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罗马(1859—1860)
在图林根州的远足持续了24小时。第一次休息时,他的三个伙伴都已对各自的所见所闻心满意足(约翰·班克劳弗特、詹姆斯·J·希金森与B·W·克劳宁希尔德跟他一样,都是波士顿人,都是哈佛学院的毕业生)。于是他们坐下来休息——他们歇脚的地方,就是歌德写下这两行诗的地方:
“不消多等,
你也归来其中”。[134]
他们被这句诗所蕴含的深刻思想深深触动,所以租了一辆四轮马车,当晚就去了魏玛市。早春刚至,万物还没有复苏;他们呼吸着春天的第一丝新鲜空气,满心欢喜、无忧无虑。魏玛的啤酒比柏林的好喝;不过他们还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德国,也没人能说清楚,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亚当斯没有走,是因为他不想回家;如果他再提出去别的地方消磨时光,父亲的耐心恐怕都要被他耗光了。
他们觉得,即使不回柏林也能继续学习。他们在德累斯顿市住了几天,温和的天气让人身心愉悦;他们发现,比起柏林,自己更适合在这里接受普通教育、习读《民法》。也许这种想法是对的。其实在德累斯顿根本没什么好学的,他们在这里终将学无所成;但这里收藏的《西斯廷圣母像》[135]与柯列乔[136]的作品闻名于世,这里有一流的戏剧与歌剧,易北河的风光也比施普雷河秀丽得多。他们都可能遇到语言问题;因此他在当地公务员家租了个房间,继续学习德语——这里公务员住的地方一般都不宽敞,他们的女儿通常也是姿色平平。也许人在偶然的情况下会有更多收获——他就是这样才对贝多芬的音乐有所了解的。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这个年轻人一直在寻求这种偶然的学习机会,因为他别无选择。他运气不错,欧洲和美国自顾不暇,根本没空对他的教育加以干涉。“偶然”在各种有利条件中孕育,一切顺利。
考虑到这位年轻人的年龄,也许他在求学之路上最大的障碍,就是虔诚——他对自己的目标有一种单纯的信念。尽管柏林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在德国的学习还是成功的——他这样说服自己。他热爱(或者说他认为自己热爱)这里的人民。不过他深爱的,只是18世纪的德国,而德国人却以那段岁月为耻;因此他们正在尽快抹去它留下的痕迹。对于未来的德国,他一无所知;对于那个穷兵黩武的德国,他深恶痛绝。他喜欢的,是那种质朴和温厚、那些音乐与玄学的精髓,以及德国人在实务上的笨拙与无能。当时人人都认为,就算组织起全部人力与物力,德国也无法与英、法、美相抗衡。德国没有信心,也没有理由自信;德国人不团结,也没有理由团结——她的子民从来就没有团结过;她的宗教与社会历史,她的经济利益、军事地形以及政治环境也没有和谐一致过。直到煤炭发电厂与铁路问世,从其本质与格局上看,她仍处在中世纪;而这正是亚当斯所喜欢的,其中不乏卡莱尔与洛威尔的影响。
往昔与未来正在更迭,处在其交界处的人往往会被碾得粉碎;他就在它们的缝隙中挣扎,差一点就留下了终身的伤害。突然,拿破仑向奥地利宣战,也在欧洲的思想中留下了一个令人疑惑的道德问题。法国是德国的梦魇;就连在德累斯顿的人都觉得拿破仑返回莱比锡[137]是最为顺理成章的事。一天早上,亚当斯的房东冲进了他的房间,找出一张地图,向他请教米兰距德累斯顿有多远。拿破仑三世[138]已经到达伦巴第[139],那时距拿破仑一世从意大利基地出发、取得赫赫战功只有五、六十年的光景。
