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
1月26日，星期二
我总是想起巴黎，说实话，我是在想我的未来会不会在那里。我的行程妙极了，天气阴冷多雨，反而更好。我睡在本位于格勒奈尔路的公寓的沙发上——说是公寓，其实就是个大房间，真的，角落里有个取暖的火炉，外面楼梯平台上有间恶心的厕所，还是与其他住客共用的。他所有的钱都用来买画了，房间的四面墙壁旁堆了四五层油画。绝大多数都平平无奇，他承认，可他也说，你总得从什么地方开始吧。恐怕是这些抽象图形让我提不起兴致。一幅画中，总该有些东西是和人有关系的吧，否则我们所谈论的，就只有形状、图案和色调了，这对艺术品来说当然是不够的。我花三十便士买了一幅很小的铅笔素描来证明我的观点，画上是个咖啡壶，作者是玛丽·罗兰珊。我说，他就是拿堆放着的全部油画跟我换这片纸，我也不干。本觉得好笑。“你就等着瞧吧。”他说。
詹姆斯·乔伊斯也住在格勒奈尔路，本大概认识他，他们经常在街上擦肩而过。一天晚上，在当地餐厅，本把他指给我看。他戴着眼罩，看起来疲劳又憔悴，但非常整洁利落。他的头很小，我注意到，比和他一起出现的他妻子头还小。第二天，我们去了莎士比亚书店，我买了本《尤利西斯》。开头还挺好看的，但必须承认，我越读越觉得难，只读了大概三分之一。
1月27日，星期三
我认为我该把这件事记下来。我们正要离开圣日耳曼区的罗依克餐厅时，乔伊斯和三个朋友走进来，其中一个认识本。我们停下脚步，交谈起来，本为我做了介绍。本用法语说“这是我的朋友，洛根，是个誊写员”，乔伊斯没听明白，他显然不知道这个法语词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来着？”他说。我走上前一步。“是个抄写员。”我说。“是个耍笔杆子的吧？”他一边回答，一边把半瞎的眼睛转向我。“差不多，”我说，“就说是个以笔为生的人吧。”乔伊斯朝我露出罕见的笑容。“我喜欢这个说法，”他说，“我可得警告你，我搞不好会偷偷用它哦。”笑容让他长着薄唇的苍白的脸起了变化——我突然意识到他的爱尔兰口音。“搞不好，”他说，“搞不好我会偷偷用它哦。”
1月28日，星期四
耶稣学院。寒冷刺骨。今天早上去洗手间时，我先戴上帽子，穿上外套，围上围巾，才穿过四方院，接着还得敲破水盆里的薄冰。这些建筑都是中世纪的。
彼得欠债的总额让人担心。原来，苔丝在圣诞节期间患了支气管炎，三周没去上班——当然，也就没了工资。彼得找他父亲借钱，父亲拒绝了，甚至还要求审核他的个人账户。我又借给他五英镑（到目前为止，苔丝和彼得的爱巢已花去我二十五英镑）。
我带着球杆去波特草坪，朝奥斯尼的方向打了几十杆。湿漉漉的草地被冻住了，球落地时，能听到冰面裂开的声音。我发球时还是有往回缩的趋势，但长铁杆技术已经稳得不可思议了。只有我一个人打球，旁边有几匹瑟瑟发抖的小马。一开始，击球时干脆的噼啪声和球落地时远处冰面脆裂的咔嚓声都让我无比兴奋。可高尔夫总让我想起父亲，我发现自己又回想起他最后几个月的光景，以及他去世那天“蜥蜴”对我的体罚，我越来越沮丧。原本应是午后消遣的活动笼上了忧郁愁闷的情绪。我坐着喝威士忌，考虑要不要去几百米外的瓦德厄姆找迪克。他总能让我开心，迪克，可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个灾难性的夏天让我们之间生了嫌隙，这些日子，他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和新学院里他的一群哈罗公学校友混在一起。
1月30日，星期六
斯卡比尔斯先生来牛津看贝利奥尔的院长。彼得急得六神无主，因为苔丝又患了流感，他却连那小屋都不敢靠近。他求我去镇上向她解释发生的一切，还要我告诉她，他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去看她。他说得对：他父亲来访后，校方会格外严密地监管他。我跟他说，我会打包点好吃的，明天骑自行车去。
