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经济学家 民胞物与
2017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提高到15.3%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4%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少不了经济学家的智慧，而老百姓更看重的，则是一个经济学家内在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民胞物与，是经济学家应该拥有的胸怀。
吴敬琏：金融危机中，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
文/马国川
吴敬琏
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里最敢言的一位，曾经提出中国股市“赌场论”，主张维护市场规则、保护草根阶层生计，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如今，88岁的吴敬琏仍在发声，和同行争辩的都是经济热点话题。念兹在兹，改革唯大，这是贯穿吴敬琏一生的话题。
编者按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迅速扩展至全球，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减缓——世界经济面临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峻的挑战。2008年也是《时代周报》创刊的年份。10月底，吴敬琏接受了《时代周报》的专访，强调中国要“强生健体，自求多福”，更重要的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改革实现技术效率提高这一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2008年11月，中国推出了“四万亿计划”。这次救市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复苏，但副作用明显，中国房价自此一路绝尘。
“在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可能独善其身吗？”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国国内有研究者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的经济出了大问题，中国可以在“西方的崩溃”中崛起了。在《时代周报》的独家专访中，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此直斥为“非常浅薄的见识”。
吴敬琏重申中国要“强生健体，自求多福”，并提出了中国的应对之策：短期内，要采取措施尽量稳定经济。目前的货币总量肯定不能放松；放活机制，可以重新拿出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而根本性的措施则是，改变粗放经济发展方式，并推动政府自身改革，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
危机还没发生，我们已出问题
时代周报：现在美国爆发了金融危机，而且正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蔓延。您如何看待这场危机？
吴敬琏：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元逐渐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由于美元储蓄率太低，美国为了维护经济运转，就大量发行美元，以这种方法借全世界的钱来投资和消费，维持美国居民很高的生活水平。这些美元是以硬通货的形式遍布到了全球各个范围，这形成了世界金融体系中的一个个小窟窿。在抛离黄金体系的情况下，美国货币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对应的财富泡沫也就因此形成，当泡沫破裂时，经济危机也就产生了。
实际上，全球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国外学者关于世界金融系统出了大问题的议论，我至少听了10年。格林斯潘在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一直运用大量发行美元的办法来支撑美国的繁荣。格林斯潘曾承认耶鲁大学席勒教授的说法，把这种繁荣概括为“非理性繁荣”。今年之前，网络泡沫的破裂已经是一次提前的预演，次贷危机是有大毛病的金融体系的一次爆发。
时代周报：面对这场金融危机，有舆论认为美国的经济出了大问题。
吴敬琏：这是非常浅薄的见识。在中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可能独善其身吗？
这场金融危机必然会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冲击。其实在他们还没有发生危机时，我们已经出问题了。现在我国沿海地区的一些经济重镇，中小企业生存相当困难，宏观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和东亚的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国家也采取了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最主要的办法就是让本国货币价格很低。同时运用政府的力量，加强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从而推动出口，限制进口。到了1994年外汇改革，人民币深度贬值，这时候就标志着全面转向出口导向政策。与其他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一样，这种政策都无一例外获得成功。但十年二十年后，这些国家都面临一个大问题——外汇结余大幅度增加，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增加，贸易摩擦加大。
到2006年的12月，我们的外汇储备就超过了1万亿美元，位列世界第一。为了防止自己国内货币升值过快，需要收购外汇，另一方面，央行还要发行货币来平衡这部分外汇。最近几年，央行发了8万亿的货币，对应产生40万亿的购买力和19万亿的GDP。货币供应过剩，就导致了三种情况：一是资产价格上升，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大幅上涨；二是CPI上升，通货膨胀；三是二者兼而有之。2003年以后，经济过热，政府不得不采取宏观调控，提高准备金率来回笼货币。这种情况东亚很多国家都碰到了。日本1986年资产泛滥，房价、股价大幅上升，1990年崩盘后18年来一直没起来。中国台湾也遇到类似的情况。
中国要“强身健体，自求多福”
时代周报：目前中国到底该怎么办？
吴敬琏：在上海的一次演讲时我提出，中国要“强生健体，自求多福”。短期内，我们要采取短期措施尽量稳定经济。一方面，目前的货币总量肯定不能放松，一旦放松，可能一时日子好过了，但产生的后果会很严重。另一方面，我们机制上可以做一些放活，20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鼓励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尽快重新拿出来，重新启动中小企业的贷款和信贷担保。财税政策也可以倾向性进行一些调整；还可以做些创新。短期调节的目的是把经济形势稳住，不要出现市场急剧的崩盘，也不要出现中小企业大规模的倒闭，企业倒一些难以避免，但不能伤了元气。
但是，更根本性的措施是，改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改革实现技术效率提高这一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而不是现在的投资增长模式。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仿照苏联采用了依靠资源投入，特别是资本资源投入（投资）驱动经济的粗放增长模式。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一再明确提出要“实现由粗放增长方式到集约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由于命令经济的旧体制性遗产的严重阻碍，增长方式的转变始终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效。在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未能成功地转变的情况下，又效仿东亚国家的榜样，采取“出口导向”的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用出口需求弥补由投资驱动造成的内需不足。于是，形成了一种以投资和出口双驱动的粗放增长方式。
时代周报：这种粗放增长方式由于依靠资源投入驱动，它所造成的不良后果，首先表现为资源短缺、环境恶化问题变得愈来愈突出。即使可以靠对外贸易输入的石油、矿石等资源，也因为采购量过大而使价格飙升、成本激增。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吴敬琏：这种不良后果在宏观经济上的表现，则是所谓内部经济失衡，主要是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失衡。
这些年来中国的投资率不断攀升，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50%，大大超过了多数国家20%左右的水平。即使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战后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时期，其投资率也远没有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日本战后大规模投资时期的投资率峰值是34%）。在投资率畸高的同时，消费的比重却已下降到GDP的35%以下，仅为一般国家的一半左右。这种状况在近期内会造成最终消费不足，普通劳动者生活提高缓慢，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从中长期看，投资效率下降、银行体系中潜在不良资产增加、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等，蕴藏着银行系统的系统性风险。
除了内部经济失衡外，粗放增长方式的持续所造成的另一个经济后果，是外部经济的失衡。二战结束以后，以日本为代表的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了克服内需不足的问题，采取了以政府主导，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度保护和实现本币低估为特点的“出口导向政策”，以旺盛的出口需求支持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增长起了极好的支持作用。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外汇存底的大量增长，出口导向政策亟需进行进一步市场化（自由化）的调整。然而由于既有利益格局的限制，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拖延了改革，反而用中央银行的干预压制本币的升值，结果造成了90年代资产泡沫破灭导致的金融大危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仿效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来支持经济的快速增长。特别是1994年外汇汇率并轨、人民币深度贬值以后，出口导向政策的威力充分发挥出来，支持了中国出口贸易和GDP的高速增长。但是，到了21世纪初期，它的负面效应也在我国日益显现出来。我国经济中出现的若干病象，如出口数量大而附加价值低，成为“卖硬苦力”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贸易条件恶化和盈利性降低；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乃至宏观经济中的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资产价格泡沫形成和消费价格膨胀（Inflation，一般译为“通货膨胀”）开始显现等，都与之密切相关。如果外汇政策不能得到及时的调整，将会使整个金融系统变得脆弱，一旦遇到外部冲击，就容易引发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体制性障碍还未破除
