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隆福寺的历史文化空间和社会网络

隆福寺是明景泰年间修建的京城重要的皇家藏传佛教寺庙。为集中讨论清代至民国时期隆福寺僧商关系，我们需要适当追溯明代隆福寺的相关历史和社会背景，在明代北京佛教发展与修建佛寺的背景下，观察隆福寺具体的历史进程和生活，主要通过史料勾勒隆福寺作为皇家寺庙的历史及其与封建帝都城市生活的关系。

从经济发展看，明清时期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首善之区，聚集了大量皇室成员、官宦贵族、文人士子，带动了城市消费，城市手工业、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北京皇室宫廷和佛教寺院建造活动，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平台，而商业繁荣又使得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于是皇室有财力建造大量佛寺。而且这一时期还形成一大批商人会馆，商人是北京这个消费城市中的主要居民，也是寺庙的重要捐资者，北京很多寺庙成为工商行会祭祀和议事的空间，可以说商业经济和寺庙宗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城市经济的发展为市民宗教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了物质基础。于是在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市发展中兴建了大量寺庙，这是建造隆福寺的社会时代原因。

元明清三代皇室尊崇藏传佛教，这一历史背景使得北京留存有很多藏传佛教寺院，并且与北京市民生活方式息息相关。隆福寺建于明景泰三年（1452），从明代宗教文化特点看，明代皇室有崇信佛教的传统，在北京兴建了大量佛教寺院，反映了当时皇室社会的佛教信仰需求，特别是藏传佛教的发展及其寺院的修建，具有鲜明的政治与宗教政策意义，皇家寺院隆福寺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得到僧人道衍的帮助，迁都北京，极大地促进了北京城市经济发展，为北京佛教发展和大量佛教寺院的修建打下基础。明代皇宫中建有佛教文化建筑，如番经厂，由宦官充任喇嘛专职人员。景泰年间，明代宗、后妃、宦官等崇信藏传佛教，修建佛寺，皇帝还频繁封授供养藏僧，在这一皇室群体普遍崇佛、信佛的背景下，明代宗于景泰三年敕建大隆福寺。

隆福寺的修建和明代太监对佛寺的重视也有关系。明代太监与皇家寺庙关系密切，这对于明皇室佛教信仰传统的形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皇家寺庙，往往由太监主持其事。隆福寺的修建就是如此，明代宗景泰三年，太监尚义、陈祥、陈谨等会同工部官员左侍郎赵荣一起，共同督造大隆福寺。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初期修建寺庙，是内官与工部官员一起督办建造，然而到万历年间，皇室建寺则是“俱帝、后出供奉之羡，鸠工聚材，一以大珰蒞之，有司例不与闻”88。皇室内廷开始独立地承担皇家寺院的建筑或修复工作，工部官员不再加以干预。可见，明后期内臣太监群体的政治角色有日益提升的趋势。太监地位的上升既反映出权力关系的变化，也可能与隆福寺的归属和管理制度相关，或者与皇帝的个人爱好和社会趋势有关。这些寺庙有为皇室祝厘的专职，太监是皇寺重要的香火管理者。有的太监以个人资财建寺修寺，年老的还在寺庙里退居生活，这都表现出内官和皇家寺庙之间的密切关系。89隆福寺就是在太监兴安的极力支持下建成的。

皇家寺庙还与皇室成员的祝厘制度有关。寺庙承担为皇室国家祈福祝愿的职能，其中有一种特别的祝厘方式，即剃度童幼，替身出家。明代帝王在继位的时候要度僧人一名，叫“代替出家”，当然这些僧人的待遇非常优厚，往往和王公们一样。90关于这种独特的佛教仪式，沈德符记载：“本朝主上及东宫与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不知何所缘起。意之延故元遗俗也。”91景泰年间的大隆福寺等京师敕建寺庙，大都与明皇室替身出家的祝厘制度有关。据记载英宗曾命僧人在隆福寺剃度。这类民俗仪式是明代皇室佛教信仰的一部分，在皇城周边修建皇家寺庙就成为皇室成员必需的宗教空间。所以，隆福寺的修建和这种特殊的皇室佛教信仰方式有关。

一　隆福寺的历史文化特征

隆福寺的历史文化特点，主要指隆福寺在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人文关系特点。这对理解后期寺庙所表现的僧商关系，具有铺垫和背景意义。从历史文献记载看明代隆福寺的社会生活，这些历史文化特质的融入和叠加，影响到明清之后隆福寺商业传统格局的形成，对市民生活方式也有一定的影响。明景泰年间，在元朝东崇园寺遗址上兴建大隆福寺。《明实录》中关于隆福寺的建造历史记载如下：