1月31日，星期日
要写下这些很不容易，但我必须写出来。我的手都在颤抖。
去艾斯利普的路程相当艰难，天气寒冷，狂风呼啸——离小镇只有一千米时，还下起了雨。苔丝看起来病得没那么厉害——不过她确实受了凉，她说——小屋里温暖舒适，烧着炉火，拉着窗帘。她忙个不停：接过我淋湿的外套，搭到椅子上，新煮了一壶茶，又从铁罐里给我拿饼干吃。第一次单独跟她在一起，我感觉很奇怪，看到她为我忙东忙西，我又很高兴，就像是小小地体验了一回有妻子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回家有人在等你，有人帮你从身后脱去外套，将它搭到炉火前的椅子上，还有人给你端茶倒水。这种幻想让我越来越兴奋——是，我说的就是性兴奋——我们无比坦诚地说起彼得和他父亲，还有他父亲的怀疑。苔丝很感激我，她说，她感激我如此直率，如此热心帮忙——她知道我为他们的小家赞助了多少。她说，我绝对是一个“真正的朋友”。
她一反常态，滔滔不绝，她很高兴有人相伴，也乐于有个倾诉自我的机会。她平常与我相处时那种礼貌而戒备的态度完全不见了。有那么一瞬间，她向前俯身帮我添茶时，披肩的两端松开，我发现自己盯着她的身躯和她丰满的曲线——上帝啊，我为什么要像个爱情小说家一样写这些啊？因为这本日记就是为了完全忠诚、绝对坦白地记录一切。我偷偷盯着她的胸脯和屁股，试着想象她赤身裸体的样子。她是个“好”姑娘，苔丝，言谈有礼，举止端庄。可她不知道，我看过她和彼得在一起时的另一面，看过她解开他的裤子，把他的阳具握在手里。我更感兴趣的是那样的苔丝。
接着，她问我彼得下次什么时候来，我说我也不知道，也许再过几周，也许更久——一个月？——得等到大家不那么怀疑之后。这句话超出了她的意料，她转过身，对着炉火，开始轻轻啜泣。她说：“一个月？整整一个月吗？”我真心为她难过。她孤身一人，没有朋友，也没有家人，毕竟，她才是离家出走的那个人，是做出牺牲的那个人，她日复一日地承受着压力，要演好“哥哥”在牛津读书的“斯卡比尔斯小姐”的角色。
我在她身边跪下，伸出一只胳膊搂着她——不知什么时候，她小声的啜泣变成激动的呜咽，她紧紧抱着我，把头埋在我的脖子和肩膀间。
我很抱歉，但我必须承认，和她的身体接触带给我强烈的刺激。这个温暖美丽的姑娘就在我怀中哭泣——我控制不了自己。我也抱紧她，我的双唇吻着她的脖子，还没等我想明白或有更进一步的行动，我们就已经像动物般狂热地吻在一起。
现在想想（我刚刚又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我很确定，我在苔丝面前所表达的是我对兰德的失望；而我认为，她也是在发泄她对彼得的全部不满。于是，我们那样贴近，那样亲密，分享着同一个秘密……我们必须要有某种身体的关联，才能表达各自的情绪。有需求，有机会——这是构成一切背叛的要素。
天知道这样继续下去会到什么地步，幸好我恢复了理智，轻轻挣脱开了。我站起身，狂热立马被窘迫和尴尬所取代。我们都上气不接下气的。她拉上披肩，裹住自己，抚着披肩下面连衣裙紧身上衣的褶子。有那么短短一瞬间，在她把头转开之前，我看到了另一个苔丝。她看着我的表情，我觉得，带着纯粹而令人悸动的肉欲。
我道了歉。她也道了歉。我说我们俩都太焦虑了，有点忘乎所以。她表示同意。我说我要走了，穿上了我温暖但仍潮湿的外套。
“你还会再来吗，洛根？”她问，“我是说，现在彼得——”
“我会时不时来看看的，”我小心地说，“只要你想让我来。”
“我六点以后才下班回来，”她说，“不过星期日一般休息。”
“好的，星期日可以。听我说，我没法告诉你我有多抱歉。”
“别再想了，”她说，“这件事你知我知。别人不需要知道。”
