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主义作为民俗学研究的问题75
在慕尼黑，一位知名的日耳曼学者见证了一种滑稽可笑的传承方式。还是在“二战”前，这位学者有一次去上巴伐利亚的前阿尔卑斯地区体验节日习俗。当然，他已经从文献中了解到了这个习俗，也已经讲授过这方面的课程，现在他很想知道这个地区的居民对这个习俗有什么认识，为什么去实行它，它有多久的历史，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他正想着询问，有个灰胡子当地人站在他身旁，他十分质朴，典型地表现出这个地区人们的气质，于是调查就从他开始。这位学者就像经常做的那样，用当地方言小心翼翼地巧妙提问，他也预料不会有特别富有启发性的结果，对方多是用方言给予令人费解的回答：“是啊，俺这里有这个风俗”，或者“这是我们的老风俗，从我爷爷时候就有”。很久以来，这类无所助益的回答已经令他习以为常。但是这次却不是这样。这位被询问的当地人用宽容的眼光看着这位天真幼稚的外地人，然后用高人一等的语气说：“是的，您知道，这要从民俗主义的角度来判断！”在这不同寻常的语句之后，跟随着评论性的解释，其形式就像地方报纸报道古老习俗的意义和生命力一样。这位学者有些吃惊地为所获得的有关知识致谢，并取消了这一天的其他访问。
这个故事的滑稽点在于一个老百姓出乎意料地使用“民俗主义”这个术语，并幼稚可笑地直接将其与他深信不疑的习俗相联系。当然，这里的“民俗主义”不是让我们对构建的和娱乐的所谓民俗与历史发展的民间民俗进行区别的那种意义上的术语。76访问围绕的这个民俗事项自身与当地传统相联系，无论是根据它的传承人还是根据它的形式，显然都不是民俗主义的产物。这个故事在本文中的重要意义在于这个被询问的人跳出事物本身来判断，并且用听来的或者读来的学术性知识或者看起来是学术性的知识来回答。这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它证实了赫尔曼·鲍辛格所讲的近年民间文化的典型特征，即它“非常强烈地受到有关民众研究以及民众文化研究的影响”，以及“平民百姓现在也意识到他们的传承文化是传承文化” 。77
从关于我的民俗主义论文的大量文章和谈论中可以看出，主要是那些商业化的民俗主义的例证突出而活跃，而且早就很受欢迎。这种形式的表演在这里只是边缘话题。而那些不愿且不能受此限制的研究，则要对所有手头事例进行记录，从其他方面发现有意义的必须进行讨论的问题，而较少考虑多层次的复杂的“民俗主义”的外部表现，尤其是对人们自己并非完全没有参与它的产生的那些习俗，人们仍直接或者间接感受到它的影响。人们同样基于已经被提及的通俗民俗学知识和误解的传播，热心地有意识地参与应用意义上的民俗学。对此我将作为重点进行详细论述。
民俗学知识的回归与具有民间教育倾向的大众启蒙出版物有关。它的发展与晚期浪漫主义休闲文学中的农村故事相关联，然后是地方性的家乡出版物的产生，最终通过大众媒体，首先是通过广播和电视进行传播，旅游业的中介作用也不容低估。对民间风俗，今天不能只是用“民俗主义”来评判，它们实际上从内到外都充满了民俗主义化蜕变的危险。
最明显和最经常展现的，也是最常记述的最典型事例是公众的民间风俗领域。列入这个风俗范畴的还有民间音乐和民间舞蹈，以及今天只是作为装饰使用的民间服饰。但这些发展也出现在其他领域，如民间信仰和民间故事的传承，长期以来，民间的文化人对此敬而远之，不屑一顾，但是今天他们对此却多有兴趣浓厚，乐在其中。78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改变得最少的是农业生产领域，因为它们长久以来与具有稳定因素、自然形成的经营方式和劳动工具密切相关。79
田野调查在许多地区越来越有问题，因为它们一直追求结果反馈，而不是针对现实来进行。连以前那些值得信赖的老人现在我们也不能确定他们提供的资料是来自可靠的口头传承还是随便来自其他渠道。许多老人自豪地宣称他们不仅了解身边的小世界，而且还读过许多书。年轻人则能够熟练运用他们读来的知识，甚至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30年前，我在上巴伐利亚茵塔河边的科佛斯凡尔德做德国民俗地图调查时第一次察觉这个现象。我不仅询问我认为值得信赖的老年人，也询问我在戏剧协会认识的年轻人所有可能的话题。我做了一个实验，以测试我的提问方法，我故意设置了一些诡秘问题，他们正如我预期的那样回答。我揭穿了他们的真相，他们立刻笑着承认，并讲述了不久前给一个渴求故事的北德游客瞎编故事的经过，使那游客很是高兴了一番。80
对可靠性值得怀疑的还有农村地区的家乡作家、家乡诗人和乐于写作的爱乡人，因为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参与了文字上的民俗主义的培植。当然，他们了解与其共同生活的民众，但是当他们写作的时候，他们乐于把所有的东西都掺入其中，诸如煽情的和夸张的内容，就像农民小说和农民戏剧所提供的情节。他们特别容易屈服于这种诱惑，把真实的民众生活与想象的古老神奇的民间知识相糅合。这些知识多来自家中所藏的过时的老书，而这些老书常常比那些严肃的学术著作流传得更为久远。这些家乡民俗学者往往十分勤奋，产量很高，并经常接受地方报刊编辑的约稿，他们把事实和想象掺和一起，有着广大的读者群。此外，由于专业人员也常常把这些家乡文学和民俗文献的作者们作为宝贵的调查对象，因此他们提供的信息能够作为资料来源被采纳而进入严肃的学术文献。通过这种方式完成反方向的第二次回归，这在研究工作中还很少被注意到，更没有进行必要的批评。
通俗民俗学通过许多途径得以传播和接收，获得现实意义和影响，这应归功于应用民俗学组织者们的大力推动。一些大的联合会和无数的地方协会十分真诚和极其热心地保留地方性服装，保持19世纪晚期那个发展阶段的样式，或者有目的地对服装进行创新和引进，保护民歌、民间音乐和民间舞蹈，对那些被认为古老的习俗则不仅保护现有的遗存，而且还经常人为地进行重构。十几年来，到处都抱怨传统的习俗消失了，但是今天出现了相反的发展趋势，强有力的支持反而令人不安。在家乡保护者、家乡协会理事会、教师和其他的家乡爱好者之中有许多理想主义者，他们深信自己致力于崇高的事业，在传承“父辈宝贵的遗产”，实则力不从心，言过其实。这里并不缺少天才的组织者、推动者和管理者，他们为报刊提供文章和图片，在电台、电视台的话筒前侃侃而谈。即使还没有掺入唾手可得的经济利益，但是很快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意图和结果的冲突，出于美好愿望却导致护理性民俗主义的致命结果。由于这种民俗主义建立在很多不同的因素之上，出现的问题比以纯粹商业利益为主导的民俗主义更为复杂。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在上巴伐利亚的科佛斯凡尔德新出现的驱傩游行或者驱傩舞蹈，我在1962年的那篇论文中以报纸资料为基础对其进行了评述。81这个事例值得在这里进一步详细解析。我已经和这个活动的发起人、组织者和宣传者谈过，对其有价值的重要细节进行了解，看它今天是怎样构成的。引人注意的是关于这个新习俗起源的历史，尽管还没有十年的时间，但是对它的记述各有不同，甚至部分地相互抵触。这个事例很有教育意义，也显示了今天田野调查的问题。尽管人们对习俗发明的现实有着共同的积极的想法，但其描述却有意地各不相同，因为报告人根据接收对象的不同——这些对象或者是报刊记者，或者是官方的家乡保护机构，或者是学术性的研究者——而变换讲述内容，因为他想到的是无论对哪一个接收者都要唤起最有利的印象。对此我们要进行确定，这对提升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必要的。这里必须强调指出，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怀疑他们的诚实，也不是嘲笑一些地方出于好心而引进民俗主义的典型形式。
