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政治道德（1862）
莫兰晋升为秘书之后，西华德便询问亚当斯公使是否有意由儿子出任助理秘书一职。这是亚当斯获得的第一份也是最后一份公职，仿佛他确实符合个中要求，尽管这实际上是对他父亲的馈赠。对于父子二人来说，这种改变没什么意义。随便一位年轻人都可以充当助理秘书，而那个时候，能够担当“助理儿子”的只有一位。他的职责过半为内务，不时需要长期外出，且一直要求政府服务的独立性。他的职位不同寻常。出于礼节，英国政府准许从未随属于任何人的他以公使随员的身份出入宫廷，然后在容忍了五、六年之后才宣称这是“不合规矩”的。在公使馆，他是私人秘书，往往要承担秘书的工作；在正式的社交场合，他是公使的随属；而在非正式的社交场合，他就是一名不带一官半职的年轻人。经年累月，他开始发现，单纯地当个年轻人，无名无份也不赖。渐渐地，他渴望成为一名绅士，像其他人那样仅作为社会的一份子。这个身份不同寻常——当时很多身份都不同寻常，但是它带给了这个年轻人某种非常规教育，某种似乎是唯一适合他的教育。
既然如此，别无他选。1863年春夏，国务卿西华德的对外事务管理发生了重大改变。危机的刺激也让他受益匪浅。他终于发现自己的官方代表在国外需要支持。在公，他只能给他们派遣职务，但这对于他们根本毫无价值可言，而一份公职本身的力量也难以影响至公众。政府生来是与其他政府打交道的，而非对付个人或外国社会的观点。要左右欧洲的观点，美国的观点就要在个人身上发挥影响，而且必须以美国的利益作为后盾。西华德先生干劲十足地开展工作，出动了所有能够出动的重量级美国人。他们悉数来到公使馆，同样推心置腹，亚当斯因而得以见过他们所有人，包括银行家和主教。他们工作低调而出色，然而还是被外界质疑是“做了无用功”；而且出于成见，“权势阶层”的态度前所未有地强硬。枉费功夫只是表象，所有工作最后均有所作用，并同时对教育产生助益。
其中有两三位先生是受派前来协助公使的。最有趣的是瑟洛·维德，他似乎对自身职权懵然不觉，着手开展私人秘书两年前曾尝试进行的工作。维德先生负责新闻舆论，初来乍到就犯下错误——他给《泰晤士报》写了好多信。虽然公使馆已经领教到这是每一位业余外交官都不可避免的错误，秘书们仍然感到既震惊又好笑。毋论对错，维德先生很快梳理好管理的脉络，不动声色地顺利完成了所有工作。私人秘书与维德先生在工作上没有交集，他感兴趣的是先生本人。瑟洛·维德集完备的美国教育于一身。他天生意志坚强而心境平和，从不曾心急动怒；他为人和善、作风从简而愈显举止完美，恰有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遗风。他是巧用政治手腕和耐心处理问题的典范。但私人秘书对他的热情实则源于其令人折服的自信心。在教育的花园中，信心愈发成为最稀有的花朵。在维德先生离开之前，年轻的亚当斯非但顺从地追随他（顺从早已成为其盲目的本能），甚至宛若一条小狗般满怀忠诚地爱戴他。
这种情感并非出于对维德先生经营手腕的崇拜，尽管亚当斯从未见过堪比或是接近其水平的人；这种信任亦非出于维德先生对自身道德或是社交理念的炫耀。让冷嘲热讽自愧不如、黯然消退的是他的大公无私。亚当斯从未在如此位高权重的人身上感受到如此品质。权力和名气总是令人自我意识膨胀，仿如一枚最终将患者的同理心吞噬殆尽的恶瘤；那是一种病态的欲望，仿如嗜酒或是其他扭曲的品味。其所激发的利己主义之猛烈难以言表。但瑟洛·维德是一个例外，是唯一不为所动的人。很明显，他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谈话的对象。他自然而然地让自己退居二线。他心无妒意。他掌握权力，而非权位。他大把大把地分派职位而毫无恋栈之心。他生而具有帝权之风——他给予，但不收受。较之于其手下的政客，他的优胜之处非比寻常、绝无仅有，这让亚当斯为之惊叹并好奇不已。而当亚当斯试图分析拆解维德先生的阅历并从中学习时，他发现这个过程更加引人入胜。经营管理是维德先生的与生俱来的才能，一项为之而为的追求，就像玩纸牌游戏。但似乎他将人亦作纸牌一般看待，而无法让自己投入其中。他按照人们的面值拿牌出牌。一次，他如常幽默地讲述自己政治生涯中的几个小故事，这些事情甚至对奥尔巴尼游说团来说也显得强悍。这时，私人秘书大着胆子直截了当地问道：“那么，维德先生，你是否认为没有一位政客是可以信赖的呢？”维德先生迟疑了一阵，然后以一贯的平和态度答曰：“我从不建议年轻人一开始就抱有这样的念头。”
