直丢脸，但目前我生活中唯一一件能让我兴奋期待的事便是明天和欧康纳队的比赛。扬格说他可能来观战。这会是我迈出的第一步吗？
（1924年）2月14日
斯卡比尔斯和放荡的苔丝牵了几分钟手，当时，他们吃过午饭，正走在某处的小路上。彼得说是她先牵的，可他什么别的也没敢做，他们走到台阶边后，她就只能松手了，就是这样。我说，这是个很好的兆头嘛，以后再有这样的机会，应该好好利用。
我们在牛津时，利平与多伊格进行了第二次会面（他说凯茨比太太真的很有魅力），但并不顺利：他说他认为多伊格开始怀疑他了。“为什么？”我说，“他现在迫不及待地想让你转变信仰啊。”“我觉得问题在于我没有疑问。”本说。于是我告诉他，他只需要找些疑问出来，就万事大吉了。可他想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疑问，他说；他压根儿不知道一个可能皈依罗马天主教的人应该疑惑些什么，他让我给点建议。我觉得，质疑圣餐变体论[9]未免太明显了，说受难和炼狱之类的也许更保险。炼狱一直都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我得想个主意，想个教义中的有趣观点来安抚多伊格，让他开心。
我自己的挑战也取得了真正的胜利。今天下午，苏塔队在联赛中对战欧康纳队，扬格和布罗德里克（他也在第一队）来观战。整场比赛乏善可陈，快到下半场中场时（我们以11比3领先），我还什么都没做，突然就有人把球传给了我，我一接到球，就被阻截铲倒，摔到了头。我应该昏迷了片刻，因为眼前变黑了，等我恢复知觉时，比赛已转移到球场另一侧欧康纳队的球线那边。
我站起来，突然感觉恶心作呕、虚弱无力，就在我站起来的时候，欧康纳队飞奔回来，爆发了一次反攻。整个前传的队伍朝我咚咚冲来，一边前进，一边运球。我们的后卫（一个名叫吉尔伯特的弱不禁风的家伙）试图扑住那个球，当然没有扑到，这样一来，我成了最后的防线。
我感觉我当时还有点晕乎乎的，因为，在我的感知中，一切发生得似乎那么精准又合乎常理地缓慢。我看见欧康纳队的前锋大部队轰隆隆地袭来，我感觉到我们的队员急匆匆地跑回来想要收回失地。一个大块头、黑头发的粗野男子率领着欧康纳的冲锋线，他过于急切地踢着自己面前的球，我突然无比清晰地知道该怎么做了。我设法拖动双腿，向前跑去，就在他正准备对着球再踢一脚时，我扑到球上面，将它抱住。
我听到咔嚓声，但没感觉到痛。我把球抱在胸前，任由一副副身体重重压到身上。口哨吹响。欧康纳队的大块头前锋（霍普金斯？皮尤？莱科维奇？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啜泣着，哀号着——他的腿断了，很严重：袜子以下本该是直的右胫骨此时出现了一个扭结。还有血，我很快意识到，我的脸上也在流血。我挣扎着站起来，裁判用他的手帕想帮我止血，还急慌慌地派人去喊担架员来抬走伤员。比赛中止。
今天晚餐时，我走进宿舍，奇怪的欢呼声霎时响起，我头上缠着绷带（缝了四针）。让同学们心生敬畏的并不是我受的伤，而是我在无意中给对手造成的伤害。不是“他眼睛上有好大一道伤口”，而是“他弄断了那个人的腿，直接断掉了”，这成了我临时荣耀的象征。大家再一次就我的疯狂、我一心求死式的表现，以及我像是想牺牲在橄榄球场上的劲头愉快地开起玩笑。
晚餐后，扬格来找我：我伤一痊愈，就能去参加第二队的训练了。我简直不敢相信，两场比赛就能让我在橄榄球赛场上走这么远，不过，我做到了；也许校队正需要一个疯狂的钩球队员。然而除了扬扬自得，我心中也冒出隐隐的担忧：我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迅速树立起疯狂、勇敢、自我毁灭的名声，到目前为止，我唯一的勋章就是这道相当严重的伤口，可一想到如果继续承担这一特殊职责，我在未来就有可能遭受更多的伤害，我不免忐忑起来——现在，我没法表现得害羞且理智了。利平欢乐地预测我各种可能的悲惨命运——脊柱断裂、深度昏迷、耳朵被人扯掉，等等。只是对我来说，我知道自己必须坚持下去。我会获得成功：我会赢下这场挑战。
1924年2月21日
露西写给我的信不是抽象得怪异，就是无聊到令人发疯。我给她写信，说起我们在圣诞节发生的事以及在高尔夫俱乐部的那个晚上，她给我回信，啰啰唆唆地写了她某天晚上去圣吉尔斯大教堂参加格里高利圣咏会的事。我回信时，最痛苦又最诚心诚意地写到我是如何想她，又是如何憎恨我在这学校的生活，可她回复我的却是她以后想当考古学家或哲学家的详细计划，这次她还冒出个新主意——当兽医。
本·利平说，他关于炼狱的新疑问在多伊格那里产生了神奇的效果。他们一整个下午都在讨论，他——本——如果一辈子都过着浑浑噩噩、乏味且罪孽的生活，那他死后将会在炼狱中待多久。他说，他发现我的教派“相当奇特”；在如此复杂怪诞的宗教背景中长大，我看起来还头脑清醒，他对此颇为吃惊。是的，我说，这就和抛球杂耍一样，是不是？霍顿一定会为我骄傲的。
一周后就是我的生日——我马上十八岁了。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开学校，在牛津开始全新的生活。我感觉，在离开这个地方之前，我不能再制定任何计划了；在这里的几年如同一段令人厌倦但最终无用的学徒期，只是在为将来的真材实料做准备。实际上，这些挑战证明了我——我们有多无聊。这个系统对聪明的年轻人而言是最邪恶、最摧残的教育方式（对那些愚昧、落后的年轻人说不定效果不错）——我猛地意识到，我在这里被迫做的那些事里，有五分之四完全是浪费时间。若是没有新朋友的陪伴，那这些英国文学课、历史课，以及偶尔与学校更睿智的人物（霍顿）的接触——还有我父母为之承受的学费——都会让我深感这是场举国丑闻。
母亲寄来包裹——我订的书：波德莱尔、德·昆西[10]、麦克·阿伦[11]，还有巧克力和一根六十厘米长的拉美辣肠。别忘了，洛根·贡扎果·蒙斯图尔特，别忘了你与众不同的传承。香肠很美味，很辣，加了很多辣椒和大蒜，让人无法抗拒。我在小教堂里啃着香肠片，感觉大蒜那可怕的臭味正沿着长椅飘散。我的伤口愈合得很快：我马上就能重返橄榄球场了。只是留下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伤疤。
