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在新天地

岑桑回到广州后，于1950年2月找到黄向青联系工作，黄向青当时在《南方日报》当记者，就把他介绍到四邑华侨中学任教。他一进入这间中学，就担任高中三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当时二十出头，与高三学生的年纪比较接近，很容易沟通，不多久就同学生打成一片，师生之间的感情融洽。他友善随和，讲课生动，同学们都爱听他的课，喜欢向他请教。因此，同学们都愿意亲近他，尊敬他，爱戴他。他在华侨中学才几个月，又奉命调到广州市第四中学任教。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美国军队入侵朝鲜，并侵占中国领土台湾。9月15日，美国纠集十五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并把战火引向到中国边境，轰炸中国东北安东（今丹东）等地。10月8日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9日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并成立了抗美援朝总会。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2]全国人民敌忾同仇，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支持抗美援朝。

在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中，岑桑像其他热血青年一样，积极投身到运动中去，他用手中的笔，撰写了一批赞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及反对“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文章，在广州和香港等地的报刊连续发表，颇受读者的欢迎，在读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仅仅半年时间，这类文章就达几十篇。同事和朋友们纷纷建议他将这批文章结集出版。

1950年12月底，岑桑和田少霞喜结良缘。就在他们结婚的当天，经杜埃帮忙介绍的、岑桑的第一本杂文集《廿世纪的野蛮人》在广州市人间书屋刊行。

《廿世纪的野蛮人》出版于抗美援朝期间，文章的内容都是以抗美援朝为题材写成的。全书收入杂文17篇，是从岑桑数十篇杂文中精选出“不大受时间性所局限”的一部分。集子中有揭露美国侵略者入侵朝鲜滔天罪行的，有歌颂中国人民志愿军战胜侵略者的坚强意志和钢铁决心的，有坚信正义定能战胜邪恶、和平定能战胜战争真理的。

这些文章，语言凌厉，战斗性强，既像匕首投枪刺痛侵略者的心脏，又能鼓舞人心，激励斗志，为宣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发挥了积极作用。

1951年6月，岑桑又奉命从广州市第四中学调到广州市文教局文化科工作。这年冬天，岑桑敬爱的祖母潘氏不幸病故于葛岸家中。由于当时要求严格，又正值开展政治运动，在机关单位一律不准请假，岑桑在祖母患病时未能服侍身边，亲扶汤药，祖母逝世后又不能为她披麻戴孝，扶柩送行。岑桑为此内疚万分。

1952年5月17日，岑桑长子岑之京出生。

1954年，广州市文教局一分为二，分别成立广州市教育局和广州市文化局，岑桑被分配到文化局电影科，任科员，负责电影事业的行政管理工作。除此之外，他还兼任文化局主办的期刊《电影与观众》的编辑工作。从此，他与编辑这个行当结缘了六十多年，直至今天还兢兢业业，无怨无悔，乐此不疲。

《电影与观众》是一本发布电影信息、介绍电影内容、登载电影评论、普及电影知识、倾听观众呼声的综合性文化普及型杂志，图文并茂，通俗易懂，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受到电影界和广大观众的欢迎。岑桑经常为之编辑稿件，撰写文章，校对文稿，为这份杂志尽心尽力。

同年，配合新婚姻法的颁布，岑桑的中篇小说《巧环》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配合了新婚姻法的宣传。

1956年春夏之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岑桑被任命为广州市私营电影院和剧场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负责人。此项工作虽是头绪乱、阻力大、时间紧、任务重，但岑桑克服重重困难，深入到私营影剧院、剧场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他的任务，工作干得很出彩。随后，建立了一家管理全市数十家影剧院和剧场的专业机构——广州市影剧场公司。

这一年，岑桑的喜事连连：他被授予“广东省文化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接着被任命为广州市影剧场公司行政科科长；不久晋升为该公司的副总经理；传记文学《永远的孩子》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被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广东省作家协会前身）吸收为会员。

岑桑在广州市文化局工作期间，深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之情，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严格的政审，党组织的教育培养，长期观察和考验，他于1956年7月31日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他感到非常喜悦。

1957年5月，“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开展。与岑桑一起工作的同事王某，在“大鸣大放”中写了一张批评文化局某科长有宗派主义作风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当时局内不少人认为是“右派言论”。在局领导召开党支部会议讨论王某大字报的属性时，众多党员干部都认定为“右派言论”，眼看王某即将被列入“右派”行列。岑桑挺身而出，发表不同意见。他深知王某为人正直，一贯热爱党忠于党，王某所写的大字报是出于对这位科长的善意批评，而且大字报说的也不是子虚乌有，不应该定性为“右派言论”。岑桑刚发表完意见，就遭到众人的批判，认为岑桑是“右倾”，是为“右派分子张目”。岑桑据理力争，与众人展开辩论。最后还是受到批评。

同年11月，传记文学《徐霞客游山水》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1958年夏，广州文化出版社成立，岑桑奉调至该社任编辑部副主任。

