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们的奋斗》译者前言[1]
与历史学家、畅销书作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的大多数著作不同，《我们的奋斗》和《致圣彼得的报告》[2]摆脱了历史框架，偏离了房龙作品的基本套路，专注于具有浓厚个性色彩的自我表达。它们的酝酿和写作都受到强烈的个人情绪的驱动。《我们的奋斗》是因为愤怒，《致圣彼得的报告》是因为怀旧。
《我们的奋斗》全名《我们的奋斗——对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回击》出版于1938年，是一部政论著作。这部篇幅不长的作品从封面、封底再到正文都透着一股特定时代的气息。在不同寻常的1938年，房龙与其说是在写作，不如说是在战斗。
由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出版的《我们的奋斗》，在封面上印了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
阿道夫·希特勒在那本他取名为《我的奋斗》的书中阐述了他的行动计划。这位元首受其在中欧成功的激励，如今把眼光转向对世界的统治。他的宣传员们已经在这个半球兴风作浪。亨德里克·威廉·房龙在其发起的强有力的反击中，阐明仍享有自由的人们必须采取行动，与希特勒日益膨胀的权势做斗争。《我们的奋斗》是呼唤行动的一声警钟，呼唤人们在面对无所不在的法西斯主义威胁时起来捍卫民主。
该书的封底还有美国著名广播评论员H.V.卡顿伯恩（1878—1965）情真意切的评语：
《我们的奋斗》是一位杰出历史学家对纳粹德国卑鄙伎俩发出的怒不可遏的滔滔雄辩。这表明这位和蔼的智者和友善的人道主义者因民主面临威胁而转变成勇敢的斗士。
歇斯底里的希特勒那邪恶的目光已经盯上了大西洋彼岸——新大陆受到在暗中蔓延的纳粹宣传的侵扰。欧洲已在慕尼黑沦丧。我们仍然享有自由，并要独自去抵抗世界上最强大、最凶残、最无情的军事独裁。事实已经证明，一切对理性、条约和协议的恳请，用来对付一个受疯狂仇恨困扰的心智伤残的人都无能为力。
在一切为时太晚之前，我请求所有的美国同胞都倾听房龙的呼吁。这本书就是唤醒美国重新武装自己和进行抵抗的号角！
在该书正文后的“作者介绍”中，编者强调了房龙的“德国背景”，既有血统方面的，也有他在慕尼黑获得博士学位，以及经常出入德国的经历。这些显然决定了房龙对德国历史和现状的熟悉程度。“作者介绍”中特别提到：
由于多次在文章和广播中劝告美国人要警惕危险的纳粹，他不能再去德国了。但今年（1938年）夏天，房龙花了4个月的时间在地理位置邻近德国的国家，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第三帝国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并于10月初回到了美国。这本书就是这次发现之旅的成果。这次旅行使他对我们国家未来的命运充满忧虑，我们必须及时认识到一种政治哲学（纳粹主义）的危险性，它是一切民主形式的死敌。
这几段文字不同于一般推销书籍的广告词，它们真切地传达了一种形势逼人甚至大难临头的紧迫感。
1938年对两个大陆而言都不是平常的一年。在欧洲，纳粹德国于3月间吞并了奥地利，9月与英、法、意签订了《慕尼黑协定》，随后在法国和英国的默许下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在美国，从1937年中期开始的经济衰退持续恶化，直到1938年夏季晚些时候才出现复苏的迹象。尽管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强调要加强军事力量，指出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可能使美国不得不保卫自己，他还要求国会拨款建立一支能够保卫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军。但在美国国内，人们的情绪普遍带有孤立主义色彩，觉得大西洋是天然屏障，欧洲的紧张局势不会对美洲大陆构成威胁，而5月众议院成立的“非美活动委员会”热衷于调查亲苏亲共的组织和活动，并把这类组织和活动视为美国的最大威胁。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房龙的直觉告诉他：由于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存在，此时欧洲正面临一场空前的灾难，前一次世界大战早已为这场灾难埋下了祸根，而欧洲盛行的绥靖外交政策和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则助长了纳粹和法西斯的气焰；至于调查亲苏亲共组织和活动的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只是在扰乱视听，使公众察觉不到真正的威胁；如果美国袖手旁观，这场灾难将波及全世界，美国也难以幸免。