六月甲子　命造大隆福寺。以太监尚义、陈祥、陈谨、工部左侍郎赵荣董之，凡役军夫数万人。闰九月添造僧房。景泰三年（1452）。

七月壬辰朔　增给修造大隆福寺官军行粮人月三斗。从少保兼太子太傅兵部尚书于谦奏请之。 景泰三年（1452）。

三月癸未 大隆福寺工成，费用数十万，壮丽甲于京诸寺。赐太监尚义、陈祥、陈谨，阮仁得，少监黄钹各银二十两，罗二表里。少监谢范升太监，罗一疋。工部左侍郎赵荣银十两，罗一表里。员外郎蒯释（按释疑为祥之误）、陆祥俱升太仆寺少卿，纻丝一表里。郎中主事等官、工匠、军夫各赏纻丝、绢布、钞有差。景泰四年（1453）。92

明实录中有关隆福寺的记载比较简约，多是记录史实，缺乏更丰富的生活细节。不过仅从这些历史文献信息看，隆福寺规格是非常高的，在京城寺庙中最为壮丽，整个建造过程动用了工匠和军夫，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完工，其中督办人员是太监和朝廷重臣，如太监尚义、陈祥、陈谨，工部左侍郎赵荣，像兵部尚书于谦，也参与了隆福寺的建造。其中员外郎蒯祥是明代著名的建筑师，在木工技艺和营造设计上子承父业，修造了多处皇室工程。93寺庙建成后，皇帝大行其赏，上至内监、官员下至工匠和军夫，都获得了赏赐。可见，皇室寺庙的修建几乎就是国家寺庙修建的规格。从明人笔记中可以管窥更多的信息。明代的《帝京景物略》对隆福寺形制规模有较详细的描述：“大隆福寺，恭仁康定景皇帝立也。三世佛、三大士，处殿二层三层。左殿藏经，右殿转轮，中经毗卢殿，至第五层，乃大法堂。白石台栏，周围殿堂，上下阶陛，旋绕窗栊，践不藉地，曙不因天，盖取用南内翔凤等殿石栏干也。殿中藻井，制本西来，八部天龙，一华藏界具。”94从记载看，隆福寺寺庙殿宇格局还是典型的佛教建筑，在殿宇中藏有丰富的佛教经文，说明初建时，隆福寺是以明皇室和国家佛教的中心而建的。但似乎明皇室的初衷在隆福寺建成后，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影响到寺庙的宗教职能和政治功能，使其发生了转变。《帝京景物略》介绍了隆福寺建成后，涉及的朝廷内部的一些政治矛盾。以儒学生谏言皇帝罢幸隆福寺事件最为著名，从中可以窥见明代政治中士大夫之间关于国家宗教的儒佛之争。这使得隆福寺的政治意义在寺庙刚刚建成之初，就变得非常敏感。“景泰四年，寺成，皇帝择日临幸，已夙驾除道，国子监监生杨浩疏言，不可事夷狄之鬼。礼部仪制司郎中章纶疏言，不可临非圣之地。皇帝览疏，即日罢幸，敕都民观。缁素集次。” 95隆福寺建造的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比较突出地表现在皇帝个人的崇佛行为和立国思想的冲突上，儒佛之争实质上是明代朝政思想的交锋，也直接影响了隆福寺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政治空间特征。

《明典汇》中也记载了这次关于皇帝临幸隆福寺的谏言事件。

景泰四年三月，新建隆福寺成，车驾择日临幸，有司已夙驾除道。太学生济宁杨浩上疏：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太学，海内之士，闻风快睹。今又弃儒术而崇佛，岂可垂范后世耶？仪制郎中章纶亦言：以万乘之君，临非圣之地，史官书之，传之万世，实累圣德。上览疏，即日罢行。时又有太学生西安姚显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隆兴寺，车驾不时临幸。请自今凡内臣修盖寺院，悉行拆毁，以备仓厫之用。时不能用。自正统至天顺，京城内外建寺二百余区，大臣谏官不言，而二生言之，一时名震中外。（《明典汇》96）

