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黄河之西 河西走廊边塞的凝聚

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和阳关，南达祁连山，北至蒙古高原的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是中原通往西域的要道。穿越河西走廊的路线有两条：一是从兰州经行武威、张掖、酒泉到敦煌，二是从河湟谷地穿越祁连山到张掖，再到敦煌。法显所选择的就是从天水顺渭河上溯到河湟谷地，经扁都口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

地势险峻的陇西

法显生活的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兴起了一股“崇佛礼教”之风，前秦的国都长安则成为全国崇佛的中心地区。这里聚集了数万僧侣，单单一个五重寺就有数千僧人。此时的长安不仅有中国内地的僧人，还有来自西域，甚至有远自天竺的胡僧，气象万千。但是在学习佛法的过程中，法显逐渐感觉到中原佛教律法的缺失，于是他决定前往天竺寻找完整的戒律。

从长安到陇西

399年，法显一行6人离开长安，踏上了前往天竺求法的道路。他们出长安沿渭水西行，一路经过关中的始平郡（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南）、扶风郡（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五丈原、陈仓县（今陕西省宝鸡市东），抵达陇山东麓的大震关。

“大震关”渊源

大震关因汉武帝在此地遭受雷震而得名。《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大震关，在（陇）州西六十一里。后周置，汉武至此遇雷震，因名。”[36]大震关号称“关中西塞”，极其险要。关西坡面陡峭，四周山峦屏蔽，唯有群峰间一条小道可以直达关隘，具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在唐代，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大震关被列为关中六“上关”之一。[37]“凡戎使往来者必出此”[38]，由此可见它是各民族遣使往来、出入长安的必经之地。因此，唐廷格外重视大震关的经营，曾在此设立驿馆。

关于大震关的具体位置，目前学界尚无定论，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陕西陇县西北固关说、清水县东陇山东坡说、陇山主脉东侧说，通关河西陇山西支脉东坡说、陇县与张川县交界处鬼门关说等。[39]其中，以陕西陇县西北固关说较为可信。《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陇山，在县西六十二里。……大震关，在（陇）州西六十一里。”1唐里约为现在的540米，61唐里约合32千米。从路程上看，陇县西北固关的“上关厂”和“下关厂”一带距离陇县约30千米，这正与大震关离陇州汧源县的距离相当。而“上关厂”和“下关厂”这两个地名也恰恰证明了两地之间曾有关隘存在。另外，考古队曾在“上关厂”一带发现墩台遗迹，这更加佐证了“上关厂”可能就是唐代大震关的所在地。[40]

大震关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汉代以来多有战争发生。东汉与赤眉军、曹魏与蜀汉、唐朝与安史叛军曾在此鏖战。汉唐时期前往西域或藏地和亲的公主和往来使者、僧侣，也经过大震关，如西汉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刘细君与乌孙王成婚、唐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以及玄奘前往天竺取经。4世纪前后的大震关正处于后秦的控制之下。法显等人经过大震关后向陇山前进。

穿越陇山

法显一行人经过大震关后，要穿越陇山，才能走出关中盆地，到达天水和湟水谷地。陇山，又称作“陇坻”“陇坂”“陇首”，“在汧源县西六十二里”[41]，是唐代关内道与陇右道的界山。据《读史方舆纪要》，陇山在凤翔府陇州西北60里，巩昌府秦州清水县东50里，山高且长，北连沙漠，南通汧水与渭水。[42]作为关中西面的防御之地，陇山中有道路通向秦州，古代称作“陇坻大坂道”，俗称“陇山道”。

陇山属于关中平原西部门户，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东西商旅、僧侣、使者必经之地。

渡黄河至金城

越过陇山后，法显一行人向西经过略阳郡（今甘肃秦安），到达秦州（今甘肃天水）。此地为后秦与乾归国（西秦）的交界处，向西就进入了乾归国。

何谓“金城”

农历四月的西北汛期未至，黄河渡口水流平缓。法显等人乘舟渡过黄河，到达对岸的黑石峡，由此往西沿黄河北岸前行。五月，法显一行人抵达乾归国的都城金城郡（今甘肃兰州西）。

“金城”得名，其一据说西汉政府拓地至此，筑城时挖到金子，乃将城取名为金城；也有人说金城取的是“固若金汤”之意，由于此地四周群山环抱，形势险峻，又东接关中平原，西连河西走廊，地理位置重要，是“固若金汤”之城。

