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在百乐门山庄玩桥牌的活动通常会一直持续到深夜；那天晚上丽莉玩了很长时间，一直玩到筋疲力尽才打算上床睡觉。
但她不想立即回卧室去做那每天必做的忏悔祷告，于是就一面在宽敞的楼梯上磨蹭，一面朝楼下大厅里张望。大厅的壁炉旁有一张矮桌，上面放了一托盘高脚杯和装饰有银箍的细颈酒瓶，此时仍留在厅里的最后几位牌友正围坐在那盘酒杯旁。
这座大厅的屋顶呈拱状，周围有一圈用淡黄色大理石柱支撑的回廊。在墙壁围成的角落里放着深色植物，其前方摆放着一簇簇开满鲜花的高大植物，与这些深色植物相映成趣。在壁炉前的深红色地毯上，一只猎鹿犬和两三只长毛狗惬意地打着盹儿，头顶上方吊着一盏巨大的中央吊灯，灯光照得女士们的头发闪闪发亮，当她们走动时，身上佩戴的珠宝首饰在灯光照射下熠熠闪烁。
有时候面对此种场景，丽莉感到喜不自胜，因为她的审美感受以及对外在物质生活享受的渴望此时都得到了满足；但有时候却让她难过不已，因为相形之下让她愈发觉得自己的境况非常寒酸落魄。正当她的这种对比感最为强烈的时候，却看到浑身珠光宝气、亮闪闪的乔治·多赛特夫人像蛇一样扭动着身子，走过去把珀西·葛莱斯带到走廊下面的一个隐蔽角落。目睹此景，她忍无可忍地转身走开了。
这并非因为巴尔特小姐害怕失去刚刚到手的、对葛莱斯先生的控制力。多赛特夫人会吓着他，也可能会让他冲昏了头脑，可她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耐心来俘虏他。她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不屑于深究这腼腆外表下的内在，更何况，她又何必给自己招惹这麻烦呢？充其量花一个晚上的时间跟这个头脑单纯幼稚的人逗逗乐，这也许还让她觉得好玩——但这之后，对她来说他不过是包袱而已，这一点她心知肚明，作为情场老手她可不会去刺激他。然而，丽莉一想到那个女人居然可以对一个男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必考虑这男人是否在自己的未来计划之内，就不禁妒火中烧。整整一下午，想起珀西·葛莱斯她就感到心烦意乱——一想到他就仿佛听到了他那瓮声瓮气的说话声——然而明天她还得去应酬他。她必须乘胜追击，必须忍受更多不胜其烦的事，必须准备好要随时委曲求全、随机应变，而所有一切都取决于那微乎其微的机会，那就是他能最终决定赏脸娶她、一辈子都烦扰她。
偏偏遭逢如此可恶的命运——可是怎样才能逃脱此厄运呢？她能有什么选择余地呢？要么做她自己保持本色，要么就干脆做格蒂·法里什那样的人！她走进卧室，柔和的灯光照着整个房间，她那缀着花边的梳妆袍放在缎面床罩上，壁炉前摆放着一双绣花拖鞋，插在花瓶里的康乃馨散发着阵阵清香，看书用的立灯旁的桌子上放着尚未开封的最新小说和杂志，这时她的眼前仿佛出现了法里什小姐那狭小的公寓：房间里摆放着廉价的生活用具，墙纸也很难看。这可不行；她可不是生来就得面对这种卑贱寒酸环境，就得自甘堕落地向贫穷妥协的人。她自幼在奢华的环境中长大——这是她渴望的环境，也是唯一的、她能在其中呼吸的氛围。但是别人的那种奢华生活也并非她的理想生活。几年前她的心愿是：每天都能快乐如意地生活，不用管快乐来自何方。现在她开始为被迫承担的种种义务而心烦意乱，她开始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寄人篱下者，依靠这曾经貌似属于她的显赫阶层生存。有时她甚至觉得自己必须支付伙食费。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都拒绝玩桥牌。一方面她自知奉陪不起，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养成这种代价昂贵的嗜好。她亲眼看到朋友中不止一人深受此害——比如年轻的奈德·西沃尔顿，这位既怯懦又兴奋地坐在费舍尔夫人身边的美男子，就是其中一位受害者。