同年12月13日，广州何济公制药厂女工向秀丽，为抢救国家财产被大火烧伤，烧伤面积占全身的80%，经过28天的全力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于1959年1月15日，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为了及时宣传向秀丽为抢救国家财产而英勇牺牲的光辉事迹，岑桑和同时从广州市影剧场公司调进广州文化出版社的一位同事合作，深入向秀丽生前所在的制药厂了解情况，收集材料，采访笔录，加班加点，仅用几天的时间就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向秀丽》的写作任务；又用不足一周的时间，于1959年2月在广州市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作者署名“仰英”。全书分为十个部分，凡25000字，书前有董必武《纪念向秀丽同志》和郭沫若《赞向秀丽同志》的题诗，内文有插图6幅，图文并茂，以优美生动的文字，记述了向秀丽的童年、家庭、锻炼成长，以及最后为抢救国家财产和保护群众生命安全而光荣牺牲的英雄事迹。

这本报告文学因出版及时，面世几天就销售一空，读者纷纷要求再版，发行量达到一百多万册。既广泛地宣传了向秀丽的光辉事迹，配合了党和政府的工作，服务了大局，又为出版社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1959年5月，岑桑的散文集《幽灵在徘徊》在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

11月1日，岑桑次子岑之邦出生。

同月，广州文化出版社并入广东人民出版社，岑桑随即调入广东人民出版社任文艺编辑室副主任。

1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接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指令，岑桑被奉派到南京协助海军将领谢立全写回忆录《珠江怒潮》。由谢立全口述历史，岑桑记录整理，并在王伟轩的协助下，走遍珠江三角洲采访、核实、整理、补充、润色。邝雪林在《男儿当自强——我心目中的岑桑》中就此事写道：“岑桑以其孜孜不倦、不辞辛劳的精神，以及熟练的文学素养和对广东生活的熟悉，怀着对革命前辈艰苦奋斗、不畏困难的革命精神的景仰，相当优质地完成任务，为南方革命斗争奉献出鼓舞后人的精彩一页。”

谢立全在《珠江怒潮·后记》中说：“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知道我写了这部稿子，又热情地给我以帮助，他们根据回忆录初稿提供的线索，用了近半年的时间，深入实地调查，核对事实，并对原稿作了润色和加工。”“由于战友们的关怀和重视，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以及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们给予的帮助，使这本回忆录较前准确和充实了。在这里，我谨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岑桑回忆说，当时协助作者写回忆录，虽然没有任何报酬，但有机会为革命前辈出力，为反映珠江游击队战斗历程出汗，内心是很高兴的。陈原当时到广东人民出版社作报告，称赞岑桑协助作者写回忆录说：“我有一个那么好的学生，不要名，又不要利。”（陈原在志锐中学时是岑桑的老师）

谢立全著的《珠江怒潮》，是一本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珠江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革命回忆录。全书凡28章，20余万字，描写了珠江游击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兄弟部队的支援配合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在极端复杂、艰苦、险恶的环境中，经过六、七年时间的数百次战斗，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辉煌战果的战斗历程，人民子弟兵和革命群众的光辉形象跃然纸上。该书描写客观，情节生动，文字优美，可读性强。1961年12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5万余册，到1979年12月一共重印了4次，印数达15万多册，是一本在广东地区影响较大、深受读者欢迎的好书。

1960年春，岑桑应《羊城晚报》之约，在副刊开辟专栏，撰写与青年读者谈思想修养的以励志为主旨的散文，先后发表了几十篇，受到青年读者的钟爱，1962年8月以《当你还是一朵花——和青年朋友谈心》为书名，在广东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署名“谷夫”。出版后广受欢迎，一纸风行，许多学校将该书作为课外读物。历年先后再版、重印12次，累计印数50余万册，盗版印数还无法统计。1994年6月，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广东省委高教工委、广东省高教厅、教育厅、新闻出版局、广播电视厅、文化厅、总工会、共青团等9个单位联合发起举行“百书育英才”读书活动。经过发动社会各界人士推荐和聘请社会科学界、文学艺术界、新闻出版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专家小组评选，从中外古今浩如烟海的书籍中，选定一百本好书，向全省青少年推荐，《当你还是一朵花》评选为“一百本好书”之一。

1961年6月23日，岑桑幼子岑之原出生。

1962年岑桑再度被派往南京协助海军将领谢立全写回忆录《挺进粤中》。该书共16章，15万多字，是《珠江怒潮》的续篇，反映了1944年秋至1946年夏珠江游击队抗击日寇、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历程。于1980年4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首次印行9万册，颇受读者的喜爱。

1962年，岑桑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同年11月，杂文集《在大海那边》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岑桑在1958至1962年这四年间，不管工作怎么繁忙，政治运动怎么频繁，杂冗俗务多么繁琐，他还是挤出业余时间像小学生每天都要完成作业一样潜心写他的文学作品。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从不停歇，乐此不疲。年积月累，数年间竟有文艺作品百数十篇，体裁有诗歌、散文诗、抒情散文、杂文、随笔、童话、小说、评论等。而写得最多、影响最大、最引人注目的却是属于国际小品这类杂文。