“夏坐”由来

法显到达乾归国时正好是农历五月，众僧便在金城开始为期三个月的“夏坐”[43]。“夏坐”，也叫“夏安居”“雨安居”“坐夏”“坐腊”等。之所以要进行夏坐，是由于佛教发源地印度属热带气候，夏季闷热潮湿，佛陀为了防止僧徒在这样的气候下分心，便订立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或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为安居之期。这段时间内，僧人禁止外出，聚在一起潜心修行，讲授修行法门及宇宙人生真理。加之雨季期间草木、虫蚁繁殖最多，外出容易蹴蹈庄稼、伤害生灵，因此有了“夏坐”三个月的习俗。夏坐的地点并不固定，小屋、树下、山窟、聚落，处处皆可进行。

魏晋时，僧侣们希望效仿佛陀参禅悟佛，寻求内心的宁静，因而这一源自古印度的佛教仪式在中原甚为流行。中国的安居制度虽然传承自古印度，但并非全套照搬，而是根据中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变通。中国僧徒安居时间一般为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唐宋以后，安居制度成为禅宗寺院的重要清规之一。元代以来，安居仪式在安居开始的前一天举行，届时由高僧大德讲解各项礼仪，以便于僧众在安居期间专心修行。这一古老的传统延续到了近代，近代的安居仪式大多定在四月十五日当天举行，先行“受筹法”的程序，洒扫敷座，晨斋预白，然后鸣钟集僧，入堂恭摄，受筹羯磨，行筹白数。“受筹法”圆满后的第二天，安居正式开始。90天内集中在寺内致力于坐禅修学，不许外出。安居结束前最后一晚的活动是“自恣”，即大家齐聚一堂，检讨自己在三个月期间有无违反戒律言行，有的话要当众忏悔。

从西平到张掖

结束三个月的夏安居活动，法显一行人继续前行。仲秋之月，秋高气爽。众人沿湟水河一路向西北行走，不久便离开乾归国，进入耨檀国（南凉国），经过湟水沿岸的乐都郡（今青海省乐都县）、晋兴郡（今青海省民和县川口镇史纳一带），抵达耨檀国国都西平郡（今青海省西宁市）。耨檀国国都历经变迁，原先位于乐都郡，秃发利鹿孤继任王位后，考虑到乐都郡过于靠近西秦，遂将都城迁至西平郡。

土楼山与北禅寺

法显一行人在西平郡稍作休息后，转而北上经养楼山到达河西的张掖。养楼山，一说即养女山，在今青海西宁市以北，大通河南一带，一说是养女山和土楼山的合称，即今祁连山支脉达坂山。土楼山就在今天的西宁北山。北魏著名旅行家郦道元旅行至此，登临土楼山，《水经注》云：“湟水又东经土楼南，楼北倚山原，峰高三百尺，有若削成。”[44]

土楼山见证了佛教在河西的流传。早在法显到来之前200年的三国魏明帝时期，佛教已流行于鄯州（今西宁）。信徒们在土楼山断岩之间开龛造像、藻井绘画、修筑栈道、登山礼佛，此为河湟地区佛教传播之嚆矢。法显行至此地的时候，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耨檀国聚集了不少的僧侣，境内建有一些寺院佛殿。时至今日，西宁城北的湟水河畔尚存有一座北禅寺，见证了北魏时期佛教发展的情况。该寺始建于北魏明帝时期，坐落于土楼山特殊的丹霞地貌之中，上承危岩，下临深渊，殿宇高悬，巧夺天工，有“中国第二大悬空寺”之美誉。

离开土楼山，法显继续向西北行，不久便到达达坂山。达坂山地处青海省大通与门源两县的交界处，山势险峻，道路崎岖，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南线河湟西宁郡通往河西张掖镇的必经之地。西汉以来，沧海桑田，几度兴废。

湟水谷地

法显一行人翻越高耸入云的达坂山，进入湟水谷地。湟水谷地东侧便是陇右地区著名的乌鞘岭，据说“乌鞘”为突厥语“和尚”的意思，后来的藏语名即据此而来。乌鞘岭是中原通往河西走廊的门户，军事地位尤为重要。乌鞘岭海拔高，气温低。史书记载其“虽盛夏，风起飞雪弥漫，寒气砭骨”[45]。这样的高寒气候，让途经这里的众多文人印象深刻。清嘉庆十年（1805）盛夏，祁韵士途经乌鞘岭时说道：“度乌梢岭，峻甚，地气极寒。”[46]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十二日，林则徐也来到乌鞘岭，他在《荷戈纪程》中记载：“又五里乌梢岭，岭不甚峻，惟其地气甚寒。西面山外之山，即雪山也。是日，度岭虽穿皮衣，却不甚（胜）寒，下岭，即仍脱皮衣矣。”[47]千年之后的乌鞘岭尚且如此险峻，对于法显一行，更是巨大的挑战。

