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水资源开发与水利型经济

（一）洪山泉的开发

洪山泉域位于介休县东南，是以洪山泉为主，包括七星泉、洪山河（该河上游称架岭河，下游称狐村河）、灰柳泉等水源在内的覆盖70余村庄的水利灌溉网络。泉水发源后分作洪山河、东河、中河、西河。其中，洪山河位于整个泉域上游，滋灌4村。东河与中、西二河则在洪山泉出水附近分水，中、西二河合流至石屯村后四六分流，此即宋文彦博分三河之大略情形，明清以来仍沿用此例。东、中、西三河是该水系的主体，受益村庄48个，灌溉面积代有增加：宋代分水之初，水地面积为一万余亩；万历十六年，水地面积达2.3万余亩；万历二十六年增加冬春水额后，受益村庄达72个230，灌溉面积升至5.2万余亩，此后未再发展。清初因干旱严重，尤其康熙五十九年，连续四年大旱导致洪山泉第一次断流，且持续达二十年之久，灌溉效益一度降低，尽管之后有所恢复，再未有新突破。

明清时期介休水利主要集中在洪山泉流域和境内汾河沿岸，如方志记载介邑“东南胜水，西北汾流，灌溉之利弥溥，可谓沃壤也”231，胜水即指洪山泉。另据乾隆十六年邑人张正任所撰《修石屯分水夹口记》道：“余邑生齿既繁，非商贾生涯，即尽力于南亩，农家之水耨至重也。西北地势洼下，且滨汾河，灌溉之资甚便。东南率皆高阜，岁或愆阳，谷即不登，所利者惟狐岐之胜水，混混下注，足以润数十村之土壤耳。”此文指出了洪山泉与汾河在介休水利中所具有的突出地位，从中更能体会到洪山泉域周遭严峻的自然生态环境。相对于处在汾河两岸的低洼地区而言，洪山泉所在的东南乡地势高阜，上下游落差极大，达400米之数，进行水利灌溉极不便利，因此该区域农田多旱作生产方式，亩产较低；另一方面，洪山所在的地区草木向来不盛，恰如《山海经》所载“狐歧之山无草木”，生态条件很是恶劣，土壤肥力不高。在此条件下，以洪山泉为主的水源，无疑给该流域众村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成为民众赖以为生的根本，恶劣的气候条件、土壤条件以及传统的耕作方式，使水在该泉域社会生产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由此便形成了一个以洪山泉源为中心的特色鲜明的泉域社会232。

（二）水利型经济的发展

农业是传统社会的首要产业，从事农作物种植的人口也最多。在洪山泉域社会，充沛的水源使从事农田种植者更占多数。由于水源相对稳定，因此本区域内一些村庄如石屯、狐村、三佳、湛泉的水稻种植非常普遍，收益较显著。同时，似更应关注泉域内不同村庄用水不均的问题。万历二十六年之前，享有水权的村庄共52个；此后，为了更有效地利用水资源，解决一些村庄用不上水的问题233，知县史记事在以前单纯夏秋水额的基础上增加了冬春水额。规定原来享受夏秋水额的村庄仍有权使用冬春水灌地，新纳入水利体系的村庄则只享有冬春水额，在需水甚多甚急的夏秋之际则无权使水，自此遂有“周水地”和“季水地”之分。使用夏秋水灌地者，谓之“周水地”，属正程之内；使用冬春水灌地者，谓之“季水地”，不在正程之限。如此便形成完全享有水权与部分享有水权两种类型的村庄集合。水权占有上的差别直接导致了泉域社会不同村庄的贫富分化。以下将从农业和手工业两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是农业，以清代用于备荒的社仓储粮状况为例。清代仓储分官仓与民仓两大类，民仓又分社仓和义仓，二者均依靠民间捐输，数量的多少由捐输者自己衡量。为了激发民众捐粮的热情，官方出台了优厚的奖励办法。如介休社仓“设于雍正二年。各村富室捐输，凡三十石以上至四百石者，督抚暨牧令递给匾示奖，五百以上具题视谷数给衔，以荣其身。所捐之谷即储于各村，择殷实端方者掌其出纳生息”234。

