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亚当斯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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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背弃(1860—1861)

40年之后,亨利·亚当斯对他的求学之旅展开了回顾。他开始学习法律的那一天,也就是他为亚伯拉罕·林肯投票的那一天。于是他问自己,命运在他的祖先那是不是也这样胡乱发牌?

冥冥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它像猫玩老鼠一样捉弄着他们这整整一代人。它把亚当斯重重地掷在昆西,好像他是一块铅;又让他像足球一般弹起,落入无尽的时空之中——这个比喻并不是很夸张。在美国,没有一个人想要经历内战,也没有人能预料到内战的发生。想要国家分裂的人只占少数;而大多数人希望的,则是能继续安居乐业。然而,没有一个人猜到会发生什么事,不论他们有多么聪敏、多么博学。也许有一小撮南方的支持者会在绝望中对内战梦寐以求,但没有一个人意欲发动这场战争。

亨利·亚当斯刚刚从欧洲回国、摆脱了那边的混乱局面,立即又被投入了充斥着紧张气氛的政坛中;此时他无暇学习,也没有心思为自己的将来考虑。过去的经历已经渐渐消逝。浪子返乡,家人十分高兴;然而,就连父亲也没有考考他关于《法典》的知识。那个冬天,父亲悄悄地让亚当斯去波士顿做了他的私人秘书,以示其大度——就好像年轻人在读了两个冬天的《民法》之后,就一定能不借助任何人的指导、在一个冬天里读懂布莱克斯通[166]的著作一样。当时这个小伙子简直不可理喻;他要的,只是一个把学习负担抛诸脑后的借口。11月向来糟糕透顶;从他小时起,昆西的11月就是一年中最寡味的日子。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秋季都不会这样冷酷无情,用凄风冷雨去折磨几只夏虫脆薄的尸骸。尽管如此,比起波士顿1月的寒潮,昆西的11月简直算得上温柔可人。

这样的评价并不算过分,因为任何无法名状、骇人听闻的回忆都无法与1860年昆西的11月相提并论。尽管没人相信会爆发内战,这里的空气却弥漫着火药味;共和党像“觉醒者”[167]一样,组织起了社团、开始游行。“觉醒者”与军队一般无二,只是他们手中没有武器。亨利到家时,正好看到了游行队伍的背影。在那个11月的夜晚,这些人高举火把,沿山腰排成一列,向“老房子”行进。国会议员亚当斯先生将在那里接待他们,让他们装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他们绝对不像无辜之人。

这个无知、焦躁而又好奇的年轻人再次收拾好了箱子(其实箱子根本就没打开过),跟家人一起前往华盛顿。他上次去华盛顿,还是10年以前的事;不过现在的华盛顿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同样粗野的居民在同一片树林里扎营,尚未完工的希腊庙宇是他们的车间,泥沼是他们的道路——1800年如此,1850年如此,1860年还是如此。政府也透露出几分动荡与残破,这可以作为支持分离权[168]的理论与事实依据。不论是对是错,对于南方各州来讲,脱离联邦似乎相当容易,因为并没有什么割舍不下的。它对联邦不是没有感情,但这种感情又不是很深厚;1860年12月,人们发现,它对国会的态度已经充满了敌意。比起1860年身处华盛顿的曾孙亨利来讲,1776年身在费城的约翰·亚当斯的日子要好过得多。

人们在给大陆会议[169]冠上“爱国主义”的光环之后,就绝口不谈这个词了;1860到1861年第36届国会接近尾声时,人们也没有光环可以送给这次会议。在那个冬天涌进华盛顿的人当中,年轻的亚当斯无疑是最无知、最无助的一个;不过年轻人很清楚,其他人对他也并不是很了解。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从来都没主动上过这么晦涩难懂的课。萨姆纳先生十分赞赏乌克森谢纳[170]曾经说过的一句话:“Quantula sapientia mundus regitur!”(统治世界运用的智慧简直太少了!)乌克森谢纳说这个世界缺少智慧;但亚当斯发现,这个世界不仅愚昧,而且无知——然而他还要在这样的世界里求学。南方的分裂主义者像妄想症患者一样精神错乱,应该去治治病——他们的头脑里塞满了疑虑、偏见以及暴力与病态的冲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种植园主阶层目光狭隘、性情粗野,简直世间少有。他们构成了一个群体;权利的喷泉通过财富与奴隶将恩惠洒在他们身上,其后果无异于火上浇油。他们给这个年轻学生上了他的第一堂实例课,教会了他过剩的权利是怎样在少数人的手中运作的。