费舍尔夫人是个颇引人注目的离婚女人，她的双眼和礼服很抢眼，受关注度绝不亚于有关她的“离婚官司”报道上的大标题。丽莉还记得西沃尔顿最初误入他们这个社交圈时的模样，俨然一副迷路的阿卡狄亚人[8]的神态，因为他一直在他就读的学校校刊上发表动人的十四行诗。从那之后他逐渐迷上了费舍尔夫人和桥牌，桥牌起码让他不止一次靠倍感烦扰的未婚姐姐们接济度日；她们珍视他写的十四行诗，因此宁可喝茶不放糖也要省钱资助她们的这个宝贝弟弟。丽莉对于奈德的处境一清二楚：她见识过他那双迷人的双眼——透过那双眼睛可以看到，他的诗歌创作才华原本不止这些十四行诗——当他着魔一般迷上赌博游戏时，他的眼神时而从惊奇变为兴致勃勃，时而又从兴致勃勃变为焦虑状态；她真害怕这种症状也会出现在自己身上。
自去年开始她就发现，那些女主人们希望她坐到牌桌旁玩牌。这是她不得不支付的税费，既是对她们长期以来的殷勤款待的酬劳，也是她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为了偶尔能补充一下她那库存不足的衣橱，她不得不接受她们赠予的衣服和小饰品。自从她经常参与打牌以来便越来越上瘾。最近一两次她赢了一大笔钱，不过她并没有将这笔钱存起来以备以后万一输钱时用，而是用来买衣服或珠宝；一方面是渴望为此轻率行为赎罪，另一方面是越来越迷恋这些赌牌游戏，如此一来她每次都铤而走险，下的赌注越来越大。她常常用来替自己开脱的借口是：在特雷诺家的牌桌上，你要想玩得尽兴，就必须下大赌注，否则就会被人视为自命清高或者吝啬小气；不过，她明白自己已经嗜赌成瘾，而且在当下这种环境里，要想抵制这诱惑真是难上加难。
今晚赌运一直不佳，她回到卧室查看后才发现，与小饰品挂在一起的金色小包里几乎分文不剩了。她一直把钱藏在首饰盒托盘下。今天下楼吃晚饭前从那卷钱里抽了一些放在钱包里。现在打开首饰盒一看，里面只剩20美元了，这一发现让她大吃一惊，恍惚间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偷了。然后她拿上纸笔，坐到写字台前，努力回想这一天的所有支出。由于疲惫不堪，她的太阳穴怦怦直跳，但她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计算那些数字；最后终于搞清楚，她在牌桌上居然输了多达300块钱。她取出存折，想看看银行账户余额是不是比她所记得的钱数要多一些，结果发现她竟然已经欠款了。于是她又重新计算一遍；但是再怎么算，她也无法像变戏法一样把那300块钱再变回来。这笔钱她本来是留出来要安抚裁缝的——此外她也想用这笔钱讨好一下珠宝商。无论如何，这笔钱对她来说用处很多，可是钱数又太小，所以她想下一个大赌注，好赢回双倍的钱。可是，最后她却输了——是她这个迫切需要每一分钱的人输了，有丈夫给大把钱任其挥霍的柏莎·多赛特，应该是至少捞了500块钱，而一个晚上输得起1000块钱的茱迪·特雷诺更可气，牌局结束时她的手里攥了一大把钞票，以至于临别时她都没法伸手跟客人们握手道晚安。
对丽莉·巴尔特来说，如此不公平的世界真是一个悲惨之地；但是让她永远也想不明白的是，这个时刻准备弃她而去的世界到底有哪些生存法则呢。
丽莉开始脱换衣服，她没有拉铃叫女仆帮忙，因为之前她就吩咐这位仆人去睡了。她自己多年来都充当着别人的消遣工具，所以能体谅这些仰靠她为生的下人们的处境。心情不好时，有时她会突然想，她和她的女仆地位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就是后者能比较定时地领到工资。
当她坐在镜子前梳理头发时，她发现自己的脸看上去双颊凹陷、面色苍白，更让她吃惊的是，嘴边居然有两条小皱纹，本来线条平滑的脸颊上竟然冒出了这样的小瑕疵。
“哎呀，我可不能再发愁了！”她大声说。“也许是灯光一照，反射出来的影子吧——”她想着，然后急忙从坐位上跳起，点亮梳妆台上的蜡烛。
