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学科共识：通过水来看社会

新时期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与区域社会史的兴起和发展结伴而生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成为改革开放四十年间中国历史学领域成就最为显著的一个分支学科。在经历了对学科定位、研究框架和研究对象等问题的热烈讨论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史研究开始由整体社会史走向区域社会史。一时间，历史人类学、区域社会史走向田野与社会、走进历史现场等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代名词和关键词。杨念群曾用“中层理论”来概括国内外研究者在中国社会历史研究中运用和发明的基本理论，诸如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施坚雅的市场圈理论、林美容的祭祀圈理论，等等。6鉴于这些理论对于特定区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较强解释力，得到了社会史学界的大力推崇和广泛运用。

但是，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者注意：首先，无论是宗族、市场、祭祀还是其他相关问题，都是研究者观察和剖析某一区域社会历史的一个切入点，通过它们是为了更好地展现某一时间、空间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从而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区域社会，认识中国社会，并非要刻意强调某一问题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中心地位或核心价值。其次，中国疆域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性相当显著，适宜于某一区域的理论解释未必就适用于其他区域。任何一个区域都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特点。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只有抓住特定地域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把握一定时空范围内区域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才可能形成具有一定说服力的理论解释。比如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可能更适宜于华南宗族体系比较发达、宗族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对于中国北方长期处于王朝政治中心，宗族体系不甚发达、力量不够强大的地区来说，就显得很不适应或者是缺乏解释力了。同样，施坚雅的市场圈理论虽然源自于四川成都平原的实证研究，但对于气候、地理、生态、经济、社会历史进程完全不同的华北平原而言，尽管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值得商榷的地方也不少。

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与宗族、市场、祭祀等课题相比，水可能是一个更具普遍意义的研究课题。从国家政治、经济层面来看，水在历史时期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诸领域所具有的影响和作用，早已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较为人熟知的，恐怕是20世纪上半叶在中外社会科学界曾广泛流行的“治水理论”。在魏特夫看来，古代中国集权国家是以水的控制来实现政治控制。冀朝鼎有关水利与王朝基本经济区、政治中心的关联性分析，则进一步扩大了魏特夫治水学说的影响和生命力。然而，批评者（如弗里德曼、格尔兹）却认为，这种理论过于强调实质性政治控制的作用，忽略了水利在民间社会组织构成中的作用。因为从民众日常生产、生活这一微观层面来说，不仅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水，而且在中国这个历来“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里，人们的生产、生活更是与水紧密相连。在水资源短缺的地方，长期流行着“种地望天收”、“吃水贵如油”、“宁叫吃个馍，不给喝口水”、“庄稼没了水，好比人没髓”之类的谚语，展现出人们缺水、惜水、争水、以水为命的社会心理；在水资源丰富的地区，人们考虑更多的则是如何防止水患，减少水多造成的损失，与水争地，防洪、排涝、航运、水产、渔业便成为这些地区社会生产、生活的主题。作为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和重要分支，水利社会史的兴起正是得益于水在传统时代区域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近年来从事与水有关课题的研究者那里可以找到一些共识。研究水与基层社会历史的学者已明确指出：

由县以下的乡村水资源利用活动切入，并将之放在一定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环境中考察，了解广大村民的用水观念、分配和共用水资源的群体行为、村社水利组织和民间公益事业等，在此基础上，研究华北基层社会史。7

这种自下而上观察水与民间社会历史的视角，代表了水利社会史兴起之初学者们的关怀。一如社会史的兴起，是对传统史学过于强调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的一种反叛一样，水利社会史关注民间，关注下层社会，也是对以往水研究过多集中于集权政治、经济领域等重大问题讨论的一种反叛。尽管如此，人类学者王铭铭仍认为学界现在关于水的社会研究还显得很不够，他指出：“中国社会研究的许多范式，都是围绕着土地概念建立起来的。相比之下，作为世界另一重要构成因素的水，则似乎没有那么受到关注。水对于人的生存，意义不言自明。然而，在国内现有的社会科学论述中，与土地同为与人生存密切相关的水，却更多地被当作自在物存在着。社会研究的偏见，致使人们误以为水与我们的人文世界关系不大。其实，如同土地一样，水在人创造的人文世界中，重要性不容忽视。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更贴切地理解包括水在内的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何。” “过去多数社会研究课题多关注费孝通所说的‘被土地束缚的中国’。尽管所谓‘乡土中国’之说不无道理，但在这一学术中忽略了流动的水。事实上，相对于固定的土地，流动的水照样也能为社会科学家提供众多重要的课题。”8笔者对此深表赞同，从过去强调以土地为中心转向以水为中心，这一视角的转换，更加凸显出水和水利社会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对水利社会史的积极倡导，不仅是民俗学者、人类学者的呼声，更是来自本土社会史学者的呼声。以行龙为代表的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团队，很早就提出并实践着山西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思想。2000年，行龙呼吁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主张破除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各自为战“两张皮”的现象9。在具体研究中，他主张从明清以来山西水资源匮乏及其水案即水利纠纷等相关问题着手，提出以水为中心的观点，主张转换学术视角，开创新的学术增长点。在“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一文中，行龙切中当前中国水利史研究“依然没有脱出以水利工程和技术为主的治水框架”这一要害，主张转换视角，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角度探讨水利及其互动关系。他同意王铭铭所言“水利社会就是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的说法，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把以水利为中心的区域性社会关系再扩展开来，它与区域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宗教、社会生活、社会习俗、社会惯习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行龙满怀信心地展望：“从治水社会转换到水利社会，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学术领域。”10

