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资本的暗逻辑
从2008年开启全球量化宽松开始，到2016年，全球经济总量是75.5万亿美元，而全球股票市场总市值是64.8万亿美元，全球债券总市值是100万亿美元，金融衍生品规模达483万亿美元——金融市场规模几乎是全球经济总量的8倍。个人、企业、国家的命运，在金融杠杆之力下，经历着翻云覆雨的剧烈变化。但是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民众对于金融知识的了解却远远不够。
在本章，我将一边向你介绍华尔街的各种发明创造和专业术语，一边为你解答种种疑问：你将钱交到了谁的手中？你的钱将会被如何管理？谁将会站在你的阵营中而谁又是你的对手？你是不是在拿本打算投资的钱进行投机？你真的了解你的投资产品吗？你做好准备承担投资/投机的风险了吗，只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你的财富才有可能如你所愿地实现明明白白的增长。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收获，天上不会掉馅饼，人间也没有活雷锋。投资需要基本常识加上勤奋和智慧，其次才是一点点的运气。
为什么输钱的总是你，数钱的总是别人？
新闻案例
A股重演近千股跌停：沪指创近4年新低，创业板指跌逾6%
2018年10月11日 澎湃新闻
时隔仅4个月之后，A股重现千股跌停。
10月11日，A股三大指数全线暴跌。其中，上证综指下跌142.38点，跌幅5.22%，收于2583.46点，创近4年新低；深证成指下跌6.07%，收于7524.09点；创业板指下跌6.30%，收于1261.88。
当天的盘面上，各大板块全线皆墨。沪深两市近3500只个股中，1056只个股将近跌停（跌幅超过9.90%），仅72只个股红盘。
A股上一次上演千股跌停，是在今年6月19日，端午假期后的首个交易日，A股市场重现近千股跌停，上证综指盘中一度失守2900点整数关口，创两年来新低。
10月11日的盘面上，无板块领涨，仅西藏板块和人民币贬值板块部分个股略有表现，高争民爆（002827）、西藏发展（000752）逆势涨停。
科技股半日领跌；油服板块掀跌停潮，石化机械、海油工程、杰瑞股份、中曼石油等近10股跌停；次新股亦全线杀跌，南京证券、新兴装备等超10股跌停。此外有色、军工、汽车板块均表现低迷。
个股方面，美国FDA对其原料药及成品药发进口禁令，华海药业连续4日跌停；逾百亿应收账款或无法收回，华业资本近6日5个跌停。
以上是一则有关股市悲惨现象的新闻，其核心信息是“A股近千股跌停”。按照我们在前言里总结的看懂财经新闻的四大原则——（1）特别关注坏消息；（2）专家的话要辨别；（3）分清投资和投机；（4）回归常识（核心原则）来分析这条新闻，相信你不会有太大疑问——这显然是一则坏消息。记得我在前文说过的吗？看到坏消息要特别留意：新闻究竟说了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应该如何应对？对于没有在中国股市投资的人来说，是不是就不需要关心了呢？当然不是！股市作为虚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身在经济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你能想象股市哀鸿遍野的同时，人民生活却欢乐富裕的景象吗？
关于专家的话如何听，我在前文提到过，在一条有专家发言的新闻里，首先要看说话的人是谁，其次看接受采访的专家是什么身份背景，他的发言是否和他本身的职业岗位存在利益冲突，他有没有相关的投资，他的言论会不会对他的投资有所影响。这则新闻里面没有出现专家言论，这一点可以跳过。
关于投资和投机，炒股究竟是投资还是投机，我们在前文对投资和投机做过分析：如果你是在合理价位之上买入股票的，那你就进入了一场击鼓传花的投机游戏，只有找到下一个接棒的投机客，你才能得到解放。
关于回归常识，投资自然伴随着风险，没有谁能保证你的投资收益，因为未来无法预测。不对投资持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才能以正确的心态及时地对自己的投资做出调整，保证收益最大化（或亏损最小化）。
股市之所以颇具吸引力，是因为它能满足人们的赌欲。走入股市，就如同走进一家麻将馆。股市里形形色色的人物，不过是麻将馆中各个角色的“变身”而已。
首先，来这里打麻将的人必须先向老板缴纳一笔“入会费”，成为会员后方可入场“搏杀”。这笔“入会费”，可以理解为上市公司的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s，首次公开募股，简称IPO）。
其次，麻将馆里有许许多多牌桌，每个牌桌都由一个“摊主”负责打理，如洗牌发牌、端茶倒水。所以每打一轮麻将，客人还需向摊主支付一笔“服务费”。在股市中，这些“服务费”可理解为券商收取的交易佣金、政府课扣的印花税等各类交易成本。
再次，任何赌博都不可能是公平的博弈。这里“庄家”遍布，“老千”横行。那些自以为掌握了价值投资真谛的新手，是他们最理想的猎物。
最后，就是大量充满幻想的“赌徒”了。即使所有人都明白在这里会九死一生，也无法浇灭他们的热情，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赌神，而当炮灰的是别人。
“麻将馆老板”和“摊主”当然稳赚不赔。“老板”一次性获得的IPO会费就不提了。而“摊主”呢？只要麻将桌不空着，不论谁输谁赢，钱都照收不误。他们最关心的是“成交量”，也就是吸引更多的赌徒入场。要做到这点，最好的方法就是放大筹码。一次输赢10%显然比输赢1%来得刺激。对股市来说，就是要增加股票波动性。没人会对一年只波动1%的股票感兴趣。
“庄家”和“老千”能赚多少，要看他们“坐庄”或“出千”的水平。但相对那些老实巴交的“赌徒”，他们就算不胜券在握，也至少十拿九稳。
“庄家”或者“老千”，是十分微妙的角色。股民对“庄家”，可谓是爱恨交织。股场老手都知道“无庄不股”。没有“庄家”的股票，犹如一潭死水；可是“庄家”一旦“发起飙来”，小散只有被套死的份儿。所谓“庄家”，说得“文雅”一点，就是传说中的“主力”。这些人手中握有足够数目的股票，足以操纵价格。很多上市公司雇有专业“操盘手”，其工作就是在关键时刻拉高或打低公司股价。公司想要“吸筹”时，会首先甩出大手卖盘快速生货；而要增发股票或套现时，往往会把股价快速拉升。当然，如果你和“庄家”心有灵犀，在主力大举行动前就看穿其意图，便可将主力的一部分预期利润纳入自己囊中，但此境界非常人所能及也……
目前，操纵股价几乎在任何国家都会被认定为非法行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不可能不包含欺诈。在对手盘不明确或上市公司没有特别消息的情况下，“庄家”要想拉升或打低一只股票是很难的。“庄家”的惯用手法，要么是再开一个账户作为交易对手“对敲”；要么是利用与上市公司的特殊关系，释放虚假的利好或利空消息，引诱不明真相的散户上钩。虽然证券监管早已明令禁止这些行为，但屡禁不绝，原因其实在于“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股民们太爱“庄家”了，以至于多数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鱼儿并非不怕鱼钩，可美食的诱惑实在难以抵挡，而几乎所有鱼儿都认为自己就是那既能吃到食、又能逃过一劫的少数幸运儿之一。