从《我们的奋斗》的序言看，房龙似乎是受发生在纽约的一个事件的刺激才有了写这本书的念头。
昨天，在为纪念发现西印度群岛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而举行的集会上，纽约（西方民主制度下最伟大的城市）的市长引来一片轻蔑的嘘声，而当一个外国独裁者的名字（墨索里尼）被提到时，却赢得与会者吵吵嚷嚷的喝彩声。
然而在他内心早就存在的更大的刺激却是来自一本书——阿道夫·希特勒的《我的奋斗》（MeinKampf）。《我的奋斗》分两卷，分别出版于1925年和1927年。第一卷标题为“清算”，1924年写于莱希河畔兰茨贝格的巴伐利亚要塞，当时希特勒因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而被囚禁该地。书的序言中写道：
这本书……其主旨不单单是要阐明我们运动的目标，同时力求描绘出这一运动发展的前景。……为了能够在基本的理论上达到一致，并在行动上获得统一，我们需要有成文的著作，作为日后行动的指南。这两本书将作为运动的基石，它概括了我们共同的价值观。
书中叙述了希特勒的青年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导致1918年德国战败的“背叛”，表达了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思想——他把雅利安人说成是“优秀”民族，而把犹太人称作“寄生虫”，宣称德国人需要从东方的斯拉夫人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寻求生存空间。书中还号召向法国复仇。第二卷标题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写于1924年12月希特勒获释之后，概述了他的政治纲领，其中提出国社党无论在夺权时还是在夺权后的新德国，都必须实行恐怖措施。
《我的奋斗》英文译本于1933年在美国面世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希特勒的梦想和蓝图对欧洲和世界实在是一个噩梦。它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自传，而是用意恶毒的纳粹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宣传品。希特勒的前半生也许是坎坷的，但他的生活之路和人生思考指向的不是积极的建设和善意的变革，而是丧心病狂的破坏和毁灭。奥托·托利舒斯在《纽约时报杂志》上撰文写道：“从内容上看，《我的奋斗》10%是自传，90%是他的信条，100%是宣传。书中的每一个字……仅仅是要达到宣传的效果。”美国犹太人报纸用这样激烈的言语表示抗议：“如果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执意出版希特勒的书，他们最好用红色字体印刷，红色象征鲜血，从第三帝国纳粹的大棒上滴下的鲜血。”
作为房龙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系列政论小册子中最有影响的一本，《我们的奋斗》明确表明这本书是作者个人对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回应，这意味着房龙以个人名义直接向希特勒及其在美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发出挑战。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拿起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来读。随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我已仔细地、逐字逐句地读了希特勒所写的东西。我不想评判他对犹太人的“胡言乱语”。我想要他告诉我他自己的故事。他通过言辞表露的风格非常可恶却并未切中要害。可这本书的内容，没有历史的概念。神圣的耶稣啊，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我所读过的最无知的书。而所有这样的极端无知竟被大肆夸耀，就仿佛这是一个光荣的新发现。