就介休村庄的分布来看。东乡即洪山泉域所在的区域236，村庄数量为102个，西乡22个，北乡25个，南乡62个。源泉所在区域村庄多且集中，人口密度也最大。由于社仓之粮系由各村富户自主捐献，从社仓数目和仓储数量的绝对值中便能反映出各区域的富裕程度，展现各区域的贫富差别。从上表中可以发现，清嘉庆年间东乡的富户在介休全境来说几乎相当于其他三乡的总和。就东乡本身来说，53个有社仓的村庄多数属洪山泉域。超出该泉域范围的东乡其他村庄即使有仓储，其仓储数量也多在平均数以下。237

当然，西、南、北三乡内也有仓储数量较大的村庄。如西乡的郭壁村，贮谷342石；南乡的河底村，贮谷395石；兴地村，贮谷420石。从地图上可以发现，郭壁村在汾河畔，有引汾灌溉之利；河底村有涧河之利，兴地村则有利民泉可资利用，故该三村在各自区域也都最为富足。然汾河时有河涨之患，利民泉则受流量之限，不能泽及更大的范围。与之相较，由于洪山泉流量颇大，泉域内可以享受水利的村庄数量远高于前者。

在满足农业用水的前提下，自古以来本区域还发展起众多与水密切相关的其他产业。这些产业的兴起，更拉大了泉域社会与周边地区、泉域社会内部不同村庄间发展的差距。这些产业主要包括四大类：水磨业、制香业、造纸业和磁器业。在介休民间歌谣“数村村”中就唱到：“洪山的柏香和磁器，国内国外也有名。”238方志中一些相关记载也表明：明清时期这些远近闻名、颇具经济效益的产业为该地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嘉庆《介休县志》卷四“物产”项中就记载：“北乡芦苇，西南煤炭，辛武盐场，义棠铁器，洪山磁器，一邑之利溥矣”，“杂产”项中亦有“磁（瓷）器，出石屯、磨沟、洪山等村；香，出洪山”的记录。

充沛的水力和优越的地势条件，使水磨业在洪山地区相当普遍。在实地走访中，笔者在洪山村、石屯村、三佳村的古河道上仍能看到很多废弃了的水磨坊，废旧的石碾在这些村子随处可见，记录了当地逝去的繁荣。据有关文献记载，由洪山源神庙至石屯沿河磨坊计有21盘，主要利用洪山泉及洪山河水；由架岭河至东狐村，计有磨坊19盘，主要利用洪山河水；由东河桥往磨沟至洞儿磨计有磨坊13盘，主要利用东河水流。直至解放初期，洪山泉域的水磨坊仍在发挥作用，介休县的大部分粮食主要在此加工，逃荒者和移民来介后多在这一行业打工。在没有电力的时代，水磨无疑在乡村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水磨的拥有者从中也可获取相当丰厚的利益，在经济上比一般农户富足。

制香业是洪山镇传统的家庭手工业，康熙《介休县志》载：“香出洪山。”品种有神香、梅香、寿香等，主要原料为杂木材，配以柏材、榆皮等。1944年，洪山制香业400余户，从业人员1200人。239明清时期洪山香即远销各地，远至东北，近至五台山，介休全境所需之香也全赖本地供应，故该行业颇为兴盛，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产业。需要说明的是，对制香的木料初加工时也主要依靠水碾和水锤来完成，因此该行业的兴起与水也有很紧密的联系。

利用土法造纸，也是当地一大产业。造纸的原料主要有稻草、秸秆、植物根茎等。主要工序有四：石灰沤制——碾压成碎漠——捣纸浆——腌制。其中，中间两道程序需要充足的水力推动磨碾和其他特殊装置来完成。《中河碑记》记载了嘉庆九年因上游村庄造草纸导致水质污染，严重影响下游八村灌溉和饮水的事件。该事件说明在洪山泉域造草纸这一行业在清代已有较大影响。正因为有水才使这一行业在该地繁荣发达。据调查，洪山村几乎家家户户均有一套制造草纸的设备，掌握造草纸的基本技术。造草纸是当地人民农业之外用以贴补家需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