从这两种史料来看，隆福寺建成后，明代宗要亲临寺庙上香敬佛，太学生杨浩认为，皇帝即位之初，首先应该去拜访太学，可是后来皇帝却弃儒崇佛，难以垂范后世。又有太学生姚显谏言，应该拆毁内臣修盖寺院，以备仓厫之用。士大夫阶层希望皇室重视儒学，儒学官员大臣和内臣佛教信仰成为皇帝临幸隆福寺的矛盾和焦点。明代特殊历史时期的皇室更替，使得隆福寺从建寺初便具有了皇室和国家政治的文化空间特点，被赋予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不过，最终的结果是：“皇帝览疏，即日罢幸，敕都民观。缁素集次。”值得注意的是“敕都民观，缁素集次”，这透露出正是由于这一谏言事件，隆福寺一开始便成为市民和僧人共享的空间，具有了双重属性，既为皇寺又可民观，僧俗香火在隆福寺内渐有往来。

有学者指出，明代僧官的功能是代表国家来管理佛教，而不是代表佛教来管理佛教，并且在国家权威相对较弱的地方，还具体表现为公共权威。97明代隆福寺曾驻有僧官，统领京城佛教寺院，这种公共权威可能正是皇室和寺庙的独特关系。

隆福寺内有明清两朝的皇室敕建碑。一通是明景泰四年 （1453） 明代宗朱祁钰所立的《隆福寺碑》，一通是清雍正三年（1725） 清世宗胤禛所立的《御制隆福寺碑文》。98两通御制碑相距约272年，清雍正帝在重修隆福寺碑文中表明，重修寺庙为的是“夫佛之为道，寂而能仁，劝导善行，降集吉祥，故历代崇而奉之”。

从明景泰四年（1453）敕建《隆福寺碑》看，整个碑文分为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景泰三年（1452）明代宗的建寺圣谕，第二部分是景泰四年四月初七日立碑时的碑文。第一部分表达了皇室治理天下、造福百姓的决心，特别提到了崇佛是旧有的传统，佛道可以“导善化恶，救灾恤患，召福致祥”。因为东边没有佛寺，所以动用工部军夫、工匠建造，但丝毫不许“有干于民”。可以察觉皇家眼中的隆福寺似乎是一种国家管理体系的延伸，和佛教教义并无太大关系，为的是塑造一种“万方之愿”的权威形象，也暗中表达了刚刚继位的代宗皇帝，要一统天下、造福百姓的决心。

皇帝敕谕工部等衙门，朕承祖宗大统以来，夙夜惓惓，唯以敬天法祖，保安宗社，国家为心，修德弘仁，利济亿兆，民物为务。然念一人之力有限，万方之愿无穷。以有限之力副无穷之愿，自非仰庇佛慈，安能俯遂凡欲？此非朕之私智。自我祖宗列圣相传，以至于今，莫能外也。盖佛之道等慈能仁，导善化恶，救灾恤患，召福致祥。其神通之妙用，有非闻见所得而及，言语所得而尽者也。至于崇之则左，远之则散，则又理之必然。此有天下国家欲遂其无穷之愿者。所以不能不崇奖欤。京城有大慈恩及大兴隆诸寺，所以崇奖佛之教者旧矣。然皆居乎西北，而东未有。无以称朕祇崇之志尔。工部其相地于大内之左，为朕建大隆福寺。将以上隆祖宗在天之福，下集国家天下生民幽显无穷之庆。凡有材用，悉取于宫之见有者。军夫工匠，悉倩于官之应役者，一毫一力不许有干于民。所司择日兴工，绘图以闻。尔其钦承朕命，毋怠毋急，故谕。景泰三年六月十八日。99

第二部分是明景泰四年（1454）四月初七日立碑时的碑文，详细分析了佛教的调护之道，所以“列圣相承，无不崇奖其道，使大行于四方”，进一步阐释了大隆福寺并不是为了“燕间游适之用”，而是“将以祝厘国家，祈保于生民；而集祖宗列圣在天无穷之福，幽显有情，将来莫大之惠而已”，所以才将寺庙命为“大隆福寺”，碑文反映的皇室佛教行为可见一斑。如从以下碑文可以进一步看出皇室修建隆福寺和国家治理融为一体的政治意义。