这位开明的美国年轻人拥有18世纪的品味,在德国学到的一点点东西更是为其锦上添花;此外,他还有着最为美好的意愿。因此,他不得不理清在这场冲突中各方的道德观。从政治道德的角度来看,法国是邪恶的一方,支持法国的也无疑是它的帮凶——当时的奥地利也是邪恶的代表;而意大利则是这场战争的奖品,是它们觊觎了1500多年的对象。在那段时间,许多人十分困惑,不知应当同情哪一方;至于谁是正义的,大家也莫衷一是——圭尔弗党与吉柏林党[140],光明与黑暗,人们究竟要站在哪一边?这个问题自从原始时代就已存在,有些人找到了答案,有些人却没有。毫无疑问,前者比后者更聪明;但无知者最好还是保持现状,因为只有先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才能拥有智慧:首先要选择支持哪一方,然后再用剩下的时间考虑这样做的理由。
倒不是说亚当斯对自己的选择或者愿望有所疑虑。他对德国的了解甚少,还不足以让自己陷入困惑而无法自拔。但这一刻会对以后发生的许多事、尤其在政治道德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他的道德标准很高,并依此来维持自尊。然而随着蒸汽与电力的广泛应用,政治与社会领域诞生了新的焦点;或者说,在订立道德原则时,他不得不将这些新要素也考虑在内。要在自由、教育、经济等方面有所发展,就必须与拿破仑三世之流合作,做一些明火执仗的勾当。只要能证明对方是邪恶之徒,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去抢夺他们的钱财、砍下他们的头颅;但万一他是错的怎么办?除非能说服自己,证明抢劫与谋杀为何以及何时成为了一种美德与职责,否则他就只能指望自己做一只像猴子一样没什么道德感的动物了。在利己主义的基础上,教育带来的只能是非黑即白的党派之争;这种教育让他变成了美国的马基雅弗利[141]。
幸运的是,他有一个姐姐。尽管他自命不凡,姐姐却永远都比他聪明得多。嫁给费城的查尔斯·库恩之后,姐姐去过意大利;像所有善良的美国人与英国人一样,她也变成了意大利狂热的支持者。1858年7月,她住在瑞士的图恩湖,亨利·亚当斯也去跟她见了面。女性一般都有一种绝对的道德观念:自己支持的,就是对的;自己反对的,就是错的;而且在意志与道德观发生冲突时,她们往往会牺牲后者。在意大利与德国之间,她有两个理由支持前者:第一,她极喜欢意大利;第二,德国的方方面面都让她非常厌恶。她希望弟弟能变得更文明一些,因此觉得帮他“德国化”没什么好处。姐姐是他亲近过的第一位年轻女子。她思维敏捷、感觉敏锐、固执任性(也可以说意志坚定)、精力充沛、足智多谋,而且富有同情心,绝对有资格为男人们出谋划策。同时,亚当斯也愿意把自己的控制权交给女子,听从她的安排。那是他第一次让女人来操控自己的生活,其结果也让人十分满意,以至于他再也不想自己做主了。在以后的生活中,他根据经验总结出了一条规律:听女人的,总能走上正轨;听男人的,难免误入歧途。
各方休战之后,库恩太太最大的希望就是去昔日的战场逛逛。这个想法虽然有些疯狂,不过也很容易实现。他们穿过了圣哥达山口[142],最终到达了米兰。这里满目疮痍,地上散落着各国军装。这是亚当斯第一次来到意大利;对他来讲,这次经历也是一次意外的收获,而且它的意义比了解了贝多芬还要重要。像音乐一样,它与其他任何教育都不同:它并没有教人们应当怎样去追求生活,而是在告诉人们自己已经走到了哪一个终点。到了这时,人就不能再走下去了。这种教育只有一个缺陷:它能提供的内容太少了。生活能给予人的印象毕竟有限,其中有教育意义的更是少之又少,而且要隔好长时间人才有机会上这样一堂课。这些印象能教给人什么,就连柏林的法学家都会为之迷惑;不过这种教育似乎反映了某种经济学原理:多数人都不愿意舍弃自己的回忆,哪怕是已经褪色的回忆——除非他们离谱地认为自己的记忆一文不值。回忆千金难买,它所给予的教育也是无价的;但人们总是要衡量它的交换价值,因此不免会犯糊涂。最后,正如政治经济学原理所阐述的一样,不可作等价交换之物,最好统统抛诸脑后。欢乐的等价物是痛苦,而痛苦也是教育的一种。