早上去过小教堂后，彼得和我有两节课空闲时间，我们去了艾比赫斯特，在马亨莱餐馆里喝茶吃烤饼。热乎乎的烤饼加上黄油和果酱，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味？要是哪天无法享受这种愉悦，那就标志着我的灵魂有一部分已经死了。店里空荡荡的，只有几个本地的老太太聊着自己的拇囊炎和关节炎。彼得告诉我，他觉得自己爱上了迷人的苔丝。我没有迎合他：这可是个测试，是个挑战，我说，是冷冰冰的、客观的，我们绝对不能把感情带进来。可彼得痴痴地说起她甜美的个性、她天生的性感以及她结实丰满的身体，还有他们在一起默默刷马时，他仿佛与她融为一体的奇怪感觉。我深入刺探了一下。原来，她在马厩干活时喜欢穿男人衣服：骑兵斜纹布裤加侧面有弹力的高帮靴，外套里面还有裤子背带。他说个不停，我看得出，刺激他的是女孩化身马厩少年这个画面，恰恰是没有性诱惑的气氛让他觉得兴奋。我把这些话告诉他，他似乎不知所措了。“你们就是俩劳动力，”我说，“在她眼里，你是干农活的好手，是个马倌，跟她是平等的。你要是任由事态这样发展，你们还怎么做情人？”
这时，他坦白了，又或者说，他只是涨红了脸，大声地喝着茶。“她让我吻她了，”他说，“在我们干完活以后。说实话，是苔丝主动的。她让我摸她的胸脯，但只能在刷完马以后。”
“请你不要对我说谎，彼得，”我说，“真丢人。”他表示抗议，我从他的神态中感觉到，他没有说谎。他向我发誓，他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这正是他爱上她的原因。“她很勇敢，与众不同。”他说。我心中满是又酸又苦的嫉妒。哦，你赢得了挑战，我对他说，恭喜你。你现在只需要想个办法让本和我见证你们的恋爱就行了。他严肃地点点头：把这些都告诉我之后，他似乎真的如释重负。实际上，他又像是完全茫然了，他在和农民女儿的这段奇怪恋情中迷失了。后来，本和我就这件事故作老成地好好笑话了他一番，只是我清楚，本是很惊讶的——还有点恼怒——就跟我一样。这种事，这种神奇的好运，不应发生在彼得身上——它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不过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应该为他感到难过：可怜的老彼得·斯卡比尔斯突然要直面性事了。也许我们帮了他一个大忙。
1924年2月25日
第二队与阿平厄姆队的比赛。天寒地冻，东风呼啸。我是多出来的人，负责跑边线，并在中场休息时把切成四瓣的橙子拿上来。我猜，过去这短短几周里，我的成就已经相当惊人了（就连“蜥蜴”都来恭喜我，说“没想到你对体育如此有激情”），然而跟往常一样，我的主要情绪仍是失望。第二队的钩球队员是个金头发的傻瓜，叫弗德，我确信，待时机成熟，我一定能取代他：他完全没有我的冲劲和疯狂的勇气。可我取代他之后，还有第一队，那里的钩球队员叫范德普尔——他瘦小结实，擅长体育——同时兼任壁球队队长。这学期还剩下几周，不知道我能不能比现在的位置更进一步，能不能取代一名真正的运动员——我甚至不知道这是否值得尝试……一个恐怖的念头冒出来：这会成为我以后的人生模式吗？每份雄心壮志都遭到挫败，每个梦想都胎死腹中？可略加反思后，我又意识到，我目前经历的是所有有感知能力、正经受折磨的人都会经历的，除了极少数、极少数的人：那些才是真正有天赋的人，是奇怪又罕见的天才；当然，还有那些格外幸运的笨蛋。
在我写这篇日记时，彼得·斯卡比尔斯似乎完全应该归入第二类人。他竟已确定好了“见证接吻”的具体地点。据他所言，这个吻将于后天在农场附近小树林的骑马道上进行——他会告诉我们应该在哪儿等待。相较之下，本和我就垂头丧气了：多伊格又变得戒备起来，坚持将会面地点从凯茨比太太家转到圣詹姆斯的教区长家。本坚信，这只是一种考验，多伊格的想法（据本所言，他这种想法简直是显而易见）大概是，如果本真是诚心诚意的，那换去教区长家也不应成为阻碍。
今天下午，霍顿告诉我，勒梅恩认为我“缺乏自信，但内心充满魅力和智慧”。真是一派胡言：关于我的性格，我再也想不出比这更失真的描述了。
1924年2月26日
本和我在第二道茶点时间后碰头，匆忙赶去观摩著名的“见证之吻”。彼得相当精确地指明了位置，我们找到了那条下陷的小路——离家庭农场不远——它的左边有被炸过的橡树和长满草的小坑。本和我躲在大约五十米外的高处，茂密的灌木丛没有长树叶，只长着讨厌的荆棘，把我们遮得严严实实。我们裹着外套蜷成一团，分享一支香烟，想象彼得会如何开启这情欲时刻。本照例带了看歌剧用的小望远镜，所以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我们说起各自的挑战和令人失望的结果，但都一致认同，它们是值得尝试的锻炼，至少为这个最无聊、最死气沉沉的学期增添了一些生机。原来，凯茨比太太还邀请本去“喝茶吃蛋糕”了，而且不要和多伊格一起，这可就有意思了。
等了大概半个钟头之后，我们看见彼得和苔丝从小路那边出现了。彼得把自己的外套铺在草坪上，他们背对着被炸过的橡树坐下来。苔丝摸出一盒香烟，他们各点了一支——我们能听到他们模糊的只言片语和苔丝低沉沙哑（很是楚楚动人）的笑声。暗淡的日头突然亮起来，冬日的风景有了田园牧歌式的恬静。他们继续说了一会儿话，但气氛好像越来越严肃，笑声也消失了；这时，苔丝脱下自己的外套，把手伸进彼得的口袋，要拿什么东西。
原来，拿的是他的手帕，接着，正用望远镜窥探的本悄声说：“我简直不敢相信。她把他的裤裆解开了。”
我们抢着望远镜，每人只能看五秒钟，本和我看到充满渴求的苔丝把手伸进彼得解开的裤裆，掏出他软软的白白的阳具。接着，她用手帕把它包住，帮他手淫——整个过程似乎只持续了不到三十秒（彼得向后仰着头，紧紧闭着眼睛）。结束时，彼得表情中的震惊多过狂喜。完事后，苔丝把他的手帕整齐地叠成五厘米见方的小厚块，还给他，他只是把它放回外套口袋，想都没想，看都没看。然后，他们接了一会儿吻，往后一倒，在外套上躺了大约十分钟，只是，本和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们太震惊了，后来，我们也都承认，我们是太生气了。我们气自己给斯卡比尔斯想出这个挑战（我们本可以把这样的挑战留给自己），气他看似毫不费力地就完成了，而且还享受到了我们刚刚亲眼见证的那种福利，如同享用圣代冰激凌上的那颗樱桃。
