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医学研究导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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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实验者应当怀疑和不抱成见,永远保持精神的自由

一个从事自然现象研究的科学家应当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建立在哲学怀疑态度上的保持完全的精神自由。但是又决不应当是怀疑论,应当相信科学,也就是说,相信决定论,相信事物之间的绝对而必然的关系,对于生物界的现象如此,对于其他的现象也如此。但是同时应当确信,这种事物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得出它的或多或少的近似值,我们掌握的理论不能代表不变的真理。当我们在我们的科学上建立一般性理论的时候,唯一可靠的事实,就是所有这些理论,用绝对的说法,都是假的。它们只是部分的与暂时的真理,而这对于我们是必要的,正如我们向研究前进时,在某一阶梯上休息一会儿一样;它们只能代表我们在当前这一阶段的知识状态,因此,它们应当随科学的进展而改变,并且经常地在它们进展中科学也随着逐步向前进步。另一方面,如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观念是由以前观察的事实得来,而后我们对它们加以解释。可是,就在我们的观察里面,可能有无数的错误因素,尽管我们集中精力细心洞察,但我们永远也不敢保证看见了一切,因为我们采用的观察工具常常不够或太不完备。所以,其结果是,即使我们在实验科学里有推理指引我们,我们也不一定能得到某种结论。我们的精神永远保留对结论接受或讨论的自由。如果有一种观念出现在我们脑子里,我们不应当只因为它不符合流行的理论的逻辑结果而放弃不理。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直觉和我们的观念,任意想象,只要我们的观念不当作制订新的实验的托辞,总可以给我们提供有说服力的,或出乎意料的和丰富的事实。

实验者保持的这一种自由,正如我已说过,是建立在哲学的怀疑态度上的。原来,我们应当意识到我们推理不可靠,因为推理的出发点就含糊不明。实际上,这出发点根据科学进展的状态永远建立在完善程度不同的一些理论或假设上。在生物学上,尤其是在医学上,所有的理论都如此不稳定,使得实验者几乎保留自己全部的自由。就物理化学说,事实对象比较简单,科学比较先进,包含的理论也比较确定,因此实验者就应当更加考虑和看重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实验推理的成果。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决不能肯定理论的绝对价值。现在我们看见一些伟大的物理学家在试验时所作的某些重大发现,与公认的理论不符。天文学家相当自信他们的科学原理,以这些原理去建立若干数学理论,但这不能阻止他们要从直接观察来检验和验证他们的理论。上面说的这句格言在理论力学不应忽视。然而在数学的研究上,从某一定理或原理出发,必须得出绝对准确的结论,这里自由的精神就不再存在了,得出的真理是不朽的。几何学家不能任意怀疑一个三角形的三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因此,他也不能任意否定由此定理演绎出来的逻辑结果。

假使一个医学家想象他的推理的价值与一个数学家一样的话,他将犯很大的错误,不幸,我称之为理论体系家的人屡犯这种错误,并导致严重的后果。事实上,这些人往往从某一种多少有点观察根据的观念出发,就认定这观念是绝对的真理。于是他们就依着形式逻辑去推理,不从事实验,终于一步一步地推导出一套逻辑的体系,但却无任何实在的科学价值。有些浅薄的人常常容易为这种表面的逻辑体系所惊眩,因此即使在现在,有时也可以遇到恰似旧时经院派哲学式的辩论。这种着重推理的倾向常使生理学家过于将事物简单化,一方面由于他并不了解他谈论的科学,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自然现象复杂性的直觉。我们有时看见一些纯数学头脑的人,并且还是造诣很高的人,陷入这种错误里面:他们先将事物过于简单化,而推理的根据是他们脑子里所设想的现象,而不是自然界存在的现象。

所以实验的重要原则就是怀疑精神,哲学的怀疑精神,这种精神保留着思想的自由与启发性,由此才引申出生理学与医学的研究者的最可宝贵的素质。只有在经得起实验证明的条件下,才可以相信我们的观察与理论。如果太相信了,精神就很容易与他自己推理的结果相联,而受到限制;研究者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失去了不盲目相信理论的人的那一种启发性,最后只剩下科学的迷信。