当时，亚当斯自动将这个教诲放在道德层面中解读，仿佛维德先生说的是：“年轻人需要幻想！”随着年岁增长，他更倾向于理解为，维德先生将其视作一个关于游戏玩法的问题。年轻人最需要历练。如果依赖某个总规则，他们不可能玩得好。每一张牌都有其相对价值。把游戏规则放一边去，衡量价值已经足够。虽然愈发钦佩这位政治大师客观无我的能力——他竟能在这场游戏中隐没自身和脾气，亚当斯深知自己永远学不会如此高超地把玩政治，因为他的教育和神经系统都无法承受。他注意到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大都倾向于把人视作筹码。这时候，另一位纽约名人受派前往公使馆，他同样喜欢讨论这个问题，这一课因而更显有趣和吸引。威廉·M·埃瓦茨[260]受国务卿西华德派遣前往伦敦担任法律顾问，认识亨利之后很快成为其密友。埃瓦茨之独立堪比维德之无私。与大多数人一样，他不关心游戏本身和具体玩法，只关心赌注。但他玩得很大，而且出手慷慨，就像丹尼尔·韦伯斯特，是“一名受雇于政治的大力拥护者”。埃瓦茨也是一名道德经济学家，但他关注的更多是一个人能够承担多少道德。“世界仅能吸收几帖真理，”他说，“太多则足以毁掉。”人们寻求教育是为了校正剂量。
维德和埃瓦茨的教导相当实际，对私人秘书一生大有裨益。英国吸收真理的能力相当微小。英国人，像巴麦尊、罗素、贝瑟尔[261]，以及《泰晤士报》和《早报》所代表的团体，还有由迪斯雷利[262]、罗伯特·塞西尔勋爵[263]和《标准报》所代表的托利党员，提供的教育学习让一名年轻学生感到恶心而焦虑。与维德先生的建议相反，他开始认定他们是不可信任的。他错了吗？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其外交教育的主要目标。这场艰苦探寻的教育成本高昂，甚至可能倾其所有。生活改变态度，取决于各人认为与其打交道的是正人君子抑或无耻流氓。
迄今为止，私人秘书深信世人弄虚作假为实。令他信服的理由未能同样说服他父亲，而父亲的质疑自然极大地动摇了他的信念。但事实上，即便仅出于安全考虑，公使馆对各公使的信任也相当有限，甚至为零——私人秘书的外交教育由此开始。承认交战国地位、《巴黎宣言》的处理、特伦特号事件等等，无不坚定了大家的想法：罗素勋爵早于1861年5月已开始设想邦联的成立。他走的每一步均一一印证了其执于此见。他决心为承认邦联地位扫清障碍，只待合适时机介入。这一切如此显而易见、呼之欲出，连公使馆也毫不怀疑，甚至无人赘言探讨。唯一引起公使馆人员猜疑和讨论的是罗素勋爵的表态——他笃定地否认了一切指控，并不厌其烦地向亚当斯公使保证其诚实、可信、中立。
年少轻狂的亨利·亚当斯立马得出结论：与其他政治家一样，罗素伯爵在撒谎。虽然公使有自己的想法，但他必须视罗素为惺惺作态。逐月以来，事件的演化完全符合其数字演算——这是一场最完美的政治及外交教育课程，对于一名年轻人来说千载难逢。他以政府支出享受到了全球最昂贵的教师教导——其中巴麦尊勋爵、罗素勋爵、韦斯特伯里勋爵[264]、塞尔伯恩勋爵[265]、格莱斯顿先生[266]、格兰维尔勋爵[267]及其盟友由英国政府出钱，而威廉·H·西华德、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威廉·麦斯威尔·埃瓦茨、瑟洛·维德和其他一众教授则由美国政府买单。然而只有一名学生从如此强大的教师阵容中汲取教益。只有私人秘书一人寻求教育。
直至生命尽头，他一直在努力消化这一课。论证过程前所未有的杂乱。相比之下，黑格尔关于对立认定的形而上学学说更浅显易懂。然而，论证的阶段清晰明了，始于1862年6月。当时已有一艘叛军巡洋舰从英国驶离的先例[268]，公使预见到“290号”[269]即将逃离并就此提出抗议。罗素勋爵拒绝根据表面证据采取行动。每隔几天就有新证据呈递，其中7月24日的呈递证据中包括柯里尔[270]的法律意见：“看来很难找到比这更严重的违反《国外服役法》[271]的案例了。若在此情况下不施行该法案，法案将形如一纸空文。”如此措辞几乎等同于指控其勾结叛乱策动者——即企图协助邦联。警告之下，罗素伯爵仍然允许该舰在四天之后离开。
年轻的亚当斯与法律不沾边，那是比他优胜的人的职责。他对法律的看法建立在对律师的看法之上。尽管瑟洛·维德如是建议，在政治里人性果真值得信赖吗？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罗伯特·柯里尔男爵似乎相信法律站在历史这一边。这一观点对于教育举足轻重。这十多位组成女王内阁的大人物，他们的个人品质深受全世界的敬重，要是他们也不值得信赖，那么世上再无人可以信任了。
