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西行缘起 佛国世界的魂牵梦萦

大约两汉之交，佛教由天竺（古印度）经西域辗转传入中原地区，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冲突、碰撞，才长久地融入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中。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纷立，兵戈抢攘，正是这一时期佛教逐渐被接受并在中国扎根。信念所驱，天竺与西域的僧人不断来到汉地传播佛法，中原的僧人也陆续前往天竺求法。当时北方诞生了一批弘济时艰、西行求法的高僧，僧人法显，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法显及其所处时代

法显生活的东晋，处于中国历史上政权并立、朝代更迭的分裂时期。其前，两汉一统王朝落幕，赤壁一战三分天下，西晋短暂统一30余年；其后，十六国风云变幻，南朝连番换代，北魏一统北境，又历北齐、北周，才又统一于隋唐。中原局势瞬息变化，西域形势也复杂不定。

南北政权纷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不同政权轮番上台博弈。北方先是经历了由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六国时期。之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逐渐统一北方，到后期分裂为西魏、东魏，又被北周、北齐所代替。南方则经历了西晋宗室南渡建立的东晋与宋齐梁陈四朝，都城皆在建康（今南京）。南北政权，由于历史传统、民族融合、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分别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南方王朝因为王室的式微与门第的衰落，走向没落。而北方随着汉族势力的逐渐抬头，儒家学统重新获得正统地位，长期分裂导致的漫漫长夜开始展现出黎明的曙光。

政局动荡与长期分裂是互为因果的，因为政权纷立，造成南北长期的不统一；不同政权的征战带来社会的动荡不安。政治上，统治阶级之间的相互征伐，造成生灵涂炭，如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就是这一时期南北政权对峙的反映，亦衍生出“闻鸡起舞”“东山再起”“草木皆兵”等脍炙人口的故事。战争同时导致流民问题与人口迁徙。原本被打破的贵族世袭制，随着东汉末年士族势力的兴盛，在此时期演变为“门阀士族”，形成变相的封建势力。[1]南北士族在政治、学术、艺术等方面虽迥然不同，但对当时的历史进程皆起到关键作用。经济上，普通民众的农业生产极易遭到破坏，商品经济亦时常受到阻碍。虽然有的统治者不同程度地施行重视农业的政策，如占田制、均田制等，但阶级矛盾的尖锐使得此时期军士和农民的地位皆有所下降。江南地区进一步的开发，或可认为是这一时期为数不多的硕果之一。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继春秋战国后，民族融合的第二个时期。各族人民相互影响，虽然汉族影响少数民族是主流，但少数民族也带来他们优秀的思想文化，给中国传统文化增添新色彩。不同于大一统王朝所呈现的强盛与繁荣，多民族的融合、割据政权的更替和中外思想的交流给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带来了新的特点，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空间。

社会经济发展上所呈现的新特点主要有门阀世族的形成和寺院经济的兴盛。门阀世族由秦汉时期世家地主发展而来，东汉建立，社会较为安定，豪强士族的势力固定下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与西汉豪族相比，东汉豪强士族的身份性渐渐成长，他们累世居官而有文化，宗族关系也更为密切。高门大姓世代担任高官，有的世代传承儒学，有的则既是高官又是名儒，他们逐渐垄断了仕途与学问，取得了政治与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形成“累世公卿”“累世经学”的局面。

魏晋以后，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使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和优势制度化，世族的权势逐渐膨胀。政治与文化领域的支配权也带来了雄厚的经济实力，世族拥有大量的荫附人口和私产土地，并热衷于土地兼并。大量人口荫蔽于世族之下，不交租税也不服徭役，国家无法正常征收财赋。人民逃避租役的另一个去处则是寺院，寺院也拥有庞大的依附人口。当时的统治者大多乐于扶植佛教，王公贵族竞相布施，寺院私产丰厚，僧侣、依附民和寺奴群体能够免徭役和租税。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能够支撑起寺院基本的文化事业，比如经典的翻译抄写以及佛教思想的传播宏布。