到了米兰,库恩太太还是觉得不够;她坚持要深入敌境。他们的马车已获准经由斯泰尔维奥山口前往因斯布鲁克[143]。当马车路过瓦尔泰利纳[144]时,满眼都是战争留下的破败,加里波第[145]的战士是这里唯一能见到的居民。没人知道山口是否开放,不过目前为止并没有马车通过。他们请小分队年轻英俊的军官们去旅馆吃饭,后者欣然接受,整晚都在谈他们经历过的战役。他们的听众就是库恩太太这位貌美的爱国女士——她显得兴趣盎然,也满嘴恭维。尽管如此,他们都不知道穷凶极恶的奥地利士兵会不会放这群旅行者通过防线。一般来讲,库恩太太在哪,哪就充满了欢乐;但他们最后爬上那条堪称“欧洲最佳车道”的山路后,马车却出了状况,让一贯乐观的库恩太太也倒吸了一口气:奥特拉山峰巨大的冰块滚落了下来,他们的马车不得不冲向路障,最后被卫兵拦了下来。山的两边各设了两排岗哨,从山脚一直布防到山顶;山顶卫兵开枪的火光都会隐没在雪光之中。作为偶然的一课,这幅画面有其自己的教育意义。此后亚当斯再也没有如此地留意过别处的风景——只有一次,他仔细观察过热带地区的景致,为的是与他处做比较。最先看到的画面也最为重要,因为第一印象的影响往往比较大。这一课学完了,这一章也翻过去了。
这里的奥地利军官金发碧眼、彬彬有礼,与年轻的、有着橄榄色皮肤的意大利军官相比毫不逊色。而女子,只要年轻貌美、妩媚动人,她这一路就会畅通无阻——世事往往如此。15分钟之后,马车驶向了山下的马尔斯市[146]。那里满是德国士兵与医生,他们的行为举止比意大利人差得远。由于亚当斯有了在意大利的见闻,现在德国人的语言、思想以及气氛对他的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但是,现在他既可以跟马夫聊天,也能专心致志地欣赏大教堂、莱茵河以及伙伴们所介绍的一切名胜。他曾向自己保证,要在德国花两个冬天的时间来学习民法;为了实现这个诺言,他又回到了德累斯顿,身上带着写给霍弗拉辛·莱辛巴赫夫人的信——洛威尔等美国人曾在她的宅邸中读过书。当时,《缩写》还是一本新书;它的作者煞费苦心,让其智慧的光芒不仅照亮了慕尼黑,而且也反射到了德累斯顿。年轻的亚当斯无事可做,只能学学击剑、逛逛画廊、看看戏。按照这本书的叙述,他在社交界是极为失败的,这让他倍感屈辱、灰心丧气。这个年轻人在霍弗拉辛夫人的社交圈子里窘迫万分、狼狈不堪,有时都会让这位夫人开怀大笑。也许涉世越深,学习收获就越大、越丰富。拉斐尔·庞波里[147]与克拉伦斯·金几乎在同时通过切身了解阿帕奇人与迪格尔人[148]的风俗来拓展视野。阅历就像一道拱,而知识则是垒于其上的砖瓦。然而,亚当斯承认自己想不出在德国的第二个冬天有怎样的收获,或者说,他希望有怎样的收获。此刻,“偶然教育”的信条也已分崩离析——因为在德累斯顿根本就没有“偶然”发生。冬天一结束,他就关上了德国人的大门、给它上了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然后踏上了通往意大利的路。到那时为止,他已经在德国学习了18个月;而他也为自己的收获开心。然而,尽管在到德国之后,他的脑海里又闯入了无穷无尽的印象,但这些印象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他的知识也并不比刚从哈佛学院毕业时广博,他与任何职业之间的距离更没有缩短一步。像学童一样,他对社会一无所知,也无法胜任欧洲与美国的任何一种职业。而且他的资质不够高,无法看清自己的教育情况目前有多么混乱。
亨利·亚当斯所选择的路,就连最好的评论家也会予以赞赏;但这个年轻人最后却发现,自己实际上走进了死胡同。也许人可以通过旁门左道来发现“偶然教育”与“意外收获”的妙处,但这绝对不是亚当斯的初衷。1858年11月,他开始了意大利之旅,不过当时他只是想做一次旅行;在1860年4月与姐姐在意大利的福罗伦萨见面时,他也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旅者。父亲是正确的,这让亚当斯有点尴尬。如果回家时,父亲问他:在自己的教育实验中所投入的大量时间与金钱究竟换来了什么,他唯一能给出的答案就是:“先生,我成了一名旅行家!”