罗素勋爵感觉到了这种推断的影响，决意作出反驳。他的努力持续至生命最后一刻。一开始他把责任推到法律官员头上来为自己开脱。这是政客惯用的伎俩，立马被律师们驳回了。他转而承认犯了疏忽，并在其《回忆录》中写到：“我完全同意英国首席法官所说，在我等待检察官意见的四天里，应该扣留亚拉巴马号。但我认为那不是海关官员的过失，而是我作为外交事务大臣的过失。”他的表白把各方置于同一立场上。当然是他的过错！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他的过失，而在于他的意图。对于一名正在接受政治教育的年轻人来说，一连串坚定的过失必然意味着一个坚定的意图，否则历史将毫无意义。
对于他父亲来说，事情并没有这般深奥——这只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像维德或者埃瓦茨处理其合约和工作一样。亚当斯公使愿意单纯地相信，罗素说大体上的是真话。这个理论非常切合他的想法，他至死也这么认为。他儿子正在寻求教育，一心想找出答案：在政治中是否可以冒险信赖一个人。不幸的是当时没有人可以拍板，也没有人了解真相。亚当斯公使至死也不知道。1862年的亨利·亚当斯也毫无头绪，但对此已经比父亲老练。而最离奇的是，即使在那个时候，罗素仍然相信自己一片丹心，就连阿盖尔也深信不疑。
阿盖尔似乎总喜欢归咎于时任大法官贝瑟尔（韦斯特伯里勋爵），但这种端倪也没能为亚当斯提供任何帮助。相反，这让罗素事件更加复杂了。在英国，社会上一半人喜欢向巴麦尊勋爵砸石头，另一半喜欢向罗素伯爵扔烂泥，而所有人都齐心协力向韦斯特伯里勋爵投掷手中所有的武器。私人秘书对此人毫不怀疑，皆因其从未表明自己道德高尚。他是整场叛乱争端的领袖和灵魂人物，而他对中立问题的态度犹如在道德问题上一样鲜明。私人秘书与他没有干系，只是感到惋惜——他本有着非凡的智慧和谋略。在其权势范围内，韦斯特伯里勋爵印证了这样一条定理：在政治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人可以信任。
只剩下罗素坚称自己一片丹心可昭日月，并力劝公爵和公使相信他。公使馆各人接受了他的保证，那是他们唯一胆敢相信的陈词。他们知道罗素希望叛军最终取得胜利，但相信他不会主动介入并推波助澜。在这仅有的基础上，他们寄予了微弱的希望，但求在英国多呆一天。亚当斯公使在英国多呆了六年，返回美国后一直忙碌不暇，直至1886年去世仍然深信罗素伯爵的清白。罗素伯爵于1878年逝世，其政治生涯由斯宾塞·沃波尔[272]于1889年出版，其中揭示了本次事件鲜为人知的一面。这些内容公使无法知晓，而他儿子为之震惊，更是充满热切的好奇：要是父亲泉下有知，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事情是这样的：在罗素后来承认的疏忽之下，亚拉巴马号在1862年7月28日离开。8月29至30日，美国联邦军队在里士满和第二次布尔河会战中遭受重创，随后李将军[273]于9月7日入侵马里兰[274]。9月14日消息传到英国，舆论自然认为危机千钧一发。南部邦联甚至预料下一条消息将是宣布华盛顿或是巴尔的摩[275]的沦陷。巴麦尊立即在9月14日写信给罗素：“若是如此，我们是时候考虑，英法两国是否应当在此情况下调解争夺双方并在南北分离的基础上作出安排建议。难道不是吗？”
这封信颇符合巴麦尊一向所持的观点，若是传到公使馆也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惊讶。而实际上，要是李将军成功占领华盛顿，恐怕没有人会责怪巴麦尊主动介入斡旋。对于一名寻求衡量政客道德标准的年轻人来说，让他难以忽视又深感痛苦的并非巴麦尊的信件，而是罗素的回复：
尊敬的巴麦尊阁下：
不论联邦军队是否已遭摧毁，它已被击退至华盛顿，且在镇压叛乱各州方面毫无进展，这是清楚明确的。在此情况下，我同意您所说，是时候向联邦政府作出调解，同时不排除承认邦联政府独立的可能。而且，我认为，若调解不成功，我们应单方面承认南部各州为一个独立国家。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举措，我认为我们必须召开内阁会议商讨。我可以在23或者30日参加会议。