在股场历史上，“不出老千”，单靠“真本事”能做到稳定获利的“牛人”寥寥无几。大名鼎鼎的巴菲特更是操纵股价的高手。他的一言一行足以影响股价波动，而这点又让他赚钱变得更加容易。自从荷兰东印度公司发行首只股票以来，股场“庄家”可谓“豪杰辈出”。不过他们最早的乐土，是18世纪北美那片刚刚独立的土地。那时还没有“证券交易所”的概念，所有交易都在场外进行。由于缺乏完善的规则，“庄家”和“老千”四处兴风作浪。但正是在如此毫无监管的土地上，股票交易反而发展得如火如荼。
史上最早的大“庄家”
据说股票交易史上最早的“庄家”和内幕交易者，是一个名叫威廉·杜尔（William Duer）的美国人。
1791年年底，市场上盛传合众国银行要收购纽约银行，并要将其变成合众国银行在纽约的分行，但该消息当时并未落实。当然，一旦有任何风吹草动，最先获悉的人一定会是杜尔。
杜尔将其视为一生难得一次的投机机遇，而他个人丰富的消息来源也吸引了其他富豪与他合作。很快，杜尔与纽约富豪亚历山大·麦科姆（Alexander Macomb）达成了为期一年的合作协议，该协议规定，麦科姆出资对纽约银行的股票进行投机，杜尔则凭借其从财政部获得的各种内幕消息和他自身的投机天分分享利润的50%。杜尔用麦科姆的资金购入大量纽约银行股票，以期在消息证实后大涨。
不过在银行合并这件事上，即使是神通广大的杜尔，也没有十足把握。杜尔始终担心一旦该消息落空，这笔钱就捞不到了。不过狡猾的他很快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如果我能再找一个人合作，用他的钱反手做空[1]纽约银行股。不就相当于上了一个双保险吗？”
做空在当时是一项非常高端的交易技巧，大部分人根本不理解，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股价下跌还能赚钱。不过做空也酝酿着巨大风险。一旦你看错方向，股价不跌反涨，那么当众人欢呼雀跃的时候，就只有你自己“潸然泪下”了。
说干就干。杜尔在帮助麦科姆做多纽约银行股的同时，自己却偷偷摸摸地做空这只股票。他还说服纽约的利文斯顿家族和他一起加入做空者的行列。尽管杜尔费尽口舌讲解，利文斯顿一家人还是对“做空”这个概念一知半解。不过因为杜尔声名远扬，又是在政府工作的“线人”，他们对杜尔的判断毫不怀疑。
杜尔所采用的这种“双向策略”，现代金融称之为“对冲”。杜尔大概也是股票史上最早采用对冲策略的人。
有人可能会纳闷：“一头买股票，另一头做空，这算什么策略？不管股价涨还是跌，都是一头赚、一头赔，最后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杜尔不是傻子，当然不会做无用功。这里的关键在于：杜尔是在用别人的钱玩对冲，即我们现在常常说的OPM（other people's money）。他的如意算盘是这么打的：“如果合并真的发生，那么纽约银行股价会暴涨，赚来的钱我和麦科姆对半分，利文斯顿就让他倒霉去吧，亏损由他们自己承担；若合并落空，股价大跌，那么我就和利文斯顿家族分蛋糕，麦科姆就自己认栽吧，我只跟你说过分享50%的利润，没跟你说过承担你50%的亏损。”“亏损全是别人的，赚了一部分归自己”，这就是OPM——现代投资银行屡屡赚钱的真谛。其实早在200年前杜尔就玩过了。这是一场风险与收益严重不对等的游戏。
这本是一个天衣无缝的“无风险获利法”，但结局却颇有戏剧性。由于杜尔和麦科姆的合作在明处，而跟利文斯顿的合作在暗处，公众只知道跟着杜尔买进纽约银行股，于是股价越追越高，合并的消息还未传来，股价早已暴涨数倍。“跟着杜尔，没错的！”市场大批投机者跟风，其规模之浩大远远超出了杜尔事先的想象。杜尔现在坚定地看多了，他还认为：相对纽约银行，其他银行的股票处于“价值洼地”，更具投资价值。于是，他从很多私人那里借来大笔资金买入其他银行股，如百万银行。
不要忘记市场另一头的可怜人。此时，做空纽约银行股票的利文斯顿家族终于坐不住了，他们不可能坐视自己的利益遭受损失。杜尔可能错就错在低估了利文斯顿家族的实力，在老虎头上拔毛，又要让它轻易罢休可不是件容易事。为扭转局势，利文斯顿家族开始大量从银行提取黄金和白银，同时迫使银行实行信贷紧缩。在这些举措之下，银行利率很快就飙升至日息1%以上。信贷紧缩使纽约银行与其他各银行的股价一泻千里。杜尔虽然在纽约银行股票上做了对冲，可是他还大量举债，做多了许多其他银行股，这些股票价格下跌后，他唯有认赔的份儿。
祸不单行。与此同时，财政部的审计员发现杜尔还从财政部的账户上挪用了23.8万美元的巨额资金。财政部正式起诉杜尔，要求追回这笔款项。时运急转直下的杜尔并未绝望，还在做着垂死挣扎。他四处借钱，试图补上这个大窟窿。然而，墙倒众人推，此时谁还会借钱给他呢？
很快，杜尔就因挪用公款和欠债不还而锒铛入狱。之后，市场恐慌情绪蔓延，股价一泻千里，众多投机客在这一轮狂潮中输掉了自己的最后一件衬衫。杜尔这位股市操纵者的鼻祖也在狱中度过了自己短暂的余生。
现代经济学假设人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完全的世界里，且所有人行为理性。但众所周知，真实世界并非如此，甚至恰恰相反。杜尔可算得上是真实世界中极少数既具有较完备信息、行为又相对理性的人。他利用自己特殊的职务便利获得了比其他投机者更全面、更准确、更及时的各种消息；同时，他自己又具备丰富的投资和投机经验，且对市场有很强的影响力。但即使如此，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他也无法做到完全冷静，贪念最终战胜了理性。
如果让杜尔总结教训，他可能会说，人可以一事投机而不能事事投机，可以投机一时而不能投机一世。但是，人却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或者是看着别人的伤疤自己不疼，别人的教训未必会对自己产生作用。即使是自己付出惨重代价换来的教训，时间长了，形势变了，可能也会淡忘。面对人类这与生俱来并且将世代延续下去的非理性，唯一的对策就是建立完备的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梧桐树下的君子协定
1792年杜尔投机的失败，很快在北美股票市场掀起一次大恐慌。要怪怪不了别人，只能怪这位“庄家”实在是太出名了，谁都在跟着他做。在那时，有渠道获取内幕消息并进行交易，被认为是一种殊荣，完全就是合法的行为。现在“老大”蹲监狱去了，“小散”们焉能不失去方向？杜尔入狱的消息一经传开，股市便开始加速下跌。第二天，仅在纽约那片当时并不大的金融社区里，就发生了25起破产案。金融市场一片狼藉。
一个杜尔的破产，就摧毁了整个市场，原因何在？纽约的股票经纪人们后来意识到，这与无序的场外交易有关。在杜尔那个年代，美国没有股票交易所，也没有所谓的“证券从业资格认证”，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成为股票经纪人。这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没有交易所，没有报价牌，股票价格完全由买卖双方相互商定，这是场外交易的特色。但“讨价还价”，也总得有个参考价吧？这个时候，普通的股票交易者往往会参考“权威”。杜尔买这只股票的时候出什么价，那我们也在这个价位上谈。而在场外交易中，主力起到了价格标杆的作用。当然，这也为其操纵股票价格大开方便之门。