“那么，我就下周日来吧。”我说，我的嗓子突然神奇地变得又干又哑。
我在欲望的梦境中，骑车回到学院。
当然，现在我写着日记，心中也生出疑虑，还有羞愧。我怎么知道纯粹肉欲的表情是什么样的？我到底在干什么？对老朋友彼得深爱的年轻女子竟产生那样热切而疯狂的念头！说不定，我觉得充满诱惑的一切只是同情和关心罢了。
2月2日，星期二
勒梅恩对我刚写的关于小皮特[23]的论文颇为不满。“中下水平，比最差的好一点，”他说，“写得太普通了。你写他死于痛风是什么意思？人不会死于痛风的，再说了，这和他的事业又有什么关系？你再继续这样，我可以保证你只能拿到三等学位了。你到底怎么了？”
我嘟囔着撒谎，说是家里的问题。他知道我在撒谎。
“可你完全没有努力，”勒梅恩说，“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可以犯错误，可以很固执——这些都能容忍。但我不能容忍连试都不试一下的人。”
我照例惭愧地许下承诺。他让我既害怕，又心烦，勒梅恩就是这样：我发现自己在想要取悦他的同时，又想告诉他我才懒得管他对我的看法呢。这是不是就是好老师的定义？他让我想起霍顿。
我在贝利奥尔和彼得喝茶，向他讲述我去探望苔丝的经历，当然是改编后的版本。他父亲以为他加入了什么赌博集团，他说，要不就是酗酒成瘾，无可救药：但他一秒钟都没有怀疑过彼得竟然还有另一面的生活。彼得必须非常、非常谨慎了。我自告奋勇地表示，会帮他和苔丝传递讯息。一个叫鲍威尔[24]的人来打断我们，他也是历史系的，我不大认得他。他导师是肯尼斯·贝尔。彼得似乎跟贝利奥尔学院里伊顿公学的校友交往很密切——他们有几十人。我抱怨起勒梅恩和单调乏味的历史课，鲍威尔建议我转读英国文学。他说他有个念文学的朋友狂热赞美埃克塞特学院一个叫科格希尔[25]的年轻老师。“跟你就隔一条马路。”他说。他邀请我去喝东西：他的朋友可以向我详细介绍一下。
这个主意不错，是可以这样。我确实很想放弃历史，但这样我就会失去奖学金了，我猜。不知道是不是太迟了？
2月3日，星期三
苔丝写来明信片：“亲爱的洛根，请尽量在周日午饭前来一趟。下午我会非常忙。你真诚的，苔丝·斯卡比尔斯。”她不想让我在暮色降临时还待在那里。我明白她的意思。“纯粹的肉欲”到此为止。
跟鲍威尔还有他的朋友亨利·约克在他们爱德华国王街上的租屋里喝酒。鲍威尔和蔼可亲；约克却有着伊顿公学校友常见的略带矜持的保守。我完全弄不清这是出于习惯性的拘谨，还是出于不可一世的自满。约克说他在写一部小说。“跟所有牛津的学生一样。”我说。这惹得他瞪了我一眼。他认为科格希尔相当出色。我想，在和这个科格希尔见面之前，我最好先探一下勒梅恩对我换专业这事儿的口风。
2月4日，星期四
一整天都在波德林图书馆，写要交给勒梅恩的关于亨利八世的论文——要争取拿到一等。我想让他明白，决定转读英国文学并不是因为我读不了历史。我在国王头像餐厅与迪克见面——我们恢复了昔日的友情。他脚上打着石膏，拄着拐杖四处走动。他说他断了两根脚趾骨。我问他是怎么断的，他说是因为“钓鱼”。
2月7日，星期日
我骑车去了艾斯利普。我带着彼得捎来的礼物——一百支香烟、一瓶杜松子酒、五听炖菜罐头、一瓶李子果酱，还有一张五英镑钞票。苔丝问我能不能帮忙劈点要烧的柴火，于是，我在后花园花了一个钟头，把邻居给她的还带着绿叶的橡木劈开。另一个邻居把头从花园围墙上伸过来，问我是不是斯卡比尔斯先生。
“我是斯卡比尔斯先生的朋友。斯卡比尔斯先生身体不舒服。”
“真遗憾，”他说。接着，他又压低声音补充道：“斯卡比尔斯小姐是位可爱的年轻淑女。我们这里的人都非常喜欢她。你们的父母那样去世真是令人震惊——还都那么年轻呢。”
我糊里糊涂地表示赞同，接着继续劈柴。
劈到后背和双肩都又酸又痛，两手手掌也快磨出水疱时，我才决定休息。
我在小小的厨房水槽里洗手，扭过头大喊：“我要是你，就会把那些木柴都搬进来，苔丝，得先放干，才烧得更好。”