在1900年,这也许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1860年,它就是一个悖论。南方的政治家被奉为政坛楷模,但他们奉行的标准却阻碍了教育的脚步。查尔斯·萨姆纳最让对方不满的地方,就是他坚称南方人无知,而他的观点也经受住了考验。在这堂课中,亨利·亚当斯要学一些新知识;而世界大多数国家与地区,包括欧洲,也在为实现其目的而认真听讲——尽管苏族印第安人本可以少教给他们一些恶作剧的。在智者的较量中,这位年轻人又能学到什么呢?

他能学到的,就只有背弃。除了警告,种植园主出身的典型南方老绅士没什么可给他的,也没什么可教他的。即使作为反面教材,南方人对知识的蔑视也有些过分,让他们的课程显得极不合理。人们能从南部邦联身上学到的东西只有一样,那就是离它远远的。这样,波多马克河[171]南部的整片区域一下子失去了教育意义:种植园主遮蔽了这里的光彩,而从他们身上,人们能看到的只有暴躁、粗鲁、牌瘾与不忠。

因此要接受教育,这个学生能依靠的就只有北方的教义与典范;而他最先要了解的,就是新英格兰的氛围。在华盛顿,可供共和党人使用的设施不多,所以亚当斯夫妇想在这里为新英格兰人创立一所交流中心。他们在第一大街选好了一所房子;它俯瞰宾夕法尼亚大街,面朝乔治城[172]的马尔科大厦。委员会会议室和国会休息室是政客的天下,因此这位年轻的私人秘书只能在那里开始学习自己的社会责任。需要他做的事很少,而且他也不知道应当如何处理这里的事务;然而他明白,别人懂的也不比他多。

南方的种植园主绝对不是学习的典范,而他自己就是新英格兰人。新英格兰所拥有的一切也就是他所拥有的。出类拔萃的查尔斯·萨姆纳是男孩最年长的朋友,其他的新英格兰人也都神智健全、沉稳可靠、通情达理、有教养,绝不卑鄙吝啬、蝇营狗苟。不论这样的人上没上过大学,他身上一定烙有哈佛学院的印记;人们也乐于与这种人交往。蒲安臣和以色列·瓦许本[173]也许是两个特例;不过一般来讲,新英格兰人的优点,就在于他们几近麻木的镇定:他们不讨人喜欢,也不惹人讨厌;他们没什么吸引力,也不会引起别人的反感。新英格兰人就像一部机器,永远慢条斯理,从不慌乱。他对这种品质及其优劣之处知之甚深,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都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还有中、西部各州,不过那边的典范并不是很多,大概只有普雷斯顿·金、亨利·温特·戴维斯、欧文·洛夫乔伊[174]以及少数有着社交天赋的人。亚当斯对前来为《纽约时报》查看场地、阅历极为丰富的亨利·J·雷蒙德[175]很有好感。国会议员一般都文质彬彬,不过他们脑子里只有公务,其观点只能代表他们所在的那个州;而参议员则更为矜持——虽然也有一两个性格上的优点,不过都成了自己地位的奴隶,变得少言寡语。

他身边不是没有可以效仿的人。不过在总统大选到来之际,他的学习榜样就只剩下了两位:萨姆纳与西华德。

那时萨姆纳已经50岁了。自打在1851年当选参议员以来,他跟这个小伙子几乎失去了联系;而且被布鲁克斯重殴之后,他的神经系统一直都没有完全康复。不过,身为参议员的他之所以隐居了8到10年,多半还是因为自身的事业:不论体格有多好,也没有人能一连10年扮演校长、牧师或参议员的角色还能心有旁骛;这种死守武断教条的职业仿佛有一种催眠的力量,会永远僵化人的思想。然而,参议员武断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南卡罗来纳州的人简单而又粗暴,本顿、克莱与萨姆纳还算适度;而康克林[176]一类的人则走了极端,就像莎士比亚喜剧(戈德金[177]称喜剧为“bouffe”)中的马伏里奥[178]一般。跟其他人一样,萨姆纳的性格早就开始变得武断,不过他至少有自己的品质可以作担保。他认为自己做出了巨大的奉献与牺牲、受过一流教育、能言善辩、政治经验与知识都很丰富,而且还在新英格兰人中有着显赫的地位,因此他无疑是参议院中最重要的人物;韦伯斯特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还没有哪个参议员能像萨姆纳一样如此至情至性。