谁能保证经纪人的信用？
股票经纪人其实发挥着两个作用：一是作为交易“中介”，找到股票的买家和卖家并撮合成交；二是提供市场信息，最重要的是市价——买卖双方需要知道一个“价格区间”。例如，经纪人可能会告诉你，前一笔交易杜尔出了多少钱，所以你至少应该出多少钱；这只股票最近几日的成交量、换手率大概是多少，等等。由于经纪人同时扮演着“中介”和“看盘软件”的双重角色，为了撮合成交，他们存在提供虚假消息的动机。当时美国股市并未建立起一套约束股票经纪人的信用机制，导致股市“黄牛”泛滥，骗了上家骗下家。这些人本来就没什么声誉，他们当然也不在乎名声受损。
杜尔投机所引发的金融混乱，让美国股市一度陷入停滞，民众谈股色变，市场急需一套能够挽回人们信心的股市交易规则。1792年5月17日，24位股票经纪人在华尔街68号的一棵梧桐树下签署了著名的《梧桐树协议》（The Buttonwood Agreement），约定所有股票交易都在他们24个人之间进行，且股票交易佣金不得低于0.25%。24位经纪人全都具有良好的信誉，而且报价放在场内统一进行，再也没人能够在价格上欺骗散户。
最初的场内交易是在位于华尔街和沃特街交界的唐提咖啡屋进行的，这正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前身。1817年3月8日，交易者联盟在《梧桐树协议》的基础上草拟出《纽约证券和交易管理处条例》。1863年，纽约证券和交易管理处正式更名为“纽约证券交易所”。今天，这里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知名的股票交易中心。
《梧桐树协议》被认为是美国金融业进行行业自律的开始，它开启了美国证券史上市场自我监管的先河。这套监管系统完全是在市场痛定思痛后自发形成的，与政府没有任何关系。自由市场的魅力就在于它的自我纠偏机制。一个系统一旦发生无序与混乱，会自动出现行业自律，否则该行业就会变得没有人再敢介入，日渐式微，最后消亡。有人认为《梧桐树协议》是在政府的指使下才出台的，其实不然。恰恰相反，一个离不开政府监管的市场，才最没有活力，甚至无法长期存在。当两个人之间的自由买卖必须通过政府批准才能进行的时候，交易成本会大幅增加。政府酷爱监管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为了保护投资者，而是为了收税。
散户的心理分析
散户既然知道股市是“庄家”的狩猎场，为何还趋之若鹜？按理说，“庄家”以操纵手法赚走了散户的钱，“小散”们应该恨之入骨才对。究其缘由，想必多数股民都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一种心理疾病，最早发现于1973年，它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种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其加害他人。
“散户”之于“庄家”，犹如人质之于劫匪。虽说散户是受害者，却钟情于猜测“庄家”意图。有时运气好的话，“庄家”的确会略施小惠，“小散”们则感动得痛哭流涕，而多数时候散户被“庄家”洗劫，遭遇亏损时，则感叹技不如人，还需再接再厉。
明镜止水——“庄家”最怕的招式
人在暗处，我在明处。要想不上当还真需要定力。战胜“庄家”犹如虎口夺食，谈何容易？但如果散户知道“庄家”有什么、怕什么，就算改变不了输钱的结果，至少也能减轻自己的烦愁。
“庄家”拥有几大暗器：
1．消息先知。“庄家”永远掌握着上市公司信息的先知权。当“散户”得知同样的消息时，该消息已路人皆知，在股价上早已有所反映。“利好消息”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反面指标，如超预期的企业财报公布后，股价不涨反跌。原因就是“庄家”比“散户”率先一步知道了公司业绩，已提前买入；待财报公之于众，再借利好卖出。
2．散布虚假消息。“庄家”很清楚自己在市场上的地位，而仅仅是利用这种地位，就能轻松实现获利。像杜尔那样，“庄家”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小散”们的极大关注。如果市场盛传某股“庄”家即将准备拉升，那么该股很可能先涨后跌。主力散布这一消息的用意，是为了拉高卖出。这种状况在小盘股上更加常见。
3．骗线。“技术派”股民非常迷信各种指标，例如KDJ（随机指示）、MACD（异同移动平均线）之类，“金叉”[2]买入、“死叉”[3]卖出、W底[4]、M头[5]等。可是“庄家”一旦控制了盘面，人为做出一些技术图形又有何难？对这些技术派散户，主力想要卖出，就做一个MACD“金叉”；想要吸筹，就做一个M头……“小散”们会发现自己总是被玩弄于股掌之间。
“庄家”最怕的其实只有一件事：散户永远按兵不动。在一个合适的点位拿住股票，然后任凭庄家兴风作浪，始终心如止水，雷打不动，那么庄家就会感到莫名的孤寂，练就一身超凡的操盘本领却苦无用武之地。
当然，选股非常重要。找一只永远不分红的股票玩“明镜止水”和价值投资，只能说是钱多得没处烧了。
你是在投资，还是在投机？
新闻案例
2013年7月，伦敦各大主流拍卖行见证了一场藏家大战。一位神秘买家豪掷1.2亿美元，在苏富比拍卖行购得爱德华·蒙克的《呐喊》，掀起了不小的舆论风潮。在国内，2011年5月22日，在嘉德春季拍卖会上，齐白石的一幅历年所见尺寸最大的书画作品《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以4.255亿元人民币成交，创造了中国近现代书画拍卖的新纪录。
2017年，全球纯艺术品拍卖成交额达到149亿美元，全球成交额较上年增长20%以上。中国保持全球艺术市场第一的位置，成交额达到51亿美元，占全球总额34.2%。
近两年来，各类拍卖会上的一些艺术品频频以出人意料的天价成交。很多人争论，这到底是在做收藏投资还是在利用泡沫投机？投机和投资的区别究竟在哪儿？
楼市的投资与投机
中国人最钟情买房子，那就先以买房子为例来具体谈谈吧。
假如你花100万元买了一套公寓之后，再也不关心房价的涨跌，只是把公寓租出去，指望着租金给你带来稳定的回报，这种行为就是投资行为。也就是说，你所投资的这一产品，能给你的未来带来稳定、有保障的收益。如果你出租的公寓每年收益为6万元，扣去地税和物业管理费1万元，等于净赚了5万元，每年的投资回报率就是5%。但是，如果你购买了这套公寓后，每年的租金收入只有2万元，再扣去地税和物业管理费，净赚只有1万元，那每年的投资回报率就是1%，比银行定期的利息都低，这显然就是一个亏损的投资。如果明明知道出租带来的收益将比银行的利息还低，但你并不期待租金回报，只希望房价能上涨，等卖出去赚得差价，那这样的购房行为就是投机行为了。
从上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同样是购买房子，可能是投资，也可能是投机。可用国际上通用的租售比（房屋租金/售价）来衡量：租售比低于160就属于投资。不过因为国内还没有征收房地产税，所以这个比例可调高到200——在国内租售比超过200便属于投机了。
顺便提一下，投资房地产有一条原则非常重要，那就是真正增值的只是土地，而不是房子本身。也就是说，如果购买了房子后同时又拥有了土地，那么从长远来看是一种投资；而如果你购买的只是房子的使用权，并没有真正拥有土地，在这种情形下，即使你拥有了稳定的租金收入，从金融角度看，对不起，这也只能视为投机行为。