湟水谷地位于祁连山以南，乌鞘岭以西，达坂山以北，托来南山以东。与乌鞘岭的高寒不同，湟水谷地气温相对温和。谷地中间便是浩亹河（即今大通河），河两岸土壤肥沃，气候宜人，宜于农耕。河谷大都处于海拔2700—3300米的森林与草甸草原带，白桦林、红桦林、冷杉林、圆柏林郁郁葱葱，使得此地有“塞外江南”之美誉。法显等人行走在这一片水草丰美的湟水谷地，感受着暖风拂面，耳听着鸟吟虫鸣，仿佛置身于江南水乡之间，脚步也变得轻盈。过去数月的疲惫似乎也暂时忘却了，众僧人顿感精神焕发，随即放开步伐，向西方未知的世界前进。

祁连山与大斗拔谷

法显一行人继续向西北行进，踏入了广袤的祁连山山脉。“祁连”系匈奴语中“天”的意思，因此祁连山又称“天山”。因其位于河西走廊之南，史书中也称其为“南山”。

祁连山高处海拔4000—6000米，降雨充足，植被茂盛，高山峡谷纵横其间。它与北部的合黎山，夹在河西走廊南北两端，将北边茫茫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隔绝在外。因此，祁连山不仅是河西走廊的军事屏障，同样也是河西地区的生态屏障。

祁连山脉中有大斗拔谷，现在称为“扁都口”。扁都口是藏语“扁麻多”的音变，系灌木植物金露梅之意。大斗拔谷海拔3000多米，山势嵯峨，地势险峻。其所在的这条山峡通道长约35千米，拦腰切断祁连山，贯通河西与河湟，因此成为南北向的重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南路的重要通道之一，形成沟通河南国、柔然、突厥以及北周政权的交通线。丝绸之路南路亦由此从青海过河西，入西域。今天的兰新高速铁路就是从这里沟通张掖和西宁，成为世界上第一条通过高海拔地区的高速铁路。

汉唐以降，大斗拔谷一直是西羌、匈奴、突厥、回纥、吐谷浑、吐蕃等民族相互联系、出入甘青的重要通道和战略要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的河西之战，骠骑将军霍去病就是经大斗拔谷进入河西走廊，千里奔袭，大败浑邪王、休屠王，成功夺取河西；隋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从张掖返回“经大斗拔谷，士卒死者十二三焉，马驴十八九”[48]。传说隋炀帝的姐姐乐平公主杨丽华随行，突遇奇寒，身染重疾，病死峡谷中，葬于此地，成为今天扁都口中的一景——“娘娘坟”。

大斗拔谷以东是一片一望无垠的草原。汉代曾经在这里设置军马场，如今称为“焉支山—山丹军马场”。冷兵器时代，马是历朝的主要运输工具。山丹军马场由于自然条件非常优越，故而成为西汉以来的“皇家马场”。

法显一行人穿越祁连山险峻的大斗拔谷，脚下是崎岖的道路，心中却存有对西方佛国世界无尽的向往。

时局动荡的张掖

法显一行人穿过大斗拔谷，便进入河西走廊，此时的河西地区正处于十六国后凉吕氏控制下，法显一行依次经过祁连郡（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东北）、金山郡（今甘肃省张掖市东南），抵达张掖镇（今甘肃省张掖市西）。

张掖大乱，道路不通

此时河西地区正处于各方势力相互攻伐混战之际。后凉吕氏王朝已进入末期，各地军阀纷纷占据一隅，称王建国。《法显传》云：“张掖大乱，道路不通。”[49]河西群雄的战火阻挡了法显一行西去的道路，不过幸运的是，法显在张掖遇到了北凉王段业。

段业，京兆汉族人，生于4世纪中叶，从小就广泛涉猎各类史籍，善于写文。吕光征西域时，段业也随同前往，受到吕光的赏识，升为“著作郎”，负责撰写吕光的文件、诏令。386年，吕光建立后凉，改元太安，段业先后担任建康（今甘肃高台）太守、尚书等职。段业的仕途之路扶摇直上。