他并不想给出这样的答案,而且也不可能反客为主,问问父亲,自己的兄弟姐妹和朋友们在波士顿也投入了不少时间与金钱,那么他们都有怎样的收获?他们为学习法律所投入的一切都打了水漂,那么他们是否对自己的理科学习更满意一些?理论上,也许有人会有理有据地说,就其本身而言,纯粹而又系统的教育并没有错;但他有许多接受了这种教育的朋友,他们都觉得自己所立足的地方,根本就不是一个纯粹而又系统的世界。
同时,父亲自己也是焦头烂额,根本无暇去挑儿子的错。昆西选他进了国会;1860年春天,他为11月总统大选代表提名问题而头疼不已。他支持的是西华德先生。共和党是一支未知的力量,而民主党则已经四分五裂。没人能预知未来会怎样。父亲与儿子都会犯错。1860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被牵上了一条比欧洲之旅更危险的路。当时,小伙子可以不受任何干扰,轻松愉悦地沿着自己的路前进。不论是上帝的教诲还是恶魔的误导,他都乐意接受,因为他再也无法分辨利与弊了。
利与弊铺陈在他的路上,他却不知道应当如何去应对。也许他为自己设立的最有意义的目标,就是坚持写作:他在接下来的3个月中给哥哥查尔斯写了好几封长信,而后者又把它们刊登在了《波士顿邮差报》上——这种锻炼对他大有好处。他的话很少,口才也不是很好,不过这都不要紧:如果养成了表达自己的习惯,那么他就会去寻找可供表达的话题。就算把那些陈词滥调都除去,他的话语还是不免有一些平淡无奇。一般来讲,年轻人在意大利等地方都学不到什么东西。在以后的日子里,亚当斯开始学习用别人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他发现自己竟然将缺点引以为荣,还要求周围人来予以评价和赞赏,他的弱点因此而暴露无遗——这让他羞愧难当。不过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是最为贴近明智之举的。
在其他人眼中,意大利几乎象征着一种情感:自然是以罗马为中心的。说来也奇怪,美国的父母对巴黎充满了敌意,也经常说罗马的坏话,但他们却承认在后者接受教育无可非议。但是对于诚心向学、认为万物皆有因果的年轻人来说,罗马则是万恶之首。在1870年之前,罗马的魅力让人无法抗拒。1860年的5月是神圣的。毫无疑问,自那以后,其他年轻人(偶尔会有几位姑娘)在经历过罗马的5月之后,也会相信这份魅力会延续下去。也许在他们看来事实就是如此;不过在1860年,这里的光与影还保留着中世纪的色彩,而中世纪的罗马是如此的真实。影子呼吸着、闪现着,只有迷惘的灵魂才能感受到它们的温柔。目前,科学的沙砾还没有磨去它历史、思想与感觉的外衣。这座城市并不整洁:它的教堂破烂不堪,它的废墟亟待发掘。中世纪的罗马是一座魔法之都;不过从某个方面来讲,它也是最糟糕的课堂,根本无法教19世纪的年轻人应当怎样去面对20世纪的种种。一个人对罗马持何种情感,就像在皇宫晚宴上是否要喝杯餐前酒一样,完全是他自己的事。这种情感一定很伤人,否则它就不会如此炽烈;这种情感也一定是不道德的,因为就连牧师与政客都无法从这里的废墟中获得启示——他们只知道,这些废墟是上帝在盛怒之下对人类作出的正义审判的证据。然而对年轻人来说,道德感在这里一无所用:怀着道德感看罗马,这座城市就成了无政府主义、邪恶的天堂以及天下年轻人最差劲的课堂。不过人人要都承认,当时只有罗马才能享受每一个年轻人(不论其性别与种族)强烈、固执、疯狂的爱。
在男孩们眼中,一切都尚无定论;只有在一只脚踏进坟墓时,他们才能对任何事下结论。但在受到第一次鼓励之后,男孩子就会得出一个又一个结论,让自己都深感意外。一个人可能会用散漫的目光掠过古罗马广场遗迹或圣彼得教堂,但它们会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种印象也会一直触动人的心灵。对于一个刚从德国到这里的波士顿年轻人来讲,罗马象征着一种纯粹的情感,没有任何经济与实际价值;而且他也想不到,这座城市正在他的求学之路上种下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这些难题看似互不相关,他却必须将它们串连在一起;它们看似无法解决,他却必须得想出解决之道。