股市的投资与投机
再谈谈股票吧。
比如你买入一只资深蓝筹股[6]，像美国的电力公司，每个季度都分红，多年来其股息分红稳定在每年5%上下；如果你对这只股票的价格涨跌毫不关心，只在乎它能带给你固定的股息分红，那就是投资行为；而你买入一只高科技股后，这个公司还没开始盈利，可能有盈利的前景，你只是寄希望于其股价上涨，通过低买高卖而获利，那显然就是投机行为了。
对于大市的投入，也很容易区分投资和投机。例如，在2007年上半年，那时固定收益债券的收益率一般在6%~8%，而同期的股票分红率只有2%~4%，如果你买固定收益债券就叫投资行为，而买股票就叫投机行为。因为按市场规律，这时股市应该下跌了。实际上，那时如果你那样做了，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则会毫发无损。同理，在2009年年初，股票的普遍分红率升至7%~9%，而因为超低利率的关系，固定收益债券的收益率跌至1%~3%，这个时候，你如果购买股票，那就叫投资行为，而购买债券反倒成了投机行为了。
据我所知，国内的股市风云20多年间，流通股（散户所持有的）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分红，这样的股市鼓励散户做快进快出的投机者。因为在这样的“游戏”里，就像打麻将一般，甲赚到的钱，必然是乙输掉的钱，并非是来自上市公司的利润分红。因此，股市每次猛涨之后就必然惨跌；更由于信息不对称，持股的成本不同，赚钱的往往都是机构和大户，散户基本上就只能“十个炒股九个亏，一个勉强打平手”。
多投资、少投机才是理财之道
再举个例子。前两年，普洱茶收藏非常火热，仅珠三角地区就有近20万收藏者，各款不同的普洱茶珍藏版层出不穷，据说老茶饼动辄拍出人民币数万乃至数十万元。由此我又联想到东南亚富人爱收藏的法国红酒——拉菲·罗斯柴尔德（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
有人说拉菲红酒既能当极品来品尝，又可以当作最安全和利润最高的投资产品，真的如此吗？那么，不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拉菲这一高级红酒的来历。拉菲（Lafite）的名字来自加斯科术语，有小山丘（la hit）的意思。拉菲红酒产自法国梅多克（Medoc）最大的葡萄园，种植面积超过100公顷，每年约产35000箱红酒，其中15000~25000箱为一级葡萄酒（Chateau Lafite Rothschild），是由30~80年间的葡萄藤所结的葡萄酿造，其余为二级葡萄酒——佳德士拉菲（Carruades de Lafite）。
拉菲红酒历史悠久，最初由塞古尔（Jacques de Segur）家族种植于1680年，发展到18世纪初获得“国王之葡萄酒”的美誉。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的档案披露了杰斐逊经常为乔治·华盛顿购买拉菲红酒，且历来价格不菲。当年杰斐逊拥有的产于1787年的拉菲红酒，被创纪录地拍卖到一瓶156000美元的高价。
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到来，塞古尔家族的财产在1794年7月被充公，从而结束了对拉菲酒庄的拥有权。然而3年后，拉菲酒庄被荷兰财团买走了。之后几经易手，到了1868年，酒庄被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男爵以440万法郎购得，男爵便在拉菲后面冠以家族之姓——罗斯柴尔德。
跨越了悠悠岁月，20世纪顶级的拉菲红酒的年份分别是1945年、1959年、1961年、1982年、1985年、1990年、1995年、1996年、1998年、2000年、2003年和2005年。如果你现在想买一瓶1945年的拉菲红酒，需花费约4600美元，1982年的就需花费5000美元，而1990年的则只需941美元。
拉菲红酒自2008年投放市场的6个月里，价格在全球被推高了125%。不过，中国富人购买拉菲红酒大多不作收藏，因为收藏一级红酒的过程相当复杂，牵涉到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温度、湿度和放酒的角度等，需要专业人士管理。中国富人喜爱高级红酒，主要出于商业运作的需要，商业伙伴间一杯昂贵的好酒下肚，就什么都好说了。
然而，假如极品红酒的收藏工艺不那么复杂，购买红酒作为投资的中国人一定大有人在。想想看，一瓶1787年的拉菲红酒，能被拍卖到156000美元的高价，谁能大胆地说它不是增值的投资产品？但是别忘了，拉菲红酒本身不会带来固定收益，只有等到下一个买家接手才会实现增值。
不信看看2007年一度天价的红木家具。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曾经展出过一套价格为8000万元的老挝红酸枝家具，可最近同样在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会场，同样的家具标价跌至人民币19万元。没有买家愿意支付8000万元，它就不再值8000万元，它价值多少在于下一个买家愿意支付多少。
另外，像古玩、名画、钻石和邮票这类商品也一样，本身不会带来任何固定收益，要想获取收益就只能期望以更高的价格卖出，这些都符合投机的基本定义。为什么我们反复说多投资、少投机甚至不投机才是最佳的理财之道呢？从上面各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投资注重收入，是可控的；而投机是不可控的，它和赌徒的行为本质是一样的。由于信息极其不对称，就像赌徒总是输给赌场那样，“散户”多半要输给“庄家”的。
这些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真正做起来却非常不容易。因为从众心理作祟，人们多半喜欢追高杀低。所以一般大众投机的多，真正投资的人却很少。这也就是普通散户赢少输多的真正原因！
不妨再回到前文那个红酒的例子，其实投资和投机的区别已一目了然。那位拍走了杰斐逊总统收藏的拉菲红酒的有钱人，只有在不想收藏再次拍卖时，有人肯出超过他支付的价钱，才算带来了收益，这属于低买高卖的投机行为。而罗斯柴尔德家族当年花费440万法郎购得的拉菲酒庄，每年产出35000箱红酒，以高额的价格向全球出售，其收益是投资产生的财富，毫无疑问，当属于最有眼光的投资了。
“去杠杆”跟我们有关吗？
新闻案例
我国经济变局中仍将行稳致远
《经济参考报》 2019年1月2日
2018年以来，全球经济总体延续复苏态势，但动能放缓。展望2019年，鉴于贸易保护主义继续抬头、全球流动性渐次趋紧、潜在的新兴市场货币危机以及地缘冲突等风险因素，全球经济大概率弱势增长。对于中国而言，内忧外患之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存，预计2019年我国GDP增速将回落，但是，政策空间和市场韧性仍将助力我国经济行稳致远。
