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不怕伤亡争胜利“卧牛”城头显威风
“卧牛城”硬比硬
余凯 王拱
打下运城，进军临汾，这是我旅组建后经历的第二次更为严峻的考验，但作战条件已优于运城攻坚。正如徐向前司令员所说：“运城攻坚灭敌，不仅动摇了山西境内敌人固守城市的信心，而且创造了我军攻坚城市的宝贵经验。部队经过艰苦作战，在战斗意志、战术思想、战斗作风等方面，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从而为下一战役——攻坚临汾，创造了有利条件。”我旅在浮（山）翼（城）地区经过短期休整，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后，于1948年3月7日奉命抢占临汾尧庙机场，阻击敌军三十旅空运，从而揭开了临汾战役的序幕。
临汾俗称卧牛城，传说我国古代尧帝曾建都于此。其特点是城墙外高内低，像一头牛卧在汾河东边，同蒲铁路顺城而过，是南北交通要道的晋南战略重镇。城墙以砖石筑成，高10余米，厚达20余米，城墙外围有一条10多米宽的护城外壕，临沟高垒，易守难攻。传说明末李闯王未打下临汾城，而且在城北兴隆殿被射瞎了一只眼，后来把盔甲挂在城外一个小村庄的大树上撤兵而去。
1948年，阎锡山为了坚守临汾，任命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官梁培璜坐镇指挥，将守敌增加到25000多人，计有：胡宗南的整编三十旅（欠八十九团）、二十七旅炮兵营，阎锡山的六十六师，附两个补充团，一〇五榴弹炮连一个，七十五山炮连两个，平射炮排一个，以上正规军有15000多人；另有从晋南各县溃逃聚集到临汾来的地方杂顽武装，有4个专员公署，14个县政府，11个保安团，约一万人。这些敌顽曾多次遭受我军打击，士气颓丧，兵无斗志，求生无路，只得听天由命。梁培璜靠“八杀令”★★★“八杀令”是梁培璜下的手令，其内容有：撤离阵地者是伪；不愿当兵者是伪；不积极筹粮、拉夫者是伪；妇女不劳军者是伪；姑娘不愿和军人结婚者是伪……“伪”者即共产党，要处以极刑，格杀勿论。◆◆◆等高压政策和“自白”“肃伪”等特务手段来进行其高压统治。
临汾的防御阵地，是在日军原有工事据点的基础上继续加强的，特别是在我军解放运城之后，更是日夜抢修，在我军围城前，已建成五层阵地立体交叉防御体系。
敌军的防御体系
（一）环城据点：火车站据点，在城东关北约700米处，以六十六师两个步兵连守备。电灯公司据点，在东关以北约100米处，以六十六师两个步兵连守备，并配属八二迫击炮2门、重机枪2挺。尧庙据点，在城南2500米处，守军为一个保安团，附山炮2门、迫击炮4门、重机枪8挺，主要是用于保护机场和屏障南关。兴隆殿及郭家庄据点，在城北西侧高地，守军为三十旅一个步兵连，用于控制西门及汾河渡口。
（二）环城碉堡：在城外主要据点间，距城墙80—100米处筑成环城碉堡，以三碉为一组，呈“品”字形配置，共27座。碉堡外筑有野战工事，并埋设地雷等副防御物。
（三）城墙工事：敌人利用城墙高大宽厚的特点，在城墙的上、中、下设置三层火力点：第一层在城上，将城门楼、角楼、各个突出部以及主要防御地段筑成碉堡和曲射炮兵、轻重机枪阵地；第二层在城墙腰部，将各城门瓮城和城墙突出部，以及在主要防御地段的城墙腰部向外挖洞，筑成轻重机枪阵地；第三层在城墙下部，在贴近地面的城墙上向外挖洞，筑成轻重机枪阵地。三层火力向城外的广阔区域组成相交叉的密集火网。
（四）外壕与内壕工事：外壕在原有基础上加深加宽，在主要防御地段的外壕底内侧，筑有暗道通向城内的伏地碉，在东关内的东墙下，和主城的东城墙内都挖了宽约10米、深约5米的内壕，壕内筑有轻重机枪阵地，其防御能力与外壕相等。
（五）城内工事；在城内各要点以四个城门楼和鼓楼互为城内的支撑点和制高点，同时还在高大建筑物上，筑有轻重机枪阵地。
敌军的兵力部署
（一）在城周据点的外围，配置了四个保安团：城北的郭家庄以北地区为洪洞保安团；汾河以西为蒲县保安团；城南的尧庙、杜村以南为赵城保安团；东关和火车站以东地区为翼城保安团。敌人把这些“地头蛇”放在外围作为“触角”，以便向我解放区骚扰、抢粮、抓丁、拉夫、搜集情报。
（二）敌六十六师全部附补充一团、浮山保安团、一个山炮连，担任城东关、火车站、电灯公司据点的守备。
（三）敌三十旅（欠一个团）附一个山炮连，守备城内以及西门外南高地据点和汾河渡口，并随时策应城南尧庙和城北郭家庄据点。
（四）曲沃保安团守备尧庙据点，安泽保安团守备郭家庄据点，安邑、夏县保安团守备城关防御阵地。
（五）敌总预备队为三十旅一个团、补充二团、临汾两个保安团和一〇五榴炮连组成。
从以上敌军兵力部署与火力配系来看，临汾守敌的防御重点是东关和东城墙。该处深沟高垒，工事坚固，火力较强，部署严密。阎锡山曾多次电令梁培璜“临汾必须固守”，并命令组成了“临汾地区作战总指挥部”，梁培璜为总指挥，六十一军副军长娄福生、三十旅代旅长谢其昌、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为副总指挥。梁培璜曾吹嘘说：“八路军作战，向来是以多胜少，我们把临汾城四周工事构筑成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就可以来个以少胜多。”他还向阎锡山表示：“要决心死守临汾，城存成功，城亡成仁。”
我军参加临汾战役的兵力计有：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和第十三纵队、太岳军区三个军分区的部队（等于三个旅）和晋绥军区独三旅，共约10个旅，总兵力约7万人。
在围城初期，我军的部署是：第八纵队位于城南，第十三纵队在城东，太岳军区部队在城北，独三旅在城西。纵队首长指定我旅七十一团为准备登城的突击团之一，该团集中于城东郊外进行突破时的摸拟训练。