我们先于他们离开，费力地挤过茂密的矮灌木时，他们还在彼得的外套上翻来滚去，相互抚摸，接吻拥抱。我们一致同意，斯卡比尔斯即便不是大不列颠最幸运的，那也得是全校最幸运的混蛋。
稍后。吃晚餐时，从头到尾，彼得的脸上都挂着抑制不住的傻笑。他不停地俯身对我们说：“她摸了，真的摸了，还握在手里。”我们各自给了他赢家应得的一英镑，这会让我本学期手头愈发紧张（我大概会找本借点钱）。但本和我都觉得，我们应该坚持完成各自的挑战，不是出于热忱，而是要信守承诺。这不仅是个赌局，这整件事还有着更多哲学意义上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我们陆续走出食堂时，彼得说他现在“绝对是爱上了”苔丝。我感觉恶心透顶。
1924年2月29日
本结束了他和多伊格在格莱普顿的会面，提早回来，他说多伊格把他赶了出来。我提醒他，我们说好要继续完成挑战的。“可彼得已经赢了，”他略带倦意地说，“我不知道坐在那伪君子面前，听他讲什么天使啊圣母以处女之身生下耶稣啊，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很难反驳，我认为。原来，是本总把讨论的话题带回牧师发誓禁欲这件事上，以及信守这种誓言到底有多难，才让多伊格最终失去耐心，让他马上离开。本从头到尾都在抗议，他说如果他真的感觉到上天让他成为牧师的召唤，那他当然有权考察所有的优缺点。他说，多伊格发起怒来叫人害怕，他简直是把他扔到了门外。
总而言之，我跟他说，我是无论如何都会坚持下去的，他现在既然没事做了，说不定可以来帮我：这学期只剩下几个星期，我还得打入第一队，更别说表现完美、赢下校队比赛了。他说他觉得我是个疯狂的傻瓜，但如果我还想继续，那我可以放心，他必定会全力以赴、毫不动摇地支持我。
（1924年3月2日）星期日
做完弥撒，我正要趁人不备从教堂偷偷溜走，多伊格找到我，把我拉到露台的隐蔽处。
“怎么回事，蒙斯图尔特？”他说，显然很愤怒，“你和你那个犹太朋友是怎么回事？”
“你这么说就不厚道了，神父。”我说。
“你们在玩什么，小子？”
“没玩什么。”
“满口谎言的小兔崽子。”
“利平绝对是真心诚意想要改变信仰，”我说，“其实我觉得，他发现你才真是让人失望呢。我在想要不要给主教写封信，说说你在教导方面的失职——”
哎哟，听到这句话，他气炸了，他威胁说要找“蜥蜴”告我的状。我全程保持严肃虔敬的表情。我把这事告诉本和彼得后，他们再次夸我“堪称伟大”。我们都认为这事好笑极了。
争吵过后，我们在车站等待回艾比的公共汽车时，霍顿挽着一位年轻女人走过来——相当漂亮的年轻女人。我说“早上好”，他朝我投来一贯轻蔑的眼神，并未将我介绍给他的情人。我看着他们继续周日散步，看到霍顿和女人在一起还挺奇怪的；不知为何，我一直觉得他是性冷淡。
（1924年）3月4日
本说他一直在偷偷调查范德普尔，看有没有可能要挟他。然而据他所知，那人是清白的，对英俊少年也没什么明显的兴趣。我考虑能不能让小蒙塔古为我们献身，但本明智地建议，要谨慎——不要带坏了小孩子什么的。接着，我想出个绝妙的主意——不是要挟他，而是收买他。我可以收买范德普尔，让他假装受伤，这样第一队里就会有空位给我了。可我们得用多少钱去诱惑清白的范德普尔呢？我委托本当我的中间人。
母亲的信带来了好消息：露西将和我们一起去奥地利做短途旅行。母亲建议我们自娱自乐，去“攀爬高山”。她是什么意思？
（1924年）3月7日
终于。我被选为第二队的钩球队员，参加明天对阵沃尔科特队的比赛（弗德患了流感）。本一直在打探范德普尔的情况，发现他并不富裕（原来，他的父亲只是位大律师的文员），但本还是认为，只有重金才有可能打动他。多重的金呢？我问。五畿尼[12]吧，本估计。完蛋了：哪怕我们俩把钱加起来，也凑不到这个数目的三分之一。我得给父亲写信，问问能不能借点钱，但我得想个有说服力的正当理由。转念想想，还是写信给母亲吧。
（1924年）3月8日
不知怎么回事，我们竟然以64比0大胜沃尔科特队，创下学校纪录。他们的队伍好像因为水痘的爆发减员不少，只能找些不合格的体弱者来替补。这是场大快人心的胜利，我差点还得了分，可就在球线前被三四个人拉倒了。第二队在学校春风得意、趾高气扬。弗德说他下周六就能恢复了，可只有傻瓜才会改变目前这支风头正劲的队伍。
露西写信说，她去奥地利的前提条件是我必须明白我们之间的“浪漫幻想”已经终结。我给她回信，不情愿但又带着愉悦的愁绪表示同意。等她去了那儿，一切就会不一样了。斯卡比尔斯和农夫女儿的情事进展之顺利，简直让人气得发疯，但也给我壮了胆，鼓了劲。露西必将是我的。
让我隐隐惊讶的是，我发现自己的思绪越来越多地转向了下周六的比赛，我发现我很期待它——我们将主场对战哈罗公学。我一定不能再丢掉我的布尔什维克精神了。
（1924年）3月11日
本和我将我母亲寄来的邮政汇票兑现了五畿尼（愿上帝保佑她：我说的是我想给露西买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我们在马亨莱餐馆先犒劳了自己，喝了茶，吃了凤尾鱼吐司。本说范德普尔只愿意放弃一场比赛，但他想看看是谁愿意出这么高的价码。“他怀疑是你，当然了。要不，他也可能以为是弗德那混蛋，我猜。你一定得跟他见个面。”他说得对，我不得不承认。顺便说一句，我们和哈罗公学以9比9打平了；而我们的第一队却以3:27溃败——我感觉我的幸运星正冉冉升起。
本跟我说，他一毕业就去巴黎——他好像在什么美术馆找到了工作，他想当经纪人。我感觉到嫉妒的刺痛：也许本是对的？也许我们才是傻瓜？去大学浪费三年时间，推迟正常的成年生活。那三年，依我看，说不定跟高中生活一样令人沮丧……
真正的好消息是，克拉夫开始怀疑彼得和苔丝的亲密关系，正想方设法将他们分开。彼得最近三次去农场，都忙着切甜菜饲料，或是类似的枯燥的任务（他两只手都起了可怕的水疱），压根儿没看到可爱的苔丝来打扰他或补偿他。本和我心里偷着乐，但我承认，这种心态反映出我们的阴暗。
稍后。第二次预考后，我去福斯特找到范德普尔。他脸色苍白，长着难看的圆鼻头。我们讨价还价了一会儿，我成功把价格压到五英镑。
“一场比赛，提醒你，就一场。”他不断重复这句话，把五英镑放进口袋。接着，他疑惑地看着我：“为什么这件事对你这么重要？”
“我父亲快死了，”我很自然地说，“他是……苏格兰橄榄球队的。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我进入第一队。传承他的衣钵之类，在他临死之前。”