回看2018年，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一方面，数据显示，2018年第三季度GDP当季同比增长6.5%，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次低水平；2018年12月我国制造业PMI降至49.4%，触及2016年3月以来新低并首度跌至荣枯线下方。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仍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消费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新经济引擎作用更强。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第三季度，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走高至78%；2018年4月以来，我国制造业投资增速已经连续8个月反弹；2018年前11个月，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快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5个和2.0个百分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简单来看，就是既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明显抬头所带来的外部扰动，又有调结构、转动能、防风险、去杠杆所致的内部约束。因此，贸易冲突之外，2019年我国经济运行尚有两大制约。
一直以来，我在阅读所有金融书籍的时候，时刻都会提醒自己金融的背后其实就是三个词儿：信用、风控和杠杆。有信用才能玩金融，用杠杆才能够做大，而只有风控到位，才能避免崩盘，或至少拖延崩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连续四年提“去杠杆”
2018年3月13日，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请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领域，整合银监会、保监会的职责，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中国人民银行，不再保留银监会和保监会。延续了15年之久的“一行三会”格局被打破，中国金融体系监管框架正式进入银保合并的“一行两会”时代。
中国金融体系迎来新阶段：货币政策中性化、去杠杆、资管新规、P2P整顿、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与此同时，地方金融办开始变身为“地方金融监管局”，这标志着央地金融监管分工格局取得突破。
一晃眼，2008年次贷危机已过去了10余年。当时的华尔街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一朝覆亡，引发了全世界的金融灾难。但无论是贝尔斯登灭亡，还是金融灾难，都不能单凭2008年3月的事件来解释。实际上，贝尔斯登的问题深藏在其独特的企业文化中，而这文化是几十年来形成的，其核心就是杠杆。
杠杆的本意就是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所以在经济领域，杠杆就是指小资金撬动大项目。而经济去杠杆，简单说就是消除这些以小博大的资金，表现为降低企业负债率、减少金融产品嵌套、减少违规信贷等。金融杠杆可以把回报放大，同样也可以把亏损放大。而去杠杆就是减少金融杠杆，就像戒毒瘾一般，极其痛苦。从国际经验来看，杠杆率变动是一个长周期变量，一般去杠杆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
我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
我注意到，这已是连续第四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去杠杆”。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2016年、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了要继续抓好“三去一降一补”。
经过这几年的“忍痛割爱”，当前我国经济总体杠杆水平有所下降，但不同领域杠杆水平不一。所以，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结构性去杠杆”，首先是稳杠杆，然后适当地去杠杆，使杠杆率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水平。
决策层连续4年都将去杠杆作为经济治理的头等任务之一，那么作为普通投资者、消费者，我们对金融杠杆是否有足够的认识呢？
金融杠杆的两面性
《轰然倒下的金融巨头：贝尔斯登的崛起与覆灭》一书多次谈到了华尔街投行的杠杆：“……投行资产负债表上被允许的杠杆水平要远远高于商业银行。例如，杠杆的测量标准之一是资产和权益资本的比率；在投行内部，一个季度的中间阶段，杠杆往往会接近50：1的高比率。”
这个接近50：1的高比率是什么概念？拿中国百姓最热衷的买房子来对标，就等于买一套1000万元的房子，只要20万元的首付即可。只要房价涨10%（从1000万元涨到1100万元），就等于获得500%的利润！
然而，一旦房价跌去10%（从1000万元跌到900万元），非但之前的20万元血本无归，还将欠下80万元（注：这儿的计算除去了银行贷款的利息、手续费，买房的各种税项、过户费、律师费等）。
实际上，过去20多年来，正是以房地产业为主的周期性信贷驱动，即高杠杆的高负债与高成长带来了中国经济的繁荣。
这样的场景也曾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日本和韩国出现过，它们的共同点就犹如次贷危机爆发之前的美国，似乎只要房价不断上涨，那么所有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资产的收益也将迅猛增长，而负债规模即使再扩大，也不会引起足够的警示。
当时，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许多企业开发的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品，还被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给予了很高的信用评级。比如，在次贷危机发生之前，CDS（信用违约互换）、MBS（抵押支持债券）、CDO（担保债务凭证）等在证券化的过程中不断被华丽包装，这类新发行的证券竟能获得AAA级的最高信用评级！
但是，正因为超高的杠杆率，产生了债务危机，而债务危机的本质就是对信用的透支，流动性风险一旦触发，信用说崩就崩，正如《纸牌屋：华尔街傲慢与放纵的惨史》中所描写的：“贝尔斯登早上还有180亿美元余额，晚上只剩下了20亿美元……与此同时，对冲基金客户正在‘着火的剧院’中彼此践踏，拼命寻找出口，夺路而逃……”