3月7日凌晨，七十二团攻占了尧庙飞机场。
3月8日上午8时，敌三十旅一个团率两个步兵营附山炮2门，窜到临汾东南10余华里的贾得村以北地区，妄图侦察我军虚实。王墉旅长和旅的其他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通知七十团团长、七十二团团长跑步到七十一团指挥所——临汾贾得村去。他们到达后，立即向七十一团团长北沙了解情况，并随后到贾得村北观察敌情。这时，敌山炮开火了，无目标地向贾得村乱轰。王墉等旅领导判断敌人要回窜，立即命令七十团团长段龙章跑步回团，率领部队向敌退路由西向东突击，歼灭这股敌人。段龙章借马飞奔而去。由于敌人胆怯，也很鬼，当发觉我部队向其侧后运动时，立即丢盔弃甲地向城内逃跑，因而七十团只抓住敌人一个尾巴，毙、俘敌十人。至此，城内守敌再也不敢出城骚扰了。
与此同时，我左邻二十二旅、二十三旅分别攻占了城南柴村、张关、尧庙宫、乔家庄等敌据点，并多次打退了敌人的反扑而巩固了已得的阵地。到11日，城南我军已推近到距城300米处；我右邻十三纵队、太岳军区部队都在激烈争夺敌外围据点，并积极准备进攻东关。
随后，我临汾前线指挥部侦悉，城北地形较高，对我攻城有利，因而于14日命令我旅转进至城西北郭家庄以北地区，准备先夺取郭家庄及该村以南的兴隆殿高地，然后依托该高地进行攻城准备。15日晚，七十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了郭家庄。16日，我旅连续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扑，巩固了郭家庄阵地。17日，旅命令七十团向兴隆殿高地之敌进行佯攻性威力侦察。18日黄昏，七十团以一个营的兵力发起佯攻，开始进展较快，有一个连已占领敌二道堑壕。这时，我突击连遇到敌人强大反击，由于侦察目的已达到，而且地形对我军不利，于是佯攻部队奉命撤回郭家庄。纵队首长和王旅长为了使夺取兴隆殿高地的战斗更有把握，20日王旅长率领王拱和三个团长陪同纵队参谋长张祖谅到郭家庄观察前沿阵地，并初步研究了攻击方案。
21日晨8时许，王旅长对旅作战科长王拱说：“我们对兴隆殿高地的地形和敌情研究得还不透，今天上午咱们再去和段龙章详细研究一下，以便制定稳妥的攻击方案。”到达郭家庄前沿阵地后，他又命令王拱：你先到郭家庄东北高地，把兴隆殿高地的地形、敌碉堡、堑壕等位置绘出图来，然后返回郭家庄找我。于是王拱就到郭家庄东北高地去绘图。等王拱绘完图返回郭家庄村口时（大约是10点半钟），王旅长已经负重伤了。他是在郭家村南最前沿也就是传说中李闯王受伤的那个地方，在观察敌情时被敌冷枪击中头部而负伤。那时，王拱正好同抬他的担架在交通壕中相遇，王拱只匆匆地看了一下他的伤口，还来不及细看他那苍白的面容时，就忍不住痛哭起来……随后，王拱找到七十团，从段龙章处了解了情况和他们制定的攻击方案后，即返回北孝村旅指挥所。
王旅长牺牲后，全旅上下无不悲痛万分，个个义愤填膺，同仇敌忾，誓为解放临汾为王旅长报仇而战斗。此时，上级命令我旅暂缓对兴隆殿的进攻，并先派二十二旅旅长胡正平来代理二十四旅旅长。一个月之后，上级调二十三旅副旅长邓仕俊继任二十四旅旅长。
4月10日18时，二十三旅在强大炮火支援下，在三条坑道同时爆炸的瞬间，趁着浓密的烟尘，只一分钟时间，突击部队即登上东关城头，并迅速向纵深发展。11日晨，敌六十六师及其附属部队的大部被歼，东关的战斗胜利结束。
七十二团于4月11日夜奉命接替二十三旅部队，进入东关北半部（南半部为十三纵队），扼守已得阵地，并前进控制外壕，在城墙下挖掘坑道，准备登城。此时二十三旅在我右翼，位于东关北城墙以北约100米处，奉命接替太岳军区开挖的两条坑道继续深挖，准备登城。
当七十二团进抵东关北半部后，发现除在东西大街南北两侧及其附近仍留些残垣断壁可供掩护外，其余则全暴露在敌火力之下，活动相当困难，尤其是残敌不断派小部队反扑，战斗相当频繁、艰苦。为了避免伤亡和赢得挖掘坑道的时间，必须疏通后方道路，因此，4月12日夜，七十二团除留少数前沿部队外，其余人员及数百名支前民兵全部投入挖掘交通壕的劳动。经过一夜的艰苦努力，加盖的交通壕就奇迹般地出现了。主交通线从东关东城墙下的内壕开始，直接通到主城东城墙外壕最前沿，壕深2.5米，宽近2米，还挖了许多支壕，直通各营、连及团指挥所。交通壕内路标鲜明，前运后送，人来人往，秩序井然。宣传部门在壕内贴了许多标语口号，反映出我军的精神面貌及解放临汾的决心。13日，我旅指挥所进入东关。当天下午，王拱登上东关北城墙观察，看到二十三旅也从电灯公司开始，向东城墙下外壕挖了两条加盖的交通壕及许多支壕。这样，我军在东关和东城墙外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
我军必须控制外壕，才能接近城墙挖坑道；但外壕又是敌人的最前沿，丢失了外壕就等于丢失了城墙，因而敌人必将拼死顽抗。从4月11日起，敌我双方每晚为争夺外壕而激烈战斗。
这时，徐总的意图是要动用主力部队加强外壕争夺战，于是旅遂令七十一团每个营抽出一个连，由三营营长陈克难统一指挥，与七十团二营和七十团一连一起，共同进行争夺土垄坎的战斗；而七十二团则集中兵力控制东关东大街与东城门之间的防区。
由于五打土垄坎均未成功，为此，徐总把陈克难等十几个同志叫到他的指挥所去开调查会，专门研究敌我军的战术动作和战术手段，借以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
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敌机又来轰炸，有一颗重磅炸弹恰巧命中七十二团掩蔽所防空洞，致使团长马林、政委方升普、政治处主任苏友联等10余人牺牲。纵队当即调尚坦任团长，李懋召任政委，董振秀任政治处主任。旅命令七十团进入东关，接替七十二团防务。