范德普尔相当感动，坚持要把五英镑退给我——我当然接受了（不过我不会告诉本）。范德普尔向我保证，比赛前周五的那次训练中，他会“扭到”脚踝或别的什么地方。比赛的对手是昂德尔队，他说，非常厉害的一帮人。“我还会提议由你代替我上场，不要那个乡巴佬弗德。别担心，蒙斯图尔特，你父亲一定会为你自豪的。”
我为什么要撒这么多谎？对母亲、对露西、对范德普尔、对本……这正常吗？我想，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撒这么多谎吗？我们的人生是否只是我们所有谎言的集合？（“人生”，就是谎言。）有没有可能不撒谎又能正常生活？谎言是一切人际关系的自然基础，是将我们独立的自我缝合在一起的针线吗？我要去壁球场后面抽支烟，思考更多伟大的想法。
（1924年）3月13日
雪足足下了十五厘米厚，所有的体育活动全部取消。报纸说伦敦天气晴好——似乎只有倒霉的东英吉利下了雪。想到与昂德尔队的比赛推迟了，我为何如此沮丧？我渴望走上球场——我一定是变成了一个真正热爱体育的人。在回廊里，范德普尔悄悄走到我身边，问我父亲怎么样了。正要跟他说别多管闲事时，我突然反应过来。
“他能撑到吗？”范德普尔问。
“撑到什么？”
“撑到下周末啊，或是跟昂德尔队比赛的时候。”
“我希望能撑到。母亲说他只剩一口气了。”
这么说我有点愧疚，尤其是父亲是真的病了。我担心这么说他就快死了，会不会变成对他的诅咒。可我又对自己说：这只是我的胡言乱语而已。言语怎么可能加快或减慢疾病的进程呢。只是，今天晚上在宿舍祷告时，我还是为父亲祈祷了，我真是个伪君子。霍顿要是知道了会怎么嘲笑我啊：只想两头讨好，跟所有懒惰的信徒一样，总是习惯只在方便的时候才走一走信仰的流程。也许，我应该让范德普尔拿回那五英镑。
（1924年3月22日）星期六
一切如有神助。我们正在训练时，我惊讶地看到扬格和巴罗史密斯从第一队的球场跑来。“蒙斯图尔特！”他们大喊。我天真地跑过去。范德普尔瘸着腿，他扭到膝盖了：“你能不能参加明天的比赛？”“我一定拼尽全力。”我谦虚地说。“很好！”巴罗史密斯拍着我的肩膀说。能赢得他的肯定，我隐隐有些慌张。我之前忘了他也在第一队——现在他不是芬尼亚叛徒了。
本和彼得似乎真心为我高兴；而且对于我不屈不挠的坚持，我觉得，他们不止一点点钦佩。本发誓说，他将打破有生以来不看竞技体育比赛的习惯，自愿前去观战。彼得告诉我，他跟苔丝秘密见面了：她父亲禁止他们有任何接触（他，彼得，跟我说起这事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觉得克拉夫看到他们俩牵手了。他疯狂地说，他要在复活节假期住到诺维奇的寄宿家庭去，希望能和苔丝偷偷见上面。我们劝他千万别犯傻。
至于本，他说凯茨比太太写信给他，说可以取代多伊格为他进行私人辅导。“我认为她是在计划诱惑我，”本说，“你们天主教徒真是些怪人。”她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凯茨比太太？我问他。“有点儿胖，总擦着粉，粉嘟嘟的，”他打了个冷战说，“我宁愿去鸡奸小蒙塔古。”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会同意的。我们愉快地说了半个钟头脏话。
（1924年4月20日）复活节星期日
我跟母亲说我手臂疼，这样我就不用参加复活节礼拜了。她、父亲和露西坐缆车去了山下的老镇，那儿的教堂正等着这些虔诚的信徒。他们刚一离开，我便让迪伦多福太太拿一瓶莱恩白葡萄酒来。我立马感觉好多了——没有比在周日早上十点半愉快地喝醉酒更美妙的事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开始接着记日记。
与昂德尔队比赛的那天，兆头好得不得了：天气晴朗、阳光灿烂，微有薄雾，但雾午饭前便消散了。在更衣室，我几乎听不到队长的赛前动员讲话，只觉得脑袋轻飘飘的，像是血管里充盈着太多氧气。我把马匹用的镇痛膏抹在膝盖和大腿上，穿着球鞋重重跺着铺着瓷砖的地面，傻瓜似的朝队友咧嘴笑。我们跑出去时，整个学校好像都站在边线上欢呼；我觉得（我必须说实话，尤其是在自己的日记里），我的心跳得那么猛，简直要炸裂了。
裁判投出硬币，让双方队长猜：我们猜错了，得准备应对开球。我跑过球场，加入前传的队伍。我听到本和彼得在边线上尖叫我的名字，我自信满满地朝他们快速挥了挥手。
哨声吹响，球被踢出，高高飞向空中，之后竟直接朝我落下来。我与其说是看到，不如说是感觉到对方前传的进攻，我接到球还不到一秒钟，第一批进攻的三四个人就朝我扑来。我刚来得及把球夹到右胳肢窝下，伸出左臂挡开对方大块头的第二排前锋，他突然就飞到我头上来了，他跌落下来，我赶紧缩头，紧接着，昂德尔队一整波前传队员都向我撞来。
我什么也没感觉到。裁判吹响口哨，我发现自己被埋在一堆身体下面。他们慢慢从我身上脱离，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带球犯规，争球进攻。”裁判说。我意识到球已不在我手里。一系列的撞击让我喘不过气来，有点儿神志模糊。很快，就只有我一个人躺在地上，我向上望，发现巴罗史密斯和其他几个人都忧心忡忡地低头看着我。这时，扬格（我觉得是他）说：“我说，蒙斯图尔特，你的手臂还好吧？”我看了看：一点都不好——我的左前臂出现一个明显的肿块，皮肤底下像是有一只高尔夫球，而且奇怪地失去了血色。有人扶我站起来，我用右手捧着左手肘，仿佛那是最易碎的晶莹瓷器。接着，疼痛袭来，一波又一波，我感觉自己摇摇晃晃的，眼前开始闪现黄光和绿光。有人在喊把担架抬来。我全部的意识似乎都收缩并集中在那根剧痛的前臂断骨上。尽管疼痛难忍，但我还是清楚，我的橄榄球生涯从此一去不返了。
4月23日，星期三
露西和我昨天去了因斯布鲁克，主要是应母亲的要求，她为此给我们提供了丰厚的资金。天下着雨。我们坐在雨中潮湿的公园里，头上撑着雨伞，百无聊赖地听军乐团演奏施特劳斯的曲子。我渴望去维也纳，可母亲说路程太远，一天时间不够。我渴望去歌剧院听瓦格纳，看沃蒂夫教堂，再散步去科索餐厅。因斯布鲁克很安静，几乎没什么汽车，只有马车的嘚嘚马蹄声和哗哗的雨水声。露西不苟言笑，格外沉默，我问她怎么了。她说，跟一个手臂吊着绷带的同伴，在陌生的新建小镇里闲逛，一点也不好玩。我抗议：这又不是我的错，我说，我这副打扮又不是想要开启类似丝绸马甲或彩色贝雷帽之类的时尚潮流。“别人会以为我是你的护士。”她说。荒唐。真是个任性又难懂的女孩。