时代周报：您把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问题和改革不到位以及体制缺陷联系在了一起，能否具体解释一下二者之间的关系？
吴敬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1996-2000）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过要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10年以后，到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2006-2010年经济工作的中心内容。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
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这个问题，我的研究结论是：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主要原因是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它们主要是：（1）各级政府依然保持着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2）把GDP的增长作为衡量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3）现行财政体制把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地联系起来，支出责任又过度下移，使各级政府不能不努力运用自己能够支配的资源，扩大本地经济总量；（4）生产要素和若干重要资源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行政定价通常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价格的扭曲使市场力量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作用受到很大的压制，同时促使生产者采用粗放的方式进行生产。
时代周报：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转变还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吴敬琏：对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由于原始的低效经济与现代的高效经济并存和所谓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作用，收入差距存在扩大的趋势，本来就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根据1989年来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我国租金总数占GDP的比率高达20%-30%，每年发生的绝对数额高达4万亿-5万亿元。巨额的租金总量，自然会对我国社会中贫富分化加剧和基尼系数的居高不下产生严重的影响。
所以，目前我国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病和偏差，从根本上说，是源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扩大成就和克服缺陷的道路，在于继续推进改革，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
推动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
时代周报：具体来说，改革应当在哪些方面推进呢？
吴敬琏：我认为，改革的实际推进需要从以下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承包土地、宅基地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既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而且，由于农民不掌握土地所有权，就使得城市官员和农村干部能够任意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征用农民的土地，用以牟取暴利，而置“失地农民”的身家性命于不顾。
二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三是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对于目前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大企业垄断的情况，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不良状况并未得到根除。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的情况也多有存在。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四是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五是政治改革必须加快。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多年。必须从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利，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强化民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民主和法治的目标。
建设支持市场机制的法治环境
时代周报：根据30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
吴敬琏：所以，要继续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这就需要政府官员出于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府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时代周报：看来，改革仍需过大关。
吴敬琏：是的，改革仍需过大关。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由于我国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和文化积淀的历史惯性，实行民主法治势必遇到障碍与阻力。在刚刚开始的新阶段中，我们必须克服可能出现的种种障碍，把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中国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原载《时代周报》2008年10月30日试刊第一期）
厉以宁：改革下一站是城乡一体化
文/王晓帆
厉以宁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征程中，厉以宁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不可忽略。他对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贡献，是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中国要积极引进企业股份制度，“厉股份”外号由此而来。今时今日，88岁厉以宁最担心的事情是：改革太慢。
编者按
厉以宁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中国站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节点上，同时面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他把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看作是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起点，同时认为是经济非均衡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当前改革路径和方式的选择。10年后再回望，厉以宁如此评价当年的4万亿计划：追，GDP要追上去。大量的投资果然也上去了，但是后来不也就下来了吗？所以说结构不调整，上去也是短时的，最后造成的是生态破坏、资源枯竭，并且技术落后了，效率低、产能过剩，还耽误了结构调整和继续创新的机会。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年的年底，厉以宁用一个经济的非均衡分析框架，对改革开放30年进行了回顾和展望。交谈之间，他言辞锐利，逻辑严密，谈到兴奋之处他眼中不时闪现出热切的光芒，他的言语与神情活生生地注解了什么叫“理性的理想主义者”——时刻仰望着山巅，同时无比地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与山巅之间的距离。
“经济发展不均衡是一种现实。我们希望能达到均衡，但实际上经济均衡不能以均衡发展的手段来获得！”面对记者的提问，厉以宁说得最多的词是非均衡。他把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看作是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起点，同时认为是经济非均衡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当前改革路径和方式的选择，但是，他告诉记者，改革就是向经济均衡发展这个理想不断地靠近与追寻。
改革就是从第二类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过渡
时代周报：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不少人都在今年对改革进行了回顾，您如何来评点这30年的历程？
厉以宁：当前的改革就是从第二类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过渡。
我曾经说过，改革“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国经济改革的出发点是不平衡的。如果我们设想一个从无到有，一切都从零开始的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平衡发展。但这个前提不成立，无论是从1949年，还是1978年，都是一个不平衡的出发点，因此必须用不平衡的发展才能来补救，所以中国应该是不平衡增长。
我们最后还是要以平衡作为目标。我说的“平衡非目标论”，是指“近期”的发展来说的，但是如果把周期放得很长很长，最后还是要走向平衡的，长期肯定是要平衡的，否则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经济发展短期和长期的问题。长期要将非均衡程度逐渐缩小，真正做到平衡是不容易的，我们就不断地接近它。
时代周报：您一直强调市场主体的重要性，这是您坚持改革要从所有制改革入手的原因吗？
厉以宁：确实是这样。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要从所有制开始，而不是单纯改革价格体系？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市场主体，计划经济下没有真正的经济主体，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只是行政的附属物，所以这种情况下一定要进行产权改革。产权改革就是明确产权，确立市场主体的地位。理论上说就是要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塑造一个微观经济基础，如果不塑造微观经济基础的话，市场经济就是一句空话。没有微观经济基础的话，光价格改革是不行的。
另外，从改革的技术层面来看，所有制改革，从方式上是可以渐进的，因为我们可以分期分批试点。试验一批，推广一批，一步步来，这样就有不断向前进展的可能性。而价格改革是全局改革，是不能试点的。正因为不能试点，万一出差错，全盘倒退，又回去了，又回到发票证的时代。