如果说10年前贝尔斯登的故事对国内投资者来说太过遥远，那我再举个例子，还记得2015年的股灾吗？那次股灾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杠杆问题，即大量资金通过杠杆进入股市，造成股市疯狂上涨，泡沫泛滥。面对此景，管理层被迫采取措施遏制杠杆炒股，打击恶意炒作。随着杠杆资金撤退，特别是转道到股市的银行资金全面撤离，股市快速下跌，最终形成恐慌性暴跌，酿成股灾。
总之，金融杠杆是一把双刃剑，温和、适度的杠杆可以提升经济活力，而一旦使用过度，它就是一枚定时炸弹！而对个人投资和消费而言，我一再强调要慎用杠杆，尤其在当下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金融创新是把“双刃剑”
新闻案例
“爆雷潮”之后，P2P行业将走向何方？
《新华社》 2018年7月6日
今年6月以来，国内多家P2P平台接连“爆雷”。据网贷之家数据，6月停业及问题平台数量为80家，其中问题平台63家，停业平台17家。
业内专家认为，此轮“爆雷潮”在业内早有相应预期。国内某知名互联网金融平台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年底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做好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整改验收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在今年6月末前完成P2P行业的合规性备案。但一些问题平台在对照相应整改方案后，自知在合规性上“无法达到预期目标”，因此选择清盘退出。
平台自融、发放假标劣标、缺乏自主造血能力……在已经“触雷”的平台中，几乎都能找到相似原因。一些平台缺乏可靠的“发标项目”，就将投资者资金和自身关联公司相匹配，让投资者承担经营投资“双风险”；一些平台尚未建立自主信用审核体系，对于借款人还款能力把关不严，致使延期兑付情况严重；一些平台借“0元购”概念大搞网络传销，长期将短期借款资金与长期投资资产错配，甚至垒起“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
2018年成为P2P大溃败的一年。由于过去几年的野蛮生长和“劣币驱逐良币”，P2P在监管压力之下显著退潮，“爆雷”、倒闭、跑路频发。
“自从跟网贷大佬们学会了分散投资——鸡蛋不要装在一个篮子里，聪明的我把资金分散放到了10多个平台。结果，现在所有维权群里都能看到我的身影。”这是当前P2P“爆雷潮”下的一则段子，却真切地反映出了投资者的痛。
整个互联网金融领域2018年“雷声”隆隆：唐小僧、联璧金融、牛板金、投融家、钱爸爸、银票网、永利宝、爱投资、银豆网……一大批平台都“爆雷”了。
国家互联网金融风险分析技术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在运营的P2P网贷平台共2835家，其中，2018年上半年新增36家、消亡721家。从数据来看，2018年上半年新增平台数量只有2017年下半年的30%，但有20%的平台已经消亡，而且消亡名单还在不断增加中。
P2P还值得投资吗？
早在2014年P2P刚盛行的时候，我就旗帜鲜明地撰文指出，金融创新是把“双刃剑”，互联网金融必须纳入有效监管。缺乏严格监管和追逐高回报率，是P2P等互联网金融平台存在高风险的隐忧所在。P2P与其说是利用互联网，倒不如说是钻了监管规则的空子。如果对金融创新缺乏监管，就好比放虎归山，将衍生一系列兑付危机。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就出现了以贝宝（PayPal）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但从贝宝20年的沉浮不难看出，互联网金融在与传统金融机构的博弈中，并没有占到多大的优势，包括在小额贷款、网上银行领域、信用卡支付以及个人理财等方面。因此，P2P等互联网金融平台想在中国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高度垄断下存活，只有在高利率的前提之下才有吸引力。而利率飙升，实际上是推高了实体经济的借贷成本，在中国走向利率市场化的今天，P2P的辉煌还能持续多久？
当然，不可否认，P2P网贷有其积极意义。从基础层面来说，投资者有资金配置的需求，个人和企业有借款需求，现有的金融体系无法全部满足，因此网贷有其存在价值。如果能够将其纳入有效的监管之下，可能会提高资金流动的效率，吸收民间闲散资金为企业发展所用。
从监管层面来看，央行等监管机构也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希望互联网金融规范经营。央行明确表示，将用1～2年的时间完成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
我并不赞成大家参与高风险的P2P投资，但如果非要投资的话，请谨守以下几条原则：
第一，“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目的是为了防止系统性风险，是让你把资金分散配置在不同的大类资产中，比如分散投资在银行存款、股票、债券、P2P、黄金、房地产等，而非全部投资在股市的不同个股，或者P2P的不同平台中。
第二，不要一味追求高收益，尽量选择经营规范的平台。很多“爆雷”的平台都是以高返利或高利率为诱饵，致使投资人“中雷”。就像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提醒的，“10%以上的收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大环境如此，银行5年期定存利率也才3%左右，目前余额宝的7日年化收益率只有2.5%。
第三，不要迷信上市系、国资系、投资大佬的背书。网贷行业发展至今，头戴各种靓丽光环而倒塌的平台不在少数。过去的光环并不能保证未来一定安全可靠，更何况很多光环背后的真实情况如何、有没有虚构或夸大成分，谁说得清？
第四，时刻注意平台的现金流。一旦平台出现投资净现金流出，而且突然加大了发标力度，优惠活动不停且力度加大，那么很可能就是平台的最后一搏了，你一进去就可能成为最后的接棒者。
还有哪些“庞氏骗局”？
在中国，“庞氏骗局”也并非什么新鲜事。从20世纪80年代的“老鼠会”到前几年内蒙古的“万里大造林”，沈阳的“蚁力神”，都是这类骗局的实际运用。“庞氏骗局”一般都具备以下特点：
1．风险和回报不成比例。
2．拆东墙补西墙的资金腾挪。
3．投资策略不透明，一般都披着“高深”“复杂”的外衣。
4．不受任何外部环境的影响，收益极高。
5．投资者呈金字塔结构。
6．其投资项目不产生财富，或产生财富极少、远不足以支付投资回报的财富。
7．必须要求不断增加、扩大新进投资者规模。
还有多少“庞氏骗局”尚未被拆穿呢？那些不愿对外公开具体投资策略、收益率远高于市场的对冲基金，是不是也在暗中神秘地经营着什么呢？
现在，国际金融市场仍有不少与麦道夫[7]的玩意儿“长得很像”、却又享有盛誉的基金，例如华尔街有位叫詹姆斯·西蒙斯的对冲基金经理，被誉为“全世界最杰出的数学家、美国著名投资家和慈善家”。他所拥有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近年来被媒体广为宣传报道。以下是一些和西蒙斯有关的数字：