最后，我们决定去咖啡馆躲雨，我们找到一家有玻璃遮雨棚的咖啡馆，没完没了地一杯杯喝着咖啡。露西写明信片，我则费劲儿地读里尔克。我想学德语，可它似乎复杂得令人害怕；要是有什么办法，花最小的力气，就能达到基本流利（我只有这么高的要求）的程度就好了。也许我不是个语言学家……我突然生出对英国食物的渴求：小牛肉和火腿派，羊肩肉加洋葱，果酱布丁。我们吃了块蛋糕，决定早点回去。
在公寓，我们没看到母亲。露西和我走到疗养院去接父亲，他一整天都在这里泡澡、搓洗，用海水沐浴。当他完成这些环节走出来时，会暂时给人一种他很健康的错觉，甚至可以说是容光焕发，他的脸上有点点红斑，双眼闪闪发亮。不得不说，和上个假期时相比，他明显瘦了很多，早上的时候，他显得憔悴又疲倦。他几乎无法入睡，他说，因为他的肺总感觉到奇怪的压力。不过，他的胃口还不错，他总是大口吃着迪伦多福太太准备的大块芝士、火腿和黑麦面包，似乎饿得不得了。
就在这时，我们看到奇怪的一幕。我们朝疗养院的正门廊（它就像某个乡下美术馆的入口）走去时，看到母亲也在那儿，可她身旁的台阶上站了个高个男人，那个男人穿着雨衣，戴着毡帽，他们有些急切地说着什么。我们越走越近，他便离开了。母亲看到我们这么早就从因斯布鲁克回来，显然大吃一惊。她装不出无动于衷的样子。母亲——愤怒，是有的，无动于衷，没有。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她尽量压抑着愤怒的情绪说，“你们去因斯布鲁克就去了两个钟头？真是浪费。”
“那男人是谁？”我问，必须承认，我还是挺大胆的，“医生吗？”
“不是。是。差不多吧，是的。嗯，呃，是个医生。是。我请他给点建议。他很热心。”
她的谎撒得如此拙劣，我们拼命忍住才没有笑出来。稍后，露西和我说出各自的疑惑和直觉，我们一致认为，他应该是母亲的仰慕者。我很高兴地看到，发现这个小秘密后，露西的情绪有了好转。我们在休息室里玩多米诺骨牌，道晚安时，她允许我亲了她（只准亲脸）。
4月25日，星期五
一早上都卖力地推着轮椅上的父亲，走在里杰巴赫温泉的街道上。只有一只手能使上劲，还挺难控制轮椅方向的。父亲竭尽所能推动轮子，但我让他住手，要是他所有的力气都用来干这个了，那一开始让他坐上轮椅还有什么意义呢。我把他推到邮局旁边的小广场上，给他念上周三《泰晤士报》上的文章。天气不冷，他裹得严严实实，可我每次抬头看他，他都好像冻得脸色发白，很不舒服的样子。
我时不时问他感觉怎么样，他的回答永远不变：“好极了”“好得很”。我的情绪从无法言喻的悲伤变成极度的烦躁。悲伤的是，他的儿子，我，竟然要用轮椅推着他到处走了；烦躁的是，他这样消耗我宝贵的时间本就是理所应当的。只是，我对他的愤怒不会持续很久。我们刚到这儿时，他给迪伦多福太太送了一份富利工厂产品大礼包，有肉罐头、咸牛肉、冻火腿之类，当时，我就对父亲特别生气。我跟他说，父亲，我们又不是来出差的推销员，没必要把富利的产品传遍欧洲吧。别装腔作势了，洛根，他就回答了这么一句，我顿感羞愧。后来我跟他道了歉——他对我就是有这样的影响力。
母亲让我带父亲出去“好好逛三个钟头”，我们回到公寓时，母亲又不在。“她一上午都在外面，”露西说，“你们刚走，她立马也走了。”有人给父亲端来汤，喝完汤，他自己费力地爬上楼梯睡午觉了。我心里第一次冒出可怕的预感，他也许再也不能完全恢复了，我气自己，为什么一直以来没有多替其他人想想，为什么没有考虑他们的感受。
我是在公寓的起居室写下这篇日记的，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听着留声机播放的勃拉姆斯《第一钢琴协奏曲》。舒缓的慢板总能让人平静下来。细思其中的静谧之美，我发现我在思考为什么露西对我的态度会变成这样，不能说是冷冰冰的，但确实不温不火。在从因斯布鲁克回来的火车上，我想牵她的手，她把手缩了回去。可五分钟之后，她又兴致勃勃地聊起来（关于她父亲的新爱好：鳞翅目昆虫），仿佛我们是最要好的老朋友。但我不想做她的“朋友”：我想做她的情人。
4月26日，星期六
父亲又恢复了疗养院的日常流程，在滚烫的泥浆和几十升硫黄水里泡澡，天知道还有什么。露西早饭后来到我的房间，出乎意料地说她制定了一个计划——我们忠实地遵照执行了。我们告诉母亲，我们要坐火车去朗斯，那里正举办当地的节庆（至于是什么节日，我们没有细说：哪怕是阿尔卑斯山民的皮短裤节，母亲也不会关心的）——母亲认为这个主意好极了。我们让领班的服务员兼事务总管弗朗兹驾着小马和马车，送我们去车站。到车站后，他刚一离开，我们便坐缆车又回到山下的老镇。
我们在一家能看到公寓的纪念品商店里等着，假装挑选明信片，足足挑了半个钟头，母亲才出现。她穿着精致华丽的貂皮外套（“你看！”露西小声说），戴着有面纱的帽子。她匆匆走过疗养院，走进赫希金匠酒店。露西和我给了她五分钟，才悠闲地晃进大堂。我们几乎一眼就看到了她，她坐在住客休息厅的尽头，身影被盆栽的棕榈树遮去一半。她在扶手椅上向前俯身，跟我们在疗养院外见过的那个瘦高男人说话。
露西喊来服务生，悄悄指了指那个男人。“能不能请你告诉约翰逊先生，我来跟他见面了。”她说。服务生立刻纠正她：那不是约翰逊先生，他说。那是普兰德盖斯特先生，从美国来的。露西为自己的错误道歉，我们便离开了。
我得说，我对母亲的行为保持着一种奇怪的淡漠；露西狡猾地打探到普兰德盖斯特的名字，这倒更让我印象深刻。然而，我必须接受事实——露西也拒绝承认其他任何解释——那就是，在我父亲生病期间，他的妻子竟跟仰慕者交往起来了。
4月29日，星期二
今天坐着吃午餐时，我看着父亲慢慢嚼着迪伦多福太太做的一大块烤小牛肉。他发现我在看他，不自觉地露出带着歉意的微笑，仿佛做了什么错事。我突然替他感到一阵心痛，热泪润湿了眼眶。母亲陷入停不下来的疯狂状态，跟露西大声争论着。不知为何，她们竟然在争论圆点花纹的问题。母亲宣称，任何一个超过十岁的人都不应该穿带圆点花纹的衣服了。“除非是用人或舞女。”她说。这话很刺耳，因为露西正穿着一件黄色的圆点衬衫（我觉得，她穿着很漂亮）。母亲继续宣传，圆点也适合马戏团的小丑。父亲又看了我一眼，眨眨眼睛。突然，我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了。
