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风雨沧桑六百年
一、明朝时期的大鹏所城
明朝建立之初，沿海一带就不断受到倭寇的侵扰，朝廷面临历代都没有经历过的外敌从海上入侵的形势，这使得朱元璋不得不从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入手加强沿海戒备。当时对倭寇来说有两个有利的入侵条件：一是在元末的统一战争中，被朱元璋打败的张士诚、方国珍残余势力逃遁海洋，与倭寇相勾结；二是明朝刚刚建立，沿海还没有设防。但上述两个条件都不是明朝倭寇发生的根本原因。倭寇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内部。此时，日本正值南北朝时期，处于分裂动荡的时代，为了获得财富和争战资本，封建贵族和寺院地主纵容失意的政客、武士、商人和浪人组成海盗集团，向外掠夺。故明朝建国伊始，倭寇就开始入侵。据《明史·张赫传》记载：“洪武元年，……倭寇出没海岛中，乘间辄傅岸剽掠，沿海居民患苦之。”洪武二年（1369），倭寇侵扰惠州、潮州等地，当时，朱元璋基于“和睦友好”的外交政策，诏谕日本国王，诘责入侵之事，但日本方面对此置之不理。虽然明朝廷多次与日本使者交涉，但最终谈判破裂，倭寇对沿海的骚扰也有增无减，随之而来的是明朝海禁政策的不断加强。海禁政策的实行，致使商人海外贸易受到严厉限制，东南沿海的一些商贩与倭寇相互勾结，共同走私、抢掠分赃，倭患越演越烈。
明朝初年，平章廖永忠、参政朱亮祖率部平定广东后，开始在广东境内设立“卫”“所”。旧时，大鹏半岛处于广州府与惠州府的交界地，地势复杂，人迹罕至，是军事上的空白地带，也是倭寇与海盗的理想巢穴。明朝洪武年间在沿海设置卫所，深圳地区因尚未设置，倭寇便日益猖獗。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政府在广东增设24处守御千户所，其中深圳地区有东莞守御千户所和大鹏守御千户所两处，使广东及珠江沿岸的海防和社会治安有了进一步的保障。
在中国古代，城池的建造是政区治所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所建的城池一般兼具政治和军事双重功能，但大鹏所城及沿海地区其他所城的建置并不如此。所城建好之后，来自天南地北的数千名兵士聚居在城内，兵士亦军亦农，或从家乡带来眷属，或娶当地女子为妻，城内人口逐渐增多，军士及其家属构成了所城的主体，成为所城存在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随后所城内陆续建起了协台衙门、县丞署、参将署、都府署、军装局、大鹏所屯仓等官方机构，驱使所城慢慢成为这一区域的政治中心，城内的这些机构也就成了政治权力的体现。
大鹏地区在所城建置以前，主要是作为军事布防区，其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得到重视，又加上所处之地环境恶劣，交通闭塞，所以，生产力极度低下。然而，随着卫所的设置，来自不同地区的兵士及家属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使原本十分落后的地区得到了开发，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而城内商业，随着经济的恢复和人口的增多，亦得以复苏。酒馆、店铺、商铺多所，说明当时的大鹏所城相当繁华，已成为当地的经济中心。
正德年间，除了倭寇、海盗外，明朝的统治者还面临着另一股海上的外来势力，即以葡萄牙人为首的西方殖民者。广东首当其冲。正德十一年（1516），广州巡海道副使汪
率大鹏所城、东莞所城官兵抗击葡萄牙殖民者。正德十六年（1521）和嘉靖元年（1522）先后发生了屯门战役和西草湾战役，明朝军队击败了入侵者，将其驱逐出境。为了防止商民“勾引外夷”为害地方，正德九年（1514）、十五年（1520）和嘉靖初年朝廷数次下令严禁广东通番贸易，造成了广东海上贸易的停顿。严禁与外番民间通商，对向来依赖海外贸易的沿海地区的经济是重大打击，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其中之一就是海盗更加猖獗。
嘉靖三十年（1551），东莞南头海盗何亚八纠合西洋海盗攻掠东莞沿海，在广东外海及沿海乡村肆行劫掠、杀戮。此时，李茂材由大鹏守御千户所千户升任南海卫指挥使，但仍监管原来所在的大鹏守御千户所，跟从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汪柏，指挥王沛、黑孟阳等前往捕剿，擒获何亚八等首领，斩除146人，溺水烧死不计其数，其余海盗四散逃走。嘉靖四十三年（1564），潮州柘林海兵因军饷不足而叛变，围攻广州，打败总兵汤克宽，大肆杀掠。提督侍郎吴桂芳一面装着要招抚他们，一面暗中命总兵汤克宽等率军由忠阳赶往公洲，自里海去，内外合击，擒拿叛兵5600余人。余党盘踞在大舰上顽抗，李茂材又设计布局攻破叛兵，生擒400余人，平定了叛乱。嘉靖四十四年（1565），明朝政府将南头“参将署”改为“南头寨”。下设参将1员、哨官5员、队兵330员，并且分拨出一哨人马约60人防守大鹏守御千户所，每半年更换一次。至此，南头寨的军制逐渐取代卫所制，而东莞、大鹏二所渐渐名存实亡。
明朝中后期，政治腐败，战争频繁，土地兼并严重，使得本以屯田为生的卫所军士无计为生，被迫竞相逃亡。所城士兵数量不断减少，又皆老羸惫疾，于是倭寇频繁侵扰所城，隆庆五年（1571），乘虚而入进攻大鹏守御千户所，围困所城。据清康熙《新安县志·防省志·寇盗》记载，时康公子（康寿柏）“呼众坚守，有登城者，手刃之，即碎其梯，围乃解……”。康寿柏出身军府，任大鹏营副千户，就“舍人”官职，其孙康仕杰袭升大鹏营千户，武艺高超，又懂带兵作战。这期间，在康寿柏的号召和指挥下，军民齐出动，奋勇抵抗倭寇的攻城。倭寇强攻不进，便采取围城之法，把大鹏所城团团围住，历时40余天。倭寇用云梯攻城，康寿柏指挥民众持大刀砍杀登城倭人，砍断云梯，才击退倭寇。康寿柏抗敌守城的事迹，受到当道嘉奖，旌表其门。所谓“舍人”，按明朝官制，是指挥使正夫人所生次子所得赏赐的官职，全称“勋卫散骑舍人”。明末，“舍人”已成为没有实权的虚衔。这个时期，大鹏所城的少量军队由非正规的军官“舍人”作统帅，也是卫所制衰败的表现之一。
在长达200多年的统治中，明朝海防有效地抗击了倭寇的长期侵扰。由于政治、经济因素，广东海盗猖獗，广东沿海卫所及水寨的设置不失为有效之举。由于沿海长期与倭寇、海盗作战，明朝的水军维持了较高的战斗水平。到了明末，虽然海防的削弱相当严重，但并没有达到废弛的地步，面对海上新的对手—西方殖民者的威胁，广东当局及地方民众奋力抗击，遏制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的侵略野心，表明明朝水军仍然拥有抗击外敌入侵的防范能力。在抗御海盗和倭寇的战斗中，大鹏所城起到了抵御、牵制敌人和增援邻近地区海防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