参议院向来对其成员赞赏有加,认为这群议员的优点只是不为外人所知。参议员自己却很少公开承认自己不如其他同僚,更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评论;即使最伟大的参议员也很难在同事心中留下好印象,不过也不会出卖对方。萨姆纳有很多竞争对手,他们从不尊重他的决断——西华德就是其中之一。就算他们身处两个星球,也会对彼此有一种本能的厌恶。让对方恼火仿佛是他们天生的使命;一个人的美德在另一个那里却变成了缺点,最后这两人在彼此眼中只能一无是处。这样,他们的事业无疑会受到损害;不过比起一个想要左右逢源的私人秘书将要面对的风险来,这一点点损害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就像一只初涉人间的蚊子。他想在双方耳边都嗡嗡几声、说几句好话;但他不知道,这两位都可能会把他认作对方阵营的人、不耐烦地把他拍扁。这位秘书甚至比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要天真轻信——他决定脚踏两只船。

私人秘书的地位很低,他们的职责就是为上级服务。到达华盛顿之后,亚当斯秘书所听到的第一个与其职业有关的消息,就是候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已经指定西华德先生为国务卿,而后者将负责向林肯的追随者传达总统令。每一个年轻人都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林肯先生的命令,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自己渴望为哪位总统效力,现在正是时候——新总统似乎急需几百万美国年轻人的支持。因此亚当斯一直在焦急等候着与新任国务卿的首次见面。

西华德州长是亚当斯家的老朋友,并自称是约翰·昆西·亚当斯的门徒与追随者。西华德于1849年当选参议员,此后碍于身份与“自由之土”党脱离了关系——因为以“自由之土”苛刻的眼光来看,纽约政治家瑟洛·维德的处世之道实在不得人心;不过在1856年将共和党团结在一起的力量也移除了许多类似的障碍。当亚当斯先生于1859年12月进入国会时,西华德马上重拾旧谊,成了亚当斯家的常客——他决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把新盟友赶到前线的机会。

1860年12月,他们到了华盛顿。几天之后,州长(别人都是这么叫的)独自来吃晚餐,仿佛他已经是亚当斯家的一员了。亚当斯终于等到了与西华德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他注视着西华德,好像对方能安排自己的命运一般。西华德很瘦,显得没精打采;又活像一只鹦鹉,透出一股精明劲。他长着鹰钩鼻、粗眉毛,头发乱七八糟,衣冠不整;他嗓音嘶哑,不拘小节,说话随便,总是叼着一支雪茄。对亚当斯而言,西华德又是另一类可供研究的人——纽约西部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人很简单,因为他们的生活中只有政治和自己;但同时他们又很复杂,因为政治已经融入了他们的天性,因此没人能分辨出他们何时是以假面示人,何时又是真情流露。跟朋友们坐在餐桌前时,西华德先生无拘无束——或者说显得无拘无束;不过如果他在外以政客身份摆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那不过是为了博得他人的好感。在这两种情况下谈话,他都显得很随便,从不摆架子,也懂得幽默;至于这里面作秀的成分有多大,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如前所述,纽约西部人太简单。他的内心还在虔诚地遵循着纽约西部与奥尔巴尼的传统——政客们认为这是他反常规的表现,而波士顿人则觉得他十分粗鄙。在亨利·亚当斯眼中,这种性格倒是极具魅力。从看到西华德的第一眼开始,亚当斯就对他抱有好感。这位州长当时已经60岁了,但他的感染力却丝毫没有衰退。亚当斯注意到,西华德先生一点都不狭隘小气:他的话题相当广泛,几乎无所不包;他似乎从不炫耀自己的政治才能,更无需卑躬屈膝。最奇怪(或者说诡异)的是,他总能让自己显得很无私——这一点是其他参议员做不到的。