西域局势繁乱

两汉与西域地区建立的关系因南北政权的对峙发生变化。这里的“西域”，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指历史上的新疆；广义的指古代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即新疆、中亚和西亚的部分地区。西汉武帝时期，自张骞出使西域后，使者相望于道，形成一个通西域的热潮。西域都护府建立后，中央加强了对西域的管理。东汉经营西域历经“三绝三通”，最后退出西域。接下来的曹魏政权并未积极加强中原与西域的政治、经济联系，西域诸国保持着较大的独立性。[2]通过出土的文书可以推测西晋对西域的经营，如楼兰古城出土的汉文文书，“可基本复原出西晋西域长史官僚机构的组织情况”[3]；民丰县尼雅遗址出土的晋简，反映出西域长史的政令在鄯善施行的情况。

法显所处的时代，西域形势更为复杂。西晋灭亡后，前凉张氏政权首次在西域地区设高昌郡，又通过伐焉耆，使前凉在西域获得很大威望。1909年日本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在楼兰发掘出土的“李柏文书”，就是前凉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的信函草稿，体现了中原与西域的政治关系。

之后，前秦苻氏政权灭前凉，苻坚派遣骁骑将军吕光征讨西域。吕光攻下焉耆、龟兹，远方诸国纷纷遣使臣服，这是魏晋以来中原政权首次在西域发挥如此重大的影响。不久，姚苌推翻前秦政权，建立后秦。《法显传》开篇所言西行之年“弘始元年岁在己亥”[4]，句中“弘始”就是后秦姚兴的年号，即399年。吕光后于姑臧（今武威）建立后凉，并设立西域大都护，亲自镇守高昌，加强了对西域的控制。后凉后期，建康太守段业建立北凉政权，随即被沮渠蒙逊取代，而敦煌太守李暠则建立西凉政权。法显西行至此处，先后得到张掖王段业、敦煌太守李暠的资助。高昌前后易手于西凉、北凉，北凉吞并西凉后，在西域诸国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北魏灭北凉后，又与柔然展开对西域的角逐。

政权纷立、兼并战争、民族融合，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特点。此外，还有佛教思想的发展，将在后文讲述。也许，400年的长期分裂过于繁乱，我们还是落脚到法显的生命历程吧。

少年法显

目前关于法显生平的记载，主要来源于南朝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五《法显法师传》与南朝僧慧皎《高僧传》卷三《释法显传》，两书个别地方记载的不一致，造成法显生卒年、出生地问题的争论。学者们根据《出三藏记集》的“春秋八十有二”与《高僧传》的“春秋八十有六”，以及其他相关记载认为法显卒年在418—423年之间，对应的生年在332—341年之间。法显的出生地很可能在今山西临汾。[5]这一时期的山西地区，不同民族交汇之地，属于板荡之地。

法显出生前的半个世纪，西晋的统治正陷入危机。统一昙花一现，“八王之乱”持续近16年，加上国内多个地区严重的自然灾害，人民流亡迁徙，流民起义频发，为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提供了契机。匈奴人左部帅刘渊被拥护为大单于，起兵于左国城（今山西吕梁附近）。随着刘渊势力的壮大，其部下石勒、王弥、刘曜等5年之间攻陷洛阳、长安，分别俘虏晋怀帝、晋愍帝。建兴四年（316），西晋政权灭亡。刘渊汉化程度很深，欲问鼎中原，打着“尊汉”的旗帜，建国号为汉。永嘉五年（311），刘渊死后，其子刘聪杀兄继位，继续实行民族分治政策。不久，刘渊部下刘曜、石勒分别建立前赵、后赵政权。两政权在中原地区多次会战，光初十一年（328），前赵兵败洛阳，石勒获得大胜，斩首5万余级，摧毁了前赵主力部队。第二年，关中失陷，前赵灭亡。建平元年（330），石勒称帝，后赵全盛时期的疆域，东到大海，西至河西，南过淮河，北抵燕代。