我听到苔丝的声音传进耳朵，她离得很近。“不用大声喊，洛根。我就在你后面。”我感觉到她柔弱的身体紧紧贴着我的后背，她张开双臂抱住我。我把水龙头关上——哗哗的流水声盖住她走来的声音。我感觉到她的双唇触到我的脖子。“到床上来，洛根。”她悄声说。
第一次有点糟糕。我们赤身裸体地溜上床，抱住对方，我几乎立刻就射精了，射得满床都是。接着，她下床拿来彼得的杜松子酒，我们喝了一杯酒，抽了一支烟。我只知道惊叹着欣赏她的胴体。我想，第一次在彼此面前的赤裸相对反而比性交更令人难以忘怀。苔丝成熟、温暖、柔软的躯体紧紧贴着我——她的胸脯、她的大腿、她的小腹——是我们这次邂逅给我留下的肉感记忆。第二次好了很多：虽然很快（我好像只进入她的身体几秒钟就控制不住了），但毕竟完成了；名副其实了。“我真的好寂寞。”她只说了这句话作为解释。我什么问题也没问：我关闭了大脑中理性分析和道德说教的部分。我们在毛毯和被子里翻来滚去，相互拥吻，用鼻子蹭着对方，我探索着她身上每一个能摸的地方。后来，她毫不客气地把我推下床。“可不能在这儿待一整天。”她说。我们热了一罐炖菜，她往厚面包片上抹黄油，我们还喝了纯杜松子酒。我这辈子最美味的周日午餐。我喝醉了，骑车回到牛津时，我醉得一塌糊涂，可我还记得我在想：多么聪明的女孩啊——砍木柴、周日午餐、下午早早离开——这样邻居就不会质疑她纯洁的名声了。
我坐在房间里，听着靴子踩在楼梯上的咔咔声响，牛津所有的钟似乎都在这个冬日的傍晚响了起来。我对自己说：洛根·蒙斯图尔特，你不再是个处男了。我感觉睾丸有点痛——按迪克·霍奇的说法，它们是我的“蛋蛋”——我试着不理会耳中反复回响的烦人声音，它在不停地说，她可是你认识最久的好朋友爱的女孩啊，他说他想要娶回家的女孩啊……我回答说，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这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一时疯狂，它将永远是个秘密，我们都会恢复到以前的自己，不会受此影响。也许将这句话重复的次数够多，最终我就真会相信了吧。一九二六年二月七日。这个日子将灼烧、刻印、铭记在我的人生故事中。
2月14日，星期日
去了艾斯利普。又见了苔丝。做了两次爱。我们绝口不提彼得。我们只说无关紧要的事：管邮局的女人、托儿所的人。
上周，勒梅恩说我的论文“又有点样子了”。
3月21日，星期日
“与苔丝共度周日”的时光结束了：我的周日性事将成追忆。彼得今天去了那里。他感觉时间已经过了够久。我和苔丝共度了五个周日……天哪，我简直想哭。我很清楚，它总会结束的：我不爱苔丝，她也不爱我。可奇怪的是，一想到彼得在那儿，取代了我的位置，我便心生恨意。他会边吃炖菜边喝杜松子酒吗？那是我们的惯例：先做爱，然后喝杜松子酒，接着午餐。我总在下午两点和三点之间离开。天哪，苔丝——你那表情淡然的方脸、你那浓密的褐色头发、你花匠般长着老茧的双手，还有你被咬短的手指甲，你抽烟时笨手笨脚的样子。你喜欢给我手淫，简直像在对我的阳具进行某种有趣的新试验，你总在我射精时发出小小的欢呼——“出来了，”你总这么说，“我就知道它要射出来了，随时就要射出来了！”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呢？
4月14日，星期三
今天感觉就像春天的第一天，迪克和我走路去威瑟姆喝茶。路面干燥，路边草坪长满了蒲公英，开着浪花般的白色花朵。在路上，我跟他说了苔丝以及我们周日幽会的事。接着，他问我苔丝是谁，不知为何，我把整个故事都告诉了他。
“彼得知道吗？”他问。
“天哪，不知道——至少，我希望他不知道。”
“哦，我只能说，”迪克停下脚步，踢着路上的鹅卵石，“这样继续下去还挺恶心的。”
“你不明白，她不是那种女孩——”
