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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新绅士一样生活》的作者爱德华·伯曼，建议中国绅士去伦敦体验一下英国绅士的生活，首先不是买鞋买衣服，最好是通过商业伙伴的帮助，获得一家绅士俱乐部的邀请。绅士俱乐部在19世纪下半叶最为流行，伯曼的解释是：19世纪的英国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来以土地立足的老贵族受到工商资产阶级的冲击，他们为避免冲突加剧，把国家看作一个绅士俱乐部，修改章程，扩大成员的范围，欢迎新势力加入，实现政治妥协，不必像其他欧洲国家那般展开天翻地覆的革命。围绕着国家这个中心俱乐部，大量的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现在这些重要的绅士俱乐部仍在帕玛街和圣詹姆斯街一带。帕玛街上有一家改革俱乐部，当年议会围绕着《1832年改革法案》激烈争议，该俱乐部的成员就是为了宣言改革思想聚集在一起的。俱乐部成员中有柯南·道尔、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和科幻小说家《时间机器》的作者威尔斯，亨利·詹姆斯的兄弟也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他的小说写得极细腻，经常描述天真的美国女士遇到了老练狡猾的英国绅士，我年轻时看过不少他的小说。

伯曼认为，改革俱乐部最出色的文学形象出自科幻小说《80天环游地球》，主人公福克就是改革俱乐部的会员，他与另一个会员打赌4000英镑，进行环球航行，起点和终点都是改革俱乐部。为了突出改革俱乐部成员的重要性和神秘性，作者儒勒·凡尔纳开头用了一大堆文字强调，任何皇家、政府和民间的重要机构里都没有福克先生的身影，他不是任何一个团体的成员，“福克先生就只是改革俱乐部的会员，瞧，和盘托出，仅此而已”。真是牛啊，如果在英国之外的地方这么说，人们会怀疑福克啥都不是呢。

本杰明街口的布鲁姆尔塑像（聂子淮摄）

伦敦街头（聂子淮摄）

伦敦商店（聂子淮摄）

伦敦联排别墅（聂子淮摄）

萧曦清注意到，在每年出版的《英国名人录》中，不难发现名人简历的最后一栏大多登录所属俱乐部的名称，在短短几百字介绍中特别标出其所隶属的俱乐部，这大有讲究。原来，当英国人说“某某为俱乐部级人物”时就隐含对某某具有“半”上流社会地位的认可。因为要晋升到英国上流社会圈，除了须住在伦敦西区豪宅、有一两名管家、开名牌轿车，最不能缺少的是加入能彰显自己社会地位的俱乐部，它可以作为所有想跻身名流的人的敲门砖。在英国人看来，一位真君子，只要经济能力允许，就要参加俱乐部，最好是三个：一个能与好友共商时事；一个能在午间打盹；一个毫无特色，只是方便带朋友前去用餐。不像中国所谓的俱乐部，大部分英国俱乐部的年费偏低，且很少调整，但门槛很高，需要老会员审核。

据凡尔纳的描述，改革俱乐部的成员高尚，值得尊敬。但在《伦敦散步》作者鲍威尔的眼中并不是这么简单，他先带我们来到1755年就设在圣詹姆斯街37号的怀特俱乐部，门口的铁制皮鞋刮土器，我们在肯辛顿的白色联排别墅里也见过，当时我们并不确定，后来询问了在门口干活的英国工人。18世纪末，这家俱乐部专门吸收支持乔治三世的乡下保守党人，当年可可价格昂贵，风靡一时，这里就开始卖巧克力，海军大臣佩皮斯接受的贿赂中就有可可。怀特俱乐部吸引会员的不仅是政见，还有豪赌，“大片房地产经常在圣詹姆斯街的夜赌中失去”。

圣詹姆斯街28号，从1783年起是布德尔俱乐部，1776年，这里原来是礼仪俱乐部，但成员是一群骗子，他们以俱乐部为幌子，开的是吸引年轻人的赌场，而且赌客资金不限，可以获得多达4万镑的贷款，而当时一个普通人的生活费只有50磅。接下来的主人布德尔是个和蔼可亲的老流氓，喜欢怂恿年轻人狂欢作乐，最后索性把他们反锁在房间里，自己唱着“现在还早得很”。

