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概念界定及方法与史料

（一） 相关概念界定

本书主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评弹书目传承来看社会的转型与时代的转变，通过对社会大转折状态下评弹艺术的生存、发展、传承状况的梳理来探讨政治权力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并据此来思考今天评弹艺术式微的原因。

本书以17年间的评弹书目传承为研究对象，研究的时间段为1949至1966年。之所以将本书研究时段限定在17年中，是因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政权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传统曲艺的改造工作，在新旧鼎革的社会大背景下上海评弹界开始出现新的气象，在向新政权表示欢迎的同时评弹艺人亦开始编演新书以主动进行自我调适。下限选在1966年，是因为国家日常生活进入“文革”动乱年代，各项文化艺术事业在此后进入非常状态。

书目是对评弹演出脚本的称谓，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将评弹书目分成不同的类型。根据篇幅的长短、回目的多寡可以分为长篇书目、中篇书目、短篇书目。注87根据形成年代可以将书目分为传统书（即老书）和现代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就形成并上演的书目被称作传统书目。一类书、二类书和三类书这种将评弹书目归为三类的划分方法是陈云提出来的。1959年11月25日至27日，陈云在杭州同李太成、吴宗锡、李庆福、何占春等谈话时讲到，评弹演出的书目大体上可分成三类：

上述三类书的划分法是当今评弹界约定俗成的书目分类法。笔者在本书中对书目的划分法部分借鉴了陈云所提出的三分法；根据题材的不同，笔者将书目分为传统题材书目与现代题材书目两种。传统题材书目就是笔者前面所讲的传统书目，也即指三类书目中的一类书，以及二类书，笔者将“斩尾巴”运动以后在“推陈出新”影响下整理改编的长篇分回亦称为传统题材书目。笔者所讲的现代题材书目即现代书，亦即三类书。

书目传承是笔者从事本研究的核心概念，所谓传承即指递相传授、承接延续的意思。书目传承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评弹书目的艺术传承，即说唱某部书的艺术从一个人传向另一个人；二是指评弹书目革新与淘汰的自然传承，亦即一部书从产生到发展、再到失传的整个过程。笔者所进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评弹书目传承研究主要是对后者的研究。在这一研究中笔者将主要勾勒在党的文艺方针影响下现代书目取代传统书目的过程。现代书目取代传统书目的过程有两方面的内容，其一即评弹传统书目由被限制到禁止，由发掘整理到改编演出再到全部禁演的过程；其二为现代书目由尝试到流行再到完全占据书坛的过程。

在本书的研究中，笔者还借鉴“艺术表达”这一概念。所谓艺术表达，是指“艺术家运用一定的媒介符号审美地反映体验和情感的活动”注89。在《社会科学大词典》中，艺术表达指作家、艺术家把头脑里孕育的艺术形象用一定的物质材料表现出来的过程，是文艺创作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只有通过艺术表达，作家、艺术家头脑里的主观的“心象”才能被物质化和定型化，成为可供人们观赏的艺术形象。注90由此可知，艺术表达有两层含义，其一为艺术家头脑里的“心象”创作过程；其二为艺术的物质化、定型化的过程。本书所指的艺术表达亦主要包含两个方面，其一为评弹艺术的创作过程，主要指书目的创作；其二为评弹艺术的演出过程，主要指评弹艺术的舞台展现。艺术都具有一定的形式，评弹艺术数百年来能成为江南百姓生活重要的一部分，主要在于评弹艺人在艺术表达上对美的追求。

（二） 研究思路方法

方法。在理论方法的运用上，本书主要借助艺术学上“艺术传承”与“艺术表达”这两个概念，通过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个时间段评弹书目的新旧传承以及评弹艺术不同的艺术表达，来探讨17年间时紧时松、愈来愈紧的文化政策对艺术管控的情况，并以此来观察新政权对传统曲艺乃至传统社会的改造过程。

17年中评弹书目的新旧传承问题能够揭示新政权所掌控的强大政治权力对艺术表达的管控程度，对艺术的改造与控制即新政权对社会改造与控制的“注脚”。考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政治权力与评弹书目传承以及评弹艺术表达的关系，需要借助社会学上“社会控制”的概念来探讨。

史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评弹艺术的资料见诸报刊、档案、文集笔记、艺人回忆录、口述以及视听资料等，可谓卷帙浩繁。本书的史料主体为三类： 档案资料、报刊资料以及艺人口述资料。上海市档案馆现存的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曲艺工作者协会档案中涉及评弹的部分以及上海人民评弹团所存该团的档案，是本书资料的核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上海《新民晚报》《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报纸中有关评弹艺术的报道，是本书资料的主体；《评弹艺术》等所刊载的评弹艺人回忆文章以及笔者所采访的评弹艺人、评弹工作管理者的口述，是本书研究资料的有益补充。另外，其他一些资料对本书的研究亦有重要作用。