罗马不是一只甲虫,不能在解剖过后丢弃;它也不是一部蹩脚的法国小说,不能在火车里读过后就一本一本地扔出窗外——法国小说所体现的道德观念永远无法与罗马历史的邪恶相匹敌。罗马是一座真真切切的城市,英国是它的影子,美国是它的未来。罗马的发展轨迹不符合那种有序的、中产阶级的、波士顿式的、有系统的演进过程;没有一种进化法则适合于它,甚至时间顺序——无助的历史学家们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在这里也没有任何价值。公共广场[149]与罗马教廷之间,并没有坦途可走;黎恩济[150]、加里波第[151]、提比略·格拉古[152]和奥勒良[153]等数以千计的人物也许会散落在时间的漩涡中,让人无法为他们排序。1860年,“进化”这个伟大的词还没有创造出新的历史信仰,但进化的教义已经被宣扬了1000年;然而人们并没有发现,在罗马的整个历史中,除了一成不变的矛盾冲突就别无其他。
当然,牧师与进化论者都会坚决否认这种异端邪说。不过他们在1860年所承认或否认的东西,基本不会对1960年产生重要影响;同时,无政府主义也没有让步。问题更有趣了。吉本在1764年10月决定编撰《罗马帝国衰亡史》[154];而比起那时来,这个问题在1860年5月似乎更为重要。吉本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夜幕降临时,我坐在圣方济会的教堂中沉思;修士们则在废墟上的朱庇特神庙[155]中颂唱着晚祷词”。默里曾引用过这段话;亚当斯读到后,不止一次于日落时分坐在天坛圣母堂[156]的台阶上,好奇地想知道吉本与之后的历史学家是否真的在这里获得了灵感、从而能够解释罗马的兴衰。尽管这个谜团尚未解决,圣母堂的魅力却丝毫不减。西方文明的两次大型实验在罗马留下了两座失败纪念馆,而且没有证据能表明,这座城市无法熬过第三次失败,并把它刻下的伤痕展现在世人的眼前。
这个小伙子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从未想过成为吉本那样的人。即使在潜意识里,他也不过是个旅者。这对他没什么坏处,因为即使最伟大的人,也无法“在夜幕降临时,坐在朱庇特神庙的废墟中”而泰然自若,除非他们能找到更具创意的表达方法。塔西佗[157]能做到这一点,米开朗基罗也可以;吉本在关键时也行,只是不那么器宇轩昂。不过总而言之,他们能表达的,并不比这位旅者多很多。亚当斯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也许跟他一起坐在教堂石阶上的那位盲眼乞丐也会这样问。没有人的答案能让别人满意,但每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都会觉得,自己迟早应当在各种答案中做出抉择。如果把罗马换成美国,那么这就变成了他自己的问题了。
也许亨利在罗马有所收获,但他对此毫无察觉;他也从未想过要在这里学习什么。罗马让所有的教师相形见绌——恐怕在当时的背景下,即使最伟大的人在罗马面前都会显得极为渺小。也许加里波第,甚至加富尔[158],都可以“在夜幕降临时,坐在朱庇特神庙的废墟中”,但人们几乎不可能在那里看到拿破仑三世、帕默斯顿[159]、丁尼生或者朗费罗的身影。一天早晨,亚当斯正在汉密尔顿·王尔德的书房里聊天,这时一个中年英国男子走了进来,看起来十分激动。他说在大竞技场附近骑马时,竟然看到了断头台;而就在一两个小时之前,刚刚个犯人在那里送了命——他为此而感到震惊。直到时间冲淡某件事之前,亚当斯是捉不住它的要旨的;这一次,他却深有同感地倾听着。他体会到了怎样毛骨悚然的感受才能暂时掩盖对罗马2000年血腥历史的记忆;同时心头也有一丝慰藉,因为据历史资料记载,罗马的多数市民品性纯良,与断头台无缘。他慢慢地想到,深受这种震惊之害的,是罗伯特·勃朗宁[160]。就像如火把一般燃烧自己的殉道者,就像那天早上断头台上的罪犯——勃朗宁,这位中年的英国绅士,似乎与古罗马竞技场极为相称;而在伦敦豪宅的餐桌上,他却显得黯然失色。勃朗宁也许可以跟吉本一起坐在废墟中,但罗马人可不会因此而莞尔一笑。