之后她关掉壁灯，在烛光下端详自己的脸。她那椭圆形的白皙面孔在身后的阴影衬托下摇摇曳曳地浮现出来，变幻莫测的烛光使她的脸如笼罩在雾霭中一般模糊不清；但是那两条皱纹依旧挂在嘴边。
丽莉站起身，急忙脱掉衣服。
“就是因为我现在太累了，而且还得考虑这些烦心事才这样的，”她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语；这似乎又给她额外增添了一件有违公平的事，因为困扰她的这些琐事也会在美貌上留下痕迹，美貌如今可是她用以自卫的唯一的防御武器呀。
然而，这些乱七八糟的烦事确确实实地存在着，而且还没完没了。她又百无聊赖地想起了珀西·葛莱斯，就像是一个徒步旅行者稍事休息后又背起重重的行囊继续跋涉。她都要坚信自己已经“得到”他了：再花几天功夫就能领奖了。不过眼下看来，这奖品本身并不招人喜欢：因此她并不热衷于追求最后的胜利。胜利意味着摆脱忧虑，休息一下，仅此而已——如果是在几年前，对她来说，这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啊！而如今身处如此令人沮丧的失败氛围里，她的雄心壮志也渐渐地萎缩了。可是，为什么她总是屡屡失败呢？这到底是她自己的过错还是命运的捉弄呢？
她想起当初家里破产后，母亲常常用恶狠狠的口吻对她说，“你一定要把家产都弄回来——要凭你漂亮的脸蛋统统弄回来。”……回想起这段话，她的脑海里开始浮想联翩，周围一片漆黑，她躺在床上追忆往事，正是这些过往造成了她今天不得不面对的这种局面。
那是一幢只有举办“社交聚会”时才会有人在里面用餐的房子；门铃一直响个不停；门厅的桌子上放着几个匆忙打开的正方形信封，还有一些放在一个铜罐里、上面落满灰尘的长方形信封；总有法国和英国女仆站在被洗劫一空的衣柜和壁橱中间，扬言要辞职不干了；保姆和男仆也是不时地换来换去；食品储藏室、厨房以及客厅里整天吵吵嚷嚷；仓促间决定的欧洲之旅，回来时带回许多塞得鼓鼓囊囊的衣箱，再花几天时间不胜其烦地开箱整理；每半年讨论一次夏天去哪里避暑；时而经济拮据时而又大肆消费——这就是丽莉·巴尔特记忆中的童年生活。
掌管这个称之为家的混乱之地的人，是她那精力充沛、刚愎自用的母亲。她的年龄还不算大，能穿着舞会服装一直跳舞，跳到把衣服跳破为止，而父亲在她的印象中只留下一个色彩暗淡的模糊轮廓，他的地位介于男管家与上门给时钟上弦的钟表匠之间。那时候，即使从丽莉这个小孩子的视角看，哈德森·巴尔特夫人看上去也很年轻；在丽莉的记忆里她的父亲一直秃顶，还有点儿驼背，头发里有几缕花白头发，走起路来有气无力。后来当她得知父亲居然只比母亲大两岁时，感到非常吃惊。
那时，丽莉很少能在白天见到她的父亲，他整天都待在“城里”。冬天时节，日落很久之后，她才听到父亲上楼时那疲惫沉重的脚步声以及开学习室门的声音。他会默默地亲一下她，然后向保姆或女家庭教师问一两个有关女儿的问题；此时，巴尔特夫人的女仆会来提醒他，他得出去用餐了，于是他冲丽莉点一下头就匆忙走了。夏天，当他陪她们母女俩去纽波特或者南安普敦过周末时，他比冬天的时候露面更少，也更加沉默。他就好像厌倦了休息，于是，接连数小时坐在阳台上一个安静的角落里凝望海岸线，全然不理会几英尺外他的妻子那唧唧喳喳的谈笑声。不过，一般来讲，每当巴尔特夫人和丽莉去欧洲避暑时，轮船还没驶出港口，巴尔特先生就已经消失在地平线以下了。有时，丽莉能听到巴尔特夫人数落他，怪他没有及时给她们汇款；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没人提起他或者想到他，直到某一天这个驼背的身影耐心恭候在纽约的码头上，他的妻子携带了数量庞大的行李，违反了美国海关的行李限制规定，于是他就担当起了协调员的工作。
丽莉的少女时代就是在这种杂乱无章又躁动不安的时尚生活中度过的：这是一条婉蜒曲折、断断续续的河道，她们一家人的航船就沿着这河道随着娱乐之波漂流，又总是受那无穷无尽的需求之潜流牵制——钱总是不够花。在丽莉的记忆里，家里的钱从来没有充裕过，她的父亲总是转弯抹角地暗示开销太大。这肯定不怪巴尔特夫人，因为她的朋友们都说她是一位“出色的财务总管”。巴尔特夫人以擅长用有限的钱发挥出无限的效益而著称；对这位夫人及其熟人们来说，一个人要是能过上比银行存折上的钱款数字所能保障的生活还富裕的日子，那可真像英雄一样伟大。