5月16日，星期五
今天在霍顿表扬我向耶稣学院做的历史课演讲时，我觉得他比往常更加傲慢了。他自吹自擂的态度让人以为这个机会是他花钱替我弄来的，就像以前有人在军队里花钱买个官职一样。我跟你说了吧，耶稣学院适合你，我说了吧？他滔滔不绝，仿佛帮了我天大的忙。我不带一丝笑意地说：“没有您，我确实做不到，老师。非常感谢您，老师。”我想他懂我的意思了。为表歉意，他邀请我下周日去他的小屋喝茶，并保证说要告诉我更多关于勒梅恩的事。
彼得进贝利奥尔的事定了，在牛津我至少会有一位同学了。体育活动时间，我们跑进小树林抽烟，放松一下。我们都觉得，本如此坚定地不读大学有些奇怪，也有些可惜。听着，我说，在巴黎和牛津之间选，我认为我也不会犹豫太久的。我们认为本一定有些私人收入，但我们也算不出有多少。显然不是太多，否则他压根儿不需要去找工作。“只够吃穿开销吧。”彼得感伤地说。想到有一天要赚钱谋生，现在的我们还觉得有些遥远，但一致表示，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艾比。我说，我以后大概会去学校当老师，我又问彼得他的梦想是什么。“成为著名的小说家，”他说，“就像麦克·阿伦，或是买得起游艇的阿诺德·贝内特[13]那种。”这让我多少有些吃惊。彼得想当作家？我的脑子转不过来。
夏季学期似乎长得没完没了。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们的“挑战”是多么令人振奋，它们改变了学校生活的无聊和平庸。霍顿借给我一本诗集，是艾略特的《荒原》，他建议我认真看看。里面有些相当优美的句子，其余的内容就很费解了。我要是想找用诗写成的乐曲，我会找魏尔伦，谢谢。
5月17日，星期六
在军营里，托泽中士愤怒到骇人的程度，看起来像要爆炸了一样，在练兵场上冲着我们大吼大叫。我们对托泽颇为好奇——我们觉得他很滑稽——我们利用一切机会，问他关于战争的问题以及他到底杀过多少个德国人。他总是在具体的数字上含糊其词，让人觉得应该有好几十个。但显然，他连前线都没靠近过。今天我告诉他，我去奥地利度了假，公寓的总管家卡尔也打过仗——“是跟英国军队作战的”。
“那和啤酒的价格有什么关系，蒙斯图尔特？”
“我的意思是，一想到你们可能在无人区的两边面对面见过，我就觉得好笑，长官。”
“好笑？”
“你可能朝他开过枪，他也可能朝你开过枪。”
“又或者，”本插嘴了，“在你进攻德国防线时，你们可能还碰过面。”
“我才懒得理他呢，我跟你说。那些该死的德国佬。”
“你会狠狠教训他的，是不是，长官？”
“当然了。”
“你一看到他，就会把刺刀刺进他的肚皮，是不是，长官？”“我会竭尽所能的，利平。”
“要么杀人，要么被杀，长官。”
这样的玩笑我们可以也确实在一直继续着，结果就是托泽很喜欢我们，给我们安排的都是轻松的活儿。只是今天他处于混乱状态，因为晚间的训练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却发现我们都是一帮不负责任的人（艾比要跟圣埃德蒙德学院较量）。本说，恶作剧不够用了：我们得谋划一场值得纪念的破坏行动。
5月19日，星期一
我骑自行车去了格莱普顿。天气很热——夏天的那种热，不过，在什么地方又有一层春日的清新气息依旧徘徊着。我们坐在霍顿家屋后花园的躺椅上，晒着太阳，吃着海绵蛋糕，喝着茶。我对霍顿的蛋糕大加赞赏，问他是在哪里买的。他说是他自己烤的，不知为何，我觉得他没有说谎。他问我，我对《荒原》有什么看法，我说我觉得它有点做作。他觉得很有意思。他又问我，我更喜欢什么样的诗，我告诉他，我最近在读里尔克的诗——德文的。“你觉得那就不做作了吗？”他说；紧接着，他又道了歉。“我很期待看到你自己写的东西。”他说。我问他，他是怎么知道我想写作的，他说他猜的。然后，他承认，是勒梅恩把我在面试中说过的话告诉了他。
“无论你写了什么，都可以给勒梅恩看，”他说，“他会跟你说实话的。这是你在刚开始写作时最最需要的——实话。”
“那你呢，先生？”我突然自然而然地说，“我能给你看吗？”
“啊，我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中学老师，”他说，“等去了牛津，你就会把我们都忘了的。”
“也许你说得对。”我说。我心里并不这样想，可霍顿总能带出我这样的情绪。他怂恿你，又突然打击你；他看似让你进入了他亲密关系的圈子，但又会当着你的面狠狠关上门。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情况在我身上发生了太多次，我早就料到了。于是，我说了些狠话想让他明白。可他又只是笑了笑。
门铃突然响了，再回到花园时，他带来一个女人，是上学期我在公共汽车站看到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她很漂亮，肤色黝黑，眉毛又弯又粗。他介绍说她叫辛西娅·戈德伯格。
“这是洛根·蒙斯图尔特，”他说，“我们对他期望很高的。”
她热情地打量我，接着，朝霍顿转过身。
“詹姆斯！你这样说会给别人造成很大的压力，”她说，“我这辈子大概会一直在报纸上找他的名字。”
“蒙斯图尔特需要点压力。”霍顿说。
“骆驼的背被压断时，他就是这么说的。”我补了一句。
听到这话，他俩哈哈大笑，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开心得可笑，又觉得自己很老练，能让这两个成年人笑成这样，仿佛我跟他们是平等的，我突然对霍顿以及他对我奇怪又疏远的兴趣生出一股暖意。也许他做得对：这是导师与他学生建立良好关系的唯一途径——有鼓励，有刺激，有考验，但一切必须是真诚的。
辛西娅·戈德伯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的天哪。霍顿去拿雪利酒时，她递给我一支香烟。我差点鼓起勇气接过来，可还是拒绝了，我向她解释了学校的规定。
“你们不准男生抽烟吗？”霍顿回来时，她问，“可怜的洛根说学校不允许他抽烟。”
“其实可怜的洛根抽得够多了。给你——”他递给我一杯淡雪利酒。他举起酒杯表示祝贺，并解释说是为了我在耶稣学院做的演讲。我们碰了杯。辛西娅嘲讽地眯起眼睛说：“聪明。我明白了。”