“不是她，兄弟。是你啊。我认为你的所作所为相当卑鄙。”他看着我，“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落千丈了，一落千丈啊。你得承认，那样做很可耻。”
我确实惭愧，惭愧了一会儿，这是头一回。至于迪克，在真实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后，便不再提这事儿，我们又说起即将开始的罢工以及政府是否真的会允许它发生。
回到学校，没有写论文，而是看了巴特勒·休斯的《黑夜向北》。俗气但有趣的小说。
5月4日，星期二
罢工开始了——今天的《每日邮报》都没印出来。老布朗普顿路非常安静，没有公共汽车，也没有开工的建筑工地。弼街街角马路上的那个大洞——他们正在修理下水道还是什么的地方——此时也没有工人，只剩几个丢弃的镐头和一把铲子，象征性地放在四周。
我去了切尔西市政厅，自愿担任临时警员。我宣了誓，他们给我一条护腕、一顶钢盔和一根警棍，命令我去警局报到。在那里，我被指派给一位正式警员，达克警官。达克长相英俊，是那种粗犷式的英俊，他下巴很宽，中间有道沟，眉毛又浓又光滑。我们在骑士桥街上走了四个钟头，没有看到任何暴动或骚乱的迹象。唯一让我觉得紧张的一回，是达克去一家酒吧旁边的小巷查探，让我站在外面的时候。四个男人正要走进酒吧——要我说应该都是工人阶级——他们停下来，盯着我。一个人说：“看看，你们来看看。是个临时警员呢。”他们都笑了。我走到几米开外的地方，甩着皮带上的警棍，努力装出轻松的样子，祈祷达克赶快回来，不过，他们没有继续骚扰我，而是走进了酒吧。没过多久，达克回来了，他看了我一眼，说：“你还好吧，蒙斯图尔特先生？怎么见了鬼一样。”我没有告诉他我跟那些人的交锋，只是觉得奇怪，也有些担心，为何我的恐惧和焦虑会如此明显地写在脸上。考虑到要团结一致，我让达克叫我洛根。他略显尴尬地告诉我，他的教名是约瑟夫。我觉得他还是希望我叫他警官，或是达克。
迪克·霍奇打来电话，说他正在爱丁堡学开火车。哈默史密斯有些电车被罢工者破坏了，显然，还有流言说，利兹有一名临时警员被一个暴民给踹死了。
5月8日，星期六
达克和我一上午都在国王路和悉尼街的交叉口指挥交通——这任务一点都不累，因为马路上仍然非常清静。总之，达克说他要去喝杯茶、抽支烟，问我能不能自己在路口指挥十分钟。当然没问题，我向他保证。
一切进展顺利，我挥手让一辆小车通过，它左转上了国王路，但立马在皇宫剧院外停下来，司机下了车——是休·福瑟吉尔。我们的对话差不多是这样的——
我：你好，休。兰德怎么样？我好久没看到她了——
休：你他妈以为你在干什么？
我：我是临时——
休：你就是个工贼。你觉得这次罢工是闹着玩吗？
我：（惊慌失措）我只是觉得国家有难时，大家应该齐心——
说到这里，他突然朝我脸上啐了口唾沫，指着我，用最大的声音喊道：这人是下流恶心的工贼！几个路人停下来张望。一个戴礼帽的人大喊：让他做好自己的工作！又有人喊了声“工贼”。休怒视着我，回到自己车上，把车开走了，国王路恢复了正常。我擦去休的唾沫，一分钟后，达克警官漫步走来。“情况怎么样，洛根？”他问，“你要是想歇，就歇一会儿吧。肖菲尔德街上有个卖咖啡的摊子。”每次达克丢下我，似乎都有坏事发生。也许明天我应该说得了流感，不来了……后来，当我站在小摊前，抽着烟、端着咖啡杯时，我的两只手都开始颤抖了，抖得相当明显。是迟来的震惊吧，我猜。直觉告诉我，我不是搞政治的料。
5月12日，星期三
罢工结束。有点虎头蛇尾的意思，但终于结束了。我刚出现在警察局（警察局外停着两辆装甲车，士兵们挂着步枪站在车周围），达克就告诉我，都结束了——广播里刚刚宣布了：“政府在跟总工会谈判”（我们真的得买台收音机了：我觉得母亲一定会非常想要的）。我上交了头盔和警棍，留下条纹腕带作为纪念。