一位记者在1962年12月对最新举办的科佛斯凡尔德的驱傩游行进行了图文报道，他于三年前曾写过关于戏剧史的博士论文。82他写了这个习俗中人物形象的短篇报道，与其他报道相比，看起来他对这个习俗比举办者更了解，他的报道包含了新的内容，并且把它和几乎完全消失的传统相联系。在引进这个习俗时，引入者一方面咨询老年人，另一方面运用民俗学的研究成果。我还请求这位记者给我讲述这个风俗，尤其是建立过程中的准备工作。他说他自己也没有参与提供咨询，而只是以报道人的身份采访过这次活动的领导者，即当地服装协会的会长。当地没有流传下来的材料，所咨询的老人来自周围的村庄，“这个习俗的研究工作是由当地相关的家乡保护者承担的”。具体细节将由作者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 83，不久确实发表了。他以描述习俗的过程开始：在降临节期间的星期六和星期天，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大约25名年轻人手举火把，面带狰狞的木刻面具，在附近的树林里聚集，然后戴上女巫、公羊等可怕面具，抽着鞭子，向村子里追逐奔跑。他们在住家房屋前停下，伴着木鼓和笛子用方言歌唱：“今天是火把之夜，是谁把它带来？一个老魔鬼，穿着红裤子！” 84最后大家围成一圈，中间站着一个头发灰白手持长杆的女傩，紧接着跳起独具一格的“迈步跺脚舞”，并放声高歌，然后消失在夜幕中的树林里。歌词大意是：
卢茨之夜是最长的一夜，
农民特别地又乐呵呵，
因为白天在生长，白天在生长，
所以现在马上就说，
圣诞节太阳加长了公鸡步子，
三个国王节（1月6日）人步，
圣巴斯汀日（1月20日）鹿跳步，
玛丽娅节（2月2日）加长一小时。
这首民歌的重新发现，进一步说，是实现了一个古老习俗的再生。报告人认为，这里说冬至日是12月13日，据此可以推测这首歌起源于12世纪。这个发现引起一个热心于家乡学的汽车公司的仓库管理员的兴趣，他后来成为当地服装学会的会长。他有时候在这里或者那里帮助农民们做事，跑过许多地方，因此他便去调查询问降临节期间的有关习俗。人们告诉他，以前常常抹上黑脸成群结队地“边走边敲”，这就是著名的降临节星期四敲打之夜的乞讨习俗。85一位老农还报告说，以前还有跳舞和唱歌。
那位当地的家乡护理员现在是哲学博士，并具有渊博的民俗学知识。他提出一个建议。他从卢茨和魔鬼是同一个意思以及“Berscht”这个术语出发，朝这个方向寻求古老的民间信仰的踪迹。报纸上的文章报道说：“他发现了一个被称为魔鬼之院的院子，这个院子可以追溯到15世纪。在房屋的带画木板上发现有面具图画的残余。关于古老城堡废墟的故事道出了城堡被毁的原因是由于女魔惩罚人。面具被重新发现，傩歌和傩舞也可以重构原貌。”所有这些句子几乎全都说得很过分。此后，服装协会理事会开始自己雕刻面具，这些面具像今天所有的新样式一样极其怪异，但是十分成功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1956年，实际是在1954年就举行了第一次驱傩游行。它很快使那些反对的声音销声匿迹，当地居民也很快地变得盼望着傩怪的来访，并送钱致谢。“一个特为收钱的很有创意的面具，在捐钱者面前张开大嘴，一口把钱吞下。”现在他们继续设计新的面具样式，尤其是期盼将来能有外貌漂亮的傩怪，作为善良鬼怪的代表。报道在结尾处说：“驱傩活动应该成为一种现代实际运作的民俗学。”他相信：“古老习俗的新发明能够成为当代民俗学的源泉，这正是我们时代所急需的。”
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我就找过这位已经认识的报告人。他在上巴伐利亚的县家乡护理者写给政府家乡保护机构 86的季度报告中已经自称为科协西恩的驱傩节之父。当地的服装协会多年来在家乡保护的诸多方面都最为积极主动，所以联系更紧密。1955年的第一个报告说：“家乡保护者与服装协会合作重新恢复了科协西恩的敲打习俗。巴伐利亚电台对此也报道过。”这个活动在第一次演出时就得到了媒体青睐，而在1954年12月29日，科协西恩的面具习俗还在汉堡的电视节目中播出。这已经露出民俗主义的马脚。在节目播出之后，“来自欧洲各地的观众来信纷纷寄到科协西恩”。从风俗表演所得钱中拨出400马克维修老澡堂，这又彰显了值得表扬的家乡保护观念。
恢复与这个山区的驱傩习俗相对的乡村驱傩习俗，是一位家乡保护者从其小时候的记忆中得到启示。那时在家乡村子里经常出现敲打者，他们很有特点地跺着脚步围着手持摇铃架的傩怪“Berscht女郎”跳舞。另外一个报告记录了1956年在科协西恩习俗的进一步发展。87报告说，“这个可怖的形象表演了独特的舞蹈，并且由古老的冬夜民歌伴唱”，报道提到一个新添加的主要的面具形象，配有文学性很强的解说：“女怪的两个面具表现了罗马神话中的亚努斯，他用两个面具象征旧的一年和新的一年。”这里也体现了把所谓的原始意义附加到这个习俗的努力。
在一篇回复文章中，这位家乡保护者莫名其妙地忽略掉了这个很独特的未曾记录的他家乡村落的敲打习俗形式。他报道了附近村子的事例，敲打队的领头者被称为“Berscht女郎”，而别处大约到1880年，女怪还是单一的送礼物者。报纸中说的古老面具的发现只是家乡保护者在慕尼黑的古旧商店里发现和购买的被称为来自下巴伐利亚劳塔尔的面具。它极有可能是三个被称为来自这一地区的长鼻子鬼怪面具之一，我自己也在那个时期看到过，并且以为这是最近面具收集风气的产物。刚才提到的所谓的在卢茨之夜唱的驱傩歌曲，这位记者认为是中世纪晚期的产物，这位家乡保护者认为它产生于引进公历（1582年）之前，但却是“在1930年发现的”，我也认为它不会早多少。家乡保护者还说，在科协西恩，“驱傩奔跑”能够很快取代“敲打行走”，其原因应该归于1858年慕尼黑到劳森海姆铁路的修建，从蒂罗尔来了大批伐木工人。在此之前，科协西恩只有数量不多的农房。88今天铁路附近的居住区是1868年之后通过来自巴伐利亚山区、蒂罗尔和巴伐利亚林区的工人而发展起来的。它增长得相当快，在1959年已经成为商业社区。
我打听那个发现图画的“魔鬼之院”有没有照片，以便作为历史证据，至今却连房屋的名字都没有找到（连我们的农房研究者也不知道）。家乡保护者写道，如果这个院子在此期间不改建，它们将会被拍照，但是大家担心很可能会被改建。这个不确定的消息让人不能抱太大的希望 89，这很可能根本不会成为具有风俗史价值的图画资料。
在访问结束的时候，我收到备受称赞的服装协会会长的回复信，显示出他作为报道作者令人吃惊的开朗和易于沟通。他出生于工人家庭，在战争中受过重伤，多次接受手术治疗。多年来，他四处奔忙于修复损坏的民俗图标、田野十字架、还愿牌等，由此和农民们建立了密切联系，也因此可以让他们讲述古老的习俗。他还得知，敲打行走习俗在这个地区很流行，他写道：“这主要是由来自贫困地区的人们实现的，因为他们可以得到梨脯、梨脯面包、油炸圈饼以及干果。参加者也有长大成人的当地农民的儿子。”当19世纪90年代教师和神职人员引入身穿主教服装的圣尼古拉斯节（12月6日）仪式时，有时候是由安琪儿陪伴，起初只是在个别家庭举办，后来在协会还保留着。当时出现了一个新的混合形式，从原来称为“克劳鲍夫”（Klaubauf）或者“克拉普斯”（Krampus）的吓人形象的单一敲打者变成分发礼物者。还有一个来自1890—1895年这个时期的舞蹈传承，最年长的受访者还能讲述实际见闻，那时敲打者在得到馈赠之后，绕圈跳跃，使披挂在身上的铃铛发出悦耳的响声，并可使他们自己暖和。这位报告人从来没有听说Perchta这个术语，也没有听说过老的木刻面具，但是听说过抹黑的脸，漫头穿的丝袜，有时候戴上牛角。雕刻新的面具的主意是家乡保护者告诉他的，他们以新的形式恢复习俗，以及用古老的太阳崇拜来解说这个习俗。此后雕刻者还以日历上的照片为图样制作了一件太阳面具。他写道，他相信“那是路易斯·特伦克尔（Luis Trenker）戴着一个来自格吕德纳山谷的面具”。由此我惊异地发现，我在我论文中提到的特伦克尔的这部电影 90，事实上是通过日历产生的影响。关于这个习俗的意义，组织者也从其他不同的途径听说过，对此他自己不能判断。但是这对他来说无论如何都十分重要，这里值得注意，这个习俗必须有一个古老的含义，因为没有这个做基础“一切都是毫无疑义的胡闹”。有一次，一个传教士给他讲述了印第安部落和亚洲人的祭祀舞蹈，尤其是冬至期间的祭祀舞蹈，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他对家乡保护者和记者都讲过这事。媒体报道加入了许多想象修饰成分，又大胆地缩短了图片标题。