外壕争夺战仍在激烈地进行着……为掩护我军向临汾东城墙下挖坑道，我旅各团也在积极挖坑道：当七十团挖的两条坑道通过外壕接近到东城墙底部时，即听到敌人在对面挖土的声音，当即炸毁了敌人正在挖的坑道；七十一团挖了一条陡斜面坑道直通外壕里面，把敌人依托的外壕中地堡捣毁，控制了外壕，而敌人不但炸毁了七十一团三营挖的一条坑道，同时还施放了毒气，致使陈克难等同志中毒；七十二团四连在连续一个多月挖掘坑道的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克服重重困难，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地下战斗，圆满完成了任务。
我旅七十一团及二十三旅的登城第一梯队团于16日夜同时进入登城出发地。七十二团又接替七十团进入东关，同时七十二团作为旅的预备队、七十团作为旅的第二梯队也进入了进攻出发阵地。七十一团的指挥所随着突击营（一营）之后设在东关北城下距东城墙约100米的外壕内。
5月17日，天气晴朗，城墙上下出现短暂的沉闷和肃静气氛，指战员在屯兵壕内休息，但激战前的心情上下翻腾，难以抑制。9时，旅长邓仕俊、政委王观潮陪同张参谋长到七十一团观察。张参谋长向北沙了解情况，向战士问好，鼓励战士们突进去后，要勇猛顽强，迅速穿插，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并再三嘱咐指战员一定要遵守城市政策和俘虏政策。总攻前，纵队首长和旅首长亲自深入最前沿观察，给部队以极大的鼓舞，士气更加旺盛。
同日下午，在即将实施火力准备前，王拱趁机很快登上东关北城墙，望见电灯公司以东我众多的大炮阵地，大炮昂起了炮口，炮兵们守在炮位，等待着发射的命令。18时整，我军火力准备开始：各种口径火炮突然全部开火，将城内各敌群炮轰击得哑然失声；城内多处起火，城门楼以北几个突出部及城东北角楼全部被摧毁，城墙腰部敌火力点和底部火力点也全被严密封锁；突击部队趁机将外壕内沿的出击道路全部开通。
19时整，总攻信号升起来！这时就觉得大地猛烈地抖了几下，听到瓮声瓮气的一阵巨响，突破口方向出现了浓密的烟尘，尘土飞扬，致使火红的夕阳黯淡无光。接着就听到稠密的枪声和手榴弹声。据七十一团指挥所报告：城墙被炸开两个130多米宽的豁口，一营已突进去了；三连正向东城门楼发展；一、二连向纵深发展；二、三营已通过突破口；陈克难已率部突破了敌人内壕，正掩护二十三旅突击队通过。这时邓旅长告诉王拱：通知七十团前进。接通电话后，王拱对段龙章只传达了一句话：“旅长命令你团跟随七十一团后跑步前进。”王拱放下电话机，立即随邓旅长和王政委跑步到七十一团指挥所，这时敌人正向突破口施放毒气，但所有人员全然不顾。我们了解情况后，马上和七十团的先头部队一起挤进突破口。旅指挥所临时设在突破口以南约100米的敌听音洞内，通信战士紧张地把电话架通后，我们即向七十、七十一团了解情况。七十一团报告：正围歼鼓楼以北的一股敌人，并已占领鼓楼，继续向前发展，缴获和俘虏很多。七十团报告：正按预定方案发展，沿途战斗激烈，缴获、俘虏不少。邓旅长命令这两个团动作要快，利用房屋掩护，勇猛穿插，坚决消灭敢于顽抗之残敌，并注意和友邻部队联络，防止发生误会。随后王拱即陪同副旅长常仲连沿七十一团发展的道路前进，一直上到西门城头。时间已是夜里11时了，城内除铁佛寺仍有零星枪声外，我旅分界线内残敌已全部肃清，以干净利落的战斗行动回答了上级对我旅的培养和关怀。到了午夜，全城战斗胜利结束，鏖战72昼夜的临汾城终于被解放了！
18日早晨，上级通报，我军在汾河西麦地里活捉了阎军反动头目梁培璜！这个好消息，使我们欢呼、跳跃！那种欢快兴奋的情景，难以用笔墨形容。随后，各攻城部队除留二十三旅部分部队担任警备任务外，其他则全部撤离城垣。
在攻坚临汾的战斗中，我旅付出很大的代价：旅长王墉、团长马林及团政委方升普等以下200余人牺牲；旅政治部主任曾柯等以下600余人负伤。
几天后，党中央发来贺电说：“祝你们解放临汾，全歼阎、胡守敌的伟大胜利，希望继续努力，为消灭全部敌军，解放华北而奋斗。”中央军委并把临汾战役的经验通报了全军。
徐总高度概括了攻坚临汾的四条经验：“一、作战对象硬，是场啃‘硬核桃’的典型城市攻坚战。敌人硬，我们更硬，攻坚之难，时间之久，消耗之大，战况之惨烈，在晋冀鲁豫军区发展史上实属少见。二、外围据点的争夺，是关系战役成败的关键。争夺外围据点，费时最长，打得最艰苦，几乎贯穿战役全过程。外围战斗，实乃开启临汾战役胜利之门的一把钥匙。三、地面战斗和地下战斗相配合，以‘土行孙法破垒攻坚，克敌制胜。’这场地下斗争，十分激烈，是敌我双方斗智斗力的竞赛。四、从攻坚中学习攻坚，在攻坚中形成攻坚兵团，也是临汾战役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我旅七十一团正如徐总说的“战地练兵是重要的一环”。其他各团的情况，也是“实践出真知，战场本身是最好的课堂”。“这种战教合一的训练方法，对提高部队的攻坚能力，解放临汾，发挥了重要作用。”“虽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代价，但换来的经验是极为宝贵的。”
对照上述徐总关于攻坚临汾的一系列经验总结来看，完全符合我旅的实际情况，可以说，我旅在攻坚临汾中，以“伤亡大、锻炼大、胜利大”九个字谱写出一曲战斗胜利的凯歌。
（余凯当时任二十四旅参谋长；王拱任二十四旅司令部作战科科长）
奇袭尧庙机场
张合顺
1948年3月6日上午，我七十二团突然接到连夜北上、开赴临汾奇袭尧庙机场的任务。我团受命后，立即向部队做了战前动员，组织部队进行参战前的紧急准备工作，并于当日晚6时出发，急行军110华里，于7日凌晨4点30分到达距尧庙机场南约一公里的一个村庄。