于是，大罢工就这样结束了，我该对它说点什么呢？它是我们现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吗？我是否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微小的角色？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深刻见解：在这九天里，我的感觉就是漫长且乏味，夹杂着两个恐惧又羞愧的时刻。我为什么要去当临时警员？我当时没有多想，因为牛津的每个人都决心“要做点什么”。我有那么害怕工人阶级吗？是俄国革命的阴影使得牛津的年轻人都要自愿去为国服务吗？讽刺的是，这整件事留下的好处就是我和一位工人阶级的人——约瑟夫·达克成了朋友。他邀请我星期天去喝茶，认识一下他的妻子。
收到迪克的来信。他开的火车在卡莱尔附近脱了轨，两名乘客身亡。不知为何，感觉很有“迪克”风格。
6月28日，星期一
留在学校确认明年的住宿问题。我很喜欢沃顿街一处地方的景观，那里离运河不远，我应该能在周三前和学校财务主管一起处理好各项事宜。我巴不得搬出去，可勒梅恩建议我不要搬。“不利于你认真学习。”他说。接着他又用不祥的语气补充道，根据他的经验，最后一年搬出学校住的本科生很少有人能达到他们理应学成的水平。我努力打消他的疑虑，说我之所以搬出去，就是因为我想更认真地学习，而学校的生活让我分心。
昨天，兰德和我在海丁顿见了面，我们沿着乡间小道，朝斯塔德汉普顿的大致方向骑着自行车。她给我带来了休写的字条，休为上次的行为道歉（我猜，朝妹妹的朋友脸上吐口水还是很少见的），可他仍然不赞同我破坏罢工的行为。我们坐在大米尔顿的草坪上，吃了三明治。从她说话的语气，我明显听得出来，她还是很在意那个波比·贾勒特。于是，我用迂回的方式让她知道，我自己也有“风流韵事”，只是现在结束了。“真的吗？”她问。“真的不能再真了。”我用最老练的语气回答。
其实，苔丝将我从对兰德的痴迷（说起来，还包括对露西的痴迷）中拯救了出来。现在，我跟一个女人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的性关系，所以我可以用新的客观角度来看待兰德了——不会再让学校男生那种美好的激情幻想影响自己的看法。站在这个角度，我可以说我还是喜欢兰德——我坦率承认——但如果她更喜欢爵士阁下，她非要选波比·贾勒特而不是我，那就算了呗。
我们靠着惯性骑车，滑下加辛顿旁边的小山坡时，站在路边的一个男人突然喊起来。我们停了车：是兰德认识的一个人，他的名字我听着好像是叫西格（西格斯蒙德？）·克雷[26]。他带着素描本和水彩颜料，穿着粗糙的花呢外套，看起来比他的身材足足大了三个尺码，原来，他现在就住在这里的庄园里。他过早地秃了顶，留着海盗般浓密凌乱的大胡须以作补偿。他邀请我们回去喝茶——他不接受我们的拒绝（这就是所谓的强迫性人格吧）。我们把自行车重新骑上山坡，把它们停在庄园前门我曾见过的最大的一排紫杉树篱的避风处。他带我们绕到旁边一处相当漂亮的带拱廊的石露台上。从那里，我们可以一直望到迪德科特，我们脚下是朝着倒影池倾斜延伸的花园，园中处处点缀着雕塑，古老的圣栎树投下凉荫。西格斯蒙德按铃，让女仆端茶来，女仆告诉他，茶点已经上过了，现在都收拾干净了。“我就要茶。”西格斯蒙德说，当然，茶还是来了，还有三明治和半边水果蛋糕。我们喝茶吃点心时，西格斯蒙德指给我们看在漂亮的大湖边漫步的客人：弗吉尼亚和里奥纳德·伍尔夫[27]、阿道司·赫胥黎，还有位斯彭德—克雷小姐（西格斯蒙德坚称自己和她没有亲戚关系，还说他想娶她，因为她是全英格兰最富有的女子之一）。接着奥托琳·莫雷尔女士来到露台上，批评亲爱的西格怎么又点了一次下午茶。“从没见过那么寒碜的第二道下午茶。”他这样解释作为回答（她似乎挺喜欢他这种唐突的反驳）。我被引介给她——她早已认识兰德——还有谁是兰德不认识的吗？奥托琳女士穿着一袭紫裙，披着羽状图案的披肩，满头鲜艳的红发。一开始，她对我很热情，让我一定还要再来加辛顿，接着又问我在哪所学校念书。我说是耶稣学院时，她愣了一秒钟，仿佛我说的是天涯海角，但很快她便恢复常态。“耶稣？”她说，“我不认识耶稣学院的人。”