我认为这个人是自拿破仑以来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是又一个因拒绝学习历史而玩儿命蛮干的鲁莽汉。我想我有责任回去发起一场反希特勒的运动，不仅仅是因为他讨厌犹太人，而是因为他与一切拯救文明的方式为敌，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
……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与这个人作战，否则他将消灭我们。
这段文字带有一种孤军奋战的悲壮感。房龙曾因在他主持的广播节目中讽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遭到美国一些同情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听众的抗议，全国广播公司（NBC）还因此撤掉了房龙的节目。后来就发生了《我们的奋斗》前言中提到的事件。于是他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写了《我们的奋斗》。
《我们的奋斗》英文版全书共139页，没有配上房龙标志性的自绘插图，这在他出版的著作中显得不同寻常。房龙的自绘插图对读者来说是其作品独特魅力之所在，对喜欢画画的作家本人来说，则给他的写作增添了个人表现的空间和娱乐性。而写作《我们的奋斗》显然是没有任何娱乐性可言的。《我们的奋斗》不像他的许多作品那样可以用作圣诞节馈赠亲友的礼物，它言辞激烈、直率，不过读过这本书的人，有不少立即就成了他的支持者。
房龙跟罗斯福总统一家有不少私人交往。《我们的奋斗》出版后，他也给总统寄去一本。“我认为这是杰出的作品，”读完这本书后，罗斯福总统给房龙写信说，“最好你能卖出100万册。我们需要这样的书。”美国作家路易斯·布罗姆菲尔德为《纽约先驱论坛报》撰文：“我认为，这是一本此时此刻每一个美国公民都应该人手一册的书……他用一种经典的明白易懂的散文写成……既含有老一套的哲学观点又具有一种有说服力的新见解。但这本书与房龙先生的其他书不同，它自始至终慷慨激昂。”当然，这本书也受到美国国内孤立主义者、绥靖主义者和为希特勒辩护的人的责难。
《我们的奋斗》并非历史著作，但它用历史来告诫世人。它缺乏足够的第一手资料是显而易见的，在论述过程中也暴露出作者思想理念的某些局限性，尤其是将希特勒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伯斯庇尔相比较，未必有助于读者认清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本质。对照第二次世界大战实际的进程，房龙的一些预言也没有成为现实。他既没预料到英国能扛住德国的空中打击，也没预料到苏联会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他对当时欧洲局势严重性的洞察以及对希特勒危险性的评估，无论当时还是今天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在房龙为数众多、图文并茂的著作中，《我们的奋斗》这本政论著作很容易被人忽视。然而就房龙的著述生涯而言，《我们的奋斗》自有其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它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作家卓越的人格特征。他的儿子杰勒德·威廉·房龙在回忆录里认为这本书如果写得慢一些（不那么仓促），书的质量和价值都会更高一些。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仓促写就的《我们的奋斗》的价值和意义恰恰就在于其独特的时代性和战斗性，它表明房龙是一个有正义感、责任感的作家，当他以历史学家敏感的嗅觉在人世间嗅到了魔鬼的气息时，在准备还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他就挺身而出，向自己的同胞发出警告，勇敢地为捍卫正义和世界的和平而斗争。
《我们的奋斗》英文版原本不分章节，洋洋洒洒，一贯到底。为了便于阅读，中文译本将原文分成若干章，分别标上题目，使老房龙的见解更加直观，使《我们的奋斗》这篇警世雄文的层次更加分明。