法显的少年时期，北方处于后赵石氏政权统治之下，统治者石勒、石虎崇信佛教，为北方佛教的发展提供土壤。法显俗姓龚，出身于山西平阳（今临汾）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他之前，已有三位兄长幼年而亡，因此父母对其尤为呵护。父母担心他也同兄长一样夭折，于是在3岁时便把他舍度为沙弥，期盼佛陀保佑孩儿健康成长，但仍旧住在家中。法显自此结下佛缘。后因患重病将死，父母只好将法显送还寺院，两夜后即痊愈，之后便一直住在寺中。这次逢凶化吉大概是法显第一次懵懂地体会到佛法力量之无穷与佛祖之博爱，在内心深处亦埋下信仰的种子。10岁时，法显父亲离世，叔父劝其还俗照顾寡母，法显耐人寻味地回答道：“本就不是因为父亲才出家，是为了远离尘世的烦恼才出家的啊。”[6]叔父也就不再勉强。不久后，法显又遭遇母丧，精心打理丧事后，又回归寺院。

年少的法显，短时间内遭遇父母双亡，不免让人感伤。是什么让法显继续坚强地面对生活？在孔孟儒家学说中，孝悌思想为重要一端，所谓“孝悌为仁之本”，同时讲究“慎终追远”，故儒家学说尤重家庭伦理，此外再讲仁爱，由此及彼。而佛教则主张出家，讲究普度众生，似相对看轻了对自己父母的敬爱。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传入中国，亦渐渐与传统文化融合。犹如南齐张融病卒遗言，入殓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仿如后世所言“三教合一”[7]。观少年法显之行事，其心志之坚强与宏远，亦已初露。

数年的修行，佛教思想对法显的影响与日俱增，内心的虔诚褪去了最初的懵懂。法显曾与沙弥数十人于田中收割，忽然来了一帮饥贼抢夺粮食，沙弥们被这景象吓坏，纷纷离去。只有法显留在原处，对抢夺粮食的人说：“你们如果想要田中的稻谷，就请随意拿去吧。只是诸位往昔不知布施僧众，现如今饥贫潦倒，又来抢夺别人的粮食，恐怕来世还要受这样的罪。我为你们感到忧虑，所以对你们说这些话。”[8]话毕，饥贼一众若有所思，放下谷物鞠躬后离去。此事在寺院传开，僧众莫不叹服。法显简短数语，往世、今世、来世的佛教因果、轮回思想尽含其中，足见其佛法之精进。

转眼间法显已20岁，到了受具足戒的时候。[9]这意味着法显正式成为比丘，将接受更为严格的佛学教育，这一刻，也许法显期待已久。法显的前半生，在寺院潜心修行，钻研佛法。但朝夕修行之地毕竟属于晋南弹丸之地，寺院的经藏已经不能满足法显的需要，他时常感叹经律的不足。显然，法显需要追求更高的佛学境界。外面的世界，早已物换星移。351年，后赵亡于冉魏政权，冉魏旋踵覆灭于前燕。中国北方形成前燕慕容氏与前秦苻氏政权对峙的局面。前秦定都长安，之后统一北方，统治者大力支持佛教传播，长安一时成为北方佛教中心。[10]身处深山的法显，仿佛听到远方的呼唤，毅然踏上入京巡礼之路。法显来到长安后，因为“志行明洁，仪轨整肃”[11]，受到众僧的尊敬，并在此结识了几位志向相投的同道，后来他们因为相同的信念一同西行。

西行求法的原动力

古印度吠陀时代晚期思想活跃，佛教产生，进入佛陀时代。佛教传入中土以来，初依附于黄老道术。中国北方政权更替，社会动荡不安，民众奉佛以求祥福，逢少数民族政权崇礼佛法，故此时佛教传播渐广。信众已多，然而戒律却未详备。法显在长安巡礼期间，遂立志前往佛国求取戒律。