“也许你认识我的导师，菲利普·勒梅恩。”
“哦，他呀。我要是你，就换个导师，斯图尔顿先生。”
这会儿，其他客人都从湖边零零散散走上来，他们出现时，我被一一做了引介（引介我的是西格，他记得我的名字），于是，我跟伍尔夫夫妇、赫胥黎以及英格兰最富有的女子都握了手。
“这位年轻人是菲利普·勒梅恩的学生。”奥托琳女士意味深长地对弗吉尼亚·伍尔夫说。
“啊，那个道貌岸然的老狐狸呀。”她说，除了我，大家都咯咯地笑了。伍尔夫女士上下打量我：“我惹你生气了，我看得出来。你大概很崇拜他吧。”
“才没有呢。”可还没等我再说话，奥托琳女士就说他们都要上去换衣服了。兰德和我便悄悄溜走了。
9月30日，星期四
活动：七月，杜维尔（和母亲及普兰德盖斯特先生一起）。房子不错，天气糟透了。接着在伦敦住了一段时间——热得我们都快中暑了。八月：去了迪克在加拉希尔斯的家。开枪射很多鸟——但我可以很高兴地说，一只也没打着。八月二十日，出发开始我的旅行。和本在巴黎待了三天，接着是维希—里昂—格勒诺布尔—日内瓦。然后去了耶尔，与霍顿—道斯夫妇一起住在他们在新镇买的别墅里。耶尔非常漂亮，有城堡，有棕榈树，就是英国人太多。甚至有一位英国的副领事（是霍顿在军队里的老朋友）、一座英国教堂和一位英国医生。至于詹姆斯，我现在必须学着这样称呼霍顿了，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尖刻，他禁止谈论有关艾比学院的话题。辛西娅则全然可亲可爱，他们似乎是非常幸福的一对儿，而且他们的幸福很有感染力——我想我在那儿度过了这辈子最放松的十天。辛西娅上午练钢琴，我通常会跑去贝拉海滩游泳。他们家的厨子手艺很好，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家吃晚餐，聊天、喝酒、听留声机播放的音乐（音乐风格迥异：有马斯奈[28]、格鲁克[29]、维瓦尔第、勃拉姆斯和布鲁赫[30]）。詹姆斯说，他会在我离校前去牛津看我：我实在不甘心接受我最后一个学年即将开始的现实。
总之，这里的住宿条件不错。我有自己的卧室，跟一个名叫艾什的人共用客厅和卫生间。艾什念的是生命科学，所以我们几乎无话可说，他不在房间，一般就在马路另一头的维多利亚酒馆，或凯布勒旁边的化学实验室。我们的房东先生和房东太太亚瑟和塞西莉·布鲁尔住在下面的一楼。布鲁尔太太提供早餐和晚餐，午餐必须提前二十四小时预订，并额外支付六分之一的服务费。我住在这里不会开心，但应该会觉得满足。
八月的假期，彼得邀请我跟他和苔丝一起去爱尔兰自驾游。自从我们最后一次共度周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苔丝，一想到要在“斯卡比尔斯先生及太太”之间当电灯泡，我便无法忍受。我编了个借口，但我觉得彼得有点怀疑了。他问我是不是和苔丝发生过争执——“我每次提到你的名字，她都会岔开话题。”我说，绝对没有，我认为她是个很棒的女孩。我现在写着这些，还是会想起她，还有她宽容、单纯、性感的本性。她释放了我内心的某种东西，即便是现在，我仍然认为，第一次全身心投入的性经历很可能会决定你余生的需求和喜好。我会花费数年寻找另一个苔丝吗？对我而言，咬短的手指甲永远会是一种符号，一种性意味的标签吗？
11月12日，星期五