部队一进村，就路遇敌三个便衣武装巡逻兵，他们毫无戒备地大摇大摆地向我们迎面走来。当其走近发现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时，就想要掉头逃跑，但为时已晚，转瞬间就被我们俘虏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们解放军会来得这么快，真是太突然了。
马林团长下令，各营、连立即进入指定的战斗位置，先敌开火。
我团八二炮连神炮手冯玉贵的首发炮弹，当即命中一架飞机，紧接着“轰隆”“轰隆”的一发发炮弹掠过天空，准确地落在机场跑道上。顿时弹片横飞，浓烟滚滚，慌乱的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丧魂落魄、晕头转向，乱成一团，纷纷争相逃命。飞机驾驶员飞快跳进机舱，立即发动飞机，什么都不管，只顾自己逃命，真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这次战斗中，共击毁敌机两架，其余的飞机则带伤飞逃。在机场待运之胡宗南部三十旅，因受我团突然打击，空逃未成，来不及抵抗，狼狈逃回城里。敌人的空运计划被我团彻底粉碎，我团胜利地完成了前指“坚决截留胡宗南之三十旅于临汾歼灭之”的作战计划。
（本文作者当时任七十二团连副指导员）
救王墉旅长的经过
郭炳瑛
1948年3月21日上午11时许，我正和几名卫生员在七十二团掩蔽部外不远的地方谈话，忽然听到有人喊叫：“郭医生，快，有伤员！”我立即回头向救护所跑去。在救护所的门口，我看见王墉旅长的警卫员站在那里，不禁大吃一惊。我来不及同他说话，马上进入救护所。当时我看见地上放着一副担架，一条棉被从头到脚盖着一个伤员。我迅速掀开棉被一看，呵！原来是我们敬爱的王旅长——这可真使我慌了手脚。于是我一面叫人赶快去向卫生队队长阴启民报告，请他马上向旅卫生处报告，一面给王旅长检查伤情。他伤的部位在颅顶部的正中，一颗罪恶的子弹不偏不倚地擦过颅顶部的中线（解剖学上称为矢状线），伤面宽约3厘米，长约7厘米，左右颅顶骨已裂开一条缝，但无脑组织外溢，只是还在继续出血。我立即取了一块大的消毒纱巾，浸了一些氯化钠液，压在伤口上进行包扎；然后检查了心脏、脉搏、心音尚清晰可闻，但十分微弱，似有似无，呼吸已呈痰喘状态，面色苍白，已无意识存在，神志尚处于深度昏迷。这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注射强心药。我正在打针时，阴启民已来到救护所，他说已经给旅卫生处打了电话。不久，副旅长常仲连和卫生处副处长郝坚就气喘吁吁地赶来了。郝坚又一次查看了伤情，听了心脏，亲自给王旅长做人工呼吸，还注射了强心药可拉明。约有半小时，纵队卫生部的医务主任刘轩亭也赶来了。由于他是纵队卫生部门的技术权威，因而他的到来似乎给我们带来一线希望。他又查看了伤情，检查了心脏，最后检查了瞳孔反应。此时，救护所内鸦雀无声，人们都以紧张期待的目光注视着他，想听到他是否能提出一个更好的抢救办法。然而他却轻轻地摇了摇头，下了一个我们不愿意听的但又是现实的结论……
抢救工作仍在进行。下午3时左右，王旅长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救护所内一片哭声……
（本文作者当时任二十四旅卫生所医生）
徐总亲自召开战术调查会
陈克难
1948年4月10日，我军攻占了临汾东关。而临汾城外围据点的攻防争夺战，更为激烈，情况极为复杂。这里记述的是七十一团担负攻打临汾城外壕外沿“土垄坎”阵地，因为多次攻占，站不住脚，徐总便亲自召开战术调查会的经过情况。
“土垄坎”阵地，前后总共打了五次。前两次是由兄弟部队打的，未能成功。以后，把攻占这个阵地任务交给七十一团九连（还有七十二团一连参加），又连续打了三次，也都是打下来守不住。因为这一战斗反复打了五次，所以称“五打土垄坎”。
这一战斗，在整个临汾战役中，虽然不是关键性的战斗，打了五次，始终没有能拿下来，也并不影响攻克临汾城的大局，但是，战役中间，徐总对这个阵地几次打不下来却极为重视，很生气，把我这个指挥打“土垄坎”阵地的营长，还有连长、排长和突击班长，召集到他的指挥所里，民主讨论攻击敌人据点的战术问题。我初次见到徐总，就是在他指挥临汾作战的指挥所里。
徐总的指挥所设在一个农家院子的窑洞里。为召集我们开会，在院子中间放着一张小茶桌，小茶桌的周围放着小板凳。我们进去后，徐总和我们一一握手，让我们坐了下来。他和大家围坐在一起，仔细询问了每一次攻击战斗的过程。当听说敌人投掷燃烧手榴弹使我们攻上阵地站不住脚跟时，他就询问：敌人从什么地方投出来的？是谁看见的？燃烧手榴弹的威力和战士烧伤情况怎样？我向他汇报了战斗失利的三点原因：1.战术思想不统一。有的主张实行火力准备；有的主张不实行火力准备，进行偷袭。2.火力不集中。计划用五发迫击炮弹，两发打敌人外壕，三发打城墙。3.没有按实战情况练兵。徐表示满意，并和大家整整谈了一个上午。最后，他给我们作了极重要的指示：“作战不能单靠勇敢，要有物质条件做保证，火力要压倒敌人，平时要抓紧练兵，有了技术就有了信心。我们要用战术打仗，和敌人斗智斗力。”
徐总对部属要求非常严格。在和大家一起座谈中，总是耐心地给我们指出战术指挥方面的缺点，保护下级指挥员的积极性。他对部属非常关怀。座谈会结束了，他说：“你们就在这里吃中午饭吧，我有事不能陪你们，就请参谋处处长梁军陪你们吧！”
梁处长告诉我说徐司令员说“这个小营长，很懂点战术。”（因我个子矮，故叫我小营长）
徐总的召见，给了大家极大的鼓舞。尤其是，我们参加临汾战役的下级干部和战士，能在前线亲眼看到自己的总指挥，而且面对面地亲耳聆听到他的讲话和指示，非常高兴。在返回前沿阵地的路上，议论纷纷。有人说：“……没有想到我们的徐总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临汾前线的指战员，都认为有徐总在前线指挥，和前线全体指战员战斗在一起，对攻下临汾的信心更高了。