佛陀时代

古印度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中国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谈起古印度，总让人联想起“佛教”与“释迦牟尼”，这也正是古印度对世界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人们关注印度佛教发展历程的时候，会面临缺乏完备、可靠文献记载的困境，如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生年也众说纷纭。古印度记史传统的缺失，使得其自身的国史尚需依靠佛史的纪年来勘定，因而汉文文献中有关早期印度与佛教发展状况的记载便弥足珍贵。前1500年前后，来自西方的移民跨越兴都库什山，不断地涌入南亚次大陆，他们主要是说印欧语的雅利安人。此后，雅利安人与印度土著相互融合，共同创造印度早期文明。学者们把雅利安人迁入到前500年之间的历史时期称为“吠陀时代”。

吠陀的词义为智慧或知识，它的命名来源于雅利安人长期口耳相传的《吠陀》，这是一部为雅利安诸神创作的赞美诗、歌曲、祷文的汇编。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吠陀时代的宗教信仰由最初的自然崇拜，发展成为与种姓制度[12]相适应的婆罗门教。婆罗门教主张“轮回业报”，人生的痛苦在于前世作孽，以此掩盖人民群众苦难的真实根源——阶级剥削和压迫。到前6世纪前后，在恒河流域诞生了一些城市国家，包括摩竭提国、拘萨罗国等“十六大国”。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第二种姓刹帝利已经不满婆罗门拥有特权，而第三种姓中的商人通过贸易积累了财富，对政治表现出强烈要求，这些因素促使婆罗门的势力削弱，社会上亦产生出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六种哲学流派。[13]

这些哲学流派反映出当时印度思想界的活跃。其中，与后来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相关的有尼乾子、散惹夷、阿耆多、末伽梨。尼乾子，后来发展成耆那教，主张苦行主义，释迦牟尼在成道前即以苦行来锻炼意志。散惹夷主张对一切问题都不作决定说，该派的舍利弗与目犍连后来成为释迦牟尼的得意弟子。阿耆多认为人和世界由地、水、火、风合成，否认灵魂，具有唯物思想，佛典中译为顺世外道。末伽梨是命定论者，主张没有业报，一切修行都是无用的，佛教称之为“邪命外道”。[14]总之，传统的婆罗门教已经失去光辉，许多思想家想要重新摸索并发现真理。

富饶的物产使人倦怠，种姓制度深刻影响着社会民众。当各种思想发生碰撞，当国家的责任落在肩上，当开始寻求解脱的真理，一种新的宗教便呼之欲出了。

释迦牟尼出生在迦毗罗卫国，今喜马拉雅山南麓尼泊尔境内。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卒年，这里采取“点记说”，即前566-前486年。[15]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载，释迦牟尼涅槃之年，弟子优波离供养律藏，便在律藏上画一点以记年，弟子代代相传，画点年年如是。之后律藏传至僧伽跋陀罗，僧伽跋陀罗与沙门于南齐永明六年（488）译出此经，第二年供养该经并画点，数得共有975点。如是，975-489=486上推，可算出佛陀涅槃之年为前486年。

传说仙人阿私陀为迦毗罗卫国刚出生的太子乔达摩·悉达多相面，预言这婴儿的前途只有两条路，在家继承王位成为统一世界的转轮圣王，或者出家成佛。当时迦毗罗卫国正遭拘萨罗国的威胁，父亲净饭王希望太子能继承王位守护国土。太子少年时过着自由、舒适的富足生活，但因苦恼于人生问题，29岁出家修行，35岁于摩竭提国伽耶城贝多树下成道，成为“佛陀”，即觉醒的人。之后，开始了长达45年的宣传教化，足迹踏遍很多地方，由《法显传》中记载的释迦牟尼圣迹便可得知。