洪山周围陶瓷原料质量上乘，洪山泉水力资源丰富，为陶瓷生产提供了动力，在唐宋时期，这里陶瓷业就相当发达。在洪山源神庙附近，已发现一处古瓷窑遗址。源神庙内现存北宋大中祥符元年“源神碑记”记有“丹灶炊频，洙风扇昢，高士云集，兴舡频届，陶剪翠殊，名彰万载”等语。碑阴题名有“磁窑税务任韬”、“前磁窑税务武忠”。立碑人中有两任磁窑税务，说明大中祥符年以前这里的烧磁业已经相当兴盛，以致官府专门委派官员征收磁器税。需要指出的是，陶瓷业的命脉就是洪山泉水。调查中笔者了解到：制造磁器的主要原料是矸石，将大块矸石运来后，首先要用水碾将石头粉碎，转动水碾完全依靠洪山泉水，非人力可以代替。占据泉域上游的洪山村、石屯村和磨沟村，海拔高出下游村庄200米—400米，落差极大，水流湍急，便于置放水轮。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三村的磁器制造相当发达，并且共同缔造了介休磁的美名。光绪十八年“公同义合碗窑行公议规条碑记”记载，旧日从事该行业的共17家，民国五年新添两家，共19家。除瓷窑外还有碗窑、盆窑、瓮窑等在明清两代相当兴旺。现在去洪山考察时，仍能见到当地家户用粗瓷堆砌的院墙，可见造瓷传统在当地之久远。

前述四种产业加上农田水利灌溉，使洪山泉域社会成为明清时代直至解放初期介休社会经济最为繁荣富庶的地区。据调查，直至解放初期，介休洪山镇的工商税额占到全县一半以上，号称“晋中小江南”。

社会各行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水资源，谁可以廉价地取得水资源，谁就有成本优势会在竞争中得利，最终对收入分配和福利水平产生影响。洪山泉域社会的经济状况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人口、土地及其他要素

明清时期介休人口呈现不断上升之势，尤其康雍乾时期人口更是经历了激增的过程。万历年间人口为60952口，乾隆三十一年已增至308828口，是明代的5倍。自乾隆三十一年至嘉庆十八年，人口数量进一步攀升至595432口，37年中增加了286604口，增幅接近100％。需要注意的是，嘉庆时期介休县的这个人口数字即使在山西全境来看，也是相当高的。人口增加固然是经济繁荣的表现，然人口的再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协调发展，在技术人力资本没有很大进步的情况下，单纯的人口增长必然造成对资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明清时代晋中地区经商之风颇盛，介休亦不例外。为了生存，一些人撇下贫瘠的土地，走上经商之途。嘉庆《介休县志》中即有“介邑土狭人满，多挟资走四方，山陬海澨皆有邑人”的记载。洪山泉域作为介休境内富庶之地，村庄众多且密集，水地稻田和各种产业能养活的人众自非“山冈硗瘠”之地可比，故而该区域的人口应在介休人口总量中占有相当比重。由于缺乏村庄级人口统计资料，在此无法展开深入分析。但是，人口密度大肯定是该区域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人口压力之下，该区域民众又是如何选择生存途径的呢？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尽可能多地争夺有限的资源恐怕是他们在外出经商甚至迁出之前最有可能的选择。万历二十六年冬春水额的增加，使具有使水权的村庄由52个增加到72个，足以说明当时官方和当地绅民为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为了争取到更多的水权，村庄与村庄、河与河、泉域内外不同利益集合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起来，矛盾冲突愈来愈多，水案也开始频频出现。