若会议同意采取以上措施，我们应当首先向法国提出此建议，然后以英法两国的名义向俄国及其他国家作出建议，并称之为我们共同决定的对策。
我们应当确保自身在加拿大的地位不受威胁。不是要增派军队，而是要在冬季来临之前把我们已有的军力集中在几个可防御的驻地之上。
……
1862年9月17日于哥达[276]
此时此境，教育的实际难题赫然显现，让一名学生难以招架。此难题不关乎理论、知识或是经验，而是关乎人性的混乱。罗素勋爵的态度谨终如始，处处显示出承认南部邦联的坚定决心，“同时不排除”分裂美利坚。他9月17日的回信直接源于其对亚拉巴马号事件的鼓励和对叛乱海军的保护，而他的全盘计划则植根于1861年5月13日的《交战国声明》[277]。这一政策分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又认为要巴麦尊、罗素和格莱斯顿三位名人撒谎是理所当然的。罗素本人否认自己不诚实，而阿盖尔、福斯特和美国大部分在英国的朋友，甚至连亚当斯公使，都相信罗素清白。亚当斯很想知道，他父亲要是看到这封9月17日的回信会有什么想法；他更想知道，公使会怎样看待巴麦尊9月23日的答复：
“……很明显华盛顿西北部正在上演一场巨大的冲突，而且必定将对事态发展构成重大影响。如果联邦政府遭受惨败，他们可能马上愿意接受调解，这个时候打铁就要趁热了。然而，如果他们获胜，我们也许可以先静观其变……”
角色互换了。罗素的信是巴麦尊深入人心的强硬，甚至更甚；而巴麦尊的回复是罗素一贯的温和，甚至更加克制。私人秘书的想法全错了，这连他自己也没有感到特别出奇。但与这些大人物最亲近的同僚竟然与公使馆一样对他们的意图一无所知，这确实让他大感错愕。内阁成员中最受信任的是格兰维尔勋爵，他是第二个收到罗素来信的人。格兰维尔马上回信，明确反对承认邦联独立。于是罗素把他的回信转发给巴麦尊，巴麦尊在10月2日作出回复，仅提议等待美国进一步的消息。同一时间格兰维尔向另一位内阁成员斯坦利·阿尔德利[278]写信。这封信在四十年后刊登在格兰维尔的《生活》（I卷，第442页）上。这是私人秘书完整的政治教育中最新奇、最富教益的一课：
“……我已经写信给约翰尼[279]，解释我为什么认为这个决策明显过于轻率。然而，我不确定你对此事的态度。巴麦尊、约翰尼和格莱斯顿应该会赞成此事，可能纽卡斯尔[280]也是。我不清楚其他人的想法。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在十多名内阁成员中，格兰维尔是掌握最多消息的人，但至于有谁赞同承认南部，他只说得上三个人的名字。即使一名私人秘书也觉得自己知道的不少于他，甚至更多。无知并非年轻卑微者的专利，亦非仅为盲目的后果。格兰维尔的信只说明了一点，那就是他不知晓任何方针或阴谋。即使确有任何方针阴谋，那也是仅属于巴麦尊、罗素和格莱斯顿，或许还有纽卡斯尔。事实上，公使馆当时已得悉可知悉的一切，而教育真正的错误就是太多疑。
那个时候，10月3日，安提塔姆[281]之战和李将军撤退至弗吉尼亚的消息传至伦敦。《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也传来了。私人秘书若是晓得格兰维尔或是巴麦尊所知晓的一切，一定会以为危险已经过去，至少短期内如此；而任何有常识之人也会告诉他不必杯弓蛇影，这有益的一课将就此具有浓厚的教育意义。然而此时，一名不速之客粉墨登场，把一切都扰乱了，罗素因而显得明智稳健，而一切教育都变得累赘多余。
众所周知，这位新登场者就是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当时的财政大臣。在世界政治的范畴内，要是说有一个点是固定的，有一个数值是确定的，有一个元素是宏观的，那就是英国的财政部。要是说有一个人是可以当之无愧地被视作明断理智的，那就是掌管英国财政的人。要是说教育具有哪怕最微小的价值，那也应该显示在格莱斯顿身上，一个受教育水平超乎全英国培训记录的人。就算没有其他学习对象，那名拙劣的学生也肯定可以从他身上学到很多。
这就是他学到的东西！9月24日巴麦尊告知格莱斯顿其意欲进行干涉：“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你将倾向于赞同这一行动。”格莱斯顿第二天回复道：“他对首相阁下告知的内容感到高兴。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他希望能够迅速推进进程：一是南部军备的快速发展和南部势力范围的扩张；二是兰开夏郡[282]各产棉区愈发迫切而失去耐性[283]，这将削弱建议调解的尊严和公正。”