释迦牟尼融合当时各种学说，从实际的人生现象出发，提出“中道”思想。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包含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三法印等。随着信徒的增多，教团组织成立，称为“僧伽”，即僧团、僧众之意。前4世纪到2世纪，佛陀涅槃百年后，佛教教团出现了明显的分裂，佛教发展进入“部派佛学”时期。佛教史上“第二次集结”后教团分为上座部与大众部，称为“根本分裂”，上座部与大众部的内部又逐渐衍生出不同派别，造成“末枝分裂”。部派佛学末期，内部先后产生新的流派，即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造成佛教学派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原始佛教教义的不完善、教团对教义的理解不同、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等。需要强调的是，释迦牟尼创造的佛教在当时古印度众多哲学流派中能够脱颖而出，并且日后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说明佛教拥有超越民族的世界宗教因子，这种因子具备于佛陀的证悟之中，是超越部族、民族的，解决人类一般苦恼的因子，是佛陀“苦之灭”的教法。[16]

佛教产生后，古印度历史上有多位帝王崇奉佛法。摩揭陀国孔雀王朝时期，著名的阿育王对佛教发展影响巨大。他早年热衷征伐杀戮，统一了被西方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侵略的印度西北地区，也向南方扩张。之后因感到战争残酷，皈依佛教并施行善政。阿育王留下的遗迹对研究印度文化极有价值。他在位期间，参拜佛陀遗迹，修建佛塔，铭刻法敕，竖立石柱。现今发现的鹿野苑法敕石柱是其中的代表，柱头上雕刻的4只背对背的狮子像，成为近代印度独立后的国徽图案。阿育王以摩揭陀国为中心，面向各地派遣教团宣传佛教，今天的缅甸、斯里兰卡的佛教渊源即追溯到此。

孔雀王朝之后，古印度再次陷入分裂状态。印度西北部先后被大夏希腊人、塞种人、安息人、大月氏人统治，直至建立贵霜王朝。印度半岛则先后有巽伽、甘华、安度罗等小王朝，帝国的印记或许未曾磨灭，直到4世纪旃陀罗笈多一世建立笈多王朝。一般认为，笈多王朝时印度奴隶制瓦解，开始步入封建社会。

法显西行求法，翻越葱岭后，即踏上古印度笈多王朝的土地，当时的统治者是旃陀罗笈多二世，正是笈多王朝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时期。法显适逢其盛。

戒律残缺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后，规范教团组织僧伽与僧徒个人修行的戒律随之产生。简单来说，戒律就是佛教徒应遵守的纪律，寺院生活的守则。理想的教团是“如大海不越于岸，弟子们也不破戒律”；“如大海不受死尸，必推其上岸，僧伽也是犯戒者必举罪”；“如大海藏种种财宝，僧伽具足微妙的教法与戒律”。[17]少年法显经历的“沙弥”“比丘”身份的变化，都具备与之相应的戒律。《法显传》中提到的“夏坐”、阿育王“受八斋”[18]，亦属于僧众修行时应遵守的戒律。佛陀入灭后，佛教史上发生“第一集结”，又称“五百集结”。释迦牟尼的爱徒迦叶为使佛法流传，于王舍城集合500位佛弟子，合诵教法。传说经由阿难诵出，律由优波离诵出，逐渐发展成为后来“三藏”中的经藏和律藏。律藏即指有关教规、戒律的经典。