从这里可以看出，它不是复活当地的或者地方性的习俗——敲打者的乞讨习俗曾是另外的样子——而是来自想象和虚构的发明。在这个活动的宣传品中，根据家乡保护者的说法是“这个习俗的知名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这个地区”，1954年是这个习俗发明的年份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那里的驱傩很快就变得十分古老，如果来自其他习俗贫乏地区的人不了解这些内在联系，看到后将会说：“在巴伐利亚今天还存在这么古老的传承，真是了不起！”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提到的现象是，被科协西恩视为样板的萨茨堡地区的驱傩习俗已经很久以来只能在民俗展示场地上看到。在半个世纪之前，马雷· 安德里——恩森（Marie Andree-Eysn）写道：“品茨皋的驱傩习俗引起轰动，而人们不能在冬季中期到山地的场区去观看。”由于这个缘由，品茨皋风俗表演队同意在节日期间到萨茨堡的许多地方去演出。1893年11月2日在高陵，1899年9月5日在萨茨堡，那天正是当地的民间节日。我甚至后来在当地报纸上看到了广告，这里我摘自《萨茨堡大众报》：“品茨皋独特的驱傩舞蹈将于1902年4月13日星期日下午3点，在哈莱恩的迈尔大厅公开演出，门票40海勒。我们热切邀请大家光临！品茨皋驱傩队。” 91
近年来萨茨堡的驱傩成为狂欢节的一部分，也成为冬季体育广告吸引人的附加内容。当地旅游行业联合会用多种语言编印了宣传册，我看到的是法文版的《萨茨堡狂欢节》，显示的是两个傩怪在欢迎两个时髦的滑雪者，在他们头顶上能看到滑雪吊篮，里面坐着一个戴长鼻子面具的傩怪。近年萨茨堡的驱傩队也参加了慕尼黑的狂欢节游行。成立于1891年的萨茨堡阿尔匹亚协会的品茨皋酒傩和舞傩也参加了著名的萨茨堡降临节歌唱活动。92
近来，这种冬季中期的驱傩习俗融入二月的狂欢节现象也出现在巴伐利亚林区的复劳瑙，那里有三个玻璃工厂。1963年2月23、24日的《南德意志报》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题目是“森林精的狂欢节舞会/复劳瑙的冬至夜/女巫、羽人、野猫、森林精灵和报道人一起跳双人扭扭舞”。两张照片显示了一系列怪异的原始性面具，根据文章报道，这些面具是参加者自己用旧衣服、青苔、树藤和松树枝制作的，脸部面具用亚麻布或者纸做成。在一个特大的方形女巫面具后面隐蔽着的是一位72岁的玻璃打磨师傅的遗孀，这不禁使人想起最有名的一个吕茨塔的面具。这个活动是一位画家在1951年的“发明”，他自称“冬至夜之父”。他还有另一个画家和一个雕塑家作为助手。这个活动是由当地的民众教育机构、家乡协会和森林协会共同组织的。当戴野猪面具的报道人踏进精心装饰的气氛恐怖的酒馆舞厅时，四个身穿白色长睡衣的玻璃厂工人组成的乐队开始奏乐，曲名是“银色农场牛仔的睿智”。在舞蹈休息的间歇，用录音机播放魔鬼的怪叫声。根据这个报道，这个冬夜舞会很受欢迎。据说“半个巴伐利亚林区”都到复劳瑙来跳舞。不同的嘉宾被冠以不同的名号，其中也有一个神父被称为森林精灵。门票的价格是戴面具3马克，不戴面具5马克。此活动去年的盈利是49.20马克，赚得的钱用来买酒喝。
除了简单的马丁节（11月11日）牧歌习俗和一些关于冬夜讨钱的习俗之外，一些当地的或者地区性的传承至今还无人知晓93，这与萨茨堡和上巴伐利亚地区的丰富习俗形成鲜明的相比。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发明，或许根据理查德·倍灵格（Richard Billinger）的观点，很显然它借用了幽灵列车和艺术狂欢节的成分，大家对这个唯一的事例意见不一。在这里，商业利益没有发挥作用。
一个经常提出和争论的问题是，一个还存活的与传统相关联的习俗是否可以从时间和地点中脱离出来，在游行队伍中予以展示。1961年9月，在康斯坦茨民俗学大会之前，很多专家去巴塞尔参加了服装节，并参加了夜间游行，在那里观看了瑞士全年的灯光习俗。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活动无可置疑地全面展示了有关习俗，气氛热烈，印象深刻，这种与日期相关联的人为的习俗表演是可以被接受和被认可的。但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是1950年8月在安义德恩举办的瑞士康同地区的服装节，其中也包括了冬夜的习俗，都在太阳光照耀下的露天舞台上表演。瑞士的节日和露天表演导演奥斯卡·艾伯勒（Oskar Eberle）富有经验，多次成功筹办过类似活动，把这次活动也搞得很好。但也有可质疑之处，举办者对此心知肚明。爱恩斯特·劳尔（Ernst Laur）在瑞士家乡保护联合会担任了30年领导人，曾在协会刊物中公开表达了他的想法，在巴塞尔服装节之后，他又提出疑问。这是值得佩服的。他代表这种观点：“这种展示不应与将来的每一个服装节相联系。”他要求他的成员，夜间的节日游行只能“作为一个例外”来看待。94
因为单个节日每年一次，然后又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地区以不同的形式举办，即使多年在同一个地方举办，每一个对民俗文化感兴趣的人要想都亲自经历也是很困难的，所以人们喜爱这些活动，因为它们展示习俗的过程，有动作，有声音，生动活泼，即使博物馆玻璃橱里最好的节日习俗形象、木制面具等收藏展览也不能与此相比。但是另一方面，再好的传承演示也难以体现习俗的自然环境和内在活力，而且与其自然的外在形态相比，每次都有所不同。另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在风俗展示和风俗之间还有雄心勃勃的导演或多或少地在起作用，他致力于展示或者强调对他来说是主要的东西，或者是观众所期待的东西。这一般又意味着要满足普遍的愿望，以期获得认可，并把它们重新固定下来。
我们的科学研究中，以任何通俗的形式对民俗的阐释都被像圣经一样看待和传播，这很难从19世纪的观念中解脱出来。这样，应用民俗学的民俗主义表现就扮演了一个生育能力崇拜和噪音魔力的角色。面具习俗的意义必定是驱赶魔鬼，具有欺骗、阻挡和驱赶害人魔怪的意义。在宣传册和媒体报道中是这样说的，这也变成了民众的知识。95
几年前，美藤瓦尔德的提琴博物馆解说人给我解释说，那里的化妆游行者几乎都知道，这种在韦登法瑟地区和蒂罗尔地区典型的慈善好看的少年男子面具带着绳子胡须，有着健康红润的脸颊，对最不害人的魔怪也几乎不产生恐吓作用。
但这又是过时的理论，狂欢节和春季习俗的漂亮傩怪和灯光造型，这些习俗起源可能比较晚，这里再次被描述为具有远古的功能，作为光神、醒来的植物和春季的力量化身驱赶黑暗、死亡和冬季的魔鬼。代代传承的冬夏论争的演示，形式简单，历史悠久，现在又得到了恢复。人们相信，那些春天习俗也隐蔽着冬夏之争的意义。因此，起源于中世纪晚期的纽伦堡市民的化装游行（Schembartlauf）被认为含有夏季和冬季斗争的意义。96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艾杜德·吕尔（Eduard Rühl）赋予著名的埃佛特雷歇的法萨莱肯（Fasalecken）化装游行以当代的形式和风俗意义。这个队列壮丽华美，戴着花冠，还有两只稻草熊，访问了邻近的拜尔村。这个形式是不是与古老的传统相符合，至今还没有证据，很难说清。但是它建立了至今尚存的传统和驱寒的风俗意义，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关于在慕尼黑以东的村子最近引进的狂欢节的解释却是完全主观臆断的 。97近几年，《南德意志报》以“‘海马德林辰’驱冬”为标题发布大规模邀请：“《南德意志报》的读者可以在圣灰星期三前的那一周的荒谬星期四在村子里亲身经历原始的巴伐利亚狂欢节。在那里，每年通过焚烧吊在绞刑架上的海马德林辰进行驱冬活动。”“三个象征美酒、爱情和愚蠢的骑士从高处往下跳或者跳进水里，以及海马德林辰的浩大游行队列，都将出现在那个荒谬星期四，场面极其热烈，还有真正传统的原始幽默。在这一天，村庄将属于海马德林辰，无人例外，即使村主任也和所有其他人一样，穿着睡衣在队列中行走。我们衷心邀请所有想去参加狂欢节的《南德意志报》的读者乘坐读者专车前往这个村庄……”
这个活动被称为高迪（乐趣），对此人们并无异议，因为大家都希望能够在狂欢节玩得痛快。驱冬的民俗学面纱显得完全多余，此外，套搬风俗的形式也不适合。在大城市慕尼黑附近，人们吸收了当地传统的、古老并且远近闻名的达梅斯骑士舞会，并使用德国喜剧电影常用的浅薄的搞笑方式——穿睡衣和短裤的男人，这对那些趣味庸俗的观众是有趣的。这里显示的启迪意义可能比有关专家论证的任何关系都更接近事实，因为白色本来是死亡颜色，面具习俗也是来自图腾崇拜。这里一个明确无误，一个还有疑问，但是这些夜间穿白色睡衣的村民本来是扮演他们的祖先，这里无论如何却显得非常奇怪。