现在，从确立市场主体地位的角度来看，我们还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之中。因为，尽管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主要的成就表现于大部分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逐渐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但是还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行业垄断相当严重。第二，国有企业中大部分还是非流通股，由政府掌握，董事会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董事会。第三，民营企业受到的限制很多，缺乏公平竞争。
这表明，企业改革还要进一步加强、深化，所以现在还不能说已经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状态了，只是第二类非均衡已经向第一类非均衡走了很长的路，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办企业，农民难以获得平等的企业家地位，受到二元体制的限制。
改革城乡二元体制
时代周报：您认为改革的下一步重点是什么？
厉以宁：计划经济有两个支柱，国有企业体制之外，还有城乡二元体制。
今天，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已经成为结束计划经济体制、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任务。城乡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体制的主要标志，但仅仅走向城乡户籍一元化，还不足以消除农民进城和加速城镇化的体制障碍。我们还需要在承包土地的使用权流转、宅基地的置换、城市户口政策的开放、农村金融的活跃等方面加大改革的力度。
至于价格体系改革，我认为很重要，最近对于价格改革的呼声是比较高的，我也持相同的观点。但是，当前价格体系改革已经不算是改革的难点了。因为，企业有活力了，价格改革就顺理成章了。产权改革以后，价格理顺就是首要任务，因为市场主体有了之后再管制价格就阻碍企业的发展。问题集中在三个价格：第一是粮食价格；第二是石油价格；第三是电价。最要紧的是这三个，当前迫切要做的就是抓紧现在的最好时机，该放就放。石油价格现在该降低了，赶快放；为了帮助农民，粮食价格赶快放，收购粮价增加1毛钱太少，有什么用？粮价太贱了，农民谁愿意种地？
应该这么讲，第一要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价格问题一定要理顺，不然不利于节约资源。电价过于便宜，人们为什么要节约？所以，走资源节约的道路，首先要理顺资源价格。第二，城乡二元体制下要大力提高农民收入，而这需要粮食价格必须首先理顺。
总之，在产权改革之后，价格改革就提到重要位置上来。我从来不反对价格改革，而是认为价格改革不是出发点。
市场需要外在调节
时代周报：既然经济的非均衡是常态，那么外在的调节就变得是必需的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厉以宁：我认为市场经济存在三种调节的力量。市场调节是第一次调节，政府调节是第二次调节，第三次调节，就是道德力量调节。市场调节有着四个局限性：第一是无法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第二是无法消弭地区差别；第三，有些领域是社会效益大而经济效益小的，市场调节无法向这个方向倾斜；第四，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市场调节对此难有作为。因此，政府参与调节经济，使之协调，是有道理的。
在美国30年代大萧条以前和以后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不一样的，凯恩斯主义的盛行让政府参与经济调节有了理论基础。因此，无论救市也好，调整利率也好，政府对市场的调节都是必要的。美国那个因为政府的救市计划大喊“我们难道是社会主义了吗”的参议员显然是多虑了。
美国金融危机中反对政府救市主要是因为存在两个分歧。第一个分歧是要不要救，银行家自己闯的祸，干吗要纳税人去埋单？这个观点是不对的，美国政府的考虑是救市而不是救银行家，是救美国经济，顺便把大老板们也救了，要是不救，纳税人更遭殃！第二个分歧是怎么救。不少人认为，要救市就要重新构造美国的金融制度，从体制上重新改革。这些话都对，但不是当前急需。就好像一个人急救送医院了，赶快打强心针。该救市，而且要急救，那些需要长期改革的措施回头再说。
不过，要看到尽管政府调节经济是一种必需，但是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下两者的指导思想有着重大区别。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调节的指导思想是只要政府能够做的都由政府做，现在有一部分放开由市场调节，是因为政府今天力量还不够，将来力量够了政府还要管。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调节的指导思想是，凡是市场能做的都由市场做，市场做不好的、做不了的，才由政府做。这其间的区别是非常大的。
公平与城乡一体化
时代周报：在经济非均衡的现实之中，如何实现公平？
厉以宁：对于公平，我有四点看法。
第一，公平不等于平均。在我看来，实现共同富裕才是最大的公平，而计划经济下人人贫困，是不公平的。因此，市场经济下有可能做到公平，计划经济是做不到公平的。第二，生产要素能够充分流动才是公平的，因为这体现了机会均等。第三，收入保持合理差距，而这个合理差距是根据劳动者提供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来决定的。第四，政府必须处在服务者的地位，而不是利用权力去寻租，寻租就是利用权力干扰分配。
公平是共同富裕，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就显得极其重要。我个人认为改革的三个主要遗憾，其中一个就是由于当时种种问题，财政困难或者其他原因，社会保障制度推行得极慢。我说遗憾，是因为这个问题被推进得晚了，实施得慢了，不过，我们国家现在开始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了。
现在，财政方面的困难慢慢地解决了，因此社会保障制度最难的一点就变成城乡统筹了。解决这个困难必须通过城乡一体化，建立新的城乡一体化，就包含了社会保障的一体化。当然，全国一盘棋很难，不过我建议至少每个省在省内可以先搞，因为这个是可以试点的，至少一个省内可以试点统筹，比如在广东省内在几个贫困县进行试点，集广东的力量来试点，是有可能成功的，成功了再推广。
当前就业难不可接受
时代周报：在目前这种经济非均衡的情况下，您认为当前就业难的问题是可接受的吗？
厉以宁：不可以接受！我在改革初期就提出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其中，第二个命题就是：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
失业问题从来是中国的大问题。第一，中国13亿人口，怎么保证人人有工作，这是个重大问题。第二，就业是跟社会稳定联系在一起的。第三，就业本身包含着人的素质的提高。
另外，就业问题还会影响到城乡一体化改革的进程。城乡一体化，农民就要进城，但是进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就业问题不解决，城市化速度将放慢，农民收入提高将受损，社会就不安宁。社会最怕的是出现绝望的阶层，如果他3年找不到工作，他一定绝望。
“非公三十六条”出台前我们到深圳来调研，下岗的人说：“给我一个工作比什么都好，发给我救济我能找到对象吗？给我个职业我就能找到对象。”
时代周报：垄断是经济非均衡的重要原因，但是即便是完善的市场也会产生自然垄断，能不能谈一谈这个问题？
厉以宁：我现在不提自然垄断，自然垄断是难免的，不能归入到市场的不完善，比如核能、石油和黄金等就必须垄断。垄断问题，现在最要紧的是行业垄断。行业垄断打破了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的格局，这是最大的问题。行业垄断是靠行政支持维持，涉及领域准入问题，比如商业银行法，规定资本10亿可以办银行，你可以申请，但不批准。消除行业垄断需要放开领域准入。西方国家进入行业是备案制，你达到标准就可以登记，但是在我国很多还是审批制，和上面说的一样，你可以申请，但我不批准，你能怎么办呢？打破行业垄断的动力有从上而下的，也有从下而上的。当经济发展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具备了行业进入的条件，这就会产生一种行业开放的呼声，对领域禁入产生压力。
所以，关键是领域准入问题。“非公三十六条”一开头就讲领域准入，法律不禁止的就可以准入，宁愿把门槛定高一点，但不能不让进。
民营经济不违法经营就行
时代周报：您刚才说到一个法律不禁止就可以准入的问题，在最近您曾经说过，民营经济应该说不违法经营就行。这是您认为当前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造成约束了吗？
厉以宁：我当时是说“民营经济应该说不违法经营就行，不要提民营经济要合法经营，民营经济不违法经营跟民营经济合法经营区别非常大”。当然，合法经营的说法没有错，但是要注意到两者对于企业的义务规范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在合法经营的提法下，企业的行为完全在法律的规定之下，企业的任何创新甚至经营行为都需要自证其合法性，这样一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一方面很难具备专业的法律知识，它很难知道也很难证明自己的行为的合法性，更加重要的一方面是，这样极大地压制了企业的创新精神。
用法律来规范经济行为，是政府调节经济的一种重要手段。前面讲到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调节经济是只要政府能够做的都由政府做；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调节的指导思想是，凡是市场能做的都由市场做，市场做不好的、做不了的，才由政府做。如果仔细体会，可以发现，民营经济要合法经营的提法的思想渊源其实来自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想把民营经济“管”起来。
权力机构对于企业的法律法规上的管理，要实行“无罪推定”，只要法律法规不禁止，企业就可以干，同时企业无须自证其行为合法，证明企业行为是否违法、违规，是司法、政府的责任，是检举方的责任。政府应该明确企业不能做什么，而不是规定企业只能做什么。
（原载《时代周报》2008年12月15日第4期）
刘元春：供给侧改革窗口期只有两年
文/刘巍
刘元春
新一代经济学人的代表，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研究领域为开放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进入新周期以来，刘元春预言诸多，活跃度甚高。经济，经国济世，时代需要新一代的经济学人走向前台，为中国经济改革继续发声。
编者按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中国经济的高频词。新年伊始，《人民日报》刊发权威人士的《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系列文章，释放最强的供给侧改革信号。文章以“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的严肃措辞突出了改革的决心，并强调若只是为短期经济增长实行刺激政策，必然会继续透支未来增长。
年关渐近，又到总结得失的时候。
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经初步核算，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6767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9%。这一数据公布前后，对中国经济2016年、2017年增长的关注和讨论的热度达到巅峰。从国内各大论坛到冬季达沃斯，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这一过去30年来的巨型经济增长引擎未来两年的表现。