母亲的这种才智也让丽莉引以为傲：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一直被灌输的信念是，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配备一个好厨子，还要，用巴尔特夫人的话说，“衣着体面”。巴尔特夫人在训斥她的丈夫时所说的最重的话是，质问他是不是想让她“过猪一样的生活”；他听到此话后立即矢口否认。此举往往被他的妻子理解为，那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打电报到巴黎再额外订购一两套礼服，再打电话给珠宝商，吩咐他把巴尔特夫人当天早晨看过的绿松石手链送到家里。
丽莉认识一些“过猪一样的生活”的人，他们的衣着和家境充分印证了，她母亲对那种生活状态深恶痛绝是正确的。那些人大部分都是她的堂兄妹，他们居住的房子肮脏破旧，客厅墙上挂着柯尔的版画《生命旅程》[9]的翻刻版，家里的女仆懒散邋遢，客人来拜访的时间不凑巧（因为此时头脑正常的人一般都会出门），可客厅女仆居然轻浮地说“我去看看在不在”。最可恶的是，这些堂兄妹好多其实都很富有。如此一来丽莉便接受了一种观念，即如果一个人过猪一样的生活，是因为他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也因为他不遵守恰当的行为准则。相形之下，她心中的优越感油然而生，都无需巴尔特夫人对家里那些衣着邋遢财迷心窍的亲戚们说长道短，借此自然而然地给她培养追求奢华生活的品味了。
然而，丽莉19岁时所面对的境遇迫使她修正了自己的世界观。
前一年，她已为首次正式进入社交界举办了一场辉煌的舞会，但是，也带来了厚如大雷雨云般的账单。她初次社交所绽放的光芒依然在地平线上徘徊，那云层却越积越厚；然后，云层突然断裂开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更加重了她心中的恐惧感；有时，丽莉仍能清晰地想起发生巨变那天的每一个细节。当时，她和母亲已在午餐桌边入座，桌子上摆放着前一天晚餐请客剩下的冷肉和凉三文鱼：私下里食用款待客人剩下的昂贵菜肴，这是巴尔特夫人仅有的几项节约措施之一。丽莉当时正沉浸在年轻人通宵跳舞之后那种开心慵懒状态；而她的母亲依然面色红润、思维敏捷，一副气定神闲的神情，虽然嘴边有几条皱纹，但在两鬓鬈曲的黄发衬托下，就仿佛刚从酣睡中醒来一样。
在餐桌中央，放着一束插成金字塔形状的长茎红蔷薇，花束的两侧分别摆放了一盘又脆又甜的糖炒栗子和蜜饯樱桃；那些花朵昂着头，就像巴尔特夫人一样，但是花儿的颜色已从玫瑰色褪成了淡紫色。凡事讲究的丽莉看到这些花仍摆在午餐桌上，顿时很不高兴。
“妈妈，我真觉得，”她用嗔怪的口气说，“买几朵鲜花摆在午餐桌上的钱我们还是花得起的。摆些水仙或者铃兰就行——”
巴尔特夫人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女儿。她自己讲究光鲜体面只是做给外人看的，只有家人用餐时，她就完全不在乎餐桌的外观怎么样了。不过听到女儿年幼无知的话，她只是笑了一下。
“铃兰花呀，”她不动声色地说，“在这个季节，两块钱才能买12支铃兰花。”
丽莉听了不以为然。她现在对金钱的价值几乎一无所知。
“最多6打就能把那个花瓶装满了，”她争辩说。
“6打什么？”这时门厅里响起父亲的问话声。
母女二人都惊奇地抬起头；虽然这是个星期六，午餐时能见到巴尔特先生也是非同寻常的。不过，无论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女儿都无意听他解释为什么现在回家。
巴尔特先生重重地坐到一把椅子上，两眼茫然地凝视着管家端到他面前的三文鱼冻。