有人常说,要有所发现,必需无知。这本是错误的意见,却也蕴藏着一种真理。说这话的人的意思,认为除去由自己的理论所包含的“成见”以外旁的什么都可以不管,只求理论的证明,与此无关的都可完全忽视。像这样的精神状况是最要不得的,它与发明正好相反。原来,一种发现常常正是理论所没有预先见到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否则这发现早在理论中预见到了。对于理论一无所知的人,在这一点上,反倒处在更有利的精神条件下,他可以不受理论成见的妨碍与拘束,反倒容易看得出一些新的事物,而死钻理论的人却看不到它们。但是,我们应当立即声明,我这种说法在原则上并不是抬高无知的地位,相反地,我们受教育越高,知识掌握得越多,修养的条件就愈加适宜完成重大的发现。不过,正如我们上面所说:应当保持精神的自由,应当相信,在自然界里,根据我们的理论,荒谬不是永远不可能的。

那些过于相信自己的理论或观念的人,不只是不适于发现新的真理,而且还会进行十分错误的观察。他们总是带着一种预想的观念从事观察,当他们动手去作某种实验时,只愿意看见证实自己理论一面的结果。这样,他们歪曲了观察,而且常常忽略了很重要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不会帮助他们达到目的。正是这种情形使得我在另一著作里 [10] 说过:决不应当作实验以求证实自己的观念,而只应当以实验来检验观念;这话换一个方式说,就是应当如实际状况所表现的那样去接受实验的结果,连一切不曾料到的意外的情况都应考虑进去。

此外,对于那些过于相信自己理论的人,必然还容易发生不相信旁人理论的倾向。于是,这种轻视别人的理论家的中心观念就在于苛求旁人理论的错处而竭力加以反驳。这种态度对于科学的不利仍然是一样的。他们从事实验的目的只为了推翻一种理论而并不是为了寻求真理。他们所作的观察也不会正确,因为他们只想从实验的结果里汲取合乎他们目的的东西,而与这目的无关的东西就忽略不问,尤其小心翼翼地避开那些足以符合他们所要打击的理论观念。像这样态度的理论家,从两条不同的路出发却达到相同的结论:就是歪曲了科学与事实。

上述一切的结论,就是在实验的判断之前,应当取消自己的意见,像取消旁人的意见一样。如果讨论与实验如上所说都只为了证明一种预想,便失去了精神的自由,而且也不再是探求真理。这种狭隘性的科学混合着个人的虚荣或人类的各种偏见。然而自尊心却与这种无益的辩论无关。当两位生理学家或医学家为支持自己的观念或理论而争辩不休的时候,双方互相冲突的论据中只有一件事绝对可靠:就是说这两种理论都不圆满,任一种理论都不能代表真理。真正的科学精神应当使我们虚怀若谷。我们大家对现实情况知道的都很有限,面对着自然现象的研究有无穷的困难,我们都难免要失败。科学界只有团结合力以赴,而不应当相互抵消力量,浪费在个人的辩论里。总之一句话,致力于真理探求的科学家应当保持他的精神自由与宁静,还应当如培根所说,不让眼睛为热情之泪所浸润。

科学教育的重点在于能辨别决定论与科学理论的区别,我们以后将谈到这点,决定论是科学的绝对原则,科学理论则是相对的原则,我们只能赋予它在探索真理时具有暂时的价值。总之,不应当将理论当作一种教条或信条。倘使过于推重理论的信念,我们就容易发生科学的错误观念,而且拘束和限制了精神,取消它的自由,窒息了精神的创造力,给它带来一种哲学体系的臭味。

由于理论代表我们整个的科学观念,因此无疑是代表科学所不可缺少的。理论也应当作为新的研究观念的根据。但是,这些理论与观念并不是不变的真理,我们应当时刻准备放弃它们,修改它们,只要它们一旦不再代表现实的时候。总之,应当修改理论以适应自然,而不应当修改自然以适应理论。

总结说来,实验科学应当注意的有两件事:方法与观念。方法的目的在于指导观念前进以求解释自然现象,探索真理。观念应当永远处于独立地位,决不能套入“科学的信仰”,正如同不能套入哲学的信仰或宗教的信仰一样。应该根据自己的直觉表达自己的观念,要大胆、自由,决不能顾虑到这观念会抵触某种理论而中止。如果我们充分接受了实验方法的原理,就没有什么可以顾虑;因为,只要观念是正确的,我们就继续发展它;当它是错误的,实验正好纠正它。必须懂得斩钉截铁地处理问题,甚至有出错误的危险。正如有人说过,出错误比混淆是非更有益于科学;这意思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调整观念,时刻小心地用实验判断观念,那就放心大胆地让观念去发展。总之,观念是一切推理的动力,对于科学和对其他的事理一样。但是无论在什么场合,观念总应该服从一个标准。在科学上,这个标准是实验方法或实验;这个标准是不可缺少的,并且我们应将它应用于我们自己的观念和其他人的观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