尽管国内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会在2016年或者2017年触底反弹，但悲观的预测亦有，认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仅有5%甚至更低。
就在国家统计局发布2015年GDP数据的前一天，也即1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中国经济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
“在2015年，宏观经济结构的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同时，还面临着很大的一些挑战：传统的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凝聚，新兴产业虽然仍然呈现出高增长态势，但是要完全替代旧产业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对于习近平总书记为何在2016年年初提“速度、结构、动力”三大关键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解读。
刘元春认为，在宏观政策把握好的前提下，中国经济增长完全有实现6%～7%的中高速增长的潜力。但他同时认为，宏观政策本身也是决定一个经济体增长潜力的重要因素。对于2016年、2017年的中国经济来说，强调这一点似乎显得尤为重要。
除了对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持乐观态度之外，刘元春对近期引起经济学界热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亦有比较深入的思考。
“供给侧改革的窗口期，只有2016和2017这两年。”刘元春说，“整个中国经济体的改革进程正与债务扩散、企业盈利能力变化等因素赛跑。”供给侧改革的“窗口期”这个说法，源自于2016年新年伊始时，《人民日报》刊发权威人士论经济的《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文。权威人士指出，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则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结果延误了窗口期”。
刘元春认为，2016年稳增长压力确实很大。因为外部冲击加大，内部还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清除僵尸企业，要对很多债务进行清理。如果要淘汰过剩产能，很多的企业都要关闭，产生大量的下岗职工。因此今年是遭受内外夹击的一年。
刘元春说，2016年经济增长的底线有3条：第一，是不能出现大规模失业潮；第二，政府的运转要保持相对稳定——过度的增长下滑会导致财政过度下滑；第三，各类企业不能够因为债务的过度清理，导致支付危机和流动性危机。
“稳增长”是今年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目标
时代周报：你如何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结构调整节点、动力转换节点”这三个“节点”？
刘元春：速度换挡节点，是指从过去的一个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平稳转换。2016年，面临经济增长速度转换过程中的下行压力加剧，原因就是我们所看到新时期力量和周期性力量的叠加、内需力量和外生性力量在叠加，而传统性力量和改革性的因素也在变化。
因此，“稳增长”会是2016年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核心目标。但是这个“稳增长”不是简单的速度的稳，而是要让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处于一种相对可控的状态。
结构调整，指的是中国面临的从过去这一个传统的增长模式，即传统的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向盈利性增长模式进行很大的转换，这个转换实际上从2008年已经全面展开。
国家把这一调整作为目前“十三五”规划的核心问题——当然，在“十二五”期间也涉及了稳增长、调结构，也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核心。
目前我们看到，2015年，宏观结构的很多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但同时，还面临着很大的一些挑战：传统的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的积聚，新兴产业虽然呈现出高增长的态势，但是要完全替代旧的产业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此，2016、2017年将成为结构调整的一个重大的攻坚时期。
对于动力的转换这一点，我们会发现，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制度红利，以及我国的人口红利都出现了递减的态势——而新的工业结构还没有完全展现，这一块围绕工业结构所面临的任务很艰巨。我们要用“创新”来构建新的工业结构。围绕创新已经展开了很多的工作，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战略，同时通过人口增加的调整和人才战略的重新定位，来培育人力结构为主体的人口红利。
但目前很重要的情况是，新的增长动力还不能完全匹配新的增长需求，呈现小马拉大车的增长状况。因此创新协调上还需要进一步做工作。
潜在增速能维持在6%～7%
时代周报：冬季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末日博士”鲁比尼表示：“到2020年前，中国潜在GDP增长率不会高于5%。中国经济会颠簸式着陆，市场也会慢慢恢复平静。”你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刘元春：这个说法只是一家之言，没有科学依据。“潜在增速”，从理论上来讲只是事后测算的产物，很多这类预测，特别是对中国的预测往往是不准确的。历史上，比如1997年、1998年，很多国际学者也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速就是在7%，但是我们新世纪的平均增速10%，打破了这些预期。
围绕着中国改革的情况来调整经济，那么我们的潜在增速完全能够维持在6%～7%这一合理区间上。因此，潜在增速的高低不是先验判断，而是随着一个国家的资源禀赋，随着制度安排以及宏观政策的调控，形成的内生性的产物。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空间来看，过高或者过低的估量中国潜在增速都是有问题的。
在政策制定中，也不能简单地按照这种在理论和逻辑上依然存在很多问题的预测作为标准。
时代周报：对中国来说，政策会如何影响潜在经济增速？
刘元春：如果政策把握不好，导致经济出现比较大的下滑，潜在增速很可能在危机的冲击中下降，使得一次短期冲击变成一种长期性的损失。
如果政策上把握得不错，比如说在资本积累上、在人力资本或者协调配置上，以及在技术创新的激励上，都做得不错，我们就会发现国内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技术创新会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也就是说，潜在增速虽然是一个中长期的效应，但是如果我们在短期内不作为，短期有效需求出现短缺，市场出现紊乱，那么它必定会导致中长期的供给下降，从而导致潜在增速下滑，这样中长期经济会非常萧条。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短期内有所作为，扎扎实实地按照目前的结构、特征规律、问题来出台政策，来解决我国经济的问题。
时代周报：你对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速有何预期？
刘元春：今年经济可能还会有较大的下滑压力。我们预测GDP增速会在6.6%左右。
2017年经济增速有可能还会继续放缓。但是否会真的放缓，要取决于几大因素：第一，新生经济体动荡到底要持续多长时间；第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的程度和深度。如果经济相对稳定、供给侧改革在今年运转得还不错，那2017年经济探底将会趋缓，到2017年末出现一个小幅反弹，步入复苏期。
2016年是内外夹击之年
时代周报：2016和2017这样两个特殊年份，宏观政策是否比其他年份更重要？
刘元春：当然。宏观政策主要是以解决短期波动为主，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两者不能截然分开。
2016年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经济短期能不能相对稳定，避免出现局部或者全局性风险，和系统性配置资源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是我们要在稳定基础上，要稳中有进，稳中有创新，稳中调结构。也就是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不能全面推进，我们的五大战略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能不能如期推出，并且取得成效。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前提条件，宏观要稳，社会要托底，这些都很重要，但首先是要稳增长，不要出现大规模失业，不要出现系统的风险。强调底部管理，都保持在区间上合理就可以了。
时代周报：2016年稳增长压力是否非常大，中央还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吗？
刘元春：稳增长压力确实很大。主要原因是外部冲击加大，内部还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清除僵尸企业，要对很多债务进行清理。如果要淘汰过剩产能，很多企业都要关闭，产生大量的下岗职工。因此，2016年是一个内外夹击之年。
目前来看，宏观政策方面已经确定三条：第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出台；第二是中央推出灵活的货币政策；第三就是宏观的监管要全面发力。几个方面都是要配合相应目标的，即几大政策来配合五大攻坚战。
时代周报：2016年经济增长的底线是什么？
刘元春：第一，是不能出现大规模失业潮；第二，政府的运转要保持相对稳定——过度的增长下滑会导致财政过度下滑；第三，很重要的一点，各类企业不能够因为债务的过度清理，而导致支付危机和流动性危机。
同时，在企业中间，一方面要把“肿瘤”切除掉；另一方面，顶层管理要更多从社会角度，从宏观经济的持续运转角度判断，而不是简单地从制度角度来判断。
供给侧改革窗口期就只有这两年时间
时代周报：前段时间权威人士接受《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窗口期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窗口期”？
刘元春：“窗口期”是指，如果经济再下滑，如果问题再拖延，可能导致整个经济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窗口期的时间，我认为就只有2016、2017这两年。中国经济目前是跟债务扩散、跟企业的盈利能力在赛跑，如果你这个债务状况越糟糕，导致经济运行动力越来越弱，那么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要及时把“僵尸企业”清除，因为“僵尸企业”耗费大量资源，成为经济运行中一个很大的障碍。
按照目前改革的进程来看，很多改革并不是说改就能改，必须有一个恰当的时机——中国在改革上往往要遵循一种规律。如果企业利润发生一些变化，比如2015年企业利润负增长，或者政府收益出现负增长，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改革的阻力没有原来那么大了。
很多“僵尸企业”原来是在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下生存。在2016年、2017年GDP逐渐接近底部这样一种状况，大家就会发现，这个时候来进行清除“僵尸企业”，会获得相对好的效果。而如果在企业还有一些盈利时就去改，大家会发现他们抵制性很强。
时代周报：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哪个是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败的更重要的行业呢？
