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实验方法的独立性

由前节所论可知：任何人的意见，无论形成为理论或其他方式，都不能当作代表科学的全部真理。它是一个向导，是一线光明，但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威。实验方法在科学上所完成了的革命就在于用一种科学的标准以替代个人的权威。

实验方法的特征就在于它能独自树立，因为它自身就包含有评判的标准，那就是实验。它除了事实以外不认识其他的权威，它超出了个人的权威以外。当笛卡尔说我们只应当关心那些充分证明了的事理或明显的事情时，这意思就是说，不要再像经院派那样请示前代的权威，而只应当依据由实验建立起来的事实。

由此可知，当我们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种观念或一种理论时，不应当在于搜集一切足以加强它的，而避免一切足以伤害它的事实，以求保持这种观念或理论。相反地，我们正应当细心考察那些仿佛足以推翻它的事实，因为真正的进步总是在于改变一种包含事实较少的旧理论成为一种包含事实较多的新理论。这样才证明我们又进了一步，重大的科学信条是随着科学的进步改进和变换它的观念。我们的观念只是供给我们深入研究现象的一些智慧工具；工具一旦完成了它们的任务，就应当换掉它们，正如我们换掉用久了而钝了的刀子一样。

我们前辈学者的观念与理论，只有在它们代表当时科学状况的情形之下才应当保留，但是它们肯定要改变，除非我们承认科学不应当再有进步，而这又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也许数学科学与实验科学之间有点分别。数学的真理是绝对而不变的，它的进步表现在新的真理的简单而继续的增加。至于实验科学则相反，真理只是相对的，其进步只在于革命和将旧的真理吸收到一种新的科学的形式里来。

就实验科学说，对于个人权威不适当的尊重就是迷信，它成了科学进步的一种真正的障碍；这与各个时代伟大人物留给我们的榜样背道而驰。实际上，伟大人物正是那些带来了新的观念而消灭了旧的错误的人。因此，他们自己没有尊重他们前辈的权威，并且他们也不愿意别人用另一种态度对待他们。

这种不向权威低头的精神，是实验方法奉行的一个基本信条，而它与我们对前辈大科学家怀有的尊敬与敬佩之情丝毫也不抵触，他们留下的重大发现正是现代科学的基础。 [11]

就实验科学说，大科学家决不是绝对不变的真理的创立人。每一位伟大人物珍惜他的时代，而且应运而出，从这一意义而言，从科学发现的产生上看，它们形成了一组必然的而又有关联的系列。伟大人物可以比作光芒四射的火炬，指引着科学前进。他们照亮了他们的时代，或者以发现未预见到的而丰富的现象以开辟新的道路，并指出前人从来没有认识的境界，或者综合已得到的科学事实，并指出前人不曾觉察的真理。如果每一位伟大人物都曾为丰富科学完成了重大的一步，他永远不会提出科学上的最后界限的自负主张，而且他必然注定将被后代人的进步所超越，并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伟大人物又常常被比拟作巨人，在他们的肩膀上站着侏儒，而侏儒还能比他们看得更远。这意思简单地说，就是在这些伟大人物之后科学又有了进步，恰恰正是因为受了他们的影响。这结果就是后继者比伟大人物在他们的时代获得的科学知识更多得多。但是，伟大人物仍然不失其为伟大人物，也就是说，他们是巨人。

事实上，进展不息的科学包含有两部分知识：一部分是既得的知识，另一部分是待得的知识。对于既得的知识，所有的人都差不多相等，学问大的和其他人没有差别。甚至有些平凡的人往往就是掌握既得知识最多的人。唯独在科学的未知部分才能认出伟大人物来：伟大人物以具有天才的观点为其特征，这观点照耀着本来未知的现象，于是推动科学向前进展。

总之，实验方法本身就具有一种客观的权威性，由它支配着科学。它甚至将这种权威强加给大科学家，一改像经院派那样仅从教条上寻求证明：他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证明后人所发现的一切他们早已见到了、说过了、想过了。每一时代都有错误和真理。可以说有的错误和它的时代有必然的联系，只有后一代的科学进步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实验方法的进步在于真理的总和逐时增加，而错误的总和则逐时减少。而且，每一种特殊的真理加入到其他的特殊真理里面便构成更普遍的真理。科学上一些创始人的名字逐渐地就消失在这种合并之中，科学越进步，这种合并越加具有客观的形式，越加与过去时代不同。为了避免混淆，我应当赶快声明，我这里想说的只是关于科学的进展。对于文学与艺术来讲，个性支配着一切。问题在于那里是作者精神自发性的创造，它与自然现象的论证毫无共同之处，在自然界里我们的精神不该有所创造。文艺创造在过去的时代里也保留下它全部的光辉价值；每一个作家留下他的不变的时代个性，不能与别人的名字相混。有一位近代诗人曾经用下面的警句来说明文艺有个性而科学无个性的道理：文艺，是“我”；科学，是“我们”。

实验方法是科学方法，它要求精神与思想自由，它不只摇撼了神学与哲学的压迫，而且也不承认科学界的个人权威。这决不是骄傲与狂妄。相反地，实验者否认个人的权威正是一种谦虚的行为，因为他也怀疑他自己的知识，他把个性的权威置于实验与自然规律的权威之下。

物理学与化学，已经是确定形成了的科学，它们向我们已经表现出实验方法所要求的这种独立性与客观性。但是医学还停滞在经验主义的黑暗中，并且忍受着它落后性的一切后果。我们可以看见它还多少混合着宗教与超自然的成分。奇妙事物与迷信观念还起着重大的作用。替天行道的巫师与走方郎中像医师一样地给人看病。医师们自己也“自抬身价”置于科学之上，他们从传统上，教条上或医术技巧上寻求权威。凡此种种，最明显地证明实验方法还丝毫没有引用到医学范围里来。

实验方法，是自由思想者的方法，它只探求科学的真理。产生一切的“直觉”应当保存它的全部自发性和自由，以促成实验观念的表现；“理智”也一样，应当保存它怀疑的自由。据此，理智就必需永远置观念于实验的检验之下。同样，像人类其他的行为由直觉产生观念以决定行为动机一样，实验方法也是由直觉以启发观念的产生。只有直觉指挥着精神，构成科学的“最初动力”。天才表现在一种微妙的直觉上，使之正确地探索出自然现象的规律来。但是决不可忘记的，就是直觉的正确性与观念的丰富性只有经过实验才能够建立并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