不久，后凉动荡，段业的人生随之再生波澜。龙飞二年（397）二月，吕光出兵西秦乞伏乾归不利，以败军之罪诛杀沮渠罗仇、沮渠麹粥二兄弟。沮渠罗仇之侄沮渠蒙逊借此机会，以替伯父复仇为名率众共讨吕光。

沮渠蒙逊起家后，攻陷临松，屯兵金山。时任后凉晋昌太守的沮渠男成劝说段业一同起兵，段业听从了他的建议，起兵响应沮渠蒙逊。听闻段业的加入，沮渠蒙逊由临松率部前来，与段业、沮渠男成合兵一处。由于沮渠男成、沮渠蒙逊年纪尚轻，职爵也低，段业就被推选为反凉盟军的盟主。龙飞二年（397）五月，段业自称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建元神玺，建都骆驼城（今甘肃省高台县南22千米处）。不久，又进称凉王，改元天玺。张掖在河西四郡之北，故史称“北凉”。

法显一行人到达张掖之时，正值北凉建国。北凉王段业素来崇奉佛教，邀请法显留在张掖讲经授课，并“为作檀越”[50]。檀越，意为施主，是佛教僧徒对施舍财物之人的尊称。在张掖，法显遇到了同样西行求法的僧人智严、僧绍、慧简、宝云和僧景五人，与众僧友会合后，法显便暂时驻足张掖休整。恰好当时已是农历五月，夏日即将来临，众僧友依例进行了夏坐。

马蹄寺与黑水国古城

三个月的夏坐结束后，法显一行人在张掖宣传佛法，寻求僧友。当时的张掖已经成为佛事兴隆、僧人聚集之地。而就在法显进入张掖时，一座影响后世的马蹄寺也在兴建之中。或许，法显曾经去过营造的现场，抑或听说了这一神圣佛寺的开建情况。

天马留印——马蹄寺

马蹄寺位于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城东南80余千米的临松山中。石窟建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北凉，最早由敦煌著名学者郭瑀及其弟子开凿，郭瑀在此隐居讲学，后有信徒开窟造寺，鼎盛时期僧徒达到300人之多。马蹄寺石窟规模宏大，包括胜果寺、普光寺、千佛洞、金塔寺以及上、中、下观音洞七处小窟群，每个小窟群少则两三个洞窟，多则30多个洞窟，总计有70余处窟龛，绵延近30千米。其中，马蹄殿是马蹄寺的核心所在，也是马蹄寺名称的来源，因此也是最为重要的洞窟。窟平面近方形，窟内有中心方柱。

史前遗迹——黑水国古城

除了佛教寺院外，张掖地区最为后世所知的便是黑水国古城。黑水国古城遗址位于张掖西北12千米处，濒临黑河，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有文明起源于此。汉代时，这里是月氏、匈奴人生活的城池。可惜此后不久便为风沙所掩埋。

黑水国在历史上的声名吸引了前来寻古的人们。1941年9月，于右任到黑水国古城考察，他在记录当时考察情况时说：“甘州西黑水河岸古坟，占地十余里，土人称为‘黑水国’。掘者发现中原灶具甚多，遗骸胫骨皆长。余捡得大吉砖，并发现草隶数字。”[51]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约4平方千米的汉代墓葬群。不过风沙淹没了千年前古城的更多细节，正如于右任在《黑水国》一诗中所慨叹的：“沙草迷离黑水边，何王建国史无传。”[52]

法显一行人在此也做过一番停留，他们惊服于这些史前时期的文明，也感叹人生的不易，想到人生如朝露，瞬即幻灭，由此更是坚定了西去求法的决心。

边塞敦煌的滞留

东晋隆安四年（400），敦煌太守李暠正式脱离北凉政权，建立西凉政权，以敦煌为都城。同时，李暠与北凉王段业也达成协议，兵戈暂息。河西走廊暂时恢复了平静，道路的畅通使僧侣、商人得以安全通行，法显一行人结束在北凉张掖的夏坐后，准备继续上路了。

西出张掖郡后，法显沿着弱水向西北行经，进入西凉境内。西凉王李暠听闻法显等中原僧人到来，殷勤接待，众人在敦煌停留一月，休养生息。敦煌地区最有名的莫过于“汉代长城”和“莫高窟”，法显等人亦途经这里。

敦煌汉塞的烽火

汉代的长城，后世又称为边墙。汉代长城东起令居（今甘肃省永登县），沿河西走张掖、金塔、嘉峪关、玉门、安西等地，西至敦煌，并将“亭”（烽燧）、“障”（较大的城堡和烽火台）一直修至盐泽（今罗布泊）。