“1988年以来，西蒙斯掌管的大奖章（Medallion）对冲基金年均回报率高达34%，这个数字较索罗斯等投资大师同期的年均回报率要高出10个百分点，较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年均回报率则高出20多个百分点；从2002年年底至2005年年底，规模为50亿美元的大奖章基金已经为投资者支付了60多亿美元的回报。即使在2007年次债危机爆发当年，该基金年均回报率都高达85%。”
西蒙斯也因此被誉为“最赚钱的基金经理”“最聪明的亿万富翁”。不过他究竟是如何赚钱的，所有人都不得而知。西蒙斯是杰出的数学家，曾经和华裔科学家陈省身共同创立了著名的Chern-Simons定律，也曾经获得过全美数学界的最高荣誉。据说他的赚钱秘诀，就是运用数学建模的方法捕捉金融市场稍纵即逝的短线交易机会。这话听起来非常耳熟，不是吗？查尔斯·庞兹也曾经告诉民众：“IRC（国际回信券）邮票套利是包赚不赔的生意。”全美顶尖的数学家不计其数，为何单有西蒙斯能运用数学手段创造连巴菲特都自叹不如的利润，而且旱涝保收？数学，难道真的能预测出人的行为吗？
对冲基金行业一直拥有“黑箱作业”式的投资模式，可以不必向投资者披露交易细节。而在一流的对冲基金投资人之中，西蒙斯先生的那只箱子据说是“最黑的”。
就连知名的数量型对冲基金经理也无法弄清西蒙斯的模型究竟动用了哪些指标，“我们信任他，相信他能够在股市的惊涛骇浪中游刃有余，因此也就不再去想电脑都会干些什么之类的问题”，一位大奖章基金的长期投资者说。当这位投资者开始描述西蒙斯的投资方法时，他坦承，自己完全是猜测的。
不过，每当有人暗示西蒙斯的基金缺乏透明度时，他总是会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其实所有人都有一个黑箱，我们把它称为大脑。”西蒙斯指出，公司的投资方法并不神秘，很多时候都是可以通过特定的方式来解决的。当然，他不得不补充说：“对我们来说，这其实不太神秘。”
谁知道呢？或许某一天，世界再次爆出一场更大规模的“庞氏骗局”，而众人昔日仰慕的天才，一夜之间便为千夫所指。
庞兹永远后继有人。
当心过度金融化
新闻案例
让疯狂的片酬回归理性
《人民日报》 2018年8月23日
近日，“天价片酬”再度成为舆论热点。继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加强对影视行业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逃税等问题的治理之后，爱奇艺等三家视频网站联合正午阳光等六大影视制作公司，共同发表了《关于抑制不合理片酬，抵制行业不正之风的联合声明》，首都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协会、横店影视产业协会、中国电影导演协会等行业组织也纷纷发表相关声明，倡议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秩序，营造良好的影视文化创作氛围。
过去几年，不少影视明星的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等不良现象，受到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上一轮引发舆论热议的焦点，就是某电视剧两名主演的片酬高达1亿多元人民币。影视明星的片酬达到电影、电视剧、电视综艺、网络视听节目等成本预算的三分之二以上，一度成为影视行业的潜规则。过高的片酬，使得剧本、拍摄、制作等本应是影视制作链条更重要环节的投入被大幅缩减，使得电影、电视剧、电视综艺、网络视听节目更为严重地依赖大牌影视明星和金融资本介入，进一步挤压大量中小成本电影、电视剧、电视综艺、网络视听节目和三、四线及未成名演员的生存空间和话语权，导致文化娱乐工业生产要素供给的紊乱和失衡，折射出不平衡的供需关系，破坏了影视业可持续发展的健康肌体。
不仅如此，由于票房、收视率、点击量还直接影响着影视制作公司、电视台、视频网站以及电影、电视剧、电视综艺、网络视听节目的广告招商等经济利益，天价片酬所带来的“压力传导”，还会进一步引向票房、收视率、点击量造假。近几年这方面的教训并不鲜见。而在电影领域，前些年不断高涨的票房神话吸引了大量“热钱”涌入，有的影片某种程度上成为金融衍生品，从前期筹备、拍摄到后期制作、宣发都可以被打造成金融产品进行融资、信贷。在极端情况下，影片甚至尚未面世就已经提前收回成本。而另一方面，相关版权和衍生品等领域还很不规范，全面有效的监管机制和权益保障体系也尚未建立起来，影视产品的过度金融化潜藏着巨大危机。
2011年6月1日，雷曼兄弟公司公布了一项与交易对手针对尚未完成金融衍生品交易产品的广泛和解协议。公司表示，和解协议一旦达成，将会帮助雷曼兄弟公司加速了结这桩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复杂的破产案。
有超过30家金融机构对雷曼兄弟公司及其下属部门提出了220亿美元金融衍生品交易索赔请求。为帮助消除部分索赔，在和解框架中，雷曼兄弟公司提议与13家较大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对手达成相关协议。
对冲基金最可怕
什么叫金融衍生品呢？金融衍生品是指其价值依赖于基础资产价值变动的合约，如期货、期权等，只要付一定比例的保证金就可以进行全额交易，具有杠杆效应，且保证金越低，杠杆效应越大，风险也就越大。
华尔街有一种说法：富人买固定收益的产品，穷人才会去炒股。因为股票是高风险的东西，富人已经有足够的钱，需要的是保值。其实不然，我们常听闻的玩金融衍生品的对冲基金，都是富人在投，但都是交给专业人士操作。
和普通基金不一样，对冲基金最早的时候开户最少要100万美元。玩对冲基金的基本上都是金融大鳄，像索罗斯的老虎基金、量子基金，都是对冲基金的代表。
金融大鳄的胜算很大，因为他们在金字塔的塔尖，总是先入市，想买什么东西就会通过新闻媒体炒作，先把它唱衰。比如2005年，国外的对冲基金管理者看中了中国的房地产，他们经过分析以后觉得中国房地产有一波涨势，于是通过海内外媒体开始唱衰中国楼市，而大量的对冲基金就在这时进来了，摩根士丹利同时有三四只对冲基金共四五百亿元的钱流进中国房地产；高盛也有几只对冲基金，大概两三百亿元的金额在中国圈地买房。等到中国房地产升到高位的时候，他们就撤出。据我所知，摩根士丹利仅两只基金就赚了1300多个亿，把中国人民1300多亿元人民币“哗”一下就吸过去了。
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政府逐渐放松金融监管，不仅放宽了对对冲基金参与者的限制，也不断降低对冲基金的进入门槛，使对冲基金获得了完全的解放。对冲基金玩的金融衍生品，本质是由金融专才仅针对富有人群和专业机构私下募资的小众金融产品。为达成持续绝对的回报目标，其交易手段和资产配置无所不用其极。
富人投资这些对冲基金，100万美元进去，很容易收获两三百万美元出来。对冲基金是华尔街最可怕的东西，到处兴风作浪。对于华尔街推销的金融产品，越复杂、听上去越光怪陆离的东西，你越不要去玩，特别是那种衍生证券、期权期货，离它本品越远的东西越不要去玩，因为离它的本品越远，杠杆越大，杠杆越大，风险就越大。
华尔街是饿狼的丛林，自己功夫没练好就贸然进入丛林，你就是等着被吞食的羔羊。