1948年5月17日，徐总指挥临汾前线部队，攻克了临汾城。战后，他在实地视察战斗过的临汾战场时，听说还坐着担架来到“土垄坎”阵地察看过。
（本文作者当时任七十一团三营营长）
地下战斗
路才山
1948年4月10日，我军攻下临汾东关后，部队都在积极准备攻临汾城。当时根据临汾像“卧牛”的特殊地形，总指挥部决定“以坑道为主要手段”的作战方针，因此，挖坑道就成了战前准备的关键。大挖坑道的战斗打响后，我八纵队就挖了12条主坑道，同时为了迷惑敌人，确保主坑道的安全，还挖了40多条掩护坑道。我二十四旅也挖了5条主坑道和10多条掩护坑道。敌人对此胆战心惊，也在护城河外壕外沿到处深挖坑道，以探听破坏我军所挖的坑道。这样就形成了对挖、对听、对炸的破坏与反破坏，激烈而复杂的战斗局面。
我七十二团在临汾城北三次攻打兴隆殿之后，奉命到东关坚守阵地。掩护坑道作业，我们四连在坚守阵地的同时，也担负着挖一条坑道的任务。当时连里抽调10名身强力壮的战士，组成一个班，叫我当班长，去执行挖坑道任务；另外还配备两名沁水县民工，由连直接领导，旅工兵连负责技术指导（主要是掌握方向）。当时没有什么设备和先进工具，就是小镢头、小圆锹、小煤窑拉煤用的筐子和小车子；照明用的是矿石灯和蜡烛。
我们10个战士和两名民工共12人，分成三个组，昼夜轮流作业，4小时换一次。在高、宽1米左右的坑道里作业，困难确实不少，最难的是站不起来，只能弯曲着身子，用不同的姿势（跪、蹲、坐等）操作，最多用的是跪着作业。跪的时间长了，棉裤被磨破了，就用绑腿带绑起来；有的同志膝盖磨出了血，手上打了血泡，用破布包一包还继续干。随着坑道的加深，困难也就越来越多了。比如坑道里渗水，开始垫上草袋子还好些，后来垫草袋子也不管用了，膝盖以下都浸泡在泥水里，4小时下来后，衣服、鞋袜全湿透了，只有等在休息时烤干再穿。从坑道往外运土的同志更是艰苦，车子装上几百斤重的土，在泥土地上拉是很重的，开始距离近还好些；距离远了，在泥水里垫上草垫子就难拉了。有的人肩上的衣服被绳子磨破了，就用破鞋帮垫着拉；肩膀肿了，休息时就用热手巾敷一敷，这样能稍为好受一点。坑道挖深了，里面缺氧，呼吸困难，就用风箱等土办法往里通风，或采取轮流往外运土的方法，到坑道口多吸点新鲜空气。灯熄了就摸着干，并想方设法掌握好挖掘的方向。为了早日打通坑道，解放临汾，大家再苦再累也不怕，不论战士、民工，谁也不愿落后，都是拼命干！有的战士形容说：“我们干活时像疯了似的，休息时像死了似的。”那时连里虽然在伙食上特别照顾我们，如每天有肉包子、花卷、蛋汤等，但要是看看每个人的面容，却都像死人的脸一样。有的同志生了病还坚持进坑道干活，实在不能坚持的，别人就主动顶替着干，连续干8小时，甚至12小时。在一个多月的挖掩护坑道中，战士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本文作者当时任七十二团四连班长）
为解放临汾作出重大牺牲
——七十二团在解放临汾战役中的战斗经过
杨琦 宋景德
运城解放后，临汾之敌更加孤立。阎锡山慌忙急调六十六师徐其昌部增援。七十二团奉命截击该敌于洪洞地区。因路程太远，经过昼夜急行军，当部队到达预定作战地区时，敌大部已窜入临汾城。我旅集结于翼城地区先进行整训，准备攻打临汾。
奔袭飞机场
3月初蒋介石为挽救陕北之失败，企图将临汾守敌胡宗南部三十旅空运西安，为了策应西北战场我军作战，牵制敌人，前指决定向临汾守敌提前发起攻击。3月7日七十二团奉命停止整训急速抵近城南尧庙机场时，有敌机10架正准备装运西逃。我团当即组织火力急袭。八二迫击炮“神炮手”冯玉贵用简便测射，连发数弹，当即击毁敌机两架，其余仓皇飞逃，及时粉碎敌人空运计划。接着，我团逼近敌外围据点，敌人被压缩在城内，陷入我军重重包围之中。外围战斗逐渐展开。冯玉贵班荣立集体功，冯玉贵本人被授予“神炮手”锦旗一面。
三打兴隆殿
兴隆殿是临汾城北门外的一个高地，与城墙同高，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50米，距城外壕约150米，地形险要，工事构筑严密，为临汾城北的重要屏障。敌三十旅有两个连防守。为了扫清登城障碍，控制该地作为登城依托，七十二团于23日夜对兴隆殿发起攻击。一、二营攻东阵地；三营攻主阵地。战斗打响后，部队动作勇猛，前仆后继，突破敌人阵地，但伤亡很大。由于部队未能周密组织战斗，加上我团火力薄弱，不能有效地压制敌城上的火力，致使攻击受挫。继而再次组织攻击，因主攻方向的九连在冲击出发地上人员往来混乱，不慎将爆破峭壁之炸药绊炸，伤亡40余人。25日夜再次发起攻击，部队打得英勇顽强，干部带头冲击，团副政委李德俊亲临前沿指挥，虽一举突破敌阵地，但因我团火力不强，压制不了城上敌人炮火，再度撤回，停止攻击。由于我团未经过较大的攻击战斗锻炼，因而三次攻打兴隆殿均未完成攻坚任务，但歼灭守敌200余人。四连连长石焕章壮烈牺牲。兴隆殿之战，是七十二团以劣势装备对现代化装备且有坚固防御体系的敌人的攻击战，战斗之激烈、残酷，是临汾初战时外围最激烈的小型争夺战。这对部队攻击战斗锻炼极大。后调整战役部署，七十二团随旅转移城东，夺取东关为依托，逼近城墙，准备登城。
护城壕争夺战
4月初，前指决定集中主要兵力，夺取临汾东关，尔后登城。4月10日夺取东关后，七十二团随旅接替东关防务，准备从城东门以北地段突破登城。在城外据点敌我攻防争夺战斗很激烈。一连配合七十一团三营攻打东关北城墙外沿“土垄坎”敌阵地反复打了五次，均未成功，所以后来叫作“五打土垄坎”。为了占领外壕，进行坑道作业，仍以火力控制，使敌不能占领。随着我团逼近城垣，敌人疯狂反扑。15日全线展开激战，蒋、阎空军轮番轰炸、扫射我前沿阵地，东关民房建筑基本上被敌机炸毁。七十二团指挥所设在东关原阎军六十六师的一地下室内，16日中午敌机瞄准此处，投下一个重磅炸弹，炸塌洞口，团长马林、政委方升普、政治处主任苏友联、作战股长马彪等10余人遇难。原准备当天下午召开营以上干部会，参谋长庞克昌到二营阵地检查工作未归，幸免于难。在此之前，副政委李德俊在三营指挥所防空洞里和旅政敌工科科长蔡琦、干事杨琦等人研究情况时，防空洞被炸，除蔡琦、杨琦、黄兴孝等人被刨出后经过急救生还外，其余大部牺牲。此情此景，更加激励了部队高昂的战斗情绪，英勇奋战……为了不间断地组织指挥战斗，上级及时地派尚坦任团长；李懋召任政治委员；董振秀任政治处主任。