汉塞长城

敦煌郡内的边塞长城从古冥泽西南岸起，向西延伸到小方盘城以西吐火洛泉，东西长约300千米，横亘于今安西、敦煌二县中部东西一线，是从东边酒泉郡延伸而来的，大约筑成于西汉元封年间（前110—前105）。《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敦煌置酒泉都尉，西至盐水，往往有亭。”[53]就是从内地到敦煌，从敦煌到楼兰，沿途有汉代的亭障和烽燧，组成了一道汉匈边界的长城。

此前，在边境，汉廷不仅修筑了边墙、亭障一类的工事，还在此设兵屯驻。汉代敦煌郡内，仅长城一线部署的兵力就在2400人左右。《后汉书·西域传》记载：“（阳嘉）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车师）后部。帝以车师六国接近北虏，为西域蔽捍。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侯、伊吾司马，合六千三百骑救之。”[54]这正是调发玉门都尉属下的玉门关侯戍守士卒出征之例。

汉以后的历朝历代均注重经营敦煌。李暠建国后，也曾在敦煌旧时的汉塞基础上修筑西二围、西南二围。法显到敦煌之时，所见到的长城大约便是汉塞与李暠新建二围的结合。

烽火台的作用

敦煌长城沿线，每隔10里筑有烽燧一座，这就是古籍中所写的“十里一大墩，五里一小墩”的烽火台。每座烽燧有戍卒把守，遇有敌情，白天煨烟，夜晚举火，所燃烟火在15千米外都能看到，通过层层传递，把敌情及时传递到后方，以便上级长官及时组织人马应对。[55]

敦煌郡的烽燧可分为边塞前沿烽燧和普通瞭望报警烽燧。由于前者的布列是沿长城东西一线展开，它的任务主要是警备与保卫边塞，所以又称之为塞烽。后一类四处延伸的烽燧，其布列以郡府为中心，向郡境四外边卡作辐射状展开，主要任务是瞭哨、报警，并及时向郡府传递情报，基本上不承担抗敌保境的战斗任务，所以可以叫做警烽。

《法显传》曰：“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56]此时的敦煌汉塞担负着抵抗漠北游牧民族柔然进犯的功能，法显等僧人看到的便是经过西凉王李暠重新修建并且重兵防守的汉塞与烽火台。

莫高窟佛教艺术

除了汉塞之外，敦煌最有名的便是莫高窟。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开凿在鸣沙山东麓断崖上，距离敦煌市区约25千米。敦煌鸣沙山位于库木塔格沙漠东部边缘，是巴丹吉林沙漠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过渡地带，面积约200平方千米，延绵40千米，南北宽20千米，高度在100米左右，最高峰170多米。

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经北凉、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元等朝代陆续修造，历时千年。这些历代开凿的洞窟密布岩体，大小不一，上下错落如蜂窝状，全长达1600余米。莫高窟窟群分为南北两区，现存大小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迄今保留下来的历代彩塑3000余身，其中圆雕塑像2000余身，影塑1000余身。此外，还保存下来5座唐宋窟檐。当然，敦煌莫高窟蜚声海内外还因为1900年发现的藏经洞，保存了4至11世纪的佛教经典、史地资料、法律文书、经济账册、文学典籍、胡语文献以及绢画、纸画、织染刺绣等文物5万余件。毋庸置疑，敦煌莫高窟是全国也是世界上保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一处佛教石窟遗存和文化艺术宝库。

乐僔和尚开凿莫高窟

根据敦煌遗书P.3720号及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莫高窟记》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一个名叫乐僔的僧人云游到莫高窟附近，忽见对面三危山上一派金光，好像有千万个佛在金光中显现。乐僔被这奇幻景象所感染，认为这里是圣地，于是他募人在莫高窟开凿了第一个石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窟修禅，开凿了第二个洞窟。关于莫高窟名字的来源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认为莫高窟原为“漠高窟”，解释为沙漠的高处，因“漠”与“莫”通用，后世便改称为莫高窟；另一种说法是佛教认为开凿洞窟功德无量，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功德比修建佛窟更高的了，因此称为“莫高窟”。