《致圣彼得的报告》出版于1947年，房龙已经去世3年了。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自传。对房龙的作品有深刻印象的读者，可能都希望对这位独具魅力的作家的个人生活有所了解。晚年的房龙撰写一部坦陈其一生经历的自传，确实是读书界所期待的。但房龙留下的唯一一部自传性的作品，却使那些想更多了解作家个人生活方面的人大失所望。因为它更像是一部思想自传。如果上帝给房龙充足的时间，让他能够写完追忆其一生思想轨迹的《致圣彼得的报告》，那它的篇幅不会只有区区200页，很可能将是一部八九百页甚至超过1000页的巨著。
据陪伴他到最后的吉米（他的第二任妻子）介绍，《天堂对话》出版以后，房龙计划再写一本大书。在亲友的鼓励下，他开始动手写自传。准确地说是他开始画画。他的写作常常从画画开始。据他的一位好友弗雷泽·邦德写的题为《亨德里克与“天国之门”》的回忆文章，直到去世前一个多星期，房龙还在绘制《致圣彼得的报告》的插图“天国之门”，并在征求朋友的意见后修改画稿。他起先画的“天国之门”与一般教堂的边门没多大不同，后来他意识到“天国之门”应该“更简朴，更宽敞”。不过，自传的写作断断续续，他的头脑里好像总有新的念头来打扰自传的进程，再加上他的心脏病一次又一次地发作。就这样直到去世，《致圣彼得的报告》仅完成了200页。联想到房龙往日旺盛的写作欲望，这样的分量未免少得可怜。
这部自传性作品的全名为《致圣彼得的有关亨德里克·威廉·房龙早年生活过的人世间的报告》，简称《致圣彼得的报告》。按照房龙本人的解释，他把圣徒彼得想象成天国里慈祥的守门人，这份报告就是呈递给圣彼得的，想让对方充分地了解自己；有了这个“敲门砖”，房龙本人也可以更快获得在天国花园里的永久居住权。这个解释当然是一个房龙式的玩笑。他这部书毕竟是写给人间的读者，而非天国的圣徒的。
准确地说，房龙是想围绕这样一个问题写他的自传：“我为何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他相信对自己一生思想轨迹的剖析，对许多因突然降临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处于迷惘之中的美国年轻人会有所启发。或许这部自传应称为“心灵史”，书中生命的增长不是以行为的排列和积累加以体现的，生命的增长在书中是由一个孩子头脑里冒出来的念头和残留在记忆中的感受来表现的。该书写下了作家前12年的思想轨迹，看似幼稚可笑的想法的产生过程、随后的变化以及对房龙个人一生的影响。书中用大量的篇幅谈论荷兰人的祖先、鹿特丹旧时的城市面貌、早期基督徒和中世纪的行吟诗人等，并非房龙喜欢唠叨历史内容的癖好又在作怪，而是因为这些历史内容与他生命前12年的思想轨迹密不可分。这位通俗历史学家似乎觉得只有将他个人的所思所感放到历史的背景中对读者才有意义。房龙的用意十分明显，他要借这一番“心灵史”的回顾，对自己所遭遇的种种偏见和谬论来一次总的清算，并以他对事实真相的揭示启迪后人。
当然，怀旧是写作《致圣彼得的报告》的直接动力。以往频繁出入欧洲的房龙，此时已与欧洲隔绝多时，而他的故乡荷兰受尽战火蹂躏，此时仍被纳粹德国占领。他想通过回忆、运用文字来重塑他心目中的荷兰和欧洲。
房龙的自传书稿，生前发表的仅有《我的教科书》这一章。1939年纽约举办世界博览会，杜邦公司以“化学的神奇世界”为主题参展，并打算印制一本用该公司研发的新型材料做封面的小册子在博览会上散发。
几个正筹备印制该小册子的人士特意拜访了在老格林威治家中的房龙。当宾主悠闲地喝茶时，来访者聊起学校教科书的话题。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一趟不虚此行。就听主人说道：“你们的话就像是在引用我自己有关教科书的一章。”杜邦公司的人请求房龙让他们看看那一章，主人便拿出那份手稿。手稿的内容居然非常切合他们刚才聊的主题，所以来访者请求房龙允许他们将它付印。
房龙同意了，不过他也提出一个条件，让他本人给这篇文字画上几张插图，对此他是这么解释的：“我的书没有插图，那相貌就如同去圣詹姆斯宫觐见英国国王却忘了系领带。”于是薄薄的一册《我的教科书》就问世了，带着十足的房龙风格——幽默的文字装点着生动的插图，而且新型材料的布面使小册子看上去精美、雅致。
这里我们将《我的教科书》作为“另外一章”，与房龙去世后整理出版的未完成自传《致圣彼得的报告》合在一起，也算是为房龙的自述性文章做了点拾遗补阙的工作。
朱子仪
2013年4月于北京五道口
“这一天开创了一个新世界。”
1792年9月20日，瓦尔密战役[3]爆发的那个夜晚，德国诗人歌德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