关于这时的人地关系，可以做这样一个粗略计算。以嘉庆十八年介休土地总量614753亩为基准，除以乾隆三十一年的308828人，得人均土地最多为1.6亩左右。如果除以嘉庆十八年的595432人，得人均土地仅为1亩左右，可见清代介休人均土地占有量不但少，而且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洪山泉域内土地因有水利灌溉，其亩产出可能较其他区域为高，但如此紧张的人地关系比例，仍然会对泉域社会农业生产造成莫大的压力。

就干旱发生频率而言，据明清《介休县志》记载统计：五百年间，本地共发生特大旱灾6次，平均83年发生一次；大旱灾20次，平均25年一次。20次大旱灾几乎全部是连续旱年，连旱平均三年，有的长达4年之久。康熙五十九年的大旱直接导致洪山泉水干涸断流，20年后始恢复灌溉效益。十年九旱是介休县的自然气候特征，也是洪山泉域社会民众无法选择的生存环境。

上述分析表明：明清时期介休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有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必然对当地社会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四）一对矛盾

稳定的水量是泉域社会经济富足的重要保证。然而自明万历以后关于洪山源泉流量的记载中却多次出现水量减少甚至干涸的情形，灌溉效益也不断下降。历史上洪山泉曾三次断流，均与连年大旱有关。如康熙五十九年池水干涸，至雍正元年，始有一二分水流出，此后二十余年，池水出口铁孔未满，这是洪山泉历史上第一次干涸；光绪二十六年（1900）天旱缺水，次年池水小至六七成，两三年中渐渐回涨；延至民国十年，水又偏小。至民国十八年池水小到一二成，到民国二十年大小池竭，三河水地全部变成旱地。1933年夏季雨涝，秋后池水复出，月余之间流水出池，数年之后池水复原。240另据洪山水利管理处长期对洪山泉水观测分析后认为：泉水流量有明显周期性，大体八年出现一个峰值，从整体变化规律来看，呈下降趋势。

另一方面，日益增加的用水需求使泉域社会出现用水紧张的局面，呈现出由“流派周遍”向“源涸难继”转变的特点。明万历十六年王一魁在为该地制定水利条规时比较了古今之异：“揆之介休水利，初时必量水浇地，而流派周遍，民获均平之惠”，“是源泉今昔非殊，而水地日积月累，适今若不限以定额，窃恐人心趋利，纷争无己，且枝派愈多而源涸难继矣”。241可见，万历时期已不能按地亩多少浇水，只能施以定额，水量不足和需水量加大的矛盾至清代更为尖锐。

（五）寻找新的有效的配置水资源方式

自宋代“始分三河”之后，洪山泉域社会即开始从资源共享型社会逐步向资源竞争型社会转变。宋以前，无论人口、土地、水资源还是气候生态环境，均不同于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如前所言，宋以前泉域社会的人类活动没有超过资源的承载能力，这就使民众在用水时可以尽其所需，没有限制，《介邑王侯均水碑记》就描绘了往日的承平景象“惟时田有顷亩，粮有额，设水有程限，地获利而民易足，刑不烦而赋易完”；明清时期水资源利用方面却因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恶化而日益紧张起来。立于明清不同时期的源神庙水利碑中就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有碑文中提到：“且该县水地，如此其多也，用水之人，如此其众也，一旦而更正之，或加或革，又如此其骤也。”“是源泉今昔非殊，而水地日积月累，适今若不限以定额，窃恐人心趋利，纷争无己，且枝派愈多而源涸难继矣。”242“四河纵横，灌田几四十里，介邑百万生齿之众，咸取给焉。”243由于水地增加，人口增加，手工业的发展，导致水量不足的问题不断涌现。为了协调不同村庄灌溉用水的矛盾，缓解农业用水与其他产业用水的矛盾，水利规约自宋代起日益严密。即便如此，不同群体、不同村庄对水资源的争夺却更为激烈，成为明清时期洪山泉域社会发展变迁的一条主线。水案乃是明清时期洪山泉域社会的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