刘元春：都很重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体制性问题，不是简单的哪个行业性的问题。
首先，体制内要作出一些调整；其次，要对一些债务进行清理，再在产能过剩很严重的行业去产能。时常被强调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也即“三去一降一补”，其中“一降”涉及很多部门，先涉及税收、金融，涉及我们的流通体系七大领域，都要进行降低；“一补”是补短板，就是在风险控制中要注意我们短板。
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不能够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做对生产企业来做的，实际上它不是一个局部性的改革，而是一个全局性改革。
（原载《时代周报》2016年1月26日第372期）
钟伟：债转股是非常昂贵的选择
文/刘科
钟伟
现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敢说。博客时代，他曾在网上意气风发书生议政。钟伟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坚持立场，警惕权威，与大众保持距离，相信自己的思考力量。
编者按
2016年，曾是上世纪末国企改革重要工具的债转股卷土重来。2016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对此，金融界和产业界的态度冷暖不一：钢铁、化工等产业如盼春雨，以为此举将“一石三鸟”，盛宴开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界眼看贷款本息难以收回，做股东实属无奈。
随着经济和金融体系内在联系日趋紧密、传导不断深化，中国经济积累至今的各种局部失衡和隐患正在显现。2016年4月以来，包括快鹿、中晋在内的多个互联网金融平台爆发危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苗头是：困扰着各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正在加速扩散，就地域而言，已经从江浙等沿海地区，向中部、东北等地区扩散。
近两年国内经济低迷，国内企业的盈利状况日益恶化，而企业负债状况却在攀升。而据财新报道，中央允许商业银行开展“债转股”的试点，债转股首批试点规模为1万亿元。
2016年4月9日，《时代周报》记者就互联网金融、商业银行不良率、债转股、供给侧改革等热点话题，专访了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钟伟。
合规下的快速创新会累积系统性金融风险
时代周报：去年年底以来，国内出现多起互联网金融领域骗局，近期又有快鹿、中晋等互联网理财平台出事，暴露出金融监管能力的不足。你认为互联网金融平台“出事”的风险是否还会增加，应该如何在金融创新之中防范金融风险？
钟伟：所谓的互联网金融机构有其特性：第一，经营的范围更隐蔽和广泛，更难监管；第二，资本游戏的味道比较浓，往往不以盈利作为第一目标，当客户积累较多时，投资人往往通过场外股权的转让实现退出；第三，互联网金融机构不太在意监管套利及风险管理，往往轻易突破传统金融的生命底线。因为这三个原因，互联网金融机构处于监管空白。
这两年互联网金融的急剧发展、混乱与调整，乃至近期多家平台出现问题，暴露出互联网金融机构乃至商业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包括以万能险投资为主的企业利用高利息、隐蔽的夹层融资杠杆等操作可能面临的问题。
这两年理财产品爆炸性增长，我估计中国理财产品的总额目前接近30万亿，2016年以来又新增了近4万亿规模的理财产品，这个增速太快了。理财产品对接的互联网金融、保险公司股权的运作就很危险。
这反映出金融创新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金融创新如果因为线上与线下法律不一致而逃避监管，不以严格风控为第一目标，以资本游戏为目的，那么金融创新就不是创新，而是投机。由于监管跟不上、制度跟不上，市场在所谓合规下的快速创新，就是在不断累积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时代周报：近期2015年银行业年报发布，五大行的业绩下滑态势明显，工中建农四大银行净利润增速总体低于1%，如中行利润增速跌至0.74%，建行利润增速仅为0.14%；另一方面，不良率迅猛上升，截至今年2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近1.4万亿元，比年初增加1200亿元，其中农行不良率高达2.39%。你怎么看待银行业的这种衰退？
钟伟：商业银行是实体经济的照妖镜。在宏观经济下行和实体经济没有起色的态势下，商业银行不良率就还会持续增加，盈利能力还会弱化。现在还不是中国银行业最糟糕的时候，只是商业银行不良率从过去的较隐性到逐渐显现，我认为一些银行的资产恶化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评估商业银行的资产不良率，要考虑多方面因素。通俗讲，商业银行的不良率，暴露一半，藏一半，也就是说，商业银行的真实不良贷款率要比数字披露的高，较账面不良率几近翻倍。我认为商业银行的真实不良率在4%左右。
未来商业银行的不良率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例如中国经济增长在2010年下半年到达一个转折的关键节点，而银行的不良率到2012年还在继续的“双震”当中，也就是，商业银行的不良率是比实体经济滞后的一个指标。
研究商业银行的不良率，可以研判未来的趋势，未来两三年银行业的大致格局是，整体利润零增速，业绩分化加剧，不良率还会延续。
债转股面临着巨大的道德风险
时代周报：在债务压力之下，近期市场消息，多部门正在酝酿开启一轮新的债转股，首批债转股规模约1万亿元，分三年实施。对此你怎么看？
钟伟：1998年国内曾经实施过债转股，相当一大批国有企业扔掉了债务包袱，这十几年国有企业的迅速发展，并未根本改变其体制弊端，效率低下、靠垄断经营的特质并未改变。
本轮债转股跟1998年实施的债转股不太一样。首先是救助的对象不一，1998年债转股的救助对象是陷入困境、面临破产的企业为主，本轮的救助对象主要是有市场潜力、短期市场较困难的企业；第二，1998年债转股救助对象是以金融机构为主，本轮救助对象以实体企业为主；第三，1998年债转股以行政指令为主，本轮债转股突出的是市场化。
分三年实施1万亿左右的债转股，实际上对企业降杠杆的作用非常有限，1万亿的总量实际降低企业债务率大概不到2个百分点。
实际上，债转股可能引发的问题有很多，有关部门出于多种考虑，“以时间换空间”，将会倾向于对大而不能倒的企业采取债转股，这会让风险越积越大。比如一家企业拖欠了银行等债权人的款项总计200亿人民币，企业已经资不抵债了，2014年和2015年都出现严重亏欠，有四五十亿，这样的企业你很难说它面临的只是暂时的困难。另外，有关部门和市场有必要对债转股是否会用于延缓僵尸企业出清保持警惕。
债转股是非常危险的。对于企业面临困境或破产，这个企业股东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突然把债权人拖进来变成新股东了，这对于原本有着经营过失责任的企业经营者是一种逃避行为。如果同行业的不同企业，实施债转股的企业占了便宜，而对于没有债转股行为的企业，就吃亏了，这就有悖企业的公平竞争。所以，债转股所面临的道德风险十分巨大。
对债转股我的整体评价是：实施对象是不明确的，对企业降杠杆的效果是有限的，而且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对政府来说，是非常昂贵的选择。
时代周报：从今年5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范围将扩大到包括服务业、金融业等领域，适用6%的税率。金融业推行营改增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困难，未来将会带来什么影响？
钟伟：营改增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关系，税源向中央集中，地方政府在财税来源上基本“瘫痪”，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伴随着经济下行，地方财政收入结构发生变化：非税收入大幅增加、居高不下，税收却在不断降低，地方非税收入增长过快、占比过高意味着不合理收费多，企业的隐形负担在加重。
营改增的目的主要是减税，我个人有其他想法。具体到金融业（以银行业为主体）推行营改增的目的，是要实现税收中性原则，避免重复征税。目前，银行业的整体税负之所以偏重，主要原因就在于银行业的计税营业额大部分并非以净价征收，比如以利息收入为计税基础，利息支出不作抵扣。金融业包含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多个行业，业务构成复杂。目前，中国金融机构盈利水平在下降，资产不良状况在恶化，外围和内部的困难在加剧。推动金融机构的营改增需要改革到位，如果不到位，对金融业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供给侧改革需要改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时代周报：实施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什么？金融业能做什么？
钟伟：供给侧改革蕴含的经济思想很朴素，理解它的核心就是抓住供需匹配。在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上，实现供需两端产品或服务的数量、结构和层次的总体匹配，这样需求侧能以合适的价格，购买到需要的东西；供给侧可以适当的盈利水平，把东西卖给需要的对手方。目前中国处在供需错位的矛盾格局下，一方面在产业结构、低端产品上存在大量过剩，另一方面，国内需求提升后的高质量消费需求得不到满足。
供给侧改革，表达出政府不想太多从需求侧频繁搞刺激——目前，需求侧并没有明显地缩减。供给侧改革的成效还待将来观察。
供给侧本身的问题是，市场的供给能力没有问题，而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是最大短板。如果供需不平衡，供应体系不能创造出价廉物美的物品和服务，一定不是市场经济失灵，而是政府的体制供给、公共产品和服务失灵了。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小家电和房地产在内的产品，都是产能过剩的。供给侧的短板包括比如环保、教育、医疗这些公共产品的缺失。所以，供给侧问题的核心不在企业，而在改进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在国内的讨论中，提出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创新、保证政策效果是个重要问题。
真正有效的供给侧政策，应该包括：推动国有企业的适当收缩，适度缩减国有经济的规模。有些国企对市场的反应太迟钝，甚至有时候与市场的选择背道而驰，阻碍了市场创新，所以需要推出混合所有制改革，降低国有股权在经济中的占比。
还需要适当减少稳增长政策，如果把握不好，稳增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和推迟结构转型；再就是不应过度依赖宽松的财政或者货币政策，这些宏观调控政策并不能改变资源配置效率。如果不包含这些要素，供给侧改革很可能会落入过去的政策怪圈。
（原载《时代周报》2016年4月12日第383期）
樊纲：上次产能调整八年，这次不会短
文/刘巍
樊纲
经济学领域“京城四少”之一，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他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出色的理论阐释者，以《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和综合》奠定其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虽以宏大的经济理论体系见长，但樊纲近期引爆舆论的观点却一直关乎房子：“六个钱包买房”的说法戳中了多少年轻人的痛点。
编者按
回头再看樊纲在2016年对于房价的判断，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在2018年鼓励年轻人用“六个钱包”买房。2016年就曾有社科院专家预言房价周期已经到顶，樊纲的回应斩钉截铁：降价不可能！两年后，在中央“房住不炒”的定调下，深圳开始了二次房改：明确安居房、公租房等占新增量的60%。
6月11日，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在北大汇丰商学院出席了“留美经济学家年会”。