南北分裂期间，北方后赵石氏、前秦苻氏、后秦姚氏等政权的统治者皆崇信佛教，他们兴建寺塔、支持译经事业、尊崇高僧大德，给佛教发展传播提供了便利的环境。魏晋以后，玄学清谈的时代风气与佛教义理逐渐契合，佛教《般若经》和《维摩诘经》中的空想思想与老庄的无为思想非常类似，于是被知识分子所接受。[19]这一时期，出现大批名僧与名士，如竺法护、支道林、佛图澄、庾亮、殷浩等，佛教走上玄学化的道路，大批佛教经籍如《正法华经》《般若经》《发智论》等被翻译与整理。对于下层民众而言，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与往生极乐等教义，符合他们希望脱离战乱苦海、天下安定的心愿，加上寺院能够免除租税徭役，佛教徒与寺院依附民大大增多。然而佛教典籍的介绍与传播却并没有和佛教徒的增长成正比。出家人数增多后，违反戒规的事情常有发生，戒律缺失的弊病逐渐显露出来。东晋末年，这样的情况尤甚，《弘明集》中说道：“今观诸沙门，通非其才，群居猥杂，未见秀异。……或垦殖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竟利；或矜持医道，轻作寒暑；或机巧异端，以济生业；或占相孤虚，妄论吉凶；或诡道假权，要射时意；或聚畜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斯皆德不称服，行多违法。”[20]文中痛斥僧众不务本业，教门混乱。这种现象不仅引起社会不满，也激发佛教界有识之士的内省，西行求取戒律就更为必要。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即缺乏完备的戒律，“汉代戒律未具，沙门威仪之不可得详”[21]。早期外国僧人翻译的大多是经本而非律本，因此很多出家人并不清楚戒律规范。东汉末笮融“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22]，笮融事佛以酒饭布施，足见当时戒规的杂乱。三国曹魏时，昙柯迦罗译有《僧祇戒心》，为大众部戒律《摩诃僧祇律》的核心部分，即戒律节本。[23]东晋时期，道安在襄阳时已深感戒律传来之不全，所作《渐备经序》说道：“云有五百戒，不知何以不至，此乃最急。四部不具，于大化有所阙。”[24]无奈只好自制威仪，立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法。道安的“三例”，“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25]。此外，道安亦努力寻求戒律，成为魏晋时期举足轻重的佛教领袖。

《高僧传》卷五《法遇传》记载一则关于戒律的故事：

后襄阳被寇，（法）遇乃避地东下，止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业者四百余人。时一僧饮酒，废夕烧香，（法）遇止罚而不遣。安公（即道安）遥闻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缄封，以寄（法）遇，（法）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即命维那[26]鸣槌集众，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毕，（法）遇乃起，出众前向筒致敬。于是伏地，命维那行杖三下，内杖筒中，垂泪自责。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励业者甚众。继而与慧远书曰：“吾人微 短，不能率众，和上虽隔在异域，犹远垂忧念，吾罪深矣。”[27]

法遇原为道安在襄阳时的门徒，后来独自领众时，有僧饮酒烧香违戒，法遇处置不当，远在长安的道安听闻后寄杖以示警，法遇随即聚众受罚自责。戒律对于僧众修行之重要性可见一斑。

当时中原的名僧大德对律典的东传表示极大的关切。精通《十诵律》的罽宾沙门弗若多罗携律本来到长安之前，长安佛教界并没有完整的律藏流通。《十诵律》于后秦弘始六年（404）开始翻译，前半由弗若多罗译出，译作未完却病笃离世，幸得西域人昙摩流支来到长安，在后秦姚兴与庐山慧远的诚心邀请下，完成了后半段的翻译，罗什则通贯前后文意。后来这部律典得以在中原广泛通行，则有赖于罗什在龟兹的律学老师卑摩罗叉。[28]由《十诵律》的译出传播经过，可知当时汉地僧人希望律典流通的强烈心愿，反射出中原律典缺失的严峻状况，以及西域僧人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值得注意的是，一开始传入中国的佛典并不是直接由印度来的梵文原典，而是传自大月氏、安息、龟兹等国的其他外文佛典，来到中国的译经僧也多来自这些地方，这样译出的佛经由于本身经过多种语言的转化，存有讹误，无法达意，逐渐满足不了更深的理解与研究。后来，梵文原典逐渐传入，西行僧人也逐渐增多，大家更加尊奉梵文佛经，以前西域传入的外文经典就不大流行了。[29]这也是法显等人西行求法的动力之一。