地下坑道战
在临汾战役中，我们同敌人进行了坑道与反坑道的复杂而残酷的斗争。我团三连三班唐启续作业班在坑道深处空气稀薄、油灯和蜡烛点不着、掘进和测向困难的情况下，用风车向坑道里扇风；在阴暗潮湿的坑道里挖小渠时要不断向外排水；在距离敌人近时怕出声音，只能用手和刺刀刨土；运土时脚上缠上棉花，以免发出声音；当坑道被敌人炸塌时，拐个弯继续挖；被毒气熏倒后，苏醒过来继续挖。就这样，敌炸塌，我修复，日日夜夜在地下创造出排水、通风、测向、测距离的办法，为掩护主坑道成功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而唐启续作业班荣获党委奖给的“爆破先锋班”锦旗一面。
攻克临汾城
5月17日发起总攻。我旅在左，二十三旅在右，于大东门以北第二突出部并肩登城。由旅教导大队组成的城市政策纠察队30人跟随七十一团登城，进入旅的战斗区。七十一团在硝烟弥漫、尘土飞扬中登上城头，并向东大街进击。七十二团投入纵深战斗，猛打猛冲，穿屋越巷，逐点争夺，直插鼓楼。阎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官梁培璜眼看大势已去，率其残部逃出城外，七十团二营追至汾河以西，协同友邻部队将其抓获。至此，临汾城内战斗于当天24时全部胜利结束。
（杨琦当时任二十四旅政治部敌工科干事；宋景德任二十四旅教导队教员）
七十团在临汾战役中
高凤翔 胡景义
临汾战役于1948年3月7日发起，我七十团遵照“力争将敌人的主力消灭于外围阵地，在城外歼灭敌人越多，敌人消耗越重，即可减少攻城的阻力”的指导思想，二营奉命配合七十二团攻打城北敌主要阵地——兴隆殿。从3月23日开始，先后三次攻击，由于对中等城市的攻击经验不足，步炮协同不好，进攻出发位置选择距敌前沿较远，加之地形开阔，我火力又未能压制住敌正面和侧射火力，所以均未奏效。
3月23日至27日，十三纵队攻击东关两次失利，徐总摸清了敌人防御情况的底，决心调整部署，将主要方向由城北转向城东，集中主力先行打下东关。
4月11日，二十四旅依据战役意图放弃与兴隆殿的攻击，转入东关作战，为夺取城垣做准备。当时旅决定七十二团、七十团为第一梯队，留在某村做登城突击队的准备工作。七十团以二营利用东关沿街房屋，前进到距敌土垄坎地堡60米处，完成了进攻出发阵地的构筑，展开对敌东门外土垄坎地堡群的争夺战。根据徐总“不要怕敌人反扑，要欢迎敌人的反扑，要在反击敌人的反扑中，有计划地杀伤消灭敌人”的指示精神，二营紧紧抓住敌人以攻为守、有失必反的特点，组织实施战斗。
第一次对土垄坎地堡群的攻击，是用奇袭的手段实施的，六连一排沿东关北城墙向水泥碉进攻，连的主力分两个箭头向地堡群进攻，经过10分钟攻占其阵地，并歼灭部分敌人。4月12日上午，敌在其火力掩护下，数次反扑均被我团击退，但午后敌在东城火力掩护下夺回其阵地。
第二次是在13日黄昏，我团首先以迫击炮平射摧毁敌火力发射点，又经短促火力准备，在二营五连连长乔成栋的带领下，以迅猛的动作，连续爆破，炸掉了所有地堡，一排排长李天才用砍刀砍死10余名敌人，经过10分钟激战，攻占了阵地。14日打退敌人多次反扑，但午后阵地又被敌夺回。五连的干部战士坚守在面向我方的猫耳洞内，天黑后才主动撤出。
第三次进攻是在总结研究前两次进攻的经验教训之后才实施的。敌土垄坎地堡群有敌三面火力的支援，南面100米处是临汾东门；正面有城墙；西北面有东关北墙水泥碉，易守难攻。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决心以坑道作业实施爆破，让敌人坐“土飞机”，彻底摧毁它。二营以一周时间准备，四、五连各挖一条坑道，各装炸药1000公斤。结果坑道爆破成功，“土飞机”埋葬敌人。四、五连冲上阵地打扫战场，肃清残敌；尔后即改造工事，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六连在四连进攻的同时，向东关北城墙水泥碉攻击，未获成功。
在经历半个月五次反复争夺土垄坎的战斗中，消耗敌约一个保安团，我们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二营由七十一团三营来接替，当撤出时，全营战斗员竟不足100人。
在反复争夺东关土垄坎的同时，为顺利攻克临汾，七十团还组织了工兵及土工作业分队，积极参加坑道作业，在地下与敌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我团排长滑思连就是在坑道掘进中不幸光荣牺牲的。
5月17日19时30分坑道爆破成功，总攻开始。七十一团登城后，七十团随即投入巷战。二营在攻打敌纵深支撑点时，因敌向西溃逃，上级命令二营直插西门，猛追逃敌。当二营追到汾河边时，敌正渡河，二营的机枪迫击炮当即占领临时发射阵地，向敌猛烈开火。在火力掩护下，我营三个步兵连强渡汾河，尾追逃敌。经过激战，俘敌100余人，缴获枪支弹药及战利品一部。
（高凤翔当时任七十团作战参谋；胡景义任七十团二营营长）
登上“卧牛城”
李元 李全山 魏林
临汾素有“卧牛城”之称，城内构筑有坚固的防御体系，是一座难攻易守的城市。
当时部队缺乏强大的炮火支援，过去全靠梯子、跳板、爆破加勇敢，这次就不行了。所以攻打临汾城是以坑道爆破方式进行的。
二十三旅接受挖主坑道任务，组织登城坑道爆破工作。我营当时是七十一团登城的第一梯队。由于外围战斗激烈，一营二连和机枪连都参加了外围战斗，只有一、三连未参加。在临汾训练期间都是根据自己的任务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北沙团长在前面指挥三营的外围战斗，但还经常不断地来我营指导。1948年5月16日部队进入冲击出发地区时，一营的任务是从南坑道爆破口登城；登城后巩固突破口，打下东门楼，直捣钟楼街。一营的战斗部署是：三连是突击连，其任务是登城后攻打东门楼；一、二连向纵深发展。