华尔街为什么做金融衍生品？
华尔街为什么要做金融衍生品，其金融创新的目的是什么呢？
在华尔街内部，每次金融创新都会获得很大的利润，因此，金融创新衍生化的趋势越来越厉害。然而，一衍生化就有杠杆，一有杠杆就可以把泡沫吹大，吹大以后它就可以剪羊毛。这次次贷危机就是金融创新闯的祸。就好似“穷算命，富烧香”，穷人炒股，越炒越穷，富人玩衍生品，越玩越富。2003年曾说金融衍生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巴菲特表面上坚决反对衍生品，一再警告大家要敬而远之，可讽刺的是，随后几年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却成为了衍生产品最大的玩家之一，公司天文数字般的金钱都下注在衍生证券上。
哪儿有赚钱的机会，哪儿就有华尔街的身影。广受欢迎的《阿凡达》票房突破25亿，投资却只有四五个亿，足足赚了5倍。华尔街看到电影票房是个很好的投赌产品，就又开始做金融创新了，弄了个叫电影票房的期货。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都批准它上市了，但其东家康托期货交易所（Cantor）易主动放弃，主要是迫于反对者——美国电影协会（MPAA）对国会施加的压力。
华尔街有一句名言：不管是我姥姥还是我奶奶，只要能够打扮成一个18岁的漂亮大姑娘，我照样可以把她卖了。这就叫金融创新——只要有钱赚，什么都可以“创新”。
金融创新有利有弊。利的方面是能够形成对冲以避险；弊的方面，是容易形成泡沫，扩大风险。你把满脸皱纹的老奶奶打扮成一个18岁的大姑娘，然后推销给全世界。大家买了以后，等她一卸妆，又回到80岁老奶奶的状态，这就是泡沫的破灭。当80岁老奶奶现形的时候，普通散户的钱就没了，全跑到投行的袋子里去了。所以，金融创新说白了就是华尔街掠夺财富的工具。
众所周知，华尔街的奖金简直高得没法想象，金融创新就是其一大“帮凶”。投行高盛的两三万名员工，每年的奖金高达一两百亿美元。麦当劳虽是全球前50大的公司，其150多万名员工每年税后的奖金才不过四五十亿美元。当然，不是每个华尔街员工都能分到几十万美元，其中只有1%~2%的人，每年的奖金可以达到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华尔街本身不创造一分钱的财富，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是华尔街最大的作用。
在金融危机中失业和破产的老百姓太多了。在美国，过去你跟别人说“我是在华尔街工作的”，人家会很崇拜你；现在一听你在华尔街做事，人家可能要揍你。雷曼兄弟原来的CEO有一次进健身房，刚进去就挨了一拳头。美国国际集团（AIG）的那些高管们因为担心生命安全，都请保镖了。
其实，华尔街公司玩金融衍生品就是变相的“庞氏骗局”，大家把钱都给它，由它来做。赚的时候大家都能分钱，一旦没有后续的钱进来，这个窟窿没法填了，就破了。
以此类推，整个美国都在玩“庞氏骗局”。美国债务总额已接近70万亿美元，单联邦债务就超过了22万亿美元，早就超过了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2018年美国GDP为20万亿美元左右）！而希腊债务只不过是GDP的80%多都要宣布破产了，以此论美国早该破产好几回了。那美国为什么还不破产？因为只要后面有钱进来，“庞氏骗局”就能玩下去。
美国有它国际上的特殊地位，美元有它的特殊性，所以美国这个最大的“庞氏骗局”还没有破。现在全球就像一艘泰坦尼克号，美国在最上面的头等舱，是VIP。泰坦尼克号要是沉下去的话，美国将是最后一个被淹没的。
金融改革有用吗？
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通过了新的金融改革法案。当时，奥巴马称赞新法案“意在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使金融产品更透明，对投资产品加以严厉监管，并限制了投机性投资，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对消费者的财务进行保护的法案。”
但仔细一看，在洋洋洒洒的新法案中，关键部分与原先的草案相比，大大削弱了改革的力度。比如对华尔街今后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督，特别是对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金融衍生证券基本没限制。举例来说，新法案对农业和航空业的衍生产品，以其交易能够抵御市场风险为由，完全不受任何监管。想想也是，金融衍生产品是华尔街创高利的“命根子”，华尔街怎么可能让白宫“阉割”？
20多年前，我刚进华尔街，在银行家信托工作时，上司就告诉我，在这儿上班永远是最兴奋的，因为所做的项目永远是全新的。也就是在那儿，我了解了什么是衍生证券，明白了什么是掩护性买权（covered call）和裸卖看空期权（naked put），什么是利率上下限期权（collar）和跨式交易（straddle），还有铁鹰套利（iron condor）、宽跨式交易（strangle）、蝶式套利（butterfly）等。正是通过对证券这样反串、那样对冲等实际操作手段，并以好听的名称包装起来出售，华尔街赚到了丰厚的利润。
渐渐地，我感到迷茫：这样包装证券究竟有什么用？除了给华尔街带来利润，它们能创造真正的财富吗？一天，我向上司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Good but silly question（问得好，不过是个傻问题）。不明白吗？这样包装金融创新产品，是为了能让风险得到更有效的管理呀。”
这个回答很牵强，因为随后而来的几次大小金融海啸都恰恰是由衍生证券而起。华尔街投行就是用各种创新的衍生证券，把风险漂亮地包装起来，使之变成美丽的罂粟，就像掺了三聚氰胺的奶粉；通过高杠杆率，使纸面上的利润一时间可以倍增，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投行由此保持了难以想象的高利润。可是一朝不慎，满盘皆输，有时玩失手了，反过来也使得美国国际集团（AIG）、贝尔斯登、美林和雷曼兄弟遭遇滑铁卢。
金融创新是如何帮助其发明者赚钱的？看一个实例，你就全明白了。20世纪90年代初，摩根士丹利发明了一款金融创新产品——PLUS（Peso Linked U.S.Dollar Secured Notes），它是专为墨西哥国民银行设计的新债券。从投资者的角度看，它以美元为面值，而且被标准普尔评为AA﹣级，似乎品质很好，但实际上新债券是墨西哥比索债券，它赌比索贬值不会超过20%。为了逃避监管，摩根士丹利在逃税天堂百慕大注册了债券发行公司，面向不同类别的投资人推销PLUS。结果，当1994年爆发墨西哥比索危机时，不明真相的投资者包括美林资产管理公司、美国家庭人寿保险公司、日本阪和公司及欧洲阿尔卑斯公司通通大亏特亏，因为比索兑美元在3个星期内贬值了40%。当PLUS在市场上豪赌时，人们被高回报和高信用级别蒙住了双眼，等一觉醒来发现真相已为时已晚，再怒火中烧也于事无补。而摩根士丹利衍生证券部呢，自然在PLUS票据上狠狠掠劫了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