与行龙对山西区域的经验研究相似，钱杭在浙江萧山湘湖“库域型”水利社会的经验研究中，也总结并阐述了他对水利社会史的理解：

一般水利史主要关注政府导向、治河防洪、技术工具、用水习惯、航运工程、排灌效益、海塘堤坝、水政官吏、综合开发、赈灾救荒、水利文献等，水利社会史则与之不同，它以一个特定区域内，围绕水利问题形成的一部分特殊的人类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尤其集中地关注于某一特定区域独有的制度、组织、规则、象征、传说、人物、家族、利益结构和集团意识形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水利社会史，就是指上述内容形成、发展与变迁的综合过程。就具体的空间范围来说，水利社会史虽然可以涵盖某大江大河的整个流域，但它的主要研究范围和关注对象，还是以平原、山区，都市、村落中的垸堤、江堤、海塘、陂圳、溇港、湖泊、水库为核心展开的社会活动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水利社会史的学术路径，就是对与某一特定水利形式相关的各类社会。11

综合以上论述不难看出，研究者们均对以水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体系研究充满兴趣，并由此诞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代表了近些年来学术界尤其是社会史学界在水利社会史研究方面的共识和学术关怀。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水利社会史的勃兴，也是包括水利史学专业研究者在内的整个人文社科领域不满足于已有研究，不断进行反思和创新的结果。人们愈益清楚地认识到：水利社会史与传统的水利史研究无论在问题意识、研究内容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近年来在论及水利史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时，从事中国水利史研究多年的谭徐明教授明确指出：

传统水利科学技术的研究是水利史学科的立足之本。水利史研究作为水利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交叉学科，从一开始就以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水利建设为己任。水利史研究力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重点在水旱灾害与减灾、水资源与水环境演变、水利法规和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开展应用性研究工作。12

对于水利史研究的这一特点，中国著名水利史学者姚汉源先生在《中国水利史纲要》一书的自序中不无遗憾地指出：“本书比较注意工程之兴废……稍及政治经济与水利之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但远远不够，不能成为从经济发展看的水利史，仅能为关心这一问题的专家提供资料而已。”13行龙对此评价说：“水利史的研究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主要成果或主流话语仍限于少数水利史专家。水利史研究依然没有脱出以水利工程和技术为主的‘治水’框架，姚汉源先生期望的那样一种将水利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角度探讨水利及其互动关系的研究局面仍然没有显现。”14也许正是在这样一种学科自省的背景下，“水利社会学”应时而生。世纪之交的2000年，水利史学者贾征、张乾元在《水利社会学论纲》一书前言中，对水利社会学的提出做了如下解释：

我们认为水利社会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是一门以人类水利活动中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应用社会学。虽然人们都承认，现代水利已经成为一门综合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社会——自然——工程科学”，承认水利工作中许多问题的发生与人们的各种社会需求和社会活动密切相关，水利事业的健康发展要依靠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大力配合，但是真正站在社会学的立场上，把水利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观点加以理论的系统的研究，目前在国内国际均无先例。15

如果说水利史学者倡导的“水利社会学”是以现实社会中大量存在的各种以水为媒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话，那么由社会史学者主导的“水利社会史”则是对历史时期大量存在的各种以水为媒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的研究，这应是二者最大的不同。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均着力于探讨与水相关、由水而生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强调一种相对综合、整体的研究理念，而非以往单纯的水利工程史、水利技术史。诚如行龙所言：“通过水利这一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纽带，可以加深对社会组织、结构、制度、文化变迁等方面的理解。”“以水为中心，勾连起土地、森林、植被、气候等自然要素及其变化，进而考察由此形成的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理应成为解释山西区域社会发展变迁的一条学术路径。”16这一观点与钱杭所言“以一个特定区域内，围绕水利问题形成的一部分特殊的人类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尤其集中地关注于某一特定区域独有的制度、组织、规则、象征、传说、人物、家族、利益结构和集团意识形态。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水利社会史，就是指上述内容形成、发展与变迁的综合过程”17这一水利社会史观相互呼应，反映了当前水利社会史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