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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娱乐区的柯芬园，17世纪到19世纪妓女成群。《趣味生活简史》有个数据让我大吃一惊，1851年，伦敦15岁至25岁的年轻女子中，有三分之一当女仆，有三分之一是妓女。18世纪，柯芬园普通妓女的嫖费是半克朗，那时这不是小数目，1880年代，伦敦东区的妓女要价只有它的五分之一，也就是6便士。伦敦东区是2012年奥运会的主会场，当局希望能就此拉动当地相对落后的经济吧。

我们上面提到过，17世纪的佩皮斯日记够风流的，其日记是偷偷地用密码书写的，他不愿告诉任何人。但下一个世纪的詹姆斯·鲍斯威尔，会把自己的性爱经历暴露在妻子和男性密友的面前，史学大家劳伦斯·斯通认为，这主要是因为18世纪的英国上流社会要比17世纪开放得多。

鲍斯威尔，1740年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父亲是当地最受尊敬的法官与律师，今天不少人之所以还记得鲍斯威尔，是因为他写了一本《约翰逊传》。生于1709年、死于1784年的约翰逊博士，被布兰森《英语简史》称为“天生怪胎”，他来自贫困的乡村，独眼龙，身材肥胖，举止粗鲁，但他凭一己之力在伦敦舰队街的一个小阁楼里定义了4.3万个单词，收录11.4万多条例句，出版两册《英语字典》，在9年间完成法兰西学院40名成员在40年内也无法做到的事。约翰逊喜欢说些俏皮的警句，如他定义patron（主顾）是“以傲慢的态度支使他人，却反而被奉承讨好的人”，oats（燕麦）定义为“英国马匹以及苏格兰居民赖以为生的谷物”。

对鲍斯威尔20岁至29岁的性生活，劳伦斯·斯通作过一段总结：他追过十几个名门淑女——苏格兰人、英格兰人、荷兰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他使三名已婚上流社会女性成为他的情妇；他与四位女演员有关系，与卢梭的终生情妇、友人、追随者有过短暂但激情的韵事；他至少养了三名下层阶级女性当情妇，并生下两名私生子女，一个在1762年、一个在1767年出生；他强暴了普鲁士国王在波茨坦的一名卫兵已怀孕的妻子；他与在爱丁堡、伦敦、柏林、德累斯顿、日内瓦、都灵、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马赛、巴黎、都柏林的60多名妓女有过性关系。结果，他婚前受苦于至少10次淋病发作，婚后7次淋病发作。

鲍斯威尔的首次性经验来自1760年伦敦的酒店房间，接着的性冒险导致他的第一次淋病发作，治疗了10个星期。1762年他再次来到伦敦，这里有不少应召女郎，“从一晚50基尼的亮丽夫人到沿河滨大道流浪、廉价出租身体的少女”，但前者他出不起费用，后者他又觉得脾气太坏。结果鲍斯威尔追到一个与丈夫分居的24岁女演员路易莎，花了不少钱，最后还是得了淋病。气急败坏的鲍斯威尔买了一些保险套（他称之为“盔甲”），开始在圣詹姆斯公园等地挑选妓女。

伦敦街头（聂子淮摄）

唐宁街10号，深灰色的建筑便是英国首相官邸（聂子淮摄）

1769年，鲍斯威尔娶了比自己大两三岁的表姐，这可能是他所做过的唯一明智的事。鲍斯威尔的妻子深爱他，了解和包容他，鲍斯威尔婚后的三年很是安分守己，但1772年来到伦敦与老友叙旧，他又开始蠢蠢欲动，后来在其他地方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到1795年死去，鲍斯威尔一直陷于放浪不羁中。

劳伦斯·斯通评论道，鲍斯威尔游走于西欧的贵族、知识分子与专业人员之间，他的冒险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阶层的性态度与性习惯。鲍斯威尔与佩皮斯不同，佩皮斯满足于吻、安抚女人的唇和胸脯数小时而不产生实际性行为；鲍斯威尔的性欲则更强烈、更粗暴，他最喜欢频繁而激烈的性交，尤其被廉价妓女所吸引，而与上层阶级女性初次性交时容易感到无力。

从鲍斯威尔日记和其他人的回忆录中，我们还知道，对婚姻不忠的比例在当时欧洲上流社会相当高，不少夫人投怀送抱，有的女人拒绝鲍斯威尔是因为他缺乏技巧，下层阶级的女性同样大胆奔放。由于缺乏成熟的避孕措施，佩皮斯和鲍斯威尔一样喜欢选择已婚的女性，尤其是怀孕的女人。18世纪末，避孕套已出现100年，但伦敦只有个别地方才能买到，所以淋病十分流行。

相比上层社会，18世纪的伦敦下层社会有着丰富的层次：首先是女演员，她们十分开放，常让人分辨不清大众情人的想象与现实间的区别。此外，如今已经消失的角色，有女帽制造商及衬衫制造商，也愿意为顾客提供性服务。然后，是高级妓院昂贵的应召女郎，也有一般的妓院和大部分是黑人的妓女，在圣詹姆斯公园和河滨大道云集的阻街女郎可以带到马车或暗巷中，几分钟就完事，也可以去吃饭洗澡或过夜。最后是处处服务的业余女性与女仆，在各种场合伺候男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