一个比较古老，但还不是特别古老的习俗是博登湖地区的睡衣游行。最有名的游行起源于1880年的康斯坦茨，据可靠报道说是来自学生们的嬉闹，但是也有人认为与上巴伐利亚地区的燕麦地驱赶习俗有关。这个习俗由一位康斯坦茨的医生先是带到恩根，然后在附近地区被模仿和流传。98在世纪之交，这个习俗在康斯坦茨和斯岛卡赫附近的村庄渐渐流行。
1962年春，图宾根大学鲍辛格的学生对这个地区134个村子的狂欢节习俗进行了调查。马丁·沙佛在茵奇戈浩芬的狂欢节研讨会上做了一个内容丰富的很有启发的报告。99这个报告调查了著名狂欢节城市对乡村习俗的影响，研究其60年来的狂欢节形式和参加者。他们搜寻到过去的纪录，发现了许多独特的面具以及乞求和惩罚习俗。在这个时期，它被协会组织举办的习俗代替了，这个协会经常带着外来的服装，这些木质面具被认为是这些习俗的创新成分。“通过联合的系列构建”被认为是典型的。此外它还明显地显示出民俗主义的现象，表现如下：“数目众多的新人物多是为了化装游行和展示”而准备的，尽管他们把游行队列装扮得光彩夺目，但是他们常常并不知道，在自己的村子里应该怎样开始。100睡衣游行在75%的访问地区都很流行。这个习俗最惹人喜爱之处是“有些可怕”。另外不容忽视的是，现在睡衣十分便宜，是现成的面具服装。出于同样原因，所有的破旧服装和毛皮服装也都适用，这也是以前保留可怖面具的传统。风俗研究不应该旷日持久地寻找和制造意义深邃的证据，而应清醒地认识现实风俗因素的传承。
这是基本的和一般的意思。历史资料系统研究的成果已经明确证明，民间传承是怎样紧密地和真实因素、和一定的（经常是不好的）社会和经济条件相联系，而又受到统治力量和教会力量的影响，以及在时代进程中文化变迁的影响。可以这样想，一个十分宽泛的民俗领域，例如乞讨习俗在民歌、音乐、表演舞蹈和在最宽泛意义上的“游戏”中，并不是“人民精神”的自我展示，也不只是纯粹的娱乐，而主要是由于经济困境和为了获得物质利益而生存。从很早开始并且至今仍然是，在这个领域的狭小生活圈子里的每一次突破的出现都可被认定为是鲍辛格所谓的社会的和空间的扩展。101向外扩展的习俗唤醒、滋养和利用了高层人物对民俗主义的兴趣，使他们支持这些习俗，这可以大量地证明。102或者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多少统治者的判决行为吸收了民俗成分，一部分被认可，一部分成为它们法律条文的组成部分。103
这里只是提一下，对这些复杂关系需要继续研究。但是应该更详细解释的是，在启蒙时期，国家怎样把实用的民俗主义当作民众教育的手段。这就是后来向应用民俗学发展的开端。
关于启蒙运动和民间的关系，自莱奥庖德·施密特（Leopold Schmidt）从1938年开始研究以来，最近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的成果。104根据这些成果，这一时期就不能仅仅因为国家警察行动而判定它们是疏远民众或者敌视民众的。在国家经济统计和地图出版物方面，除了严格的学说和论战之外，还有丰富的讨论，体现了对民间文化的新的正面的兴趣。对我们来说最有意义的是，当时的时代精神也有对节日习俗进行创新的兴趣和需求，以及如何寻找这种更新。迪特·纳尔（Dieter Narr）1961年在图宾根所做的一个未发表的讲演已经谈到了维腾堡和巴登的重要性。105现在发现了大量来自巴伐利亚的多数尚未发表的资料，我下面的论述就是以此为基础。
首先是在天主教地区发生了启蒙的教育计划反抗受巴洛克影响的民间文化的斗争，寻找从教会影响解脱出来的世俗化的、更高的、新的形式的民间文化，但是有时候也带有虔诚的宗教色彩，以消除庸俗粗糙，使民间生活高雅化。他们以为被禁止的节日习俗，如作为乞讨而被禁止的乞讨习俗和没有教育性的儿童习俗，现在应该具有在道义上支持国家经济的作用。上层和民众，老年人和年轻人，一起来庆祝节日，例如播种和收获节，或者庆祝完成接种牛痘。关于教会故事和国家行为的民间戏剧应该有简单的诚实的民间习俗和道德倾向，由关于农村的剧目例如《年幼的拾穗小姑娘》《高雅的打短工者》《本分的伐木者》等来替代。人们也致力于传播新的民歌，新的歌词在报纸上单独刊登，也收在印刷的歌曲集里分发给人们。1781年启蒙组织出版了一首歌《好心的农民马提斯的农村民歌》，其主张清晰明了：“这种田野和村庄歌曲具有道德教育的意义，如果人们记住它，歌唱它，那么它可以给农民提神，并且可以驱除污染心灵的不良歌谣。我们的意图是，改善心灵，启蒙农民的心智。”106在此前一年，上巴伐利亚盖森法德的同一份报纸高度赞扬报道者，因为他把那里的“表现进步民众的戏剧”表演出来，其中有一个特别突出的歌唱剧目《农民赞》，据说是“从知识分子报纸的歌曲中收集来”并组合在一起的。关于进一步的活动，编辑写道：“来自莱比锡的县收税官威斯先生”，这里指的就是有名的克雷斯特阳·威斯（Christian Weise），“为农民创作了单纯的歌唱剧。我们强烈推荐这位具有启蒙意义的德国人民诗人”。 107
这些活动可以通过出版物和宣传从上至下地推广，在实践中，首先是通过雄心勃勃的政府官员和忠实执行的教师倡导启蒙的教育民俗主义，这在注重传统的巴伐利亚民众中很少成功。十几年来积累下来的官僚机构和民众之间关于乞讨习俗的艰难论争的大量文献资料证明，除了许多激情迸发的传统保护实力之外，还有新旧之间的妥协，在那里占主导地位的不是抽象的理性主义，而是民族性格注重实际的合理性，及对民众性格的理解。在政府分支机构中，也有不那么严格的启蒙者和教会的保守分子，有时候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用不同的灵活手段及时地处理公务。有些职位高的管理人员和学者打算把它们出版，以提升民众的“福利和道德”，他们不是通过严格的禁令，而是恰恰相反，为民众保留原样，有分寸地改革。此外，巴伐利亚的公爵有巡视的传统，他的莅临使乡村习俗和娱乐得到许可，并且使之继续流传，而这些习俗本来在他的国家机构的管理下已经不被允许再存在了。
在这种矛盾重重的时代有一个新的观点，这就是“只有快乐的民族才是一个好的民族”。108人们因而认为，什么可以让一个民族快乐，什么就有价值。另外一个新的推动力量来自复苏的对祖国历史和古代文明的学术兴趣。109人们认为，拜尔恩的部落可以追溯到古代保捷尔民族，它们传承了所有塔茨图斯夸日耳曼民族有名的优点，又转换到保捷尔身上，造就了在其他民众中长期消失的体魄强健和道德高尚的理想民族，这可与软弱的不道德的和颓废的现代社会形成对比。慕尼黑的历史学家劳伦茨·维斯滕雷德（Lorenz Westenrieder）有一个重大发现，就是理想民族以往的苦难历史根本没有消失，而是不间断地和原汁原味地继续生存在于山区农民和牧民之中。110他在他们的生活、习俗、建房、服饰以及语言惯用语和手势中发现了“古老的印记”和“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特征” 111，比贺瑞斯的乡村乐园和其他同时代人的田园诗歌都好。使身体虚弱的他最为激动的是所有的竞赛性的习俗和节日，乡村体育和比赛，山区的猎人节和阿尔卑斯地区湖边的渔民节。
维斯滕雷德称赞这些民间传承，它们由群体构成，对身体和精神有益，另外他还发现，从启蒙教育的角度看，也有积极的意义。它的现实效果是观念的变化，对这个和其他的民俗形式有帮助。“低级的暴民寻欢作乐”逐渐变成“社会下层的纯朴的娱乐”，最终变成有益处有价值的值得保护的民间风俗。社会民族观念的复兴或者新的引进也体现出典型的时代性，1794年禹伯陵的民间剑舞被称为“德意志民族英雄时代可敬的遗留”。112
在爱国主义和历史观念的指引下，从19世纪初起，在许多地区，“民族节日”、 地方民间节日，有时候还有儿童节日主要在城市里举行，但是也在城郊乡村和农业庆祝活动一起举行。它们吸收民间体育的成分，每年或者间隔一定时间举办，被认为是新的传统。