从表面上看,西华德先生与亚当斯先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就其本质而言,他们还有许多共同之处。亚当斯先生似乎有一些古板,不过他百炼钢般的清教徒性格完全可以在必要时化为绕指柔。所有亚当斯家族的人都曾在马萨诸塞饱受诟病,别人认为他们无异于政坛的佣兵;希尔德雷斯先生更是在其专著中对这种指责加以附和,说背叛是亚当斯家的世袭传统。亚当斯家的人都得有一张厚脸皮,这样才能经得起正义人士的谩骂并予以反驳。不过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不论何时,如果必须在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中做出选择,他们一定会牺牲前者。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就是这样做的,他的父亲也是这样做的,而父亲的父亲——约翰·亚当斯还是这样做的;因此查尔斯·弗朗西斯也招来了一片骂声。

随后要发生的事,就连未谙世事的孩子都能预感得到;但这个游走在生活边缘的年轻人却毫无察觉。他从未打算揣测:让这两位“主人”走上不同道路的,是怎样的心情或动机;即使在那个年纪,他还是更愿意承认自己讨厌揣摩他人的内心。他只知道自己单纯幼稚、毫无恶意。他的单纯让自己都为之惊讶,而那种幼稚的善良则让他总是大惊小怪。通晓世事的评论家会对历史做出评判;而亚当斯从别人身上看到的,只有自己的无知。1860年与1861年交替之间的那个冬季,更让他看清了自己。人人都对身边的事有所了解,都会做出自己的结论——当初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的对错也要依此来判断;不过在现代,人们心中的那杆秤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尽管如此,1861年,这种结论给他上了人生中最残酷的一课——这也是一种浓缩式的教育。

新总统与他在华盛顿的智囊团认为,在管理政府之前,首先要确保政府的稳定;而这一点是否能实现,取决于弗吉尼亚州的行动。那个冬天,弗吉尼亚在产棉州的拉拢与新总统的劝说之间摇摆不定。代表政府的西华德州长是参议院的领袖,而众议院则由亚当斯先生掌舵。就那位私人秘书所知,执政党已经就战略问题达成了一致。如果要向诸边各州[179]让步,他们就不得不面临党内分裂的风险,而他们甘心冒险。晚宴上,西华德与亚当斯致辞完毕后,前者粗鲁地说了一句话:“如果现在党内没有分歧,咱们就完蛋了。”

他们赢了,不过这场胜利是他们自己和记录这段故事的历史学家的事,他们的私人秘书与此毫无关系——他只是听从了命令而已;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亨利什么都没学到,也没什么好学的。2月23日,林肯突然现身华盛顿,他的就职演说为这场冬季行动画上了句号;从此以后,亚当斯秘书就彻底失去了对这件事的兴趣。当时让他更感兴趣的也许是另一位私人秘书——约翰·海伊。约翰·海伊跟他年龄相当,那天两人是在拉斐特广场上偶遇的。交朋友要讲缘分,强求不来;亨利从来没有认错过朋友——他们得势的时候除外。他前两次看到海伊,是在1861年的2月和3月。从那时起,他就把海伊当做朋友了;后来他们的命运交错在了一起,他也一直对海伊保持着密切的关注。然而,3月4日,他的工作已经结束,而海伊的则刚刚开始。冬天留下的担子移交给了新人;亨利很高兴终于可以再次捧起布莱克斯通的著作了。他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并且已经为此用尽了全力。他像记者一样秘密行事,建立起了广泛的人脉,甚至经常出入舞厅——那里充斥着阴谋与叛逆的味道,但人们质朴、老式的南方口音却显得和蔼可亲。这段经历一点教育意义都没有,因为这里面没有人能扮演教师: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无知,没人知道应当做什么、怎样去做;人人都在学习,脑子里的问题比答案多得多。华盛顿被一片无知的迷雾所笼罩,而能点亮这里的知识之光却还没有出现。社会彻底崩溃了。

也许除了老将军温菲尔德·斯科特之外,没人能幸免于难:他恰好是唯一一位能应对这场危机的军事人物。至于其他人,要么看起来就不称职,要么根本就没有这种能力,要么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能力。如果亨利·亚当斯的前途取决于他对新总统的判断正确与否,那么他一定会一败涂地。他只在那场愁云密布的就职舞会上见过林肯先生一面;当时他急切地想知道,这位新总统是个怎样的人。林肯的个子很高,动作有些笨拙;他相貌平平、满脸皱纹,有时心不在焉,有时忧心忡忡。他脸上流露出的,既不是自鸣得意神态,也不是美国人常有的表情,而是一种接受教育与需要教育时才有的痛苦——这种痛苦也在纠缠着亚当斯。总而言之,他看起来并不是很强势。每个毫不称职的私人秘书都会有亚当斯的这种想法:这位新总统要学的东西恐怕比任何人都多;哪怕他学得再多,都不够格去当总统。