那名茫然的学生要是读到这封信，一定会得出结论：这位英国历史上受教育水平最高的政治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胡说什么！全世界都会认为这个出自一名私人秘书的假想不能成立，但这还只是小菜一碟。格莱斯顿进而与巴麦尊及罗素一道着手准备介入美国内战。在纽卡斯尔[284]一场大型晚宴上发言之前，9月25日至10月7日，他为之思考了整整两周。他决定以其个人及政府官方所赋予的全部力量，宣布政府即将采取的政策。这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深思熟虑至最后一刻的决定。10月7日早上，他在日记中写道：“进一步思考关于兰开夏郡和美国我所应该说的话，因为两者都是举足轻重的。”在当天的晚宴上，他审慎地宣告了长久思考后的成熟果实，其中包括那个著名的比喻：
“……我们相当清楚，北部尚未喝到那杯茶——杯子离嘴唇远着呢，他们还只是在努力抓住杯子。全世界都看得一清二楚，但他们必须喝上一口。我们可能对奴隶制有着自己的看法，可能支持或者反对南部。但毫无疑问，杰斐逊·戴维斯[285]和其他南部将领已经建立起一支军队，貌似正在筹建一队海军。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建立起一个国家……”
四十年后回顾这一片段，让人不禁痛苦地自问：对比他寻求教育的初衷，这名年轻人可以从这位伟大的大师那场举世闻名的教授中得到怎样的教益？在当时鼎沸的群情中，人们可以得出严厉的道德结论：他们错了吗？他们生硬地自诩为行为规范，却导致最差劣的实践行为。在道德标准的层面上，格莱斯顿与拿破仑毫无二致，甚至拿破仑还略胜一筹。私人秘书也看不出二人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他愿意理解当时条件下的老师。他接受了这场关于政治道德的教育，准备好迎接本次教育的尾声，一心以为他的教育即将完结。
人人都这么认为，整个城市陷入一片骚动。每一场明智的教育都应当在圆满之时结束，人们于是可以减少踌躇，应对一个更有把握的世界。老式的逻辑剧要求统一和意义，而现实中的戏剧是一个不具意义的谜，甚至连一个谋划也没有。随着格莱斯顿的演说降下帷幕，每一位学生都有权认为已是剧终。没有人会赞同这是一个开端，而令人们痛苦的教育被抛诸脑后。
即使四十年过后，大多数人仍然拒绝相信，他们仍然坚信格莱斯顿、罗素和巴麦尊是情节剧中的反派角色。针对格莱斯顿的不利证据是压倒性的。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部长从不会像格莱斯顿那样把“必须”一词用在另一个政府身上。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他和自己的官员以及利物浦的朋友们正独力“筹建”一支叛乱海军，而杰斐逊与此几乎毫无干系。作为财政大臣，他比其他部长都更关心事态发展——巴麦尊、罗素和他自己在相互誓约下联合起来把邦联政府在下周变成一个国家，而南部将领对“建立一个国家”尚感渺茫，反而是对他们三人怀有希望。当时人人都抱有如此想法，而时间只是助长了这股浪潮。在政治的腐化史上，这是现代文明之下最卑劣的强盗。其中的证明是，连巴麦尊也为此震怒了，他马上带出乔治·康沃尔·路易斯爵士[286]与财政大臣抗衡，同时在舆论上向其施加压力。巴麦尊无意让格莱斯顿牵着鼻子走。
罗素没有任何类似的举动。不论是否同意巴麦尊的意见，他都仿效格莱斯顿。他刚刚为意大利新编写了一部宣扬“不干涉”的福音书，并以传道者的姿态广施布道，随后却又以维也纳会议代言人的角色宣讲对美国进行干涉的要义。10月13日，他召集内阁于10月23日举行会议，商讨“欧洲呼吁双方以友好调解的方式达成停火的责任”。与此同时，亚当斯公使虽然深感不安和焦虑，仍然不愿显露半丝恐慌，故意迟迟不要求英国作出解释。反对格莱斯顿的愤怒呼声日益高涨，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内阁会议定于10月23日，届时将定必出台其对美政策。里昂勋爵[287]特意把赴美日期推迟至10月25日，意在获悉10月23日讨论得出的结论。当亚当斯公使最终要求会面时，罗素将日期定在23日。直到最后一刻，罗素的所有举动都在表明，是否进行干涉仍然处于考虑过程中。