在乔治酒店与勒梅恩及詹姆斯·霍顿—道斯共进晚餐。这个时候，辛西娅偏偏去了安特卫普举办音乐演奏会，所以，在场的全是男性。我们一开始还有点戒备，我认为，我感觉那两人间有一种相互竞争、争先恐后的气氛——谁最了解我，我最应该感激谁，谁对我的影响最深刻、最长久？——可我们不停地喝酒，吃完汤和鱼之后，便放松下来。勒梅恩和霍顿开始说起共同朋友的故事——这个下院议员啦，那个国务院副部长啦，又有一个“落魄的”啦。我说，这种关系网让我叹为观止，就像身在牛津的间谍首脑在海外布下的无数密探的天罗地网。霍顿说：“啊，是的，菲利普小心翼翼织好的网比很多人想象的都要大得多呢。”突然，我想起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小邂逅，我跟勒梅恩说，他的名字在加辛顿引来不少敌意。他听说这事后很开心——是真的很高兴——他告诉了我们那仇恨缘何而来。
他曾两次受邀去加辛顿：第一次没什么可说的（“我受到了考验，并且通过了。”他说），但第二次——一九二四年的那次——却无比尴尬。
“我们闲站着，等待进屋晚餐。”勒梅恩说，“这时，我听到身后一群人中有个女人用洪亮的声音说：‘不，我知道准确的时间：就是在一九一〇年的十二月，人类的性格发生了改变。’”
当时，勒梅恩转过身，对着旁边一个人不假思索地说：“你要是想找一句话来举例说明一个愚昧且不自知的人，那刚才那句话再好不过了。”说完他没再多想。接着，他又补充道：“不对。我想，我话说得有点过了。”可不管怎样，这些话传到了奥托琳·莫雷尔的耳中。作为真正的朋友，她立刻把话转述给那位声音洪亮的女士——弗吉尼亚·伍尔夫。
“她刚在剑桥做了一场什么演讲，自己特别满意，正把这个观点四处传播给所有人。突然间，我这个讨厌鬼出现了。晚餐结束时，凯恩斯[31]找到我，问我对弗吉尼亚做了什么。我离开时，奥托琳甚至不愿跟我握手。”
她是鼎鼎大名的小说家，我不知道为什么她对别人的批评竟做出如此不友善的反应。
“显然，她的神经敏感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勒梅恩说。
“她的思维就是那样，”霍顿说，“自学成才者本质上都有不安全感。”他朝勒梅恩微微一笑：“她大概是觉得你太聪明了。”
“这是对英国人的终极羞辱，”勒梅恩说，“我罪有应得。”
于是，我们继续聊才智和它五花八门的好处（其间又批判了伍尔夫女士好几次。）
可你确实太聪明了，我说。有时候这不是优点，是祸根。
“你要想办法解决问题。”勒梅恩说。我不赞同，但他不肯饶过我：“别贬低自己的智力，洛根。你是幸运的——你只是不知道自己有多幸运：无知可不是优点。”
接着，霍顿把话题转到我未来的发展上，有点太突然了，我觉得，我意识到他们在谋划什么。我说我想写完雪莱的那本书。
“空闲的时候写，”勒梅恩说，“万灵学院怎么样？你可以试着申请研究生奖学金。”
我笑着表示否定，这餐饭我喝了太多酒，不适合进行严肃的讨论。当我们穿上外套时（勒梅恩还在餐厅里跟一个认识的人说话），霍顿说：“考虑一下吧，洛根。菲利普很少这样鼓励别人。”
“你是想说，那只蜘蛛想在万灵学院也安排一个他的人吧。”
“嗯，是有这个原因，不过这总算是个好主意。他显然认为你很有能力。你总不想最后成为我这样又老又惨的学校校长吧。”
“但你很幸福啊。”我脱口而出，想到了他在耶尔与辛西娅的生活。
他忍不住微笑。“是啊，”他说，“我觉得我挺幸福。”
11月13日，星期六
今天晚上，艾什来敲我的房门，给了我一瓶烈性黑啤。我们喝着啤酒聊起了天。出乎我的意料，他是个相当讨人喜欢的小伙子：原来，他还是个高尔夫球手，更不可思议的是，他来自伯明翰。他讨厌牛津。他父亲是巡回法官，坚持要让他子承父业。我们聊了好久，主要是关于我们都熟悉的那个伯明翰。现在他走了，我生出莫名的伤感，想不出是为什么。可突然，我明白了，所有这些关于高尔夫和伯明翰的谈话让我无意间又一次想起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