诚以为佛之道广大而难名，神化而莫测。明足以尽事物之情，幽足以极乎隐征之秘。动而善恶惩劝之机所由生。静而湛寂真常之化所由寓。其于阴翼皇度利济生民之道，盖鲜或过之者也。是以列圣相承，无不崇奖其道，使大行于四方。而尤敦其教于京师。观夫天禧、能仁、天界、灵谷，大报恩诸刹之创造，皆非无所以而然也。朕承祖宗大统，宵盱惓惓，唯以继智述事为心，以保国家为念，以为天下生民造福为务。而于修车马，备器械，以为民卫；教稼穑，薄赋敛，以为民之外。又可无无假阴翼利济于佛如来之教也哉。于戏！此虽朕之一心因乎祖宗之心，而实天下国家生民幽显所共赖以安利者也。乃与京师大内之东择其闲旷高爽之地，出府库财，募兵民力，垣而构筑梵刹其上，以庶几乎维持调护国家生民之道于祖宗之万一者焉。其为刹也，中为真如之殿，而其为从以殿名者凡八，以堂楼名者四，至于门庑栖徒之舍、庖湢供需之所，凡百宜有而教法不可以少者，无一不备。其所以侈是刹之若此者，岂为燕间游适之用。将以祝厘国家，祈保于生民。100

与碑文表现的崇佛思想和国家治理策略不同，从笔记史料看，修建隆福寺的历史是明代皇室更迭和政治斗争的结果，作为皇室寺庙它被赋予了更多政治色彩和神秘感。明正统十四年（1449），明英宗在与蒙古瓦剌部的土木堡一战中被俘。不久皇太后和朝中大臣扶持英宗同父异母的弟弟登上皇帝宝座，改年号为景泰，是为代宗。景泰元年（1450），英宗被释回京，代宗名义上尊其为太上皇，将他安置于内城的南宫供养，实际上是将其软禁起来，防止复辟。不过皇权之争仍在暗中进行，为了打击英宗，代宗听信宦官王振、尚义等，建造隆福寺，并且拆卸英宗幽居的南宫砖石木料供建寺之用。而且以南宫树多招怪为由，将南宫内外的大树肆意砍伐，充作建寺之材。虽然拆宫建寺有悖于常理，但英宗一向以敬佛著称，只能忍气吞声。101这是隆福寺建寺过程中明皇室的历史与背景。明英宗在南城被软禁时，代宗曾故意拆除南宫凤翔殿栏杆，伐树木，大兴隆福寺，后来明英宗复辟，随即重修南宫各殿。有一则史料记载，英宗幽居在南宫期间，有一天非常饥饿，索要酒食，但是当时的光禄官不给，有一个小吏叫张泽，认为英宗皇帝重夺帝位是天意，如果复位定会处置不懂礼节的人，而且被惩治的首先就是光禄官，于是他偷偷拿酒食进献给英宗，英宗重登皇位后，处置了前任光禄官，随后就任命张泽为新的光禄卿。原文如下：

补英宗在南城一日饥甚索酒食光禄官弗与浚县人张泽以吏办事光禄寺曰晋懐愍宋徽钦天所弃也上北狩而还天有意乎若复立而诛无礼光禄其首矣乃潜以酒食进英宗识之后复位光禄官皆得罪即日拜泽为光禄卿《浚县志》原南城在大内东南英宗北狩还居之其中翔凤等殿石阑干景皇帝方建隆福寺内官悉取去又伐四围树木英皇甚不乐既复辟下内官陈谨等于狱寻増置各殿为离宫者五大门西向中门及殿南向毎宫殿后一小池跨以桥池之前后为石坛者四植以栝松最后一殿供佛甚竒古左右回廊与后殿相接葢仿大内式为之《涌幢小品》102

景泰三年（1452）六月明代宗敕修隆福寺，“命造大隆福寺。以太监尚义、陈祥、陈谨，工部左侍郎赵荣董之，凡役军夫数万人”，次年（1453）三月寺庙建成。正是有这一政治背景，隆福寺的建造才极尽奢华，而且还故意将英宗幽居的南内翔凤殿四周的树木伐去，用于建造隆福寺。景泰七年（1456）明英宗复位，也就是隆福寺建成三年后，明英宗对前朝旧臣谴责问罪，代宗被废为郕王，不久郁闷而死，隆福寺随之备受冷落，失去昔日辉煌，由此，明皇室内部之争的历史也在隆福寺留下历史印迹。《明实录》中记载：

三月壬辰　景泰间建龙（按：龙为隆之误）福寺，命内官监拆南城翔凤等殿石栏杆用之，至是上察知其故，系太监陈谨等四十五人，下锦衣卫鞫之。既而锁项，令修补完备，各降其职。天顺三年（1459）。103

隆福寺建成后，除了成为皇室政治斗争的焦点外，寺庙本身也不乏历史典故，表现出明代隆福寺特殊的历史地位，有些还成为神秘的历史记忆，丰富着隆福寺作为寺庙神圣空间的文化特性，也增加了明代隆福寺独特的文化功能。