建元十五年（379），前秦攻下襄阳，已经在襄阳传教15年之久的道安前往长安，受到苻坚的热情接待。道安在长安继续翻译佛经，弘扬佛法，至385年离世。这时期，法显从山西相对偏僻的小寺院来到了当时的佛教中心长安。由于缺乏文献记载，有学者结合当时国内政治环境，认为法显来长安的时间可能在380—383年之间。[30]法显决意西行求律之时，正是道安定“三例”以后、罗什译出律典之前。法显在长安期间，正是高僧云集，佛经迭出的时候。浓厚的佛教氛围，是僧徒理想的修行场所。相信法显巡礼长安期间，孜孜不倦地研读佛经，必然使其境界获得提高。与之同时，戒律残缺问题亦逐渐困扰着法显。正如《法显传》开篇所言“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31]。或许目睹过僧众因戒律异同而激烈争论；或许听闻过僧众的非法行为；或许戒律残缺严重影响佛法的修行……所有这些，让法显萌生出西行求法的念头，与其被动地等待戒律传来，不如毅然前去求法，只为求得佛祖完整的戒律，使其流传于中国，让信众更好地修行。

继往开来

尽管政权纷立、战乱频仍，中西交通却没有被阻隔。东来弘法的译经僧和西行的求法僧早在东汉末年就已经来往于西域的大漠之中。西行求法的目的，主要在四个方面：搜寻经典；从天竺高僧亲炙受学；欲睹圣迹，作忘身之誓；远诣异国，寻求名师来华。[32]唐代僧人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写道：“观夫自古神州之地，轻生徇法之宾，显法师则创辟荒途，奘法师乃中开王路。”[33]义净将法显与玄奘并举，特别地指出两人舍身求法历程的艰辛与贡献。最早见于记载的西行求法的汉人是曹魏甘露五年（260）去往于阗的朱士行，他取得经书后遣弟子送回，自己以80岁高龄在他乡过世。除此，在法显之前，还有竺法护、康法朗、于法兰、慧常、支昙猛、支法领、慧叡等人。其中，竺法护游历西域诸国，习得36种外国语言，并将抄写的经本带回长安翻译，但真正到过天竺的只有支昙猛和慧叡两人。

东来的译经僧更是数不胜数。最早来到中原的外国僧人是安息的安世高和大月氏的支娄迦谶，他们在东汉末年来到洛阳，建立了翻经的译场，对中国佛教初期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往来的僧人们为法显的西行创造了有利的交通条件，也给予了有力的精神鼓舞。

法显的同行者，据《法显传》记载，从长安一起出发的有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到达张掖后，又有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加入。随后西行过程中，队伍时常发生分化：焉夷国受挫，慧嵬、智严、慧简前往高昌，其余人南下至于阗国，之后僧绍独自前往罽宾国；宝云、僧景、慧达在北天竺与西天竺供养过后即返程，慧应逝世于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慧景病逝于小雪山，最后到达中天竺与东天竺的仅剩法显和道整两人。当道整决定留在摩竭提国，法显便孤身一人携带经卷从海路回国，遭遇暴风雨漂泊多日，以致偏离目的地。如此，法显于师子国所表露的“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34]，我们当能体会一二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只身一人携带经卷从海路回国，遭遇暴风雨漂泊多日，九死一生。

法显此番西行，虽是当时西行求法运动洪流中的一员，但由于他是第一位到达天竺并带回经籍的僧人，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继往开来的特征尤为明显。继他之后，西行求法之人历代有之，如智猛、昙无竭、竺法维、宋云、玄奘、义净等。魏晋时期的戒律，经过道安的搜求，虽有所得，“然律实至罗什之世始称完全”[35]。法显西行求法在399年，此时道安圆寂已十余年，而鸠摩罗什到长安仅仅两年，就戒律传播而言，法显亦是中国佛教史上承前启后之关键人物。

法显、道整、慧景等从长安出发踏上西行求法之路，不仅广袤的沙漠与绵延的雪山是他们未曾见过的，未知的艰险与挑战也已经在前方恭候。他们的精神意气使之足堪成为中国古代南北分裂时期的第一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