这个时期瑞士阿尔卑斯地区的节日提供了一个特别例证，在我们的论题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此后，1763年成立的伯尔的“赫尔维蒂”协会在18世纪末推行爱国主义计划，创造出一个民族节日。1805年，大型的“阿尔卑斯牧民节”在翁斯普内产生。113 理查德·魏斯（Richard Weiß）称之为“一个布置浪漫的人为节日”，是“为了国际性表演而制造的”。114这个描述是正确的。这个节日是由伯尔的高官来组织的，并邀请居住在瑞士附近的各国的皇家、贵族和名人参加，但是在实际举办中，还是吸收了同时代人的有关记录，是民俗主义的产物。事实上，实际的参与者是阿尔卑斯山区的牧民。当时还没有考虑到效果和影响，民间音乐、民歌和民间体育习俗都是惯例性的，是真实的。这个节日大概只是在1808年又举办了唯一的一次，因为它是真实的习俗，所以不能随便重复。这个节日在另外的层次上有一个直接的成果，还有一个后起的影响。因为1805年，瑞士有目的地收集民间音乐遗产，并进行评价性的研究。1905年，又在翁斯普内举办这个节日的一百周年庆祝活动，并借此成立了瑞士家乡保护协会，同时再次操办了40年和50年翁斯普内的节日，添加了当时的时代因素。对此来自瑞士的观众评价不一。115
令人惊奇的是，巴伐利亚的王储在1805年也莅临了阿尔卑斯牧民节，遵照他的旨意，五年之后在慕尼黑创立了最有名的“巴伐利亚民族节”，他还发表了演讲，开始就说：“民间节日特别令我高兴。它们表现了民族性格，应代代相传。” 116这就是第一届十月啤酒节，一个致敬节，并有赛马活动。在第二年又增加了农业展览，这与公爵个人的启发有关。在1812—1814年的战乱之后，这个节日的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有来自王妃家乡萨克森的打鸟射击、当地的盘子射击、青年人赛跑，以后还有慕尼黑烤面包小伙子的摔跤比赛。 117
在慕尼黑十月啤酒节的发展中展示了民俗主义的几个类型。这里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证明，这个新时代的节日以大规模的多种多样的服装队开幕，其中不乏外地团体。它们可以显示，在初始阶段这些漂亮的民间服装是怎样被吸收进来的。在1804—1806年，在慕尼黑就出版了一本很出色的带有民俗学评论的服装系列图册。118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才出现了真正的“更为正规的民间服装表演”，这些服装现实中还存在。在1810年第一次的节日活动中就出现了至今盛行的庸俗民俗化的游行队伍，就是让孩子们穿着仿制的民俗服装参加，每一对身穿“民族服装”的少年要向国王家庭敬献巴伐利亚每个区的特产。这是当时对服装和民俗感兴趣的节日组织者约瑟夫·佛历克斯·雷泡温斯基（Josef Felix Lipowsky）的主意。当16年之后，王储第一次以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身份莅临节日的时候，慕尼黑市民的女儿克莱斯琛丝·奥尔佛作为巴伐利亚女郎身穿后世很长一段时间被称为“巴伐利亚服装”的米斯巴赫服装向国王献上全国的祝福。1828年和1834年，在啤酒节上，其中一个叫绿色小屋的农庄酒馆的侍者也穿同样的仿造的衣服。奇怪的是，1820年，来自德累斯顿的外地人威亥迈纳·莱夏德夫人，在节日场地乘坐气球升空，也让人制作了巴伐利亚的服装。1835年，在国王银婚庆典游行队伍的花车上表演平民百姓的生活和老巴伐利亚收获庄稼，还有法尔茨地区的人们身穿民族服装收获葡萄的情景。1191837年，用汽车做的山区小木屋成为轰动事件。1842年，再次举行王储婚礼，这是后来的国王马克斯二世，来自巴伐利亚各个地区的婚礼游行队伍参加了表演。还有来自35个地方法院的新婚夫妇，每个地方一对，都要从头到脚穿着真正的和完全的家乡服装。在准备阶段，政府上层曾事先发给各地政府机构详细的说明和问卷。120但是事实上，在许多地区已经很难找到和复制完整的家乡服装。这种保护家乡的想法难以完全实现，这里本来不应该采用民俗主义，而是要以学术研究的方法来确定真实性，这是很珍贵的。在这个时期，慕尼黑开始收集和记录民间传承，同时为将来写作八卷本的《巴伐利亚》这个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乡村的和民俗的巴伐利亚”做准备。121
在这个时期，对民间习俗的喜爱也产生了宫廷圈子里的民俗主义，人们希望保留和支持家乡的传统，甚至自己对民间音乐谱曲，谱写民歌，编写民间说唱和故作幼稚的逗乐诗篇，然后通过不同渠道传到全国各地，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并且影响到巴伐利亚以外的地区。这些再创作被后来的收集者在不同的地区作为当地的音乐、民歌和格言而记录下来。最近时期的研究才证明它们是源自古琴马克斯公爵和口头诗人（Franz von Kobell）。122
相反，这期间在阿尔卑斯地区的农村居民中出现了针对欧洲和美国的大城市观众的有目的性的民俗主义。大约从1825年起，出现了蒂罗尔和斯戴里的“阿尔卑斯歌手”，这种表演追求外部效果，在同时代的批评者看来是真正民歌的死亡，正如把真正的民族服装改变成充满幻想光辉的假民族服装一样。其后，在1860年，流动演出团体把具有古老传统的上巴伐利亚北部的踢鞋舞转变为他们发明的“摇摆踢鞋”舞蹈。阿尔卑斯地区创造的这些民俗模式被旅游业利用。第三组演出巴伐利亚的农民戏剧，是直接从城市的新需求受到启发，尤其是在几个旅游胜地十分盛行。1231889年在戈梅斯建造的农民剧场，根据其章程的说法是为了给外来游客提供夏天无聊夜晚的消遣。1241892年，邻近的地区帕藤肯锡，还有著名的“施里尔湖”剧团，它的领导人直接来自慕尼黑靠近公园广场的剧院。它从1880年起开始演出作为新事物而受欢迎的巴伐利亚北部的民间戏剧类型，取得了很大成就和影响。在这里，不同的趋势交汇融合。1881年，民间作家马克斯密良·施密特（Maximilian Schmidt）写了喜剧《敬老房》，成为与路德维希·冈豪夫（Ludwig Ganghofer）齐名的戏剧作家，此前他只是写巴伐利亚林区的村落故事，所以人们称他为“森林施密特”。但他也是巴伐利亚旅游促进会的创始人，曾担任协会秘书长，并且编辑协会刊物《巴伐利亚的土地和人民》，尤其关注民族服装。他还主办了1891年摄政王鲁伊特泡尔德的七十岁生日庆典和1895年的十月啤酒节，两个节日都有规模宏大的“巴伐利亚传统服装节”。他评述自己的业绩说：“从这时起到处都成立了民间服装协会。” 125
在别处也存在着旅游业和服装保护之间的密切关系，在这个时期旅游业也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研究相联系。1893年，蒂罗尔旅游联合会成立了民间服装征集委员会，并且于1894年由真正的山里人为在因斯布鲁克举行的人类学大会进行了“蒂罗尔全部服装的表演” 126。除了这个新成立的协会以外，《奥地利民俗学杂志》第一卷（1895年）还在“奥地利民族志编年史”这个栏目下报道了其他活动。其中，奥地利旅游俱乐部的会员做了一个引人瞩目的报告《民俗学和民间特色的意义以及对旅游业的作用》，作为对濒危的“服装和风俗习惯的民族财富”的“拯救行动”，他建议在俱乐部成立一个民俗学的分支机构，最后令人感到振奋的是“关于举办传统的民间节日和民间体育的建议”，以便提升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127然后，“在维也纳由下奥地利山区协会”建立了一个名为“踢鞋舞爱好者”的“维护民间舞蹈的组织”（但主要是巴伐利亚的种类），那里还成立了一个“定期举办民歌和民间戏剧表演”的协会。128另外，与米歇尔·哈勃朗德（Michael Haberlandt）一起创办协会、杂志和奥地利博物馆 129的维也纳民族志学家威海姆·海恩（Wilhelm Hein）写了一篇关于“捷克斯洛伐夫民族志展览，1895年，布拉格”的详细报告，展览期间曾在阿穆菲露天大剧院为一万名观众展示了一系列的民间节日习俗，大规模的五彩缤纷的表演，以梦魇的表演为高潮。130但是在这里已经暴露出此类表演的问题。各种不同的民俗形式与强烈的舞台效果造成叠加和零乱的印象。内行的批评家认为这些习俗难以理解和有亵渎之嫌，一个参加表演的农村少女团队也有同感。她们表演了至1860年是传统形式，而近年又重新恢复的宗教舞。海恩描述了很突出的一点，那时还能强烈地意识到现实习俗和习俗表演的差别。这些少女对她们自己的演出非常失望，泪流满面，当天在场地旁边又纯正无误地演出了一场。