研究思路。近代以来，评弹的书目传承与艺术表达不断受到政治权力的影响。政治权力强的时候对社会的控制力就强，评弹书目传承与艺术表达就会受到限制；相应的，政治权力弱的时候政权对社会的控制力就弱，评弹书目传承与艺术表达就相对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政权按照既定方针对传统曲艺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工作，作为江南重要曲艺形式的评弹艺术自然毫不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评弹书目的传承过程即是现代书目取代传统书目的过程，受制于党的文艺方针的调整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自1949年到1966年止，评弹书目在17年的戏改过程中基本上每两年左右出现一次大的波动：

上海解放（1949年5月28日）到第一次“斩尾巴”运动开始（1951年6月25日）的两年中现代书目从无到有，同时，传统书目受到的压力愈来愈大；第一次“斩尾巴”运动持续到1953年春，以上海市文化局号召发掘遗产为标志；“斩尾巴”运动结束后，受“推陈出新”方针的影响，上海评弹界在努力编演新书的同时以更大的热情发掘整理传统书目，到1956年年底，大量停演已久的传统书目纷纷搬上书台；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及紧接而来的“大跃进”运动，曲艺界号召“以现代曲目为纲”，在此影响下评弹现代书目出现了创作“跃进”的高潮；1959年周恩来提出艺术要坚持“两条腿走路”，此后上海评弹界在书目工作中出现了短暂的平衡；1961年9月，文化部号召加强对传统曲目的发掘工作，自此以后评弹界开始“翻箱底”，大量传统书目整理上演，到1963年春节期间上海评弹界传统书目演出占到全部书目的95%左右；1963年元旦期间，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自此评弹界纷纷编写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13年现实斗争题材的书目，到1964年春节期间，上海评弹界所演出的现代书目占到95%以上，至此，传统书目彻底被现代书目取代。

全书分为三章，分别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同阶段渐趋收紧的文化艺术政策对评弹书目传承以及评弹艺术表达的影响，企图通过现代书目取代传统书目这一过程考察17年文艺方针政策所起的作用，同时亦从书目传承的角度探索政治权力与艺术表达以及社会变迁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章为《“传统抑或现代”：　大变局下的匆忙选择》，时间限定在上海解放到1956年年底。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各级政权在新的文化政策指导下开始全面接管文化事业。以上海的解放为节点，评弹界在书目创作与演出方面出现明显的不同，同时艺人不断地进行自我调适。在党的戏改政策指导下，书目的整改、创作以及演出过程均受到新的国家强制力的大力干预。由于受到愈来愈大的舆论乃至社会压力，评弹艺人开始了在传统书目与现代书目之间的第一次选择。在这一章中主要探讨评弹艺人从努力编说现代书目到第一次“斩尾巴”运动以及之后的二类书创作与“接尾巴”。

第二章为《“两条腿走路”指导下的评弹书目传承》，时间段为自1957年年初到1962年年底。1957年是党的曲艺政策调整较大的一年，紧随“反右”运动而来的是“大跃进”，在“以现代曲目为纲”的号召下，评弹现代书目创作与演出被重新抬到一个较高的高度。随着“左”的错误的发展，文艺政策开始渐趋收紧，评弹艺术开始逐渐成为党的文艺政策的“轻骑兵”。为了适应党对评弹艺术的这一新定位，评弹艺人不断尝试改变评弹艺术的创作形式与演出方式。到1959年5月之前，评弹现代书目的创作与演出远远超过传统书目，周恩来提出艺术要坚持“两条腿走路”、曲目创作与演出要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后，评弹书目在该政策影响下积极发挥传统书目的艺术性，同时，大力创作现代书目以发挥其思想性与教育作用。在相对宽松的文艺政策下，评弹界开始重新审视传统书目，积极“翻箱底”，这一时期整理出了很多艺术性较高的传统书目。自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陈云以较大的热情参与到评弹书目传承工作中来，传统书目《珍珠塔》的整改以及现代书目《林海雪原》的创作均离不开陈云的指导。

第三章为《“大写十三年”号召下的评弹书目传承》。主要指从1963年1月4日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到1966年“文革”爆发这一阶段。在“大写十三年”口号的影响下，评弹界积极说新唱新，全力深入生活，创作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实斗争的现代书目。在强大政治权力的干预下，评弹现代书目不仅改变了日常演出舞台，亦占领了农村社会主义宣传阵地。经过对评弹“鬼书”以及“忠孝节义”的讨论，传统书目的整理与上演受到极大限制；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革命斗争题材的书目，在经过文化部门对“红皮白心书”的批判以后亦逐渐停演。在1964年举办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以及现代京剧会演影响下，上海评弹界亦组织现代书目大会演，此后评弹书目进入第二次“斩尾巴”阶段，传统书目一律停演。经过17年的改造，传统书目完全被现代书目取代，评弹作为国家政策宣传的“轻骑兵”这一定位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