“我刚才是说，”丽莉接着说道，“吃午饭时我讨厌看见已经凋谢了的花；妈妈说一束铃兰花最多12块钱。我让花店每天送几束来可以吗？”
她满怀希望地凑到父亲跟前：因为他很少拒绝她的请求，每当巴尔特夫人自己有事求他被拒绝时，她就让女儿去求他。
巴尔特先生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目光盯着那盘鱼冻，他的下颌拉长了，脸色比平时更苍白，稀疏的头发一缕一缕地胡乱耷拉在额头上。他看着女儿，突然放声大笑起来。这笑声听上去非常怪异，丽莉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她不喜欢被人嘲笑，她的父亲可能觉得她的请求有点儿可笑吧；也许他觉得她为这么点儿小事麻烦他很傻。
“12块钱——每天花12块钱买花？嗨，当然可以，我的宝贝——就下订单叫花店送1200支来好啦。”说完他又大笑起来。
巴尔特夫人飞快地瞥了他一眼。
“珀勒沃斯，你不用在这儿等着了——需要的时候我会摇铃叫你的，”她对管家说道。
管家一脸不高兴地把剩余的冷肉放到餐柜上，然后默不作声地退出门外。
“哈德森，怎么回事？你生病了吗？”巴尔特太太一脸严肃地问道。
她可不能容忍并非她自己一手制造的当众出丑行为，她的丈夫居然在仆人们面前丢人现眼，真是太可恶了。
“你是生病了吗？”她又问了一遍。
“生病了？——没有的事，我破产了，”他说道。
丽莉吓得惊叫一声，巴尔特夫人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
“破产了——？”她失声喊道；但马上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平静地转身对丽莉说：
“你去把餐厅的门关上。”
丽莉关好门，重新回到餐厅。这时她看见父亲仍然坐在那里，两个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两手托着头，那盘三文鱼冻还放在他的两肘之间。
巴尔特夫人站在他身旁，她脸色煞白，因此头发显得格外黄。丽莉走近她时，她看着女儿：表情非常难看，但是，说话的声音故作轻松状，听上去让人感觉毛骨悚然的。
“你父亲身体不舒服——他现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没什么事——你还是上楼去吧；这事儿不要跟仆人们说，”她接着又叮嘱了一句。
丽莉听话地上楼去了；每当母亲用这种口吻说话时，她总是乖乖地听从。然而母亲的话骗不过她：她立刻就明白他们家的确是破产了。在这之后的那些暗无天日的日日夜夜里，破产的可怕事实一直笼罩着这个家庭，甚至她父亲多日来重病缠身以及最终去世所产生的影响都没有这么大。对他的妻子来说，他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一旦他不能对这个家庭履行他应尽的职责，那他就等于名存实亡了。她坐在病榻旁的神态就像是等候误点火车尽快发车的旅客那样急不可耐。丽莉的心肠要慈软一些：她对父亲既怜悯又害怕，更何况她也确实爱莫能助。事实上，大部分时间他都处于昏迷状态，当她轻手轻脚走进卧室时，他只朝她瞥一眼就把头扭开了，这让她觉得：眼前的父亲比童年时那个每天天黑后才回家的父亲更陌生。她一直觉得父亲和她之间总是隔着一层模糊不清的雾障——最早是昏昏欲睡，之后是疏远冷漠——到如今这团雾愈加浓重，到后来他变得几乎让她认不出来了。她多么希望眼下能为父亲哪怕做一点点小事，或者跟他说几句感人肺腑的话，此情此景让她联想到她读过的许许多多小说里常有的温情话语，她身上那作为女儿的本能孝心被触动了；但她不知道如何表达对他的同情，尤其是在她母亲持续不断又冷酷无情的怨恨情绪影响下，她只能保持一种局外人的冷眼旁观态度。巴尔特夫人的每个眼色，每个手势似乎都在说：“你现在为他难过，可是等你明白过来，知道他带给我们多大不幸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