亚当斯公使在会谈中间接提出他需要一个解释。他不由得本能地打量罗素，并如此述评：
“……勋爵阁下难免稍有几丝窘迫之色，但马上正面回应了我的暗示。他说格莱斯顿先生分明是被严重误会了。我也曾在报纸上读到过与他其后的解释相类似的表述。很自然地，如同其他英国人，他像对待其他各类公共问题一样对美国战争的性质持有自己的看法，而本地的公众人物流行公开表达这些看法，就像在公开演说中一样。当然，他无法代表格莱斯顿先生作出任何否认，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话语中隐含了一个严肃的意图，那就是要为所有曾从其话语中引申出的推论开释，而那些论调似乎显示英国政府正有意采取一项全新的政策……”
一名努力从一个自由政府中学习政治进程的学生，只能反复思考罗素伯爵这番为格莱斯顿先生而作的“解释”具有哪般教益。作为政治生涯的首要条件，研究的要点是，是否有哪位政客值得相信或者信任。而在誊抄1862年10月24日这份重要消息的时候，私人秘书感到疑问的是，他父亲是否或应否相信罗素勋爵“窘迫”之下的片言只语。“真相”埋藏了三十年，而被发掘面世时却似乎颠覆了罗素伯爵所述。格莱斯顿先生的言论来自罗素本人的介入斡旋政策，而且仅有的意义就在于宣布“显示英国政府正要采取”那项全新的政策。罗素伯爵从来没有否定格莱斯顿，尽管巴麦尊勋爵和乔治·康沃尔·路易斯爵士立马与后者划清界限。在好奇学生对这个谜团的洞察范围内，格莱斯顿正好表达出罗素伯爵的意图。
这是政治教育中至关重要的一课，即将判定生活法则的一课。这些绅士们享有无上的尊荣和崇敬，如果他们不可信任，那么政治的真理将被嗤为谬论。因此学生感到必须寻得某种能让事件符合总体法则的解释。亚当斯公使也感受到这种必要。他直言不讳地告知罗素，尽管自己“愿意开释”格莱斯顿“所有经过深思熟虑却招致最坏后果的企图”，也必须声明格莱斯顿行为之确凿犹如恰有如此企图。这个指控无疑为当头一棒重重打在罗素的秘密政策头上，比格莱斯顿公开辩解所遭受的一棒更重更闷。对此罗素极力给出漂亮的回应：
“……勋爵阁下尽量审慎地透露，巴麦尊勋爵和政府其他成员都为此言论感到抱歉，而格莱斯顿本人也并非不愿意在其能力范围内澄清对其言论的错误解读。对于战争，他们仍然意欲遵守绝对中立的原则，不作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干涉，任事态自然发展并终结，但他无法预计未来数月可能会出现何种情形。我注意到他提及的政策对我们有利，并问道我是否可以理解为目前情况下他不建议对现状作出任何改变。他的回答是肯定的……”
其他情况亚当斯公使不得而知。他一直认为罗素可信而巴麦尊不可信。这是外交惯例，俄国外交官特别信奉。这可能是合理的，但对私人秘书的教育毫无裨益。猫爪理论[288]没能提供合理的解释，直白老土却又千真万确的“好人难做坏人当道”理论也解释不清。两者都说不通。
公使一直不知道，就在几个小时之前，罗素伯爵刚刚敦促内阁进行干涉，而内阁拒绝了。公使受到误导，一直以为内阁会议尚未召开，甚至以为会议决议是非正式的。罗素的传记作家描述：“根据（罗素10月13日的）备忘录，10月23日内阁成员从全国各地赶来召开会议。然而……内阁成员质疑这一政策，或者说，质疑在那个时候采取行动。”纽卡斯尔公爵和乔治·格雷爵士[289]与格兰维尔一道反对。至此，只有罗素和格莱斯顿站在同一阵线。“这种考虑防止了事态进一步发展。”
仍然无人明确表示这个决议是正式的，也许一致的反对下已没有必要正式宣布一项内阁决议。但毋庸置疑的是，就在这个决议产生的一两个小时之前或之后，“勋爵阁下（对美国公使）表示愿意遵守严格中立的原则，任由战事自然发展并终结。”亚当斯先生对此正面保证还不满意，进一步要求一个明确的答复：“我问道是否可以理解为目前政策没有改变，他回答：‘是的！’”
四十年后约翰·莫利[290]在《格莱斯顿的生活》中对此事发表评论，也许会引起公使及其私人秘书的兴趣：“若此等关系无误，”莫利指的是当时开诚布公的从未受过质疑的关系，“那么外长对严格中立的理解中显然没有剔除被外交官称为‘调停’的行为。”在政治教育必不可少的一课上，学生对于罗素伯爵对中立的理解几乎无所谓——他质问的只是罗素的意图，关心的只是罗素的这般理解除了欺骗公使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目的。