那天下午真是段奇妙的时光。霍顿点燃烟斗，辛西娅抽着香烟，我喝了三杯雪利酒，我们聊东又聊西。黄昏的夕阳从后方照亮苹果树的新叶，让它们变成亮晶晶的青柠色，雨燕开始在我们头顶俯冲盘旋。辛西娅·戈德伯格是音乐会上的钢琴演奏家——“还在奋斗中，所以很穷。”她说。我发现她的美很深刻，让人心绪澎湃——她很聪明，精通世故，又才华横溢。哎呀，有辛西娅·戈德伯格的世界多么美好！我越来越嫉妒霍顿——他了解她，她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是情人吗？他们可能是情人吗？）她还记得我们的邂逅吗？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了。谁？蒙什么？哦，那个男生呀。男生。天哪，我必须尽快开始真正的生活了，在我死于无聊和沮丧之前。
5月23日，星期五
彼得有几周没见到甜美的苔丝了，他终于想出一个交流的方法。他们把写给对方的纸条藏在旧门柱一块松动的砖头后面。他还想安排一次约会，离艾比学院越远越好，我们一起想主意，都觉得最好就约在晚间演习期间。根据托泽的安排，演习的地点在灵福德周边的树林。本问了住在赫灵厄姆的学校园丁，他说灵福德有家不错的酒吧，叫“羔羊与旗帜”。彼得在门柱里留了纸条，让苔丝在六月四号晚上九点半去“羔羊与旗帜”和他见面。彼得还邀请我们同行——我觉得他客气得过了头，不过随他吧。
昨天晚上学校里有话剧表演，我忘了说。演的是《狐狸》[14]——拙劣至极。卡塞尔说他将进入基督教会学院——也许牛津的生活不会那么差劲了。
5月29日，星期四
托泽中士给我们安排了夜间演习最悠闲的岗位，愿上帝保佑他：我们六个人只要守护好艾比学院防线左翼通往灵福德支线铁路上的信号箱就行了。指挥这片地区的是克劳赫斯特—乔伊斯（下士），还有斯温顿学院的两个五年级学生——本认为他们都挺好对付的，但我有点担心克劳赫斯特—乔伊斯——他对军事似乎过于热情，我感觉他不会那么容易被收买。想偷偷溜走只怕没那么容易。
今天在军营，托泽简直是怒火冲天。艾比学院要保卫好假想中的弹药库，而圣埃德蒙德则要设法夺取它。托泽被分配到防守的位置，他颇感失望，他不断重复着一句像是自己编出来的格言：“最佳的防守是进攻。”他坚称，攻击性巡逻将是艾比的秘密武器；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把他们阻截在尽可能远的地方，靠都不让他们靠近。
“要有多‘攻击’才算攻击，长官？”本以恰到好处的热情问。
“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啊，利平。”
“怎么做？巡到我们位置前方一千米去吗？”
“孩子，我们的目标是造成敌军阵线的困惑。”
“这么说，我们的攻击性巡逻是越早与他们接触越好喽。”
“领悟得挺快嘛，斯卡比尔斯。”
我们继续讨论了一两分钟——既是为了帮助克劳赫斯特—乔伊斯，也是为了帮助其他人——我们要确保每个人都牢牢记住攻击性巡逻的概念。
6月5日，星期四
一切顺利得如有神助——当然，一开始是这样。我们午饭后列队，领到自己的步枪，每人十发空包弹。接着，身穿军装、一副衰样的格里高利（他到底是怎么当上上尉的？）对我们训话，强调我们即将做的事情的重要性。“这不是游戏，”他反复强调，“你们很有可能哪天就被召唤去为国而战。那你们在这里学会的东西就能发挥大用处了。”接着，我们都被赶进灵福德森林。这里混长着成片的橡树和小榆树，丛生着灌木和荒草，还有一些新栽种的针叶林。
信号箱被放在支线铁路高高的路基上，从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南边的郊野，那也是圣埃德蒙德部队可能进攻的方向。我们的任务是，如果看见圣埃德蒙德的活动，就立刻派人跑回基地报告，他们再派出攻击巡逻队进行阻截。克劳赫斯特—乔伊斯分到一副望远镜。
下午和傍晚天气转阴，变得凉爽。我们跟着一个经常在森林和远处田野巡逻的人，在路基周围晃荡（信号兵用愉快又好奇的眼神盯着我们，还勤快地给我们煮了茶）。我们研究了分给我们的地图，估算出从灵福德走路去“羔羊与旗帜”大概需要半个钟头。
七点半左右——暮色初降——拿着望远镜的本说，他在一片榆树林的边缘发现了动静。克劳赫斯特—乔伊斯匆匆跑来，拿着望远镜张望。“什么都没看到啊。”他说。
“不会吧，有十来个人呢，”本坚持说，“我刚瞄到他们了。”
“我请求去侦察。”我说。
“你不能一个人去，”彼得说，“我跟你一起去。”
“我们都去，”本说，“我指给你看他们的具体位置。”
“等一下——”克劳赫斯特—乔伊斯感觉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
“我们不会发生冲突的，”本说，“我们先侦察，再回来报告。然后你就可以派这里的小孩回去找格里高利了。”
“我才是负责这片区域的人。”克劳赫斯特—乔伊斯发起牢骚。
“你是在负责呀，克劳赫斯特，”我说，“可是别忘了，托泽说我们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
“功劳都是你的，”本说，“别担心。”
于是，我们拿起步枪，穿过小道，滑下路基的另一侧，朝树林走去。刚一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之外，我们立马就绕了个圈，重新回到支线上——离信号箱大约四百米——我们踩着铁轨往下走，一直走到能看见远处灵福德教堂的尖顶。我们的计划是——为了解释我们在夜间演习中消失，又或者，如果我们被发现了——就说我们在树林里迷了路，想回到大部队去，结果夜色越来越暗，我们反而迷失得更远了。我们把步枪藏在黑莓树里，又解开绑腿。我们都在外套里穿着自己的衬衫，旅行背包里还装着领带。但我必须承认，我们看起来还是有点奇怪：既不像士兵，也不太像普通民众。不过，本说没有哪个酒馆老板会质疑我们的装束：我们肯定不像学生，而且也不可能是逃兵。我们让彼得把他的外套扔了，好显出一些差别来，接着，我们挤过树篱，走上通往灵福德的小路。八点二十分，我们坐在了“羔羊与旗帜”的小桌旁。
