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鹏所城建城
中国自古为濒海大国,然而自然地理上的优越条件并不一定就必然产生对经略海洋的强烈需求和对控制海洋的深切思考。在古代中国,尤其不利于海权意识形成的重要原因在于,农耕文明始终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海洋文明的生存发展空间被极大地压缩。历朝历代统治者制定的海疆政策,多严格抑制沿海地区民众开发海洋的正常需求,限制甚至打击处于国家体制之外的民间海上力量,造成中国海上力量的大幅度萎缩。所以当西方海上列强大举东来之际,明、清政府无力与之海上交锋,往往退据海口进行防御作战。
《新安县志》大鹏所城平面图
明朝初年,倭寇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日趋严重,海盗对沿海地区社会稳定也产生了严重威胁,明朝前期、中期有效地进行了海上防御。明太祖朱元璋在沿海地区设立卫所、监造战船、训练水军,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较为完善的海防体系。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功定天下,在推翻元朝统治、统一中原的战争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在中央以五军都督府为统帅,地方以都司、卫所为基础的军事制度。
卫所是明朝军队在战争过程中仿效唐朝府兵制建立起来的军队基层组织。卫所士兵采用的是世袭制度,一旦成为军人,便不能轻易更改,世代为军,称为“军户”,家属随军定居,军人死后由其家人后代顶替入伍。这种制度是与当时的卫所屯田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朱元璋为了解决军粮问题,全面推行卫所军队屯田,军籍和屯田制度,使兵源和军粮得到较大的保证。由于明朝建立经历了十几年的战乱,国家元气受到极大伤害,需要休养生息,朱元璋确立了明朝的国防战略基本以防御为主。在海防方面,朱元璋认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开列了不予征伐的海外诸国。之后的明朝政权,基本上延续了朱元璋这种睦邻自固的海防策略。
14世纪以来,在日本内部斗争中失败的一部分武士、浪人甚至商人组成海盗集团来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甚至侵扰、劫掠,历史上称为“倭寇”,是明朝中国海防的重要对象。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将日本列为不征之国,多次试图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以便通过外交途径促使日本政府禁止倭寇侵扰,均告失败,于是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关系,加强海防和海禁。海防的另一个重要对象是海盗、海贼。既有逃遁海洋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不时骚扰沿海民众,也有后来内地盗贼、逃犯等入海为盗。海盗、海贼往往与倭寇勾结一起进犯,使海防形势更加艰难。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称帝,建立了明朝,两广地区寇患不断,命汤和提督海运,廖永忠为征南将军,朱亮祖副之,由海道取广东。廖军至福建,致书已统一岭南的元左丞东莞人(时深圳属东莞)何真,要其以大局为重,保民归顺。何真审时度势,义归大明。朱元璋兵不血刃就顺利地收复了岭南地区。
明朝卫所制度在洪武七年(1374)就已基本完善定型了,但广东地区却是在此后才陆续建起卫所的防御体系的。洪武十年(1377),明朝廷在东莞县设立了南海卫,下辖前、后、左、中、右五个千户所。洪武十四年(1381),明朝廷乃有设置“东莞”“大鹏”两个千户所之议。洪武十六年(1383),东莞县笋岗一带(即今深圳市罗湖区中北部地区)的大批农民起义反抗官府,广东都指挥同知花茂率领官军围剿,才把事件平息下去。由于东莞县东部地区的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其他地方设置卫所后,这一地区更成了盗匪和倭寇的藏身之处。
洪武十七年(1384),花茂上奏朝廷,要求在广东沿海增设24处卫所,其中就包括大鹏守御千户所(今大鹏古城)和东莞守御千户所(今南头古城),隶属南海卫。洪武二十七年(1394),两所同时开筑。花茂建议在大鹏岭之麓建大鹏守御千户所城。当时大鹏半岛地处偏远,非常荒凉和闭塞,交通不便。旧时从南头乌石渡至大鹏下沙,要两日海程,若无船可渡,高山峻岭、大小梅沙尖、九顿岭等处车马难行,就算无大风大雨,也要十天八天路程,若遇恶劣天气,行期就更无法估计了。故大鹏所城有“沿海所城,大鹏为最”之说。
广州左卫千户张斌被派到大鹏修筑所城,他历尽艰辛赶到大鹏半岛,勘察地形,初选址在大鹏半岛最南端西涌的东北部。建了八十多米城墙后停建,改在大鹏半岛东侧大亚湾畔筑城,至今西涌还因此被称为“南门头”“城篱头”“老大鹏”或“旧大鹏”。为什么要改址?当地人至今仍盛传这样一个故事:筑城士兵在建城的夜晚惊闻黄猄的叫声,认为“黄猄黄猄,皇帝都惊”,不吉利,于是改址兴建。也有人认为是因为西涌地理位置太过于偏远,交通不便,人力、财力无法到达,因而罢建。
大鹏所城改址兴建其实是大鹏半岛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大鹏半岛,中部有一很窄的部分称“水头”,是大鹏半岛的“脖颈”,若大鹏所城建在西涌,一旦有敌人从海上登陆先行占领这个“脖颈”部分,大鹏所城后路将被切断,而城也将成为一座死城。而后来兴建的大鹏所城,“其南面有七娘山,山外为老大鹏,即滨大海所城东南有海口,大舶可入”,依山傍海,地势险要,前有龙岐海澳可泊战船,出海平寇,城所依排牙山后即为惠州大后方,可谓进可攻,退可守。
明中叶后,由于倭寇活动的猖獗以及葡萄牙人的入侵,大鹏所城的军事地位渐显重要。隆庆、万历年间,在抗御海贼和倭寇的战斗中,大鹏所城起到了抵御、牵制敌人和增援邻近海防的作用。在沿海地区的这些防御设施中,卫所城池作为军事建筑,体现了建筑的防御功能。兴建于14世纪的大鹏所城,在广东沿海地区抗倭战争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大大加强了明朝以及后来深港地区的海防力量。从此,闭塞的深港地区不再是强盗、倭寇的藏身之地,而是我国东南沿海防倭抗盗、抵御侵略的军事要塞之一。大鹏所城的建成,也使原本十分落后的深港地区得到开发,经济有所发展。明朝的岭南除了广州等一些主要城市经济比较发达外,大多地方仍然山高水恶,人烟稀少,还处于“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状态下,是名副其实的“蛮荒之地”。建立这样一所屯守结合的大鹏所城,有利于人口的引进与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以及较为先进的中原文化的传播,促进了深港地区的开发与文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