相比《时代周报》记者在2014年底见到的、意气风发的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樊纲，上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一年来的樊纲，白发略增、皱纹更为深刻，并且神情略显疲惫——在过去一年当中，宏观经济下行、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显然每个关心中国经济的人都并不轻松。
回答《时代周报》记者“何时调整期能过去”的问题时，樊纲表示，上一轮中国经济的调整期是“一次过热”，经济调整进行了八年；而此次调整期是两次经济过热的叠加，“这个时间不会短”。
在《时代周报》记者追问“一线城市房价是否有泡沫”时，樊纲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答复：如果三五年之后购买力不足以支撑楼王，那就是有泡沫，但现在他们预测能够支撑。
好的企业是不会倒的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中国经济目前处于调整期”这个观点？
樊纲：我们过去两次经济过热，那么多过剩产能，说明目前确实是调整时期，别的国家搞市场经济，都是有周期，怎么可能中国就没有？中国也会减速，软着陆——但无论如何都要应对那些产能和债务的问题。
目前需要应对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是过去多年的经济过热造成的。就像发达国家以前出现的砸机器、“倒牛奶”现象，类似情况在中国也发生了，就是要消除一些过剩产能。加上我们还有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问题，以及国企的问题，所以积累起来的产能过剩特别严重。
时代周报：去过剩产能会不会误伤实体经济的非过剩产能？
樊纲：如果经济不是软着陆，而是硬着陆，误伤就严重。
“硬着陆”会是经济的过度调整——经济调整的深度大于实际所需要的，一下子就进入经济危机和负增长。但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经济还是正增长，只是比此前慢一些。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经济还不算硬着陆。
当然拖的时间过长，中国也会有经济过度调整，以及一些误伤。
不能简单地只是说“去产能”，也要产能重组——很大一部分产能需要重组。这是其一。其二，好的企业是不会倒的，对于真正好的企业来说，现在是其他企业“调整”的时期，也正是他们低成本扩张、收购别人的时刻。所以目前特别应该鼓励好的企业去收购一些产能。其三，一些新的产业在发展，包括创新产业、新的服务业等仍然在持续发展，即便制造业看上去“伤筋动骨”了，但消费品制造仍然需求不错，满街跑的、送淘宝快递的那些车，那里面装的不都是中国制造吗？中国的消费每年都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因此不必太悲观，调整过后产业会更好。第四点，非常重要的是调整期大家都在干正事了。以前“优胜劣汰”虽然一直被提起，但在经济过热的时期，大家都有碗饭吃，谁被优胜劣汰呢？有些企业吃得差一点，但仍然能够活着，仍然有碗饭吃，谁都不去提高效率，有碗饭吃他们就不去动这个脑筋、进行创新。
非得逼到调整期的时候，大家才真正地动脑筋。上一次也是这样。上世纪90年代，也是逼到最后，大家都开始动了。产业也调整了，企业自己的行为也调整了，那些发昏的事情也不做了，认真考虑怎么去调整自己的效率，改革自己的管理。
所以上次到最后，虽然发生了通货紧缩，但经济情况并不糟糕。我们2002年左右的研究显示，虽然通货在紧缩，但是企业的利润却在增长，企业投资开始提高。这说明它的效率真正提高了、改进真正发生了。所以，要看到危机的积极效果。丘吉尔曾经说过，“不要浪费每一次危机”，危机当中，会逼着大家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不要期待中国的房子比外国便宜
时代周报：中国经济调整期会有多长？
樊纲：我无法准确判断。
演讲中我作了比较，上一次中国经济走出调整期用了八年，经济下降了用五年，经济不下降了之后，又在底部徘徊了三年。
但需要强调的是，上次调整期需要处理的是“一次过热”——1992年一次增长速度14%；这次调整期则需要处理两次过热：2007年一次14%，后来又搞刺激政策，2010年又经历了一次GDP增长10%以上，那这个时间可能不会短，上次是八年，是不是这次也是八年，我说不好，更长一点，还是更短一点大家来判断。
总之，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有待处理，而这次问题在一定意义上比上次调整期更严重，就是产能过剩。债务问题可能不如上次严重，上次因为没有规矩，地方政府的借款不良贷款占了50%，特别严重。但产能过剩可能比上次严重，而且，现在很多产能过剩问题才刚刚开始处理。
时代周报：最近信达等企业在各个城市制造地王，这一现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
樊纲：永远有这个问题——制造业发展、实体经济发展的确会受到房价的影响。
不过，住房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实体经济，住房也是实体经济，只不过它是资产。在我们现在这种土地结构和人口结构下，特别容易产生房地产泡沫。
我们的整个房地产市场是分裂的。目前中国市场的真正分裂在什么地方呢？是区分人口流入城市和人口流出城市，在那些增长很快、提供的就业机会很多、人口大量流入的城市，比如说深圳，土地稀缺就特别严重。不要忘记中国是土地最稀缺的国家之一，人均可居住面积是世界平均数的1/3，所以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土地稀缺性一定是高的。那么当然，不断出现地王的这种现象也说明，我们的市场有很多供求关系不均衡的地方。
时代周报：一线城市的房产市场有没有泡沫？
樊纲：是否有泡沫，我不具体判断。从供给侧分析，不要期待中国的房子比外国便宜。
国外人少地多，中国本来就是人多地少，再加上中国大面积的地都是高山、平原、荒漠、沙漠，都是不可居住的区域；因此我国可居住面积特别少，而且我们还得保持粮食自给自足，这两个因素加在一起，中国的土地便宜不了。
时代周报：以目前的企业投资增长速度和工资上涨速度，几年后的购买力能够支撑楼王的价格吗？
樊纲：如果不能支撑就叫泡沫，但是他们现在预测未来是能支撑的，才会出这么高的价，只能秋后算账。
（原载《时代周报》2016年6月21日第393期）
余永定：从“加快”到“有序”，政策调整说明央行是负责任的
文/刘巍
余永定
他走出了一条典型的40后人生之路：从北京重型机器制造厂的一名工人到牛津大学博士，继而成长为著名国际金融和宏观经济领域的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头白发、苦心诤言，从外至内，余永定保持了一个独立思考的经济学家的风骨。
编者按
2016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6.6423元人民币，比上年贬值6.2%。对于人民币贬值，余永定一直是个乐观主义者：人民币汇率贬值利大于弊，中国应该克服贬值恐惧症。在那一年，余永定还预言：从长期来看，人民币不应该是贬值货币，相反，它可能是强势货币。眼下，强势的人民币验证了余教授的判断。
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汇率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两个方面，应当优先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2016年10月29日，在北大汇丰商学院举行的论坛上，余永定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他甚至为此写了一本书。在《最后的屏障》中，他阐述了适度资本管制的重要性，认为不应过分强调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迫切性和重要性。余永定认为，央行希望借资本项目自由化来倒逼很多条件的改善，初衷是对的，但中国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不能通过资本项目自由化来解决，使用人民币国际化的“倒逼机制”也不能很好解决。
这一观点与不断被寄予厚望的“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开放观点碰撞，作为学者和政策研究者，余永定从未改变过主张。最近一年来，他的观点似乎正被印证和采用：外管局不断采取措施，收紧资本管制——在人民币贬值压力不断增大、外汇储备不断下降的情形之下。
看不出贬值对国内有什么不利
时代周报：人民币贬值对于国内来说是利还是弊？
余永定：看不出有什么不利。比如，对出口商来说，如果中国出口竞争力下降，最高兴的是美国。所以美联储也好，美国财政部也好，坚决反对特朗普对中国的分析。特朗普说中国“操纵汇率”，因为中国“操纵汇率”是不让人民币贬值，这是完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但这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吗？这就存在一个大问号了。俄罗斯货币贬值50%，韩国货币贬值50%，经济马上就好转了。如果允许人民币贬值，那么想把资本转移到国外就更加不划算了，成本会更高，能够抑制资本外流。
我国经济在明年可能有下行压力，因为我们今年主要是房地产支撑，房地产下去了，经济就减速了，下去之后央行不得不放松货币政策。虽然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有一系列问题，但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是世界潮流——没办法，人人都宽，你也得宽，如果不让人民币贬值，那经济就束缚手脚了。在这样一种内部需求的压力下，货币政策可能也会放松。政府会对人民币的控制越来越少，让人民币更多由市场控制。短期来讲，可能会有贬值的压力，但我认为至少不会上升。
时代周报：目前资本外流是否会加强贬值预期，使外汇消耗更快？
余永定：央行不干预，就不消耗外汇了，关键在于不要干预——凭什么为资本外逃提供便利？人民币贬值情况下，如果资本仍然要外逃，就需要多付钱。
对于那些想资本外逃的富豪来讲，人民币贬值的话，他们的成本一下上升了7%乃至8%、10%，这就是一种遏制现象，即便资本要走，也要花大量的钱。我认为人民币不贬值对资本外逃者有利——假如人民币一下子贬值10%，后期的资本会大幅度贬值，你还到伦敦买房子吗？不买了，汇率本身就是所有的价格机制，有调节作用。
我们对汇率贬值对中国经济冲击存在不必要的、过度的担忧。在世界经济史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个国家有大量的经常项目的顺差，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经济增长速度全球第一，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政府，它的汇率居然会大幅度贬值——除非我们创造一个奇迹。
时代周报：这一年来越收越紧的外汇管制整体目标是什么？稳定汇率还是控制资本外流？
余永定：两种都有。其中，防止资本外逃是最重要的。如果为了稳定汇率进行资本管制，就有点本末倒置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需要有资本。国外的资本进入中国、在中国投资，比如建工厂，收益增长了，首先是投资者要有收益，同时国内得留了一半，收益应当进行分配——如果资本都到外国去了，跟中国没关系了，对中国非常不利。
资本管制是“最后的屏障”
时代周报：资本管制对于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意义有多大？
余永定：资本管制是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最后一道屏障。从2009年开始，我的主张是，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要量力而行，要由市场推动、不要过急；而另一种主张是，中国必须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因为只有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之后，我们才能够开放资本项目，倒逼国内的改革，这是它的逻辑。
但这么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条件不成熟。根据“蒙代尔三角”，在当时汇率固定的情况下，允许资本自由流动，就会有大量的资本往外流。
外汇储备、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项目适度开放（也即适度管制），这几个目标不可能完全兼顾。需要同时保住外汇储备和汇率稳定，资本管制就是“最后的屏障”。