18世纪末，怀特俱乐部的对立党派汇集在它对面的大街往下80码的布鲁克斯俱乐部，1778年为民权党政治家修建，其领袖是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Fox），他们同情美国独立战争，希望推翻乔治三世。柯芬园的圣保罗教堂（与圣保罗大教堂无关）的门廊，在18世纪末是议会选举的投票点。1784年，福克斯当选议员，竞选中，他的女粉丝充满激情，戴上假狐狸（fox）尾巴招摇过市为他宣传。当时很少人拥有投票权，贿赂的策略是可行的，女粉丝德文郡公爵夫人和她的妹妹到摇摆不定的投票者家中拜访，流言是她们采取了性贿赂的手段。

政治斗争可不绅士，老皮特的儿子小皮特刚当了英国首相，1784年2月就在布鲁克斯俱乐部门外遭到一群人的袭击，这群人可能是俱乐部里的人雇佣的。

布鲁克斯与怀特俱乐部政见不同，里面的豪赌倒是一样的。布鲁克斯俱乐部一楼的窗户很低，当时路过的人借助烛光看见有人发牌、有人下注。1781年的一个晚上，福克斯与一个伙伴赢了4000英镑。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福克斯数不清的债主闻讯赶来，法警占据了他在附近的房子，运走了他的财产，要他拿赌资来赎。

伯曼建议中国新绅士参观的是帕玛街上的雅典娜俱乐部，它创立于1824年，会员对象是“对科学、文学和艺术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绅士”，当时，申请者有时不得不等上16年才能加入。如果让活泼好动的中国新绅士去福尔摩斯的哥哥麦考夫所在的戴奥真尼斯俱乐部，那就有趣了。麦考夫就住在帕玛街上，他每天步行去转角处的惠特街的政府部门上班，傍晚再回住处，一年到头，除了他住处对面的戴奥真尼斯俱乐部外，其他地方看不到他的踪迹。福尔摩斯对这个俱乐部的解释是：“在伦敦有不少人，有些由于内向，有些由于愤世嫉俗，不愿与人打交道，但他们并不反对坐在舒适的椅子里读读最新的书报。也就是为了这些人方便起见，成立了这个俱乐部，现在这个俱乐部里拥有伦敦最不愿交际、最不愿娱乐的一批人，没有一个会员会去留意别人。除了会客室之外，任何情况下都不准交谈，犯规三次的话，如果被委员会查到，很可能会被开除会籍。我哥哥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而我对那种环境气氛也觉得很舒适。”

福尔摩斯曾涉足红发俱乐部案。1890年4月27日，伦敦的一份晨报刊登广告，红发俱乐部招募一名会员，每周可得到4英镑薪资。一位叫文生的助手忙把这则广告给当铺老板威尔森看，因为后者有一头鲜艳、火红的头发。应聘那天，红发人从四面八方涌向招聘所在的广场，他们的头发是橘色、砖红、爱尔兰长毛犬红、土红、草黄和柠檬黄等等，但像威尔森那般真正拥有鲜艳火红头发的人还真不多。结果，威尔森竟然被选中了，他每天要在俱乐部抄大英百科全书，从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很清闲，这段时间当铺的工作交给文生干。

两个月过去了，威尔森愉快地捞着外快，没想这一天他来到办公室，门上贴有告示：红发俱乐部宣告解散。他仔细问了四邻，才知道这里从来都没有啥红发俱乐部。福尔摩斯侦探的结果是，威尔森的当铺离藏有大量金币的银行地下室很近，文生和同伙为了从当铺挖一条通向银行地下室的地道，故意利用红发俱乐部的骗局，在白天支开威尔森。他们挖完地道就不需要威尔森了，只等晚上偷盗，结果被福尔摩斯逮了个正着。

柯南·道尔喜欢设计类似的情节。比如在《三名同姓之人案》中，律师葛莱德找到了住在一间公寓里的业余收藏家葛莱德，据说有个美国富翁葛莱德在临死前找到他，说是这个姓的人太难找了，富翁立了遗嘱，如果律师葛莱德能再找到两个同姓的人，他们三人都能获得500万美元。收藏家葛莱德大喜过望，委托福尔摩斯寻找最后一个葛莱德，这让律师葛莱德很不安。收藏家葛莱德有个怪毛病，住在屋子里快5年了，就是不愿出远门。这一天，律师葛莱德让他想出去了，因为律师找到了离伦敦两小时车程远的农业机械师葛莱德，需要收藏家葛莱德走一趟。这么复杂的局，答案是律师根本不叫葛莱德，他是为了得到收藏家葛莱德地板下藏的伪钞机而费尽心机，于是编了一个三人同姓的故事，目的是让收藏家葛莱德离开家门，他可以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