九泉之下的人们可以大发善心，也许罗素伯爵也会诚心诚意地宽慰他的私交亚当斯先生；但对于尚在人世——即使不在其中——的人来说，疑问之多犹如来日方长。无论他可能对公使采取何种行动，罗素伯爵已经把私人秘书完全骗倒了。克制政策并没有在10月23日得到落实。就在第二天，10月24日，格莱斯顿向G.C.路易斯发出回复，坚持英法俄有责任“以道德的权威和力量”“代表文明世界对本次事件的看法”作出干涉。一切尚无定论。由于某些并非偶然的误导，法国国王以为自身的影响力足以改变局势。就在罗素明确回答“是！”的十天之后，拿破仑公然鼓励他表示“不！”。他已是准备十足。11月11日再次召集内阁会议，而这次格莱斯顿亲自记录了个中过程：
“11月11日：今天召开了内阁会议，明天将继续商讨。恐怕在美国问题上我们无可作为，但我将给你汇报确切的消息。巴麦尊勋爵和罗素勋爵都不无道理。
11月12日：美国相关问题已经了结，不甚理想。罗素勋爵几乎仓皇而逃。他还未拉响战铃就打退堂鼓了。然而，尽管目前处于让步的状态，我们已就未来对策达成一定的基础和条件，而这些基础和条件为未来的进展留下了巨大的开放空间。
11月13日：我认为法国将公开我们对美国事件的对策，起码，有这个可能。但我希望他们不要以此作为正面拒绝，或者无论如何，他们可以单方面就事件作出行动。我们与他们一致认同应该停火，这将是清楚无疑的。对于罗素的建议，巴麦尊的支持无力且冷淡。”
四十年后，除了当年的私人秘书，所有亲历此事的人都已不在人世。读到这些记录时，他不禁震惊而恍惚，连忙找约翰·海依讨论，而后者明显比他更为惊愕。全世界都误解了，误解了对方，误解了自己，误解了形势，于是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然后对真相一无所知。也许不作出任何结论会是更加明智的。外交教育是一场长久的错误。
这个问题的细枝末节在当年学习外交的学生面前一一铺开：1862年9月14日，巴麦尊以为美国总统即将撤出华盛顿且波托马克军团即将遭到遣散，于是向罗素建议，在此形势下介入将是可行的。罗素立即回应，无论何种形势下他都希望进行介入，且应该召集内阁商讨此事。巴麦尊踌躇，罗素坚持，格兰维尔反对。与此同时，9月17日叛军在安提塔姆遇败，被驱离马里兰。10月7日，格莱斯顿试图以既成事实逼迫巴麦尊进行干涉，罗素表示同意；但巴麦尊召来乔治·康沃尔·路易斯爵士对格莱斯顿作出批驳，而且每当罗素试图召集内阁实现格莱斯顿的言论，巴麦尊就在舆论上狠狠打击格莱斯顿。10月23日，罗素向亚当斯保证暂不对现行政策作出任何改变。同一天，他作出相反的动议，被投票否决。拿破仑三世立即以罗素及格莱斯顿同盟的姿态提出建议。这个建议本身毫无意义可言，唯一的价值在于贿赂巴麦尊——如果巴麦尊支持法国在墨西哥的行动，法国将令美国重返往日对欧洲的倚赖从属角色，而令英国重掌往日的海上霸主地位。以其对巴麦尊的认识，年轻的外交学学生一定理所当然地认为巴麦尊促动了此动议并将全力支持；以其对罗素及其辉格党出身的认识，一定相信罗素将极力反对；以其对格莱斯顿及其高尚操守的认识，简直毫不怀疑格莱斯顿将强烈谴责这个阴谋。若教育具有任何价值，这是一名曾接受教育的学生唯一可能认为合理的人物安排，而人们确实十有八九都以为历史上确实如此。事实上，所有估计完全错误。巴麦尊对此不曾有半点好感，仅仅表示“无力且冷淡的支持”。罗素“还未拉响战铃就打了退堂鼓”。罗素、拿破仑和杰斐逊·戴维斯唯一坚定、热情、不遗余力的拥护者，是格莱斯顿。
其他人可以轻巧地取笑年轻人的错误，但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这一课的学习是错误的，那么他生命中最美好的部分将成为缺失。取火镜在同一物体的不同角度能够产生不同的光芒，亨利·詹姆斯[291]尚未教导世人读书时欣赏个中的美感。心理学研究尚处于简单的阶段，幸好——或者说不幸的是——英国人的性格向来算不上敏感细微。肯定无人相信，师从巴麦尊、罗素和格莱斯顿的学生困惑于其复杂性。强光映照之下，人性总是显得错综复杂自相矛盾；但大体上，英国的政治家们总是站在最简单明了的人群之列。
复杂一词不该用在这些绅士身上。相比之下迪斯雷利也许可算作复杂，但巴麦尊、罗素和格莱斯顿仅仅以其简单的天性行骗。让年轻人最感兴趣的是罗素，因为他的言行最具政治家风范。1861年4月至1862年11月间，罗素的所作所为无不分明显示出其分裂联邦的决心。学生认为罗素身上唯一明确无疑的特质就是缺乏真诚。那是彻头彻尾的欺瞒，但是强而有力。罗素习惯说一套做一套。即使被对手无比尖锐地指出他本身的自相矛盾——这已经成为对手们的习惯了，他也似乎毫不察觉。在学生见证他处理美国内战问题的全过程中，只有罗素以明确的决心表现出坚持，甚至是执着——当然，他一如既往地以明确的虚伪作为支撑。年轻人并没有抱怨不实之辞；与之相反，他对自身识破谎言的能耐自视甚高。然而，罗素竟然自认为诚实公正，这确实让他相当郁闷。