5月17日下午19时，总攻开始，炮火轰击加坑道爆破。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一阵闷雷般的巨响，火光冲天，地动山摇，天昏地暗，“土飞机”上天了，城上开了两朵花，一股股冲天土柱矗立空中，硝烟弥漫，我们带突击队顶着被掀起的砖头、石头块，踏着爆破后的废墟登上了突破口。因我营的冲击出发地与突破口是个斜角，所以当我营突击队登上城后，二十三旅六十九团二营已有一个班登上了城头。三连登城后立即向东门楼发展，但却遭到横墙后敌人的顽抗和内壕火力的压制。这时北团长正指挥着三营攻破内壕，拿下文庙，占领鼓楼；二十三旅在向纵深发展，通过地雷区时，部队伤亡很大。
三连三排在攻打东城上敌人设的横墙工事时，连长王纪法不幸中弹身亡。这个19岁的农民儿子，打起仗来就像一只小老虎，在二打运城时他当排长，左眼被打瞎，部队到达临汾后，他伤好归队，任三连连长。他的牺牲，激起了战士无比仇恨，决心要为连长报仇。三排长田有根带着战士用手榴弹开路冲向敌人，攻占横墙工事后也英勇牺牲了。这时三排伤亡很大，只剩下七班王小柱和八班、九班几名战士，他们一直向前冲。三连指导员张森娃带着一排朝东门打，正遇上敌人向我们冲来，双方展开肉搏战。三连副连长郭荣看到城上打得很激烈，就带着二排从后面向东门打，两下夹击，打垮了敌人，歼敌一个营部和两个连。由于当时没有很好搜索，致使部分残敌逃脱，直到友邻部队到达后，才在瓮城歼敌一部。当晚，全歼守敌。这次战斗，我营伤亡连以下约150人。
这次攻打临汾，对部队又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正像徐总所讲的：“临汾战役时间之久，攻坚之难，消耗之大，战况之惨烈，在晋冀鲁豫发展史上实属少见。”
（李元当时任七十一团一营副营长；李全山任七十一团一营教导员；魏林任七十一团一营副教导员）
七十一团六连在临汾登城战斗中
马时珍
当八纵队确定七十一团为总攻临汾登城突击团之一、我三、六连为登城突击连之后，纵队政治部齐云科长带工作组到六连帮助工作，我参加旅政治部工作组，在三连帮助工作。不久，又调我到六连任政治指导员。在登城前夕，我们的任务是战前突击训练，针对攻坚的一套战术和技术，分解训练，着重解决战斗队形、小群动作、单兵爆破、突击与火力结合。练夜战，结合我连登城突破内壕、打巷战等各种手段和基本技术，展开了阵前及二线练兵，边练边参观实习，多次组织班、组长以上战斗骨干，到东关研究巷战，到外壕看敌人火力配置，看外壕、想内壕、结合实地实情去训练。我们的口号是：多流汗、少流血，勇敢与技术结合，顽强与智慧结合，掌握真本领，歼敌立功劳。
根据上级对战役中严格执行好城市政策纪律的指示精神，我们反复进行了政策纪律教育，讲意义，提要求，订计划，写保证，与战斗任务一样纳入立功条件，号召个个遵守、互相监督，做到战斗、纪律两胜利。
我们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1948年5月17日提前吃过晚饭，我们又一次认真细致地检查了各种火器及物质准备，开始前往隐蔽在城东墙角下两条交叉的交通壕掩蔽部里，紧张地等待着爆破成功。19时，两声震天动地巨响，伴随着土石漫天横飞的刹那，我们从泥土中爬出，和三连并肩向城墙上的大缺口冲去。三连向城墙上运动；六连直扑内壕，但在城墙与内壕之间的一片开阔地上，很快就被敌人的交叉火力封锁住。内壕外侧点是地雷区，又有鹿寨、电网、铁丝网和暗堡中打出来的火焰喷射器，严重阻止我们前进。部队伤亡很大。丁连长立即指挥就地卧倒，组织火力射击和爆破了几个威胁大的火力点，部队推进到内壕的外沿边，敌我在一条深、宽3米到6米的内壕两侧，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营长胡大鹏带了几个通信员，紧跟在六连后边指挥。丁连长负了重伤，胡大鹏立即叫副连长张法元指挥。几次单兵爆破成功了，通过内壕的道路终于打通了。张发元负伤倒下后，胡大鹏又立即叫我负责全连的指挥，迅速通过内壕，向城内突进。
我们冲向城内东大街进行巷战，战斗虽然没有像争夺内壕时那样的激烈，但交叉路口仍有暗堡火力点，敌设下几道防线与我逐巷逐房争夺，负隅顽抗。到鼓楼附近时，敌人几排手榴弹向我们打来，有几个同志倒下，我的右眼也挂了花。通信员肖白拉住我简单包扎后，我仍指挥三排用小炸药包开路，不与小股敌人在街上纠缠，尽快占领了西城门。到达后，发现门已打开，从俘虏口中得知梁培璜带了少数人已逃出西城门。我们在西城门上集中，等后续部队赶到，我们即回头向东，沿东西大街搜索残敌，打扫战场。20日早晨旭日东升时，我们已撤出城区，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在这次战役中，六连记了大功，我也被评记大功，参加了6月4日纵队在洪洞县曲亭镇召开的庆功大会，亲手接过了纵队首长授予六连的“战斗纪律立双功”的大红锦旗一面。因为在这次战役中，我连除了完成了战斗任务外，没有一个人违犯城市政策纪律，真正做到了纪律严明，秋毫无犯。
（本文作者当时任七十一团六连指导员）
在突破“卧牛城”时，我是怎样保卫北沙团长的
张翻身
1948年5月17日黄昏，临汾城被爆破开后，团长北沙当时心情非常激动，从东城墙外壕边的一个简易掩体中一跃站起来，因为用力过猛，把头上的盖着泥土的板条顶开了一个大洞。他顾不上这些，马上冲出工事，命令一营营长李元带上部队迅速冲进突破口攻占东城墙，抢占东门楼制高点。北团长身先士卒，紧跟突击队前进。战士们像出山的猛虎扑上城头，前边冲上去的倒下，但部队不怕牺牲，不怕流血，前仆后继冲上了城墙，用手提炸药包炸开横在城墙上的地碉，一口气攻到城门楼，占领了制高点，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