2015年之前，我们的文件中的提法是“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要求是“加快”。目前，“加快”在文件中没有了，代之以“有序”。有序到什么时候？一年、三年、五年，并不是特别确定。而“加快”，就必须一年比一年快——而且有非正式的消息称，是2015年年底要实现。
到现在，政策完全调整了，这种改革是正确的，说明央行是负责任的。但资本管制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避免采取这样的措施，必须加速国内的改革，并且必须要加速人民币的汇率体制改革。国内价格都是开放的，唯独汇率应当是最后开放的，但现在已经到了开放的时候，实际上2005年就应该开放。
目前的汇率制度难以维持
时代周报：“8·11”汇改之后，央行的政策目标是什么？
余永定：是恢复稳定，已经把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所以你想把所有的东西按回去，也费了很大的力气。2016年2月之后，央行明确宣布实行收盘价加24小时货币稳定的定价机制，人民币汇率波动情况发生了变化。
“8·11”之后到央行宣布新的汇率定价机制之前是什么状况？市场预期人民币会继续贬值，可事实上人民币升值了。这是为什么？因为央行加大了干预，市场中某一方预期人民币贬值吗？但央行不让它贬值，然后市场相信了。从那时起，人民币好几个月都没贬值，之后才开始进入贬值。
时代周报：新的汇率制度可持续吗？
余永定：我认为难以持续。如果需要固定住汇率，那么货币政策就会有问题；如果目标为盯住汇率，为了使汇率稳定，货币政策就不可以根据国家的经济形势随意调整，但是不是应该降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不讨论，如果你不让汇率充分地浮动，有足够的浮动空间，央行的货币政策就会受到极大的妨碍。
现在有了双向波动，这个不是在均衡汇率下的，是人为的，是通过大量干预外汇市场造成的，你要消耗大量的外汇储备，两年消耗8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这是天文数字——IMF的总资源是6000亿美元。一旦外汇储备又进一步下跌，跌到3万亿以下，市场就会恐慌。资本外流虽然有所减少，但是还在持续，这是上一个季度的数字，这一季度的数字可能还会增加。
我们的外汇储备在慢慢减少，这种减少的真实度到底是多少？总而言之，这个人为干预汇率的政策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我们应该尽快加速汇率制度改革，让汇率制度能够跟世界绝大部分国家一样，是自由浮动的，或者至少是浮动的。（原载《时代周报》2016年11月8日第413期）
黄益平：平稳快速的产业结构变迁，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
文/谢江珊
黄益平
从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到北大教授，兼具市场分析经验和经济学专业研究经验，黄益平一直在寻找中国经济发展的“圣杯”。在黄益平看来，中国经济的问题是一个权衡问题，始终在保增长、调结构、防通胀这三个问题上寻找平衡。
编者按
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稳中求进”既是这一年所有工作的总基调，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在季度GDP的数字背后，黄益平更看中平稳、快速的产业结构变迁，这一年年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把“大力振兴实体经济、培育壮大经济新动能”作为2017年经济工作的一个重要任务，2017年成为中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决战之年。
在2016年4月17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9%，比上年同期加快了0.2个百分点，比上年四季度加快了0.1个百分点。这是自2011年以来，一季度GDP增速连续下滑6年后首度回升上扬，同比增速创2015年第四季度以来最高。
“经济活动自去年8月以来，已经出现企稳向好的迹象。我对GDP同比增长6.9%的解读是，今年第一季度延续的是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企稳甚至稳中向好的趋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一季度所取得的成绩，用“L形”走势中的小周期复苏来形容更为准确。黄益平同时强调，“过去有竞争力的、支持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产业，现在都失去了竞争力。新旧动能转换，是我国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只有推动产业结构的改变，才能真正把增长下行的态势给稳住”。
关键挑战是新旧动能转换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9%的成绩单？这是否意味着经济形势企稳向好？
黄益平：经济形势企稳向好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了解短期改善的因素，这次有三个因素起到了重大贡献：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及制造业投资。二是要了解经济增长连续6年不断减速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一般解读是周期性的减速或者趋势性的减速。周期性的减速是说全球经济复苏不好，也许过一段时间有所改善之后，中国的经济表现就会好一些。趋势性的减速是说，这是新常态，发展水平提高了，增长速度就下来了。我认为都有道理，但这两个说法对我国经济现在面临结构性改变的要求还是重视不够。
时代周报：工业的向好发展支撑了一季度经济增速的回升。这是否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见成效？
黄益平：要分开来看。做一个假设，如果增长主要是钢铁和煤炭企业推动的，那能不能持续？值得打个问号。现在关键的挑战是新旧动能的转换，钢铁、煤炭的改善固然是好的，但仅仅局限于这个领域，那可持续增长的含义就模糊了。
中国经济在好转是毫无疑问的，今年的经济形势也没有太大问题。我关心的是在这些数字背后，能不能看到平稳的、快速的产业结构变迁，这才是中国经济未来能持续中高速增长的一个关键。近期内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是民间投资有改善，如果这个趋势能持续，对经济增长前景是一个重大利好。
时代周报：在工业增速明显加快的同时，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增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77.2%。房地产市场在其中占据的作用有多大？
黄益平：消费的贡献比例比我想象的要高。但我国经济结构改善，已经延续了五六年，新旧动能在转换，消费改善更主要的是因为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在提高。近期消费改善，需要认真看数据。房地产肯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很多产品的销售跟房地产紧密相关，比如汽车、家具、装修材料、家电等。消费的增长肯定是好事，但这里面有多少是短期性因素造成的，有多少是可持续的，值得观察。
制造业增长应关注可持续性
时代周报：一季度拉动投资回升的主力更多是新兴领域投资，如第三产业投资增长12.2%，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高达22.6%。这意味着什么？
黄益平：新经济的投资在增加，增长速度比其他部门还快，这是一个很积极的变化。唯有如此，才能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现在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是这个变化的可持续性。
时代周报：民间投资去年断崖式下跌，但是今年一季度突然拉出一条“大阳线”，从3.2%以下飙升至6.7%。这是否意味着民间投资整体势头已经出现回暖？
黄益平：今年民间投资明显改善，是十分重要的变化，但这个变化是由什么因素造成的？需要认真地分析。当然，PPI结束负增长往上走，巩固投资者信心，有利于制造业投资，但去年的回升主要是在大宗商品的价格。目前，制造业里很多行业的盈利状况都得到了改善，我相信这是民间投资得到改善很重要的原因。去年制造业盈利状况的改变是一个普遍现象。民间投资整体势头已经出现回暖，但这个回升速度有多快，现在还不太清楚。
时代周报：国家一直在强调“脱虚向实”，制造业投资一季度增长5.8%，是否意味实体经济逐步向好？
黄益平：1—2月份的数据恐怕不是特别值得对比，可能需要消除季节性因素。至于制造业投资数据的增长是否意味着实体经济在逐步向好，需要比较，今年是5.8%，去年是多少？制造业在改善这一点很清楚，但我关心的不是制造业有没有改善，而是制造业投资能不能持续改善。要看最近改善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什么，是大宗商品市场的改善导致价格大幅度上升，以至于补库存现象、需求增加，还是实际上推动了制造业所有行业盈利状况的改变？如果改善只集中在重工业，中下游行业没有明显改善，甚至盈利状况还受到挤压的话，这样的改善就很难持续下去。我们要看的，是中下游行业的盈利和价格改变的状况，以及投资增长速度。
时代周报：除了经济增速，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184元，收入增速比GDP增速还高0.1个百分点。收入增速重新跑赢GDP增速的原因是什么？
黄益平：过去几年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居民收入一直跑赢GDP增长，只是这一两年出现了一些逆转，这个跟经济不好有关系。过去消费疲软，经济结构一直不是很理想，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我们研究发现，这种情况自2010年以后已经开始改善。这几年消费比较强劲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是，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这对经济增长有很多好处。支持消费，消费在改善，这是我们在全球危机以来看到的一个好的变化。
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时代周报：此前你曾提醒要注意国际市场尤其是特朗普政策可能会给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从最近的中美局势来看，你的看法有无变化？
黄益平：现在的国际形势可以从两个方面看：第一，国际经济走势有所改善。无论是欧洲、日本还是美国。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第二，原来我们一直觉得美国经济政策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对中国没有采取非常激烈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需要注意的是，特朗普前几天在接受采访时说的话留有很大余地，并没有完全排除未来采取对抗性贸易政策的可能性。但从特朗普就任总统以后的表现来看，我认为发生严重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性降低了，“习特会”中的双方印象不错，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工作关系的可能性很大。这些都相对地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更为平稳的国际空间。
即便如此，特朗普不确定性因素是否已经完全消除？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特朗普经济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以微观经济政策应对宏观经济问题，比如减税、增加投资、放松管制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些措施也许会在短期内推动经济活动的扩张，但同时可能令美国的一些宏观经济矛盾变得更加突出，比如财政与经济账户的失衡。