正如这位脾气焦躁的年轻人所想,在华盛顿没有人适合做他的老师;或者说,3月份的课不能拖到4月份去上。那几个不懂装懂的人比承认自己一无所知的人还要离谱。教育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但世界上所有的教诲在此时都一无所用。在亚当斯看来,自己身边只有一个人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足以做他的顾问与好友;这个人就是参议员萨姆纳先生。实际上,在这个小伙子的教育方面,萨姆纳不仅帮他掀开了序章,而且为他画上了句点。

在这些大人物全都辞世之后,他回首往事,想知道自己究竟在哪里做错了。他努力建立人脉,却失去了朋友;然而当时他本应该想想,是否还有补救的方法。他要追随的,必然是西华德与自己的父亲;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服从、克己、慎言——他觉得这就是执政党所要求的品质,那场危机也会把所有人的疑虑吹散。然而,萨姆纳却以个人名义对他们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抨击,指责亚当斯先生背弃了自己的信念,随后与亚当斯家绝交了——这一切对亨利来讲,无异于晴天霹雳。

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亨利·亚当斯目睹过许多政治事件,见过不少政客,也经受过无数次打击;然而那些意味最为深长的教训却显得蛮不讲理——它们突然闯入了亚当斯的脑海中,永远扭曲了他的思想。他并不在意自己在这场争论中是对是错;尽管人在紧急情况下都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他还是愿意承认萨姆纳先生是正确的。他心仪崇高的道德原则,视政治策略如草芥;他对萨姆纳先生本人也敬重有加。但是那道晴天霹雳给他的生活留下了一条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他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的直觉,认定了一条法则:朋友一旦得势,便不再是朋友。他一辈子都将这条法则奉为真理,就像相信砒霜有毒一样,从不加以确认。

他从不承认自己已经与萨姆纳先生决裂,但也从未就这个问题与后者交换过意见;不过他的见识却增进了不少——且不论这种教育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吧;人总要处理突如其来的是是非非。当时,他正在观察那几百名南方绅士:他们觉得自己高尚无比;但在他的眼中,这些人正在明目张胆地背弃自己的信仰、策划着天下最为无耻的阴谋。好在他们并没有影响到他的教育。在历史上,背信弃义并不是新鲜事,甚至罗伯特·E·李的变节[180]也没给年轻的亚当斯带来什么痛苦;而萨姆纳先生的离去却击中了他的要害。

亚当斯在教育方面的最新尝试于1861年3月4日结束,以上就是他所学到的一切。坦白地说,这与他的希望简直是南辕北辙。他在华盛顿上的这堂课有一些教育意义,但它并没有产生积极的结果。马修·阿诺德曾经这样描述新旧交替:“人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还无力诞生”,然而阿诺德的思想在亚当斯这里却无济于事。华盛顿是一所沉闷的学校。在叛徒逃离之前,遮天蔽日的秃鹰就已飞来,将政治恩庇的腐肉扯得支离破碎、散落在白宫的门前。那里的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他们也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南方人与北方人都要先了解自己的本分,而遭殃的则是老百姓。林肯、西华德、萨姆纳,等等,都不能在这个年轻人的求学之路上助他一臂之力;他们知道的比他还少。不过在6周之内,他们就会通过亚当斯等人的起义了解自己的职责所在——这一课的代价,是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与一百亿美元;直到那时,这个国家才能恢复如初。亨利是无辜的受害者;跟其他人一样,他只能等待着未知的力量把自己扔到未知的远方。

大选结束了,他的工作也告一段落。卸任私人秘书之后,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因此只好在3月中旬同父母一起回到了波士顿。他像孩子一样乖乖地坐在哈瑞斯·格雷先生位于法院街的办公室里,说话以“各位大人、先生”开头,两点钟吃完饭后小睡一会,或者去跟格雷——这位未来的大法官聊聊政治问题。如果没有在关于“背弃”的这课中遭到惨败(其实他所有的教育都失败了),他可能会在那里待上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