然而,勃朗宁从未揭示过圣·法兰西斯[161]深层的诗性;威廉姆·斯托里[162]不可能触碰米开朗基罗的秘密;蒙森[163]也不可能凭直觉说出对西塞罗与凯撒大帝生平的感受。一般来说,他们所教的,是无需传授的内容,其中充斥着低级的想象与政治原理。罗马是一座扑朔迷离的城市,各种想法、尝试、野心和能量在这里交织在一起;没有她,西方世界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支离破碎。是她赋予了西方世界以心灵,是她将西方世界维系在一起。然而,吉本可能还是会在朱庇特神庙中坐上整整一个世纪,没有一个路人能告诉他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也许这毫无意义。
那个快乐的5月也结束了。他生命中最快乐的这段时光,远离了今时与往日,消逝在了抽象的时间长河之中。这个5月,似乎与他在柏林的经历与在波士顿的未来生活格格不入。亚当斯对自己说,他正在汲取知识;其实更确切地说,是知识在汲取他的能量。他是被动的;尽管大量印象已经涌入了他的脑海,但离开罗马时,他的头脑并不比刚来此地的那刻充实。如果他是一件商品,那么其价值寥寥无几。他的下一步行动会让自己更相信,“偶然教育”本身就是极为实用的学习目标,不论它会带来怎样的回报。周围的一切都在共谋,想要打乱他周全的生活计划,让他成为一名游民、一个乞丐。他继续旅行,到了那不勒斯。炎热的6月,流言传来,说加里波第与其追随者将攻打巴勒莫[164]。他把这个消息告知了美国大使——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钱德勒,并且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这并不是因为他应当受到奖赏,而是因为他叫亨利·亚当斯。钱德勒先生和蔼地答应他,要把他送到战场上去,登上“易洛魁”号美国战船,向帕尔默船长报信。年轻的亚当斯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一位名叫卡拉乔洛的英俊王子的安排下,坐上了满是跳蚤的公车,前往巴勒莫。
他把这一切都告知给了《波士顿邮差报》;今天的读者也许还能读到这篇报道,除非该报的历史资料已经全部销毁。然而,至于这件事会对亚当斯的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报纸却只字未提。亚当斯自己也想知道,这个相当于研究生课程的经历是否具有教育意义、价值几何。除了生活方面的价值以外,它还具有某种教育价值——尽管亚当斯永远都无法为它划分学科。这位年轻的旅者随便为它取了一个名字:“关于人的知识”;而事实恰恰相反,它所反映的,是对人性的无知。帕尔默船长是这个年轻人的叔叔——西德尼·布鲁克斯的好友。他带着自己的士官与亚当斯一起去拜访加里波第;落日时分,他们在参议员议事厅里见到了后者。当时加里波第正与自己怪模怪样、像海盗一样的手下一起吃晚餐;议事厅里十分嘈杂,颇有几分巴勒莫革命的味道。这个场景本应出现在罗西尼[165]的笔下与意大利歌剧中,至少也应当出现在大仲马的小说里;不过有教育意义的,并不是这幅画面。加里波第离开餐桌,坐在窗前,跟帕尔默船长和年轻的亚当斯谈了几句。在1860年的夏季,加里波第无疑是世界可疑分子中最具威胁的一个,因此对待他不能有半点马虎。当时银行家与无政府主义者分庭抗礼,而加里波第则必须选择其中的一方。其实他自己就是个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的阴影笼罩了欧洲,为之恐慌的不仅是那不勒斯,还有各个帝国。他的成功根植于思想,他的力量无可置疑。