这类作品先后发表在《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和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作品因在高层次报刊登载多了，此时岑桑的名气越来越大，各地不少报刊约稿函电纷至沓来。《红旗》编辑部曾商请广东有关方面将岑桑北调，并派人专程到广东与岑桑面商北调事，岑桑在感谢对方好意的同时都婉拒了。

收入《在大海那边》的47篇杂文，就是上述那段时间写成的。笔者曾问岑桑写此类杂文，当时是基于怎么样的一种考虑，他叫笔者看看这本书的《后记》。《后记》里有一段这样的表述：

对这门所谓日常功课的偏爱，不晓得是如何肇始的。我只觉得自己对罪大恶极的帝国主义，对鲜血淋漓的殖民制度，以至对痈疮般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憎恨之情；这可以说是百多年来备受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残酷压榨、曾经在奴隶境遇中挣扎求生的中国人民的一种典型感情了。正是这种感情，使我对这为自己深恶痛绝的一切，产生了“必须拿起武器来与之作斗争”的强烈要求，于是我拿起了作为武器的笔，时时做战斗的功课。对这种功课的偏爱的形成，也许就是因为战斗就是一种乐趣的缘故。

这段话明白不过地表明，岑桑写此类杂文，结合了当时国际政治斗争形势，因情而动，情动而书，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凶残本性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对资本主义腐朽的社会制度作了深刻的揭露，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唱出了充满激情的赞歌。文章内容丰富，旁征博引，逻辑性强，深含哲理，色彩鲜明，俨如匕首投枪，具有很强的战斗性，取得了积极的效果，受到读者的欢迎。

1963年2月，毛泽东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确定在全国农村普遍进行一次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同年5月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1964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这两个文件，成为开展“四清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陆续委派了大批干部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这次“四清运动”，对于进一步解决干部作风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存在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将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把不少不属于阶级斗争范畴的问题看成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招致不少基层干部受到打击或被错误处理，使“左”的错误得到进一步发展。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当“四清运动”逐步深入的时候，岑桑从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调到总编室任“编审”。当时“编审”一职既不是行政职务，也不是现在的出版系统专业技术职务。而是一种比编辑室主任大一点点而又比副总编辑小一点点，在职级上没有提升，在工资待遇上没有晋级，只是对书稿有决审权的职务。之所以设这样一个谁也难以界定清楚的职务，是因为当时出版社需要决审的书稿过多，而具有决审资格的人员太少，无法适应正常的运作流程，影响了出书任务的完成，所以社里委任岑桑专门决审文艺方面的稿件。岑桑升迁“编审”之后，他连一本书稿还没决审完毕，就被调进出版社的一位新任领导派遣到广东省湛江专区阳江县大沟公社平岚村参加“四清运动”，担任“四清”工作队的副队长。

“四清运动”初时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产”，后来又规定“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岑桑到农村后，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带领队员们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耐心做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根据“四清运动”前期和后期规定的内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基层干部，基本上做到查清问题，解放思想，放下包袱，开动机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农业生产，避免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处理。

岑桑除了担负“四清”工作任务外，还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与工作队员们一起为群众排忧解难。他“三同”的这条村子，全村群众长期缺乏生活用水，家家户户每天的用水，都是靠人工从数里之外桶装肩挑回来的。费时耗力，影响生产，生活不便。这道难题，一直悬而未决，村中的男女老少，期盼至极。看着群众渴望的神情，岑桑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促使他痛下决心非解决这一难题不可。

岑桑在大学不是读地质水文专业，对选地打井毫无研究，居然凭自己的直接观察，选择了一个他认为可能会有泉眼的地方，亲自带领一帮工作队员，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早出晚归，挥举锄头，抡舞铁锹，挖井寻泉，汗流浃背，不肯歇息。他们奋战了二十几天时间，终于挖出了一口水井，泉水涌动，清冽甘甜。当井泉涌溢之际，村民兴奋围观，手舞足蹈，纵情狂欢，颇有“久旱逢甘雨，长渴遇清泉”之概。一位饱经沧桑的白发老农，心情激动，面向水井，边走边哭，用双手捧着清泉，一边品尝，一边流下了热泪。

岑桑和他的队员们看到挥汗如雨挖出的清泉，内心有一种道不出的满足感，尤其是看到村民们的喜悦之情，更加感到无比快慰。

为了感谢“四清”工作队的队员们给村民带来的福祉，让子孙后代“喝水不忘挖井人”，村民们在喜庆之余，在水井旁边立起一块碑石，石上刻着“四清井”三个醒目的大字。

岑桑在阳江参加“四清”工作一年之后，又接到出版社那位新任领导的指令，要他继续留在农村，转往阳江县附近的阳春县双滘公社参加第二批“四清”工作。岑桑接受组织安排，决心在农村多挖几口“四清井”，让农民兄弟喝上可口的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