北团长指挥一营占领东门楼后，又迅速地跑下来，向城内冲去，以便继续指挥进攻东大街和钟鼓楼的二、三营。作为他的警卫员，我非常担心他的安全，于是就硬拽住他不让他单独去。他瞪了我一眼，还生气地说：“现在各营都有自己的任务，咱们应很快跟上突入城内的部队，你真乱弹琴！”我说：“周根龙股长给我说过，要注意团首长应在自己的指挥位置上，你现在没有带部队太危险，我是在执行任务呀！”他听后没再说什么，只是叫我去告诉参谋侯本成，要他赶快命令二营迅速肃清东大街上的敌人。就在这个传达命令的时候，侯本成已被敌人的机枪子弹射中而牺牲了。北团长听说后一阵悲伤，又惦记着跟二营前进的团政委吴成德的安全，可是他身边的通信员早派光了，只剩下我，急得他直跺脚。
临汾的敌人异常狡猾，除了城外有外壕防守外，还在他们事先估计的我军突破口的东城墙内，把附近的民房夷为平地，挖了一条有上下内外坚固设防的又宽又深的内壕，这是我们事先无法侦察清楚的，所以二十三旅突击团的先头连冲进城区时，踏了地雷阵，全部伤亡在内壕沿。而我三营在营长陈克难的率领下，绕到内壕的南头，巧妙地通过雷炮区突过内壕，用人梯爬上去，占领了有利阵地，掩护后续部队顺利地通过内壕。但内壕外面至东城墙根，却是敌人雷炮结合防御的开阔地带，敌人集中一切火力进行封锁，使三营前进一再受阻。在这种敌我双方对峙的情况下，伤亡增大，我和北团长就曾蹲在敌人埋的一串子母雷上，因人轻未压响地雷（第二天把缴获敌人的小汽车开到这里时才将其压炸）。
这天夜里天特别黑暗，我们前进时，只能凭着空中闪烁的照明弹和炮弹爆炸时发出的火光辨别方向。到处是枪炮声、地雷响，敌机扔的炸弹像雷鸣，敌我混战在一起，根本无法辨认出是哪一个营哪一个连的。北团长想急于抓住部队，不顾个人安危，只是一股劲地带着我向市中心钟鼓楼奔跑。突然一发炮弹在我们附近爆炸开来，我立即把他扑倒在地，并用身子掩护着他，这才避免了可能牺牲的危险。
我们爬起来后，穿过一条小巷，意想不到的是从巷口处蹿出了两个敌人，他们一边打枪一边奔跑，情况十分紧急。我趁敌人不防，用脚踢倒一个，北团长猛扑过去又摔倒另一个，结果，因为当时我们无法带走俘虏，所以就让那两个敌人把枪扔在地上放他们逃跑了。
部队已远离我们而去，大街上只剩下我俩了，当时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尽快找到部队。他心急如焚，叫我赶快去找克难，并命令三营迅速向市中心区的制高点——钟鼓楼进攻。他说在原地等我，叫我快去快回。
但当我返回时，却到处都找不到他。这一下，可把我急死了！他叫我去传达命令，我怎敢不去？但去了后回来，我这个警卫员怎么当的？把团长丢了，我怎么向全团同志交代呢？我怨恨自己也来不及了……当时，我才体会到，一个指挥员要是同自己的部队失掉了联系，那该是多么危险的事呀！我也懂得，在这种情况下，当团长的应当冲锋在前，才可能把部队带起来，这是他一贯的战斗作风，我不能劝阻，只能为他的安全捏一把汗。而当时在枪林弹雨的黑夜中，敌我混战在一起，一个指挥员要按部就班地掌握和指挥自己的部队又该是多么困难的事呀！
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按照原先预定的路线，沿街向钟楼方向搜索前进。我向前走了几十米，来到一个被炮火摧毁的残垣断壁的门洞前，忽然听到里面有说话声。我下意识地钻进去看，凭着照明弹和炮弹爆炸时发出的闪烁亮光，我看见院内大屋里有几个人影来回走动。我猛地一下踹开大门，原来是龟缩在屋内的十几个敌人正在盘问他。说时迟那时快，我左手举起两颗太行造的手榴弹，右手拉着导火线，厉声喝道：“我是解放军，不怕死的来！”屋内敌人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行动吓蒙了！我马上把他往门口一推，接着我也退到门口，然后拉响手榴弹，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屋内的敌人被炸得死的死，伤的伤。我们趴在门外地上，手榴弹的碎片还把我们的衣裤炸坏了几个洞，但未伤到身体。我们刚起身往外走时，屋内未炸死的敌人就冲出来了。他们一边放枪一边喊：“站住！”我凭借着空中闪烁的亮光，以院内一口高沿的井边作为依托，掏出“二十响”回头就是一梭子，不知到底打死了几个又打伤了几个，我们不敢恋战，冲出院子继续向东大街搜索前进。
城内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打乱了的敌人还很顽强地从各个方面组织小型反扑。我们朝着枪声密集的地方跑去，正好追上了二、三营。经过各连的猛打猛冲，终于消灭了残敌，控制了钟鼓楼。他命令快点燃三堆火的信号，向上级报告我团已占领了指定的第二个攻击目标。在肃清钟鼓楼上下的残敌之后，满地都是敌人的汽车，来不及清理。他立即命令部队顺西大街迅速占领西城门，扩大战果，以支援二十三旅突击梁培璜司令部。
这时地面上只有零星的枪炮声，他坐在钟鼓楼外围高台上，神态自若，好像刚才没有发生过战斗似的。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在1937年12月初，他从延安派来临汾八路军驻地办事处（刘村）时，曾到这里钟鼓楼下十字门洞里买了一碗醪糟酒喝，真没想到12年后的今天晚上，又打到这里来，真巧，可遇到的却是敌人的汽车队，汽车横七竖八摆了一地，这也算欢迎吧。
战后，我顺手拿了一个梁培璜使用过的肥皂盒送给他，他不仅不用，反而严肃地批评了我，并要我赶快骑马把肥皂盒送回去。机关指导员张杰知道这件事之后说：“北团长和他的警卫员张翻身带头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