父亲的溘然长逝让丽莉感到如释重负。
然后，接踵而来的是漫长的严冬。家里的存款已所剩不多，不过对巴尔特夫人来说，这情况似乎比一无所有还糟糕——因为这点钱完全是对她该享有的一切的嘲笑。如果一个人不得不过猪一样的生活，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她深陷于极度冷漠又怨天尤人的情绪状态之中无以自拔。她那“财务总管”的才能已化为乌有，或者说她已不再自豪地加以施展了。“财务总管”的作用只有当一个人拥有自己的马车时才能彰显；如今已落到绞尽脑汁想办法也掩饰不了出门只能以步代车的窘境，那就不用再白费力气了。
此后，丽莉和她母亲便居无定所，有时她们长期寄居在亲戚家里。巴尔特夫人对这些亲戚的家务管理办法大不以为然，而这些亲戚则对她居然让丽莉在床上吃早餐很不高兴，更何况这个小姑娘还是前途渺茫呢。如今母女俩蜗居于廉价的简易庇护所，生活单调，巴尔特夫人坚决不与那些跟她一样命运不济、生活贫苦的邻居们来往。她格外小心地回避老朋友以及昔日风光时经常出入的场所。在她看来，贫穷就是自认失败，这就等于颜面尽失；别人作出的即使是最友好的表示，在她看来也含有傲慢的意味。
只有一个念头让她聊以自慰，那就是丽莉的美貌给她带来了盼头。她仿佛在观赏一件慢慢铸成的、供她复仇使用的武器一样，激情满怀地仔细端详着女儿的容貌。这是在眼下这种境遇里她们所拥有的最后的资产，是她们的生活赖以重建的资本。她满怀妒意地凝视着这美貌，就好象这是她自己的财产，而丽莉不过是这美貌的监护人而已；于是她努力给丽莉灌输一种责任感，让她务必担负起这一职责。她凭想象编撰出一些美貌女子的人生经历，告诉女儿一个女人可以凭借这样的天赐之物飞黄腾达，同时也不厌其烦地警告她，有些女人尽管天生丽质，却无法如愿以偿。在巴尔特夫人看来，她所列举的人中有些人结局可悲只能怪本人太愚笨。不过她的想法前后矛盾，她认为自己的不幸并非咎由自取而是命运的安排；她破口大骂自由恋爱结婚的不是，如果不是巴尔特夫人一再告诉丽莉，她是在别人“劝说之下才结婚的”，丽莉还以为母亲自己就是自由恋爱结婚的呢——究竟是谁说服她结婚的，她一直都没搞清楚。
至于机遇的重要性，丽莉早已深深地牢记在心。目前生活的困境使她更加觉得自己本该享受的那种生活是多么诱人，多么轻松自在。对智力一般的姑娘来说，巴尔特夫人的这些忠告可能会让人误入歧途；不过丽莉深知，美貌不过是征服一切的原材料，要将其转化为成功还需要其他技艺。她知道，流露出优越感不过是她的母亲所指责的那种更微妙形式的愚笨行为而已，没用多久她就明白了，拥有美貌的人比相貌平平的人更要处事圆滑。
丽莉的勃勃雄心没有巴尔特夫人的那么露骨。这位女士一直抱怨她的丈夫——早年，在他还没有彻底厌倦诗歌之前——把很多个夜晚浪费在，用她含糊其辞的话说就是，“读诗歌”上；他去世后能拿去拍卖的只有二三十本堆放在他卧室书架上，跟药瓶和靴子混在一起的诗集。丽莉天生多愁善感的气质，也许是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这种气质能使她那些毫无诗意可言的意图也蒙上一层理想主义的色彩。因此她愿意把自己的美貌当成做善事的一种动力，当成能给她提供机会，让她获得一个在品味高雅的环境中发挥其影响力的位置。她喜好绘画、花卉，以及感伤主义小说，她不由自主地想，拥有如此高雅的品味必定能让自己渴望世俗利益之心高尚起来。她确实不愿下嫁一个只是有钱的男人：看到母亲追求金钱的欲望非常露骨，她的心里是以此为耻的。丽莉的心愿是嫁一位拥有政治抱负与大笔资产的英国贵族；或者，退而求其次，嫁一个在亚平宁山脉地区拥有一座城堡，还在梵蒂冈拥有一个世袭要职的意大利王子。末落的家族对她来说也具有充满浪漫色彩的吸引力，她喜欢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不屑于搭理“奎利那雷小报”上那些低俗新闻报道的人，也愿意牺牲她的个人享受以维护远古的传统……