亚当斯现在有机会正视这位神秘人物了;他就像观赏野生动物一样,盯着加里波第看了5分钟。当时这位意大利军正处于生涯的巅峰时期;他穿着红色的法兰绒衬衫,声音低沉,看起来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又总是显出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亚当斯对这种人并不了解。这样的性格并不讨人厌。有人觉得他很质朴,有人会觉得他很幼稚;不过没人能看清他是大智若愚,还是大愚若智。在加里波第自己眼里,他可能是拿破仑或者斯巴达克斯一样的人物;在加富尔的手中,他也许只会成为一名佣兵队长;而在历史看来,他与众生一样,不过是一场游戏的玩家——对游戏规则并不了解,却玩得很起劲。这个学生还是看不透他。
他的身上,集中了爱国者与海盗的特质;就是这种特质,从开始一直映照着意大利的历史。它对自己都不甚了解,更别说那个美国小伙子了——后者此前从未见过具有双重特质的人。总之,加里波第在他的自传里说,他自己也弄不懂自己;他曾经沦为别人的工具,为其不想帮助的阶级卖命——假设这些话是真的吧。然而到了1860年,他又觉得自己的这场革命是无政府主义的,是拿破仑主义的;而他的野心也是不可遏制的。他的内心里充满了童趣,外表却冷静、质朴,甚至显得有些天真;他说着政客们常在公众面前说的那些套话,但这些话绝不会表露他的心迹——一个年轻的波士顿人又能从这样的性格中了解到什么呢?
就是这类思想恰好成为了亚当斯实际生活中最棘手的问题,但他却一点也不明白。从加里波第的这一课中,他似乎学到,最单纯的往往也是最复杂的;但哪怕是萤火虫也能说明这个道理。如果只为记住“简即为繁”的道理,根本无需亲自到发生叛乱的巴勒莫去,亲眼看到那群热那亚冒险家们嗓音低沉、质朴大方的船长,也不用亲身体验西西里岛酷热的七月与布满路障的大街上的尘土,更不用亲耳听到那群革命者的喧嚷。
亚当斯一发现这个问题,就把它搁置在一边了。他去了意大利北部,在那里遇到的问题也不少;它们虽然不那么稀奇古怪,不过与他的联系更为紧密。他在巴黎漂泊了两、三个月。从一开始他就绕着巴黎走,根本不想让自己的教育受到一点点法国的影响——法国的方方面面都让他厌恶。要在那点餐、买戏票,不学点法语是不行的;不过他也没想学得更多。他不喜欢法兰西帝国,尤其讨厌法国皇帝,但这只是小问题——他真正讨厌的,是法国的思想。他懒得一一列举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因此干脆对法国的一切予以全盘否定;永远不让它们进入自己的生活。法国不够庄重,因此他对于这次旅行也不太上心。
他虔诚地遵从着老师的教导。奇怪的是,他确实不喜欢法国人,也决不会为此担负什么责任;但他觉得,自己完全有权去欣赏所讨厌的这一切。这种想法有点粗鲁可笑,但实际上,好几千名美国人都是抱着这种想法在法国生活的。他们寻找着一切可以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就像去抢歌剧院的门票一般——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法国社会的一份子。亚当斯就跟他们一样;他已经很久没认真地想过有关学习的问题了。他试着学了几条法国的习语,但从未想过要掌握什么虚拟语气。他在其他方面的收获却更大一些:他啜饮过波尔多和勃艮第两种葡萄酒,品尝过一两种调味酱,光顾过豪华餐厅与著名咖啡馆,逛过巴黎皇家宫殿,看过杂耍,去过健身房;而且认识了布罗汉斯、布莱森特、萝丝·雪莉与吉尔·佩雷斯等明星。朋友对他很好,生活中充满了乐趣。他对巴黎很快熟悉起来了;四到六周之后,他甚至忘记了要去讨厌它。不过,他在这里没有学习,没有进入社交圈,也没有交到新朋友。在巴黎有很多“偶然教育”的机会;他可以在这里汲取很多知识,以后或许能派得上用场。他在巴黎度过3个月,也许比在其他地方住将近两年还要有意义。不过这并不在他的打算之内;他只是想在回家、在生活步入正轨之前,随随便便地度一个短假。直到钱花得差不多了,不得不走时,他才带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返乡之路——至于教育方面,他基本还是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