最早的民俗学组织、出版物和博物馆多是持以下这个想法，即对即将消失的民间文化遗产至少进行学术上的记录和探索。为了利用、维护和复兴民俗，他们在此之前就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是结果有所不同。所有以前的这些发展过程都值得关注，最近的研究考察了19世纪末的持续发展的传统，并追溯它们的来源，发现许多在习俗中很受喜爱的民俗文化的形式已经被民俗主义改造过。
19世纪为民俗学提出了很重要的任务，约瑟夫· 杜宁格（Josef Dünninger）对此已经予以证实。131在莱奥庖德· 施密特（Leopold Schmidt）的大量研究和鲍辛格最近的出版物中也有足够的论证。正如文物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一样，消除上世纪艺术文物的修复层，揭示其更古老的原有层次，民俗学也应该这样做。
在世纪之交人们还很少意识到，被民俗学研究认为是迫切的和必要的民俗维护可以导致危险的滥用。威海姆·海恩已经对布拉格展览令人失望的结果提出质疑。1904年，奥斯卡·布莱纳（Oskar Brenner）在维茨堡根据其他事例也提出他的基本怀疑。132他第一次提出“应用民俗学”的概念，用以与“纯粹民俗学”相对应，正如他两年前在慕尼黑成立的“慕尼黑民间艺术和民俗学协会”，用以与家乡保护的趋势相对应。133
他致力于进行客观评价是显而易见的，他还试图用事例说明他认为什么是缺乏的，什么是期待的。他发现，在民俗服装的复兴地区至今都只是“捏造，甚至可以说是造假”，上巴伐利亚地区的服装保护协会在弗兰克和施瓦本地区也很快传播开来。他还批评德国皇帝指使的由非专业人员组成的民歌保护委员会，他们在柏林建立了一个高产的“民歌工厂”，就好像那些收集和出版的真正来自农村的民歌还不够似的，这使他很愤慨。第三点，他批评慕尼黑的民居保护只是通过建筑师和艺术家以美学的观点来施行。与此相关，他提到斯堪的纳维亚的露天博物馆的原汁原味的农民房屋提供了“现实的真实图画”，而当地家乡博物馆只是把农家房间割裂出来展览。我们在所有领域都需要具有民俗学的基本知识。用布莱纳今天的话说，如果没有这个基础，那么每一次努力都将只是停留在民俗主义的层面。尤其是最后一点也属于这个问题，因为家乡博物馆展出的带有各种家具和装饰的住房都是选出最华美的来展览，根据以前农民房屋的记录册来看，这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实际生活，那时即使富农家里的装修也比较淳朴。134
布莱纳所讲的这个慕尼黑的协会那时候还没有开展民俗学的研究，其兴趣几乎只是专注于民间艺术的保护。人们为协会创始会员弗兰茨·蔡尔（Franz Zell）所做的精美的上巴伐利亚的家庭画和农民家具图册而骄傲。人们把它看作新图形的样本热情推介，通过报告会、小型展览和协会刊物，不仅使市民会员对农村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兴趣，而且推动了原始的或者仿制的农村家具的征集。人们还建立了收集这些器物的站点，这很快被古董商模仿，建立起颇具规模的民间艺术的商业和收集模式，尽管自1890年以来就有了强烈反对的呼声，其中就有威尔海姆·亨利希·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 135。
此外，慕尼黑地区的这种可以接受的民俗主义还影响到许多关于协会的和家庭中的与习俗相关的新的假扮的节日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活动并不是每一个忠实地进行民俗研究的协会成员都赞同的，例如马克斯·胡富勒（Max Höfler） 或者奥古斯特·哈特曼（August Hartmann），他们反而排除了那种充满浪漫美的建议。
另外还有一些有名的研究者同时从事民俗维护活动。其中有阿尔拜特·贝科尔（Albert Becker），他启发了一些习俗的复活，并且对其意义进行诠释。在1907年，他对莱因法尔茨的春季和早夏习俗做了综述。136在不同的地区，各地的协会都对火花星期天的习俗进行了创新，让刚举行过成年礼的少年作为风俗的传承人发挥重要作用。在贝科尔的倡议下，法尔茨森林协会在当地的团组在20个山头上点起了约翰纳斯火。此后，海德堡从1893年起举行由2000—3000个孩子组成的游行，而以前只是单个的小团队参加。这个游行队伍还参加了曼海姆和路德维希港的狂欢节，但贝科尔对此已经表示了他的担忧，他们或早或晚会为“投机商所利用，就像丁克斯比勒的儿童节、考夫堡的舞蹈节，或者吕德灵根的爬竿节，对这些节日犹如对其他民间节日一样全年都做市场广告”。贝科尔认为，在每一个19世纪新形成的和进行历史解释的大型儿童节日都出现了不良的发展趋势。相反，他认为故乡法尔茨的农村习俗还是原汁原味，这可能是出自对家乡的偏爱，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个时期其他形式的民俗，例如宗教歌的演唱，对他来说就像古老习俗的添加剂充满吸引力。驱冬节本来是18世纪基督教牧师作为“异教的可憎”而要铲除的，现在通过新建的驱冬协会对习俗形式进行了创新，他为此感到欣慰。从海报上可以看到，在焚烧冬天傩人时也有许多外地人在场，歌唱《莱茵河边的岗哨》、《歌颂胜利王冠》和其他歌曲，或者在五旬节除了嘎嘎歌之外也唱《我有一个伙伴》和《骑马晨歌》。
从这个时期起，各地的协会一类的组织纷纷举办当地的节日习俗活动。这也有其充分的理由，被唤醒的强烈的兴趣，通过宣传的进一步鼓动，带来急剧增长的观众人数，因此有组织的准备工作和管理是必要的，但这样就产生费用，由于天气和其他不确定的因素，这类活动也存在财务风险。这种风俗的操控只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样式取代了旧的。一个习俗只要按照传统去举办并没有问题。应用民俗学和民俗主义之间的界限本来就不甚清晰，很容易混淆，这主要是看协会组织成立的目的。大量观众要求必须对习俗行为进行界定，使得习俗本身成为可表演的节目。观众越多，那么表演者就觉得越有义务使他们印象更深，因此本来不属于这个习俗的成分却因为对此会有所帮助而被吸收进来。有时候理事会和协会内部意见不一，通常并不是传统的维护者占上风，而是符合时代需求的有吸引力的民俗主义倍受青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严重通货膨胀时期，人们在危难时刻怀念家乡的价值和传统，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又一次兴起了习俗更新的热潮。埃杜德·吕尔（Eduard Rühl）作为当年来自民俗学界的民俗维护者我们已经被提到过。此外还有阿尔拜特·贝科尔，以及吉奥格·西格豪夫（Georg Schierghofer），他们在图尔茨致力于莱昂哈德骑士节的举办，还在特劳恩斯黛因使吉奥格骑士节习俗得以复兴。这两个成功的事例成为其他地区效法的榜样。为了丰富复活节星期一的由圣吉奥格协会领导的吉奥格骑士节习俗，他提议增添了穿着古老装饰的舞剑舞蹈。他相信这符合当地古老的习俗，而这个观点被后来所有的有关报道予以采纳。实际上，经过整理的特劳恩斯黛因城管局的账单是来自1526年的唯一的证据。在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地方的节日，尤其是狂欢节，都有舞剑活动。这也是一个习俗的发明，但是和神圣骑马习俗一样从此保留了下来。
随着“千年帝国”的来临，被称为鲜血和大地的民俗主义蓬勃发展，试图复兴被一切邪恶势力遏制的日耳曼民族的文化遗产。一方面，应该调查研究遗产自身，另一方面，应该将其与其他专制主义，尤其是东欧国家发展和施行的文化一起研究。它们具有相同的文化政治功能，只是具有不同的特色。这里只是提到那个时代，排除其政治背景，也可纯粹从方法的角度来考虑。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不同杂志上纷纷刊载至今专业期刊都没有提及的奥登林区的冬季和狂欢节习俗。137它们展示的是十分初级的鬼怪和动物的面具，画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都很粗糙，以期获得吓人的效果。其发明者是当地一个兴趣浓厚的民俗学家和年轻工程师，他后来做房屋研究很有成就。他当时受“意义图画研究” 的影响，相信民俗图像中也可看到古老的意义图画，它们只是在基督教盛行之后被妖魔化了。虽然新的风俗保护复兴了各个不同的自然崇拜的形式，但是“从启蒙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并没有看出它们图画的高度象征意义”。最新的风俗研究可以很简单地解决许多谜团。 138冬季的习俗形象含有古老的关于太阳的象征意义，这个想法连奥根·法尔勒（Eugen Fehrle）都提出怀疑，他本来在海德堡教书，他的目的就是“对风俗的初始意义追根究底” 139。此后不久出版了“风俗层的等级系列”，其中第一和最早的等级是“形象思维和风俗图像” 140。奥登林区的风俗图像应该是这个层次的遗留。