年轻的亚当斯认为罗素伯爵就是老派的政治家，目标明确且不择手段，伪善作态但铿锵有力。罗素口口声声坚称自己别无目的，并声言自己也许软弱但绝对诚实可靠。亚当斯公使个人倾向于相信罗素并认为他忠实诚信，但公开行为上不得不视之为虚妄造作。宾治在1862年之前通常将罗素刻画成满口谎言的小男生，在其七十岁的时候则视之为未老先衰。教育至此戛然而止。无论英国本土或海外，无人曾为罗素伯爵此人作出过合理的解释。
巴麦尊为人单纯——单纯得把学生完全误导了，但其表现总是自相矛盾。世人认为他成竹在胸、坚定不移、冲动鲁莽，记录证明他审慎仔细、小心翼翼、犹豫不决；亚当斯公使以为他寻衅好斗，罗素、格莱斯顿和格兰维尔的《生活》显示他脾气平和、息事宁人、不好争辩。他主动放弃对巴特勒将军的攻击，让公使大感意外。他努力克制罗素，他责斥格莱斯顿，他阻止拿破仑。除了迪斯雷利，没有其他英国政治家比他在美国问题上的言论更加谨慎。巴麦尊不说谎话，不自我标榜，不隐瞒看法，从不口是心非。在亨利·亚当斯长久的教育学习中，最令他羞愧难当的是，在对巴麦尊勋爵毫不动摇地反感、猜疑、贬损了四十年之后，他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在心里——此时他已经行将就木了——乞求他的原谅。
格莱斯顿的情况颇为不同，但他给学生带来的困难要少一些，因为这是全世界包括格莱斯顿本人都要面对的。他是矛盾的混合体。在这场分析中，最高等的教育只能呈现出一场向怪诞荒谬还原的过程，而一名年轻人在1862年所能接触的各类荒唐都不及格莱斯顿先生在1896年所坦白、承认、公布的那般愚蠢荒谬。他后来的忏悔让教育本身所有的理由和希望陷于困顿：
“我还必须记录一次确凿的过错，一次最异于寻常、最明显可见甚至是最不可饶恕的过错。它发生在1862年年底，当时我已经年过半百，这个错误因而愈发不可饶恕……美国战争如火如荼之间，我宣告杰斐逊·戴维斯已经建立起一个国家。……这一宣告由一国部长仅代表自身而不代表其他权力所发表，本是极度不合道理，但说来奇怪，这并非出于对南部的偏袒或是对北部的敌意……虽然非常奇怪，但我确实相信，承认战争得到实质性的终结是对全美国的善意之举……我的观点建立在对形势的错误判断之上，这只是我所犯过错的最小一部分。我并没有注意到，一个与美国在血脉和语言上一脉相承并有责任忠实地保持中立的国家，其内阁部长作出如此言论明显是严重的不端行为。同时，由于在巡洋舰事件上没有（正如陈述的那样）严格执行中立法规，我们备受各国谴责，本次事件随之被进一步放大。我的冒犯确实只是一个失误，但极端恶劣。在由此产生的各种攻击和警告之下，我由于理解不当而被置于风口浪尖。这清楚说明了我长久以来、或许现在仍是力有不逮，无法全面考虑问题……”
四十年之后，在终身学习的余光中，私人秘书久久地、耐心地、甚至乎是满怀同情地对此忏悔一读再读，掩卷沉思。似乎当时他看到的一切都不甚正确。他关于阴谋、政策、逻辑以及人类事务关联的整套理论，最终被解析为“极端恶劣”。他不感到怨恨，因为他已经赢了；他宽恕，因为他必须承认“无法从各方面全面考虑问题”，而这几乎毁了他的一生和前途；他甚至愿意相信这一切。没有一丝忿恨地，他留意到，格莱斯顿先生在忏悔中没有提及罗素、巴麦尊和他自己之间的共识，甚至完全略去了他最“极端”的行为——他雀跃地支持拿破仑的政策，而巴麦尊和罗素对于这个政策的支持也只是无力、冷淡的。这一切一切都无关紧要。姑且勿论所有眼前的证据，若然格莱斯顿根本没有分裂美国的既定计划，根本无份参与任何阴谋，根本意识不到自身行为的显而易见的后果——按照英国人最终自行总结的说法，即若然格莱斯顿并非那样明智，罗素正步向衰老，而巴麦尊丧失了勇气——那么，最终能得出怎样的教育呢？这将对个人的未来观点和行为造成怎样的影响？
政治不能停下脚步来研究心理学。其研究方法是粗略的，判断结果则更甚。所有这些信息对身处1862年的公使及其儿子都不构成任何影响。对于年轻人来说，众人仍然犹如一人，具有同一意愿或意图——决心把美国分裂为“缩小的危险力量”。公使仍然倾向于认为罗素温和友善而巴麦尊满怀敌意。各人仍然与众人一样。同样的问题仍然存在，而答案仍然是晦涩不明。每一名学生都应该像私人秘书那样，寻找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