这是家相当不错的酒吧，“羔羊与旗帜”，不是太吵。我们吃了腌鸡蛋和沙丁鱼三明治，还喝了苦啤酒。我们中有人去吧台再点东西时，总会引来几个常客的异样目光——我觉得，我们的卡其裤和大头靴确实很有“军队”的样子——但没人问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店主问我们是不是和小布拉德盖特的考古发掘有关，彼得非常聪明地回答，我们正是要去那里帮忙，这样我们的身份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了。
苔丝来得很早，九点还不到，她要了波特酒和柠檬。本和我去吧台拿酒，好给这对情侣独处的时间。等我们回来时，他们已经紧紧相依，手牵着手了。
这是我们和苔丝距离最近的一次，因为亲眼见过她那样温柔地抚摸彼得，所以本和我根本无法掩饰自己对她的强烈好奇。她是个安静的女孩，胸部丰满，脸又白又方，上唇有半圈极浅的绒毛，我们还能看到她的小臂像丝绸般光洁。彼得介绍我们时，她很小声地对我们俩分别说“你好”，她目光低垂，端庄羞赧。
她和彼得用旁人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急切地说话。从她的语调和语气中，我感觉她很紧张——家庭农场上正酝酿着一场危机——无论他们在计划什么，显然很紧急。本和我回到吧台，点了第三杯啤酒。这时我已有了醉意。
“看看他们，”我说，“我简直不敢相信。跟做梦似的。”
“一场噩梦，”本说，“彼得怎么会跟这个村姑在一起？我们对他做了什么，洛根？我们到底以为自己在玩什么呢？”
我们忿忿不平地继续说着，时不时四下张望一番，懒得在彼此面前掩饰自己的嫉妒。我看着彼得，看到他和他健壮的乡下女孩手牵着手坐在那儿，我甚至生出仇恨的心情。
“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说。
本看了眼手表。“十点差十分，”他说，“最好给学校打个电话，跟他们说我们迷路了。”
就在此时，酒吧门打开，格里高利上尉和托泽中士走了进来。
6月6日，星期五
半小时后，我要去见“蜥蜴”。我们三个像囚犯般被隔离开来，各自被转移到新的房间。我对自己的命运有种奇怪的漠然——实话说，我觉得我宁愿被开除。本也是一样：越早去巴黎越好，他说，他还邀请我跟他同行。只有彼得很震惊，一想到自己如果被开除他父亲会有什么反应，他就吓得要死。
唯一幸运的是，苔丝没有被发现。彼得一看到托泽和格里高利（他在酒吧替我们说了好话），便立马从苔丝身边跳开了，再说，他们永远都想不到会有女孩跟我们在一起。他们怒不可遏：圣埃德蒙德不费吹灰之力便夺下了艾比的弹药库。
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找不到藏步枪的黑莓树了，托泽一直恶毒地咒骂我们，直到格里高利让他闭嘴。
帕克刚刚把他长鼻子的脸从门边探出来，说“蜥蜴”现在可以见我了。
稍后。我在这件事情上要保持克制。我要趁着记忆还清晰的时候，把真相和事情发展的经过记录下来。我永远不能忘了这件事。我永远都不能忘了发生过什么。
我敲了门，被叫进去。“蜥蜴”站着，凄凉地望着窗外，猛抽烟斗。我站在那儿时，他不停地喷着烟，我听到他的嘴唇发出难听的啪啪声，像是火力不足的煤气灯。
“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蒙斯图尔特，”他说，依然望着窗外，“但我不会开除你，也不会开除利平和斯卡比尔斯。因为我要开除，就得把你们三个全开除。我不能只开除两个，不开除第三个。”
“好的，老师。”我想说点大胆的话，说点无法无天的话，说点傲慢又满不在乎的话，可我想不出该说什么。
“我要告诉你的坏消息，是我不开除你的原因，知道吧。”
他尚未开口，我已明白。
他转过身。“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父亲今早去世了。”
说完，那该死的臭杂种竟然打了我。用手杖打了十二下。他跟我说，这学期剩下的时间我都不得外出，而且我还要赔偿丢失的步枪。说完，他打开他的书房大门，让我出去。他没再多说一句同情的话。我希望他痛苦地死去，在地狱里腐烂。
注释：
[1]芬尼亚运动始于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和爱尔兰，致力于争取爱尔兰脱离英国的统治。此处的“芬尼亚叛徒”，是对天主教徒的蔑称。——译注
[2]彼得·斯卡比尔斯和本杰明·利平是洛根从学校时代起最亲密的朋友。
[3]每年9—12月的学期。——译注
[4]据已有资料，这本《留言簿》从未出版，也未能找到它的任何底稿。
[5]露西·桑塞姆是洛根的嫡亲表妹，比他小1岁。她的母亲珍妮弗·蒙斯图尔特嫁给了来自苏格兰珀斯的工程师霍瑞斯·桑塞姆。霍瑞斯·桑塞姆目前在孟加拉国铁路部门工作，露西在1923年的圣诞节期间住在她的舅舅、舅妈家。
[6]亨利·苏塔（Henry Soutar），洛根的舍监，60多岁，洛根和他的朋友们都不喜欢他，给他取了“蜥蜴”的外号，因为他脸上有很多皱纹和赘肉。
[7]格莱普顿（Glympton），圣詹姆斯罗马天主教堂所在的小镇，也是艾比赫斯特学院送天主教男生做弥撒的地方。离学校大概3公里。
[8]指牛津。——译注
[9]圣餐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指面饼和葡萄酒经祝圣后变成基督的体血，只留下饼和酒的外形。——译注
[10]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1785—1859），英国散文家、文学批评家。——译注
[11]麦克·阿伦（Michael Arlen，1895—1956），亚美尼亚散文家、小说家、剧作家。——译注
[12]畿尼（guinea），英国旧时的金币或货币单位，等值于现在的1.05英镑，即21先令。——译注
[13]阿诺德·贝内特（Arnold Bennett，1867—1931），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记者。——译注
[14]《狐狸》（Volpone），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剧作家本·琼森的代表作。——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