在这个解释出现之后，许多当地的风俗都被精心地载入带说明的图册系列，图册为多卷本，展示了服装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并转给民俗学研究所保存。这里还记录了采录的时间、地点和方法， 进一步来看这些照片和录像，会发现引人注目的面具类型并不是来自活生生的、定期举办的习俗，而是根据几个个人的记忆来“重构”的。141很明显，风俗的现实存在只是奥登林区圣诞节游行的人为的仿制品。为了使类型多样化，人们只能依靠模糊的记忆做出一些奇特的造型。这个发明者却坚持认为其成果意义非凡，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能重建和复兴已经忘却的具有意义的习俗。它们只是在照相机前显示了短暂的原始形态。
即使你不想寻找和花费很大代价去发现传统的遗留物，你也能被后期仿制的精美古董所欺骗。当我们1936年在慕尼黑举办“南德民俗”展览，布置一个当代民俗展厅的时候，为了展示全年习俗最重要的图像，大家一致认为一个巨大的“五旬节”塑像是这个展览的经典。这件物品来自巴伐利亚林区的库茨亭，外衣由青苔、皮毛和松枝装扮，还有一个巨大而原始的树皮面具，我们都把它看成古老的植物魔鬼。142我们手头还有新闻单位拍摄的一些照片，记录它在库茨亭是怎样周游，然后被浸入水中，所有仪式都和在书中写的一样，在别处没有这样活生生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习俗。后来我们听说，这个形象和有关习俗是几年前由库茨亭服装协会发明的，甚至被通俗民俗学家奥斯卡·克莱默（Oskar Krämer）称之为“东方大叔” 143。在慕尼黑展览之后，他把他的“五旬节”通过“力量来自快乐”的组织机构直接送到其他城市巡展，作为忠实保存的古代日耳曼习俗的代表来展示。在下一年的五旬节，斯特劳炳的报纸写道：“这个展览将从斯特劳炳到慕尼黑、海德堡、路德维希港。这个五旬节形象在1936年的汉堡国际大会上引起轰动，然后在柏林奥林匹克运动场上跳舞，向全世界亮相。电影协会用了很长的胶卷拍摄，新闻照片更是不计其数。”
关于面具的发明还有一个例子。大约十年前，一个上巴伐利亚对家乡文化感兴趣的人带给我们一套水彩画，大多数画的是自己编出来的漂亮而夸张的面具人物， 据他讲这是他进行民俗研究获得的“重新发现”，他给它们编造了一些从没听说过的名字，而且还编了一些传说故事。他想到了一些具体的地点，把这些想象的人物安置在那里，但是没人对此感兴趣，所以不管他怎样努力，都没有能够出版。假如真的出版，肯定有人会称赞巴伐利亚多么珍爱习俗和戏剧，而且肯定会有人在这里发现原始的特点，并因其能显示习俗的延续性而感到惊讶。
对被阻止的风俗发明者们来说，灵感并非偶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里，出现了维护文化的热潮，1951年的一个报告反映了当时的研究状况，在巴伐利亚可以找到许多令人沮丧的例子。144这个风气至今还没有结束，这在最新时期也有充分的证据。
为了不把这个整体现象从单方面来看，至少应该把传统风俗形式中的简单更新指出来。例如教会支持在圣诞节来临期间恢复以前在广大地区流行的“抬圣母”和在三个国王节的歌唱星星习俗，这也发生在慕尼黑地区。145但是古老的降临节歌唱来自萨茨堡，在那里发展成为公共性的大型活动，别的地方也效法模仿。例如1963年在慕尼黑，这里还恢复了在教堂广场举办的降临节的吹奏演出，然后这种演出也出现在富莱兴和安戴克斯。正是作为首府的、喜好节庆的慕尼黑增加了许多其他的风俗。再举几个例子。由于人口流动，一些外地的习俗也被带到巴伐利亚，如莱茵地区的马丁游行，以及新城区学校的马丁歌唱活动146，通过地方行业协会使新的节日产生了行会的特点。十几年来一直有一个园丁节，游行队伍服装具有突出的特色，队列中还有许多孩子和鲜花。1471960年恢复了啤酒节（5月4日），先在圣彼得教堂的行会坛做礼拜，然后啤酒生产商带领游行队伍，其中手工业者身穿传统服装参加，从一个由慕尼黑啤酒生产商协会所赞助的、树立在市场的高杆（五月树）旁边经过，然后在市政厅共餐后结束。148它集中了许多传统的成分而组合成一种新的形式，已经很受欢迎，尽管它没有像媒体报道所说有百年之久的历史。
关于大城市的民俗研究进展缓慢，有几个调研题目。在哪里和以何种形式出现相似的节日习俗的扩展，在单个的反传统的现代文明城市中怎样体现对民俗传统的兴趣？从僵化的保守主义到摩登的功利主义在各个社会阶层都有其代表。
其中以民俗主义贯穿的所有形式的汇集作为商业运作也肯定会具有吸引力。这里不是指的圣诞节之前的促销方式——这在各地都已经美国化了 149，而是指其他的因素，如民俗主义在城市环境中的运用，比如商店橱窗展品根据季节更换，涉及民间信仰、民间风俗和民间生活（并不只是在旅行社那里），尤其是老式家具、衣柜和纺车更受喜爱，农具也受欢迎，时装商店甚至用最新款式的高级时装和旧的车轮以及谷仓灯笼一起装饰橱窗。
应该开展大城市的比较研究，尤其是那些作为旅游胜地的大城市，比较官方怎样致力于避免趋同化而尽力保留或者创造地方传统和民间文化特色 150。在德国旅游者最多的慕尼黑，这种努力最大。如“爱心国际都市”、“舒适之都”这些城市标签对游客和仅占40%的慕尼黑市民已经习以为常。关于慕尼黑最有名的节日如狂欢节和啤酒节，这里毋庸多谈，但是要讲的是关于一个范围相对较小的节日“塔作家” 151的影响。经过思想前卫的市文化部门的授权，它的任务是组织和举办展览、民间音乐和口头艺术表演、民间戏剧演出，以及与其他机构联系，为丰富多彩的慕尼黑文化活动增添传统色彩。152它能保持具有一定水平的幽默感，这实在不容易，因为人们普遍有慕尼黑——巴伐利亚幽默粗俗不堪的先入之见并为此争论不休。有一次，表演真正幽默的喜剧演员威利·密娄威茨（Willy Millowitsch）来了，他把莱茵地区的幽默和巴伐利亚的乡土味结合起来，用一个保龄球朝九个盛满啤酒的啤酒杯掷去，两个身穿高地传统服装的啤酒节乐手随之吹起小号。153如果谁期待看到当地的风俗习惯，那么他一定会对慕尼黑的演出失望。它不会展示上巴伐利亚的那种常见的家乡之夜，它也不是要和娱乐活动进行竞争，或者被有意地当作传入的风俗发生影响。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水平的娱乐节目在民俗主义范畴中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从民俗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些节目被一些问题拖累，因为民俗的形式和界限被扩大化，也就是说，真实的、表演的和夸张的民俗相互混淆在一起。154因为这种节目去掉闹剧性的效果以后，会很快缺少新的题材，所以犯错的风险增大。有一次相关方打算请科菲费尔德戏剧协会在慕尼黑客串演出他们的骑士戏剧，幸亏因为有反对意见而没能实现，因为离开原有的村落舞台，这样的演出会不可避免地丢丑。从图书和唱片可以证实，这种不情愿的滑稽效果像上世纪的《厨房之歌》和花园诗歌一样，今天随处可见。在这方面当然还存在很大的可能性，但这不是我们的追求。人们应该知道，所有这些好玩有趣的小作品只是为了浮夸的取乐而创作，而不是人们所相信的天真的民歌。这里包括两个流行歌曲，据说是民间歌曲，其中一个描述了“童话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神秘死亡，唱到：“神秘的杀手，无人知晓，把他从后面撞倒，投到湖里。”在另外一首歌唱猎人耶那万的歌曲有这样的经典词句：“从后面射入胸部，他的下巴被打碎……”这就像自编的悼亡诗一样，构成了幽默的民俗主义。