这一切似乎都已成为遥远的往事了！那些雄心壮志，几乎和她童年时代渴望得到一个披着真发、关节可活动的法国洋娃娃一样，微不足道而又天真幼稚。她曾经幻想着是选择英国伯爵还是意大利王子，还为此难以抉择，时至今日果真只过去了10年吗？她的思绪仍不解地继续追忆着那段凄凉的岁月……
在经历了两年贫寒漂泊的生活之后，巴尔特夫人去世了——怀着对生活深恶痛绝之心离开了人间。她一直痛恨寒酸卑贱，而命运偏偏叫她的生活寒酸卑贱。寄希望于丽莉出嫁享受荣华富贵的愿望只持续了一年，就渐渐泯灭了。
“如果人家看不到你，就不会娶你——我们困在这种鬼地方，人家又怎么能看见你呢？”她为此感到痛心疾首；她临终时留给女儿最后的嘱咐是，一定要竭尽全力摆脱寒酸卑贱的生活。
“不能让寒酸卑贱的生活不知不觉地降临到你头上，然后把你拖垮。一定要想办法摆脱——你还年轻，你可以做到的，”她就这样一再叮嘱女儿。
她去世时正值母女二人在纽约的亲戚家小住，这些富有的亲戚们立刻召开家庭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商讨如何安置丽莉，而这些人正是母亲教她蔑视的、过着猪一样生活的亲戚。也许是因为他们已觉察到她成长过程中受到了家庭中的这些想法的影响，因此他们丝毫没有表示出肯收留她的意愿；的确，这问题恐怕一直无法解决，幸亏佩尼斯顿夫人叹口气说：“我先收留她一年吧。”
听到此话，每一个人都感到很吃惊，但是每一个人都露出一副坦然接受的神情，唯恐如果面露惊奇之色就会招致佩尼斯顿夫人恐慌不安，这样一来她就会重新考虑已同意收留丽莉的决定了。
佩尼斯顿夫人是巴尔特先生的姐姐，丈夫已去世。虽说她并非家族中最富有的，但亲戚们都认为由她来负责扶养丽莉理所应当，因为这顺乎天意。首先，她守寡、孤身一人，有个年轻人作伴对她来说是一件大好事。其次，她有时到国外旅游，而丽莉十分熟悉外国的风俗习惯——丽莉的那些比较保守的亲戚们认为这恰恰是她遭遇不幸的祸根——至少可以让她担当导游。然而，实际上佩尼斯顿夫人并未受这些考虑因素的影响，她之所以收留这个女孩仅仅是因为没人愿意收留她，因为她有点儿道德上的MAUVAISE HONTE[10]，当着别人的面，她不愿让大家觉得自己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可私下里，再怎么自私自利都无妨。要是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佩尼斯顿夫人决不会有如此的英雄壮举，但是能在她这个小圈子里受到众人瞩目，这让她从自己的这一举动中感受到一定的乐趣。
她的这一无心之举居然得到了回报，她发现这个侄女真是个讨人喜欢的伴儿。她原以为丽莉会任性固执、挑三拣四，还“崇洋媚外”——因为佩尼斯顿夫人，虽然偶尔也出国，但仍像其他家族成员一样讨厌外国的东西——不过这个女孩却表现得非常柔顺随和，在考虑问题比她姑妈透彻的人看来，这比年轻人那种不加掩饰的自私自利更让人不放心。不幸的遭遇不但未使丽莉心肠变硬，反而让她变得更柔顺，而质地柔韧的东西要比僵硬的东西更难折断。
不过，佩尼斯顿夫人并未因侄女适应力强而苦恼。丽莉从未伺机利用过她姑妈的好脾气。她由衷地感激姑妈给予自己的庇护：佩尼斯顿夫人奢华的室内装饰至少表面上看颇为体面。不过寒酸贫困是一种往往会千方百计自我遮掩的品质；丽莉不久就发觉，这种品质存在于北美大陆那些仅靠微薄养老金维生的人的生活中，同样地也在她姑妈奢侈的日常生活中潜伏着。
佩尼斯顿夫人在生活中是一个起铺垫作用的、插曲似的人物。她从来不会让自己成为社交活动的中心人物。她最受关注的事是——她的祖母出身于范·阿尔斯泰恩家族。从佩尼斯顿夫人那一尘不染的客厅和精美的膳食上便可以看出，她与早期纽约这个富足而勤勉的家族有关联。她属于讲究吃穿、整天无所事事的旧纽约人阶层；对于这些祖传的家教她一向严格遵守。她一直都是生活的旁观者，她的头脑很像她那些荷兰祖先们，习惯于钉在窗框上方的小镜子，这些镜片可以使他们既能深居简出，又能洞察外界发生的一切事情。