乐僔、法良之后，经过历代的修建，洞窟不断增多，到7世纪唐朝时，莫高窟已有“窟室千余龛”，因此，莫高窟又被称为“千佛洞”。

莫高窟的沧桑历史

莫高窟千年营造史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包括敦煌历史上的十六国、北朝、隋、唐前期；后期包括吐蕃管辖敦煌时期、归义军时期及少数民族政权时期。莫高窟虽创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但大规模的营造活动，是从北凉攻占敦煌之后开始的。北凉统治者沮渠蒙逊虔诚信佛，占领敦煌之后，在莫高窟进行过大规模的营造活动，有计划、有组织地修建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成体系的一组洞窟。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的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武周圣历碑》在追述莫高窟早期营造情况时说：“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57]东阳王是北魏明元帝的四世孙元荣，自525年至542年长期担任北魏和西魏瓜州刺史；刺史建平公，是北周于义，565至576年任瓜州刺史。《武周圣历碑》又云：“乐僔、法良发其宗，建平、东阳弘其迹。”[58]可见东阳王和建平公在莫高窟营造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隋唐时期，因为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国力的强盛，莫高窟开凿达到顶峰，在武则天时已有洞窟千余个，这批洞窟集中展示了敦煌佛教艺术全盛时期的面貌。

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影响，敦煌石窟的营建和修缮都很兴盛。北宋、沙州回鹘、西夏和元时期，莫高窟愈加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明清时期不再开凿洞窟，莫高窟逐渐荒废。物换星移，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道士王圆箓雇人清理莫高窟积沙时不经意间发现了震惊世界的藏经洞，“历代之积文，终成后世之瑰宝”。不幸的是，在晚清政府腐败无能、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藏经洞文物发现后不久，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等外国探险家接踵而至，从王道士手中掠夺和骗取了大量藏经洞文献和绢画、纸画等文物，致使敦煌文物流散到世界各地，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博物馆、图书馆和研究机构，造成了“敦煌学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的局面。

石窟瑰宝——建筑、彩塑、壁画

敦煌石窟艺术是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在外来佛教和佛教艺术刺激下产生的一种艺术形态，是以石窟建筑、彩塑和壁画三者合一的佛教文化遗存。敦煌莫高窟现今保存有绘画、彩塑的492个洞窟大部分位于南区，北区为古代僧人生活区，南北两区构成完整的石窟体系。按石窟建筑和功用分为中心柱窟（支提窟）、殿堂窟（中央佛坛窟）、覆斗顶型窟、大像窟、涅槃窟、禅窟、僧房窟、廪窟、影窟和瘗窟等形制，此外还有一些佛塔。窟型最大者高40余米、宽30米，最小者高不足盈尺。敦煌石窟建筑形制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古印度和西域的佛教艺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以后，北方的佛教也开始注重对佛教经义的研读和宣讲，不同于以前只重视修习禅定。与这种变化相关，北周时期禅窟已经不见，中心塔柱窟也大为减少，而殿堂窟则成为主要窟形。殿堂窟窟内有较广阔的活动空间，便于信徒在这里举行礼拜和其他法会活动。所以北周时期窟形发生的变化透露出敦煌地区的佛教信仰方式已逐渐由单纯的禅修变成了供养礼拜。这说明敦煌古代工匠并非是一味接受外来艺术，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吸收和创造，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石窟形式。

彩塑是敦煌艺术的主体，早期的塑像多为单身塑像，而且是以弥勒为主。唐前期的彩塑在隋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以整铺的群像为主，由一铺五身、七身而向九身、十一身发展，气势宏大。全部塑像都是圆塑，浮塑已很少见。莫高窟最高的塑像是塑于第96窟（九层楼）内的北大像，高33米，最小为善业泥木石像，高度仅有2厘米。莫高窟彩塑题材包括佛、菩萨、天王、力士、地鬼等，内容之丰富和技艺之精湛，世所罕见。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属于水粉壁画，富丽多彩，雄伟瑰丽，内容包涵佛经故事、飞天伎乐、殿台楼阁、动物形象、藻井装饰以及古代民众进行生产、生活的各种场面等，是古代中国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的艺术再现。莫高窟壁画为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图像史料，堪称中国古代美术史和社会生活史的博物馆。

法显到达莫高窟时，恰逢第一个洞窟开凿后不久。因此法显是否来过莫高窟，史无明言，但是法显在敦煌期间正是此地佛教开始兴盛的时期，他应该或多或少听说过建造石窟的盛事，甚至到现场观看石窟的开凿并心生感叹。不过，法显等人可能不会想到眼前的这座石窟会在此后千年历经沧桑巨变，成为举世闻名的世界艺术宝库。

法显一行人在敦煌停留了一个多月，在得到敦煌太守李暠的供给后，与宝云等人告别，和李暠遣赴西域的使者一同离开敦煌启程上路，西出玉门关，毅然进入前途未知的沙河地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