时代周报：目前的走势是房地产投资增速继续下行，进出口增速和制造业增速也在下行。二季度中国经济能否延续良好态势？哪些方面将发挥积极作用，值得发力？
黄益平：二季度的经济形势应该不错。但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不错”是由什么因素导致的。前面所说的三个因素——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的投资，未来会怎么样？是否能延续往上走的势头？值得观察。
房地产的投资一般会滞后，二季度存在不确定性。但作为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房地产的力量还能维持多久？未来的房地产投资有所疲软是大概率事件。
基础设施投资能保持比较强劲的态势，甚至如果经济出现疲软迹象，基础设施投资都还有加速的可能，肯定会成为经济的稳定力量之一。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经济政策要稳中求进，各级政府稳增长的动机非常强烈。
制造业投资就比较难判断，自去年年终开始，PPI从负到正，大宗商品价格迅速回升，对制造业投资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总体盈利状况有所改善。但我前面说过，需要搞清楚这种盈利状况的改善，是普遍性的改善还是只集中在上游。如果改善只集中在上游，中下游行业没有明显改善，甚至盈利状况还受到挤压的话，这样的改善就很难持续下去。PPI的回升能不能从大宗商品的上游产品很快扩散到其他制造业的领域，是新旧动能转换能不能加速的关键。目前，这一点还不是很好确定。
还有一点是外部国际形势，目前来看，最糟糕的状况没有发生，甚至增长速度有所回升，这对于二季度也是一个有利的变化。
时代周报：4月13日，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预计，随着向消费和服务业转型，中国经济或继续放慢步伐。报告预测，2017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5%，2018年、2019年经济增速为6.3%。你如何看待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
黄益平：我不太好评论这个数据准确与否，但是它的大致看法跟我有相似之处。今年经济走势适当、相对稳定是有可能的，但我国经济还没有完全触底。从目前来看，短期经济周期改善非常明显，但从经济增长的中长期走势来看，下行压力依然存在。
在我看来，我国现在新旧动能转换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一直用的这个说法是“下行压力依然存在”。而且你会发现，当政府稳增长的力度加大的时候，新旧动能转换的步履就会放慢。毕竟传统支持增长的办法，尤其是基础设施包括房地产，更多的是往传统产业使力。从这个角度来看，要说中国经济已经触底了或者经济增长从此加速，还是需要谨慎一些。真正的触底回升，最后要取决于旧的产业是否淘汰，新的产业是否形成，进而支持下一轮的经济增长。
（原载《时代周报》2017年4月25日第437期）
周其仁：加强大中城市承载力，是实现城镇化的关键
文/陈舒扬
周其仁
接地气，是外界对周其仁最具标签化的评价之一。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一系列社会实践调查，周其仁的魅力，在于始终保持对真实世界的好奇心。产权明晰、自由竞争的思想，贯穿他所有的经济学主张。
编者按
2017年，中国新型城镇化如火如荼，土地改革也借此进入了历史的下半程。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创新土地制度，这恰恰是周其仁毕生关注的两大课题之一。土地制度改革不仅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更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突破口。如何改变土地作为增长发动机的功能，告别以地谋发展的模式？如何改革中国的宅基地制度？时至今日，仍在摸索。
经济学家周其仁的两本书近期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一本是《突围集：寻找改革新动力》（下简称《突围集》），另一本是《城乡中国》（修订版）。前者是作者近年有关经济改革、创新、网约车、城乡发展等问题的文集，后者则是作者2012年在报纸上开设的专栏文章合集，曾在2013年出过一版。
周其仁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国内知名经济学者，长期关注中国农村发展及土地制度变迁。在为《城乡中国》专栏撰稿之前，周其仁还曾撰写过多个专注于某一主题的系列评论文章，最有名的是《货币的教训》。
周其仁写作的特点是不脱离调研，素有“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之称。因此书中举例往往是亲身经历，有明显的具体感与现实感，其深入浅出、娓娓道来的讲理风格，更为通常比较枯燥的经济文章增添了可读性。另一位著名经济学者汪丁丁在给《突围集》的跋中，盛赞周其仁的社会调查能力和对真实世界的洞察力，并将跋的标题取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6月，《时代周报》记者在北京金融街就创新创业主题采访了周其仁。在采访中，“我这个人是非常经验主义的”“我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我关心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非人们有什么议论）”……类似这样的描述时不时从周其仁口里说出。
采访中，除了聊创新如何发生外，周其仁也对现实中的创新本身表达了理性而务实的态度。在谈到互联网创新带来的一些问题时，他说：“从现实出发，鼓励大家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不要以为一个方案能解决所有问题……我常常说，一个问题你不解决，就永远是那一个问题，解决了这个又会带出一串新问题。但整个社会要有耐心，要往前看而不要回头看，这样一拍一拍地打下去，过几年再回头看，哎？我们进步不小。”
有拿来主义也要有原创创新
时代周报：历史地看，你如何看待中国这几年兴起的创新创业或者说企业家精神的高潮？你认为是什么引起了这样的改变？
周其仁：是的，这是形势决定的。以前，我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不需要依靠自己去创新，直接模仿、拿来就可以，许多年来我们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经济增长的高速期过去之后，在原来的那种发展模式下，产能过剩就很容易出现了；还有，全球的贸易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抬头，加上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总需求萎缩，在2008年之后，我们的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2009年靠4万亿拉回来一些，但到2011年之后经济下行压力就非常明显了。
但形势比人强，以前不用创新也能赚钱，人们也就不会想着去创新。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华为。一开始也是“跟着跑”，跑着跑着就跑到前面去了，就像任正非说的，华为已经身在“无人区”，往前没有可跟的对象了，这样一来就需要企业长年的独立研发的积累。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跟着跑”的太多了，大家把路堵了，产能过剩了。这个情况下，一些地方，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有一批不服输的人，总能找出新的路来走。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两者互相作用。
时代周报：过去中国的发展中，通过对外开放引入了国外的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现在搞创新，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什么？
周其仁：在引进国外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过程中，本身就会把各种信息带进来。比如，总会有人想：西方这些层出不穷的东西，到底是哪来的？于是人们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和生产结合得非常密切，基础研究攻克技术困难，最后形成一批可以变成产品的专利，再加上风险资本的支持、政策的支持，最后形成产业——这套打法慢慢就对国内产生影响。
这些元素拆开了看，我们都有。我们有很多大学，国家也很重视科研，有大量的科研项目、国家实验室，每年也招大量的高级人才，但我们的问题是，知识的生产过程和实际的生产过程咬得不够紧，没有像硅谷、MIT周围那么打成一片。所以不够的就需要加强，各种元素加强融合、互动，打通壁垒。开放的最大好处就是互相可以看，不仅可以学别人已经成功的东西，还要学到根本上去。
时代周报：现在常常会听到一些声音说，中国的互联网创新活跃度已经超过美国。
周其仁：（笑）我觉得人们容易把话说得过头。互联网是美国人最先发明的，包括互联网的商业应用，也是美国先搞起来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你不能说阿里巴巴办得比Amazon还早。只是我们是一个13亿人的大国，加上文化特点不一样，互联网运用得更加活泼，形式更加多样，这是实情。
这点也说明了应用性创新的重要，也就是说，原创的东西是别人的，但是我们拿过来进行新的应用。比如我在腾讯就知道这么一个故事，最开始的网络社交应用是以色列开发的，引进来以后就面临一个中国式问题：发达国家每个人有台电脑，所以也叫个人电脑，在跟别人网络社交的时候，信息都存储在电脑上。但我们国家刚开始的时候，大多数年轻人在网吧里上网，没有个人电脑，最后腾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个人账号，让你的东西永远跟着你，不解决这种问题，QQ就不会有几亿的用户。
再比如说我们的资费比较贵，带宽比较小，但现在微信上一个很大的文件很快就能传过去，而美国人开发的东西很久都传不过去，因为他们假设你的带宽很大，流量很便宜，他们不需要考虑的问题微信需要考虑。所以像应用性创新、集成性创新，可以适应不同资源条件下的更广泛的经济环境。在特殊的约束条件下产生的改进、创新、对技术的新的应用，是大量存在的。
但不是说我们这些应用型创新比较有看头，就不需要原创了，所有的这些都要感谢原创的贡献，中国还是要鼓励原创性的创新。
想把人摁在农村，我看做不到
时代周报：近年媒体时常会评论说，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他们的新一代已经丧失了开拓精神、创业精神，你怎么看？
周其仁：没那么差，我看到日本年青一代的有些创新也做得不错，只是有些创新被大规模运用要有个过程。我认为这些评论没有什么意义，议论这些对我们也没好处。
时代周报：不管是国家战略层面还是社会期待，都希望中国的制造业在品质上得到提升，你觉得这个过程会顺其自然地发生吗？
周其仁：不会顺其自然，有问题有挑战，但总会冒出一些英雄。比如你看小米，现在把一个电插座都做得那么好，挑战了原来行业里的龙头老大，并且影响了行业，以至于现在整个行业都在改。经济活动是非常活跃的，总会有人针对市场中的问题采取行动，尝试突破。
时代周报：你一直关注改革也关注中国土地问题，最近关注的热点有变化吗？
周其仁：目前的关注点有两个：一个是城市建设，这还是跟城乡中国的主题有关。一方面，现在仍然有巨大的需要进城的农村人口没有进到城里来，但另一方面，城市里又人仰马翻，存在各种拥堵、混乱。我关注这个问题会怎么解决，想把人摁在农村，我看是做不到的；希望他们仅仅在县城待着，我看也做不到。我的看法是，出路还是要把大都市、中型城市的承载力，通过人才培养、观念突破、政策调整给提上来，增加容量，吸纳农村人口。
第二个关注点就是创新。我也访问了很多创新企业，想看看有哪些经验、哪些问题。企业面临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有的技术很成熟，但政策不允许；有的没有政策障碍，但是研发有困难；有的是国内障碍很大，但是可以打到全球去……不过我们的很多企业不擅长在全球布局。不同问题需要不同应对办法，不能笼统而论。
时代周报：城市建设的问题，你有解决的框架吗？
周其仁：哪里谈得上框架。我这个人是非常经验主义的，我喜欢东看看西看看。中国有很多几百万人口的城市做得不错，很多地方有好的经验。
（原载《时代周报》2017年8月1日第4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