佩尼斯顿夫人在新泽西州拥有一处农庄，但是自从丈夫过世后，她就再也没有在那里住过——丈夫的去世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她的记忆里，这是她个人在谈论往事时记忆里的一个主要分割点。她非常喜欢牢记一些事情发生的准确日子，不加思索就能脱口说出客厅的新窗帘是在丈夫最后生病之前还是之后换上的。
佩尼斯顿夫人认为农庄的生活太寂寞，树林太潮湿，而且总担心会碰上公牛。为了安全起见，她经常前往人口稠密的海滨胜地，然后租住在一套房子里，但是对外界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只是透过阳台上的消光屏观察生活。在这样一位监护人的照管下，丽莉不久就明白了，她所能享有的仅限于丰衣足食的物质生活；虽然她毫不低估这些东西，但她更希望能用它来换取巴尔特夫人教诲她的那些所谓的机遇。她常常唉声叹气地想，假如她们家能有佩尼斯顿夫人这么多的资产，她那精力旺盛的母亲会办成多少大事呀。丽莉自己也有充沛的精力，但她必须克制自己去适应姑妈的生活习惯。她深知，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讨好佩尼斯顿夫人，直到，用母亲的话说，她自己能自食其力为止。丽莉受不了穷亲戚们那种漂泊动荡的生活，因此为了适应佩尼斯顿夫人，在某种程度上，她不得不接受这位女士的消极避世态度。起初她以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吸引她的姑妈去参与她自己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活动，孰料佩尼斯顿夫人完全不为所动，使得她侄女的一切努力皆为徒劳。要想让她的生活丰富多彩一些，那简直就像用力拖拽一件用螺帽固定在地板上的家具一样白费力气。事实上，她并不期待丽莉也和她一样墨守成规：她也像所有美国监护人一样，任由年青人自行其事。
她也能迁就侄女的某些习惯。她理所当然地认为，丽莉应当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购置服装上面，为此，她偶尔会送一笔“可观的厚礼”给丽莉以补贴她那微薄的收入。不过，丽莉是相当务实的人，她宁愿姑妈能定期给她生活费；但是，佩尼斯顿夫人喜欢让丽莉时常意外地收到支票，继而向她表达感激之情，这也许是因为她精明世故，深知这种施恩方式能让她的侄女一直对她有一种深深的依赖感。
除此之外，佩尼斯顿夫人从未觉得自己应该为她担负任何责任：她只是站在一边冷眼旁观，让这个侄女独自上阵。丽莉一直以来都是独自上阵，起初心中抱有稳扎稳打的信心，到后来心目中的要求逐渐缩小。到如今她发觉，在这片她原以为会有求必应的广阔天地里，实际上自己还在为一个立足之地而挣扎着。情况怎么会变成这样她并不清楚。有时她认为是因为佩尼斯顿夫人一直对她过于漠不关心，但有时她又担心是因为她自己过于积极主动了。她是否显得急于求成了呢？她是否缺乏耐心、不够随和、不够含蓄呢？因为那些过错她无论是谴责自己还是为自己开脱，都无法改变她自己的人生已经彻底失败这一事实。众多比她年轻但相貌平平的姑娘都出嫁了，而她已经到了29岁，仍然是巴尔特小姐。
她开始对命运的捉弄感到忿恨不平，此时此刻她真想脱离这个圈子去过独立自由的生活。但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她现在已经无力付清裁缝的账单或者偿还赌债；而她美其名曰“品味”的那些五花八门的兴趣，又统统无法使她就此心甘情愿地满足于默默无闻的生活。唉，这可不行——她天资聪慧，从来不乏自知之明，她知道自己跟母亲一样，痛恨过贫困寒酸的日子。她要誓与它斗争到生命最后一刻，要一次又一次地努力超越洪峰，直到登上光辉灿烂的成功之巅为止，即使那上面非常光滑，双手难以攀附也绝不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