大隆福寺为景帝所建，至撤英宗南内木石助之。未几，又从山西巡抚都御史朱鉴言，谓风水当有所避忌，乃命闭正门不开，禁钟鼓声。又拆寺门牌坊所谓第一丛林者，而无救于祸难。成化间，又以妖僧继晓建护国大永昌寺，致劳宪宗亲幸。不逾时晓诛，寺毁。二寺皆逼近禁御。隆福今尚存，而永昌无寸椽片瓦矣。（《野获编》104）

隆福寺建成后，皇帝要去寺庙上香，由于儒生谏言反对，代宗皇帝没能够亲自到寺内拈香敬佛。同时，又有大臣谏言说隆福寺风水不好，于是从建成后，隆福寺寺院就不开正门，禁止钟鼓声，并且拆掉寺门外第一丛林的牌坊。不过即使做了这些努力，也终究不能躲避灾祸。这些事情反而增加了隆福寺作为宗教寺院的神秘感和影响力。在明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隆福寺可谓命运多舛。明人笔记中也有对此事的记载，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居第吉凶》：“地理吉凶，时亦有验……景帝建大隆福寺，壮丽甲京师，有言其地不吉者，帝命拆去前门牌坊，所谓天下第一丛林者，并禁钟鼓不鸣。及天顺废毁兴隆、永昌诸寺，此寺虽幸存，而香火寂寞，廓院萧条，至今不振。”105 公元1456年，明英宗复辟后，废毁前朝的一些佛寺，隆福寺虽然侥存，但已然是香火寂寞，廓院萧条不堪。皇家寺庙随着皇室的失宠，逐渐衰落。

明代皇室有浓厚的佛教信仰传统，佛教可以说是当时的国家宗教。隆福寺就是明皇室佛教信仰的一个缩影，它在北京藏传佛教寺院中具有较大影响力。尤其是明代中期的各朝皇帝，多崇奉藏传佛教，他们在京城封授、供养大批藏僧，修建寺庙，经常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为藏僧建寺造塔，大量开度藏僧行童。有的皇帝甚至亲自习学藏传佛教，从事诵经演法活动，自称藏传佛教法王。明皇室长期崇奉藏传佛教，对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了一定影响。106明代隆福寺建成后曾举行过盛大的佛会，从耗费的香烛就可以看出皇室佛寺法会的规模之盛大。

十月壬子 命内供用库造大隆福寺佛会 蜡烛五万七千 四百支，共用蜡一万七百八十余斤。景泰六年（1455）。107

皇室成员非常崇信佛教，宦官深受影响，相互之间与藏僧多有交往。据记载明景帝代宗曾皈依藏僧道坚。道坚是“西域僧也”，景帝“爱之，至召入禁中缉熙殿，亲受法”108，后任命其为僧录司右阐教，住持隆福寺。英宗复辟后将其发配铁岭。据《明英宗实录》记载“天顺元年（1457）二月己亥：僧录司右阐教道坚，尝因故太监陈祥奏请建大隆福寺，且假祈禳入内殿诵经，费府库财，上命斩之，己而刑科覆奏命宥死发充铁岭卫军。”109天顺元年（1457）九月，大约七个月后，英宗又将曾经住持过隆福寺的道坚召回，对藏僧的重视表现出皇帝对崇信藏传佛教的支持态度。

隆福寺寺庙空间中也弥散着皇室佛教的氛围。皇帝特别宠幸的藏僧管理隆福寺，可见当时隆福寺僧人与皇室关系之密切。在明代其他京城佛教寺庙的活动中，也可见隆福寺僧人的身影。明弘治十二年（1499），东城区华丰胡同法通寺《敕赐法通寺蕴空铠禅师行实铭》中记载“大隆福寺沚菴定汰篆额”110，可见在明代京城寺庙中，隆福寺和寺内僧人的地位非常重要，不仅和皇室联系紧密，在寺庙宗教管理体系中也举足轻重。

明代隆福寺文化空间的主要特点就是皇室和寺院的关系相互交织，表现出一个皇家寺院特有的政治色彩。隆福寺皇家寺院的独特身份使其聚集了很多权贵富商来往其中，就连皇帝也曾在寺中皈依僧人，可见寺庙宗教的影响力之大。一定程度上，明代隆福寺不仅是皇室的佛教法事活动之地，也是国家宗教管