最近节日习俗发展中出现了一个典型特征，就是细心登记和公开发表每个节日活动的参加人数——并不只限于刊登在当地报纸上——以便对下一次的活动进行广告宣传，展示这个节日习俗的吸引力。仅仅是在1962年的《南德意志报》上就有：罗腾堡的牧羊人历史舞蹈的参加人数为11000人（1963年为17000人）；特劳恩斯坦的复活节骑马节俗参加人数为15000人；乌茨堡的葡萄酒节45000人，喝了25000瓶葡萄酒；菲尔特教堂节日的感恩节游行队伍有1500人参加，此外还有数目众多的身穿传统服装的团队和18个乐队，总共有100000人参加。库茨亭的五旬节活动是神圣骑马游行，以牧师为前导，如媒体所宣传，这个节日的远近闻名是由于它和行业协会、森林协会的五旬节弥撒结合在了一起，估计有100000人参加。广告读者会想，既然这些活动这么吸引人，那么自己应该亲自去一次。
旅游行业、旅行社和有关企业受益于庞大的参访者数目。他们寻求的是吸引力，至于是否是风景的，历史的，民俗主义的，或者任何其他新奇的因素，对他们来说无所谓。在民俗主义领域，质量的高低也完全无关要旨。正如1960年德国旅游中心在乌茨堡的工作会议上所建议的，要引进旅游业的自律机制，以便阻止贪图热闹的企业行为，但是遭到拒绝。许多游客期待的是这样欢快而热烈的度假娱乐。
1962年发表的关于民俗主义在家乡晚会演出的文章列举了许多例子，现在还能增加更多同样夸张的例子。1963年8月10日《新苏黎世报》报道了一个极其糟糕的活动。根据此文详尽的描述，这个活动不仅是造假，而且是对瑞士民俗的嘲讽。
在最近几年，人们对大众旅游的问题以及旅游者的心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民俗学对这些关于旅游大众的不同的细致研究应该感兴趣，对一些问题，如当地民众以此盈利，同时提供不限于物质方面的服务，他们有何反应，通过这些服务的提供，自己又有什么变化。在传统的旅游地瑞士，让·雅各·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发现在大的交通要道近处和远处的民众心态不同。其后休闲旅游迅猛发展，有责任心的人就像理查德·魏斯（Richard Weiß）提出问题，担忧瑞士古老的正派和好客风气是否会受到大众旅游的不良影响。155在世纪之交，对蒂罗尔和上巴伐利亚熟悉的学者如伊格纳茨·V.任格勒（Ignaz V. Zingerle）、威尔海姆·亨利希· 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奥古斯特·提尔施（August Thiersch）和马克思·豪斯豪佛（Max Haushofer）就对此提出了批评 156，谴责那些对游客的愿望懒得搭理，传统意识明显丧失的不良趋势。今天至少是在旅游胜地，那里的当地人，多数是村子里的小伙子，在日常生活中也成为农民戏剧或者家乡电影的角色。自从欧根·罗特（Eugen Roth）在1938年叙述了北德的两个姑娘的对话——其中一个欢快地宣布她已经“收集了六个赛盆（小伙子）”157——以来，这种想被收集的小伙子现在越来越多。巴伐利亚电台有个很出色的节目，简称为“赛盆”，就是指这一类很健壮、很粗鲁，但又很柔情、很欢快的巴伐利亚人。158谢天谢地，当然不是所有的巴伐利亚人都是这样，也不是所有的上巴伐利亚人都这样，但遗憾的是为数不少，他在农村甚至遭受家乡保护协会的打击，媒体也拿他取笑，但是今天用这样强壮、 欢快、有特色的角色在公众场合引人注目，并且能够赚钱，存在着太多的可能性，所以不会消亡。
今天，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不仅可以出现在报纸上，也能得到无数的电台和电视观众的青睐，所以助长了虚荣、虚假的雄心和怪事的出现。实际上，手指角力比赛是古代的民间体育，两个男士面对面坐在一个坚固的桌子两边，中指套在一个鹿皮环里，双方在桌面上比赛拉力。159这在近年也成为公开的展示活动。1959年，在慕尼黑修士会举办的冠军赛上，56个来自巴伐利亚和蒂罗尔的参赛者在百余名观众面前进行比赛，不仅巴伐利亚电台，而且德国电视台和一个英国电视协会也进行了报道。以后几年也是如此，报纸至少会刊登获胜者的大幅照片。在罗森海姆的埃兴，人们寻找一种稀奇的公开比赛，却找到了一个令人恶心的消亡的风俗变种 160。1960年，在那里成立了一个鼻烟俱乐部，此后每年举办有奖比赛，还有唱歌和喜剧表演，最后是为鼻烟王授勋。161即使大城市的媒体也经常详细地对此进行图片报道，这也反映了一般的公众兴趣。162
吸引观众的比赛一直存在。民歌演唱、舞蹈和音乐赛早已流行，现在还有推波助澜的电台和电视台。此外，还有说方言的比赛，但这些都出于不同的目的，很值得怀疑。在巴伐利亚林区的一个地方，对获胜的最大和最好的牛铃铛进行了颁奖。163在巴伐利亚，男士帽子上用来装饰的最大和最漂亮的羚羊胡子也获奖。这是一个奖杯，猎人为此而感到骄傲，因为只有勇敢的猎人不畏艰险才能获得。在今天，人们可以高价购买这种帽子装饰。在比赛中，谁花钱最多谁就能够赢这个奖。这个比赛在1959年举办了第一次，作为旅游胜地路庖町地区夏季节日的特别节目，由当地名叫罗圣山的山区服装协会举办，巴伐利亚垦皋和卢派廷皋、萨茨堡和蒂罗尔等地区的传统服装协会也参加了比赛。有一个身着传统服装的乐队进行演奏，在电视台来采访拍摄的时候，受邀协会的会员还演出节目单之外的拍打舞。在对所有的帽子装饰物经过数小时的显微镜检验之后，选出得分最高的前三名获奖，奖给帽子的经销商，大家对此有争议。这里也有一个戴帽子的女士，是来自科隆的游客。她身穿从协会借来的服装。为了给摄影师创造一个壮丽的场景，她为获胜者戴上帽子，并且多次亲吻他的面颊，然后和每一个获奖者跳一次舞。164这个节日在当地以“家乡晚会”结束。这个活动的成功使这个节日年复一年地举办。
这些符合人们普遍的兴趣并通过单独的组织者带动的地方家乡协会，常常脱离大的家乡联合会的影响，这些大协会的领导人今天还坚持要求对民间传统进行意义深远的维护。家乡协会的发展，很早就造成了良好愿望和恶性效果的明显差异 165，对这个问题应该在不同地区进行民俗调查。关于家乡保护的努力和成果的记录会提供全面和详细的总结 166，这从家乡保护者的报告和官方的宣传中是不可能得到的。当然，这不是关于原则和方法的争论，因为其目的在各个事例中不同，这需要具体判断。民俗学的主要兴趣只是在它们对民间生活的实际影响。
这些论述只是为了说明民俗成分的利用和滥用存在多种形式，现在有，过去也有，可以归结在中性的民俗主义的概念之下。这个概念或许还需要精确限定。是否做和怎样来做，应该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之后再确定。这里只是给出典型例证，只是对表现形态和相互关系简短评述，而这对民俗学很有意义，值得进行专门的研究。对民俗主义表现的评判在实际操作中不容易掌握，应该着眼于现实特点和区别，而不是着眼于判断或者推荐，如家乡维护者所说的那样。这个题目在各地变得很现实。科学的民俗学的任务是确定民间生活的某一领域，以及形式和功能、动力和前景、影响及其在认同或拒绝中表现出的共鸣。尤其应该注意的问题是，是否以及怎样在民俗主义受商业运作严重影响的地区对民族性格的变迁进行考察。家乡维护者的民俗主义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他们为了追求恢复真正的古老习俗的意义和形式，而对民间风俗进行虚构和伪造。他们基于对通行的民俗学知识的信赖，并以此进行业余民俗主义的实践活动，早在1890年，卡尔·魏侯德即提出要用严肃的民俗学研究对这种做法取而代之。大众媒体乐于对商业化和娱乐化的民俗主义冷嘲热讽，但是通常承认那些吸引人的原始的民俗事项的深刻意义，所以这些值得怀疑但是很显然被证实的上个世纪的民俗现在已经有力地得以扩展和传播。
去除民俗学的浪漫色彩是一个不可拖延但由于普遍的认同而非常艰巨的任务，除此之外，也要搞清楚19世纪民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此外，将民俗主义作为跨时代现象，并将其作为传统构成的重要因素来认识和评价，也是十分必要的。自从启蒙运动以来，它就呈现了一定的趋势，民间文化事象的展示除了地方性和社区性的功能之外，还有其他重要的功能，尤其是社会功能。它们不是脱离民间精神的自我袒露，而是表达了应对经济和社会危机的现实的必要性，因此它展示的不只是生活中节日快乐的有吸引力的可观性的一面。如果民俗学要走出浪漫的构想和愿望场景，要对过去的和现在的民间文化获得真实的认识，那么对传统的研究就不应忽视这个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