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日记
1923年
1923年12月10日
我们——五个罗马天主教徒——正沿着车道从公共汽车站走回学校，我们刚做完弥撒。突然，巴罗史密斯和他的四五个野蛮人伙伴开始冲我们大喊“教皇狗”和“芬尼亚叛徒”[1]。两个三年级小孩哭了起来，我勇敢地反击巴罗史密斯，我说：“那你告诉我们，你信什么教，巴罗小鬼。”“当然是圣公会，蠢货。”他说。“算你走大运了，”我说，“至少还有一个教会愿意接受你这么恶心的人。”大家哄然大笑，包括巴罗史密斯长得像类人猿的同伴。我将我这一小群人团结在了一起，重新收回学校周边的地盘，从此再没遇到麻烦。
斯卡比尔斯和利平[2]声称，我做了一桩堪称伟大的壮举，那次遭遇和反击有趣到足以载入我们的《留言簿》（Livre d 'Or）。我辩称，是否“堪称伟大”仍有待商榷，因为当时巴罗史密斯和他的狗腿子是很有可能对我造成人身伤害的，但斯卡比尔斯和利平坚持己见。他就是头猪！小蒙塔古当时也哭了，他可以做证。斯卡比尔斯和利平兴高采烈地交给我奖励（为了“堪称伟大”，他们各贡献出两支香烟）。
第二次预考后我们喝茶时，我想到一个圣马丁节学期[3]的计划。我说，坐等各种好事发生是行不通的，我们得主动行动。我提议，我们每个人都接受一个挑战：另外两人轮流为第三人设计任务，并将完成的过程（最好有见证人）记录在《留言簿》里。只有这样，我坚称，我们才能熬过艰苦卓绝的下学期；在那之后，我们就将进入最后冲刺：夏季学期一般比较轻松，应该没问题。接着是拿毕业证书和参加奖学金考试，然后我们就自由了。当然，希望牛津会等着我们（至少是等着我和斯卡比尔斯；利平说他不打算在大学浪费三年时间，毕竟人生苦短）。斯卡比尔斯建议我们筹集资金，秘密印刷出版一本豪华限量版的《留言簿》，将艾比学院的种种罪行永久保存下来。“或是作为给我们的下一代的警醒。”利平补充道。我们一致通过该提议，每人给新的“出版基金”存入一便士，利平已经开始考虑该用多重多密的纸张，以及皮革封面的压花等问题了[4]。
那天晚上在寝室，我在对露西的美好想象中手淫。本学期第一百二十七次。
（1923年）12月12日
霍顿—道斯老师把我写的关于德莱顿的论文当作优秀范例，在高六年级的英语学生面前大加赞扬，这让我十分尴尬又有点得意。“我相信，如果你们有人想找找灵感，蒙斯图尔特会同意少收点费，给你们私下看看的。”他这样说。（此言不善，我想：霍顿的个性是有点恶毒。可也许他只是察觉到了我过度膨胀的傲慢？）
一天结束时，他性格中温和的一面会显露出来。然而，当他在回廊里走到我身边，我们一起朝教堂走去时，他在门口问我：“我们让你转变信仰了吗？”我说我不明白。“这些圣公会的教条还没有摧毁你的信仰吗？”这是个奇怪的问题，我含糊地嘀咕着，说我还没认真思考过。“这不像你啊，蒙斯图尔特。”说完，他信步走开了。晚饭时，我问利平，他认为霍顿这是想干什么。“他想让你成为和他一样的狂热无神论者。”利平说。我们以我看来有趣且不做作的方式，继续讨论信仰。我感觉，利平的头脑很灵，只是他需要克服令人惊异的自满。我问他，你既然是犹太人，为什么不像我们天主教徒去做弥撒一样去犹太教堂呢。我也许是犹太人，他说，可我是第三代圣公会犹太人。这些话对我来说晦涩难懂，现在，我明白我为什么很少思考宗教问题了。那种不加批判的信仰是极其无聊的。所有伟大的艺术家都是怀疑论者。也许我应该把这个观点写进下一篇要交给霍顿的论文里。他会满意的。我们陆续走出食堂时，利平承认，他对小蒙塔古竟然生出一些激情。我说小蒙塔古就是个发育中的堕落禽兽——禽兽中的禽兽。利平放声大笑。这正是我喜欢他的原因。
（1923年）12月18日
我在开往伯明翰的火车上写下这篇日记，一种阴郁又持续消沉的情绪在心中涌动。我恼怒地看到斯卡比尔斯、利平和学校似乎百分之九十的同学都登上了开往伦敦和南方地区的火车。本地人散了之后，我们还有大约二十人仍站在站上，等待不同的火车送我们去各自声名狼藉的遥远外乡小镇（这诺维奇车站，我突然想到，不正是无聊乡村生活的典型代表吗）。最后，我的火车终于来了，我在车尾成功找到一个没人的隔间。旅行路上，我收获了几个同伴，不过，我一直坐着，边埋头写笔记，边偷偷观察，随着我和“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我的心也越来越沉重。高大魁梧的水手和他浓妆艳抹的情人，拎着硬纸板手提箱出差的商人，吃糖果的胖女人，每给她眼睛明亮、安静沉默的小孩喂一粒糖，自己就要吃两粒。好一场受刑。
*
稍后。我不在家时，母亲的室内装修进展依然迅速。她给我的房间贴了墙纸——未经我允许——焦糖般的深棕色，带有模糊的银灰色盾形图案或纹章。难看透顶。餐厅被改造成她的“缝纫间”，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在花房里吃饭，正值隆冬，寒冷彻骨。我父亲似乎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种种改变。母亲的头发和乌鸦翅膀一样黑，我担心她的举止开始变得荒唐。还有，我们有了辆新车，阿姆斯特朗—西德利，它崭新耀眼，从未开过，停在花园里，用防水帆布盖着。父亲更喜欢坐电车上班。
在埃德巴斯顿走了走，百无聊赖，我在那些大房子和大别墅中，徒劳地寻找个体精神的痕迹。圣诞树绝对是人类发明中最悲哀、最庸俗的东西。不用说，我们的花房里当然也有棵巨大的圣诞树，树尖被玻璃房顶压弯了。我临时起意，去了趟电影院，看了三十分钟的《狂热新娘》。离开时心里充满对罗斯玛丽·蔡斯的强烈欲望。感谢上帝，露西后天就要来了。这个假期我一定要吻到她，不然就去当和尚。
1923年12月24日
平安夜。露西说她想去爱丁堡大学学考古。我问，有女考古学家吗？她说，啊，至少将来会有一个。她真美——反正在我眼里是很美的——她又高又结实，我喜欢她的口音。[5]尽管我想念她的长发，但母亲说，恰恰相反，她觉得露西的齐耳短发“可爱得很”。
给斯卡比尔斯和利平写信，对可能发起的挑战提出建议。我还宣布，下学期我们应该彼此以教名相称，并着重强调，要公开这样做。我签下“洛根”的名字时，带着革命者小小的激动喜悦：谁知道这些象征独立精神的壮举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呢？我确信他们一定都会同意的。母亲刚把头伸进门来（没有敲门）提醒我，父亲的同事马上就要来参加平安夜例行的鸡尾酒会了：那些紧张又局促的经理和副经理们只有一个话题，就是牛肉的装罐及保存。看来，漫长痛苦的圣诞弥撒就要开始了。再次感谢上帝有露西的存在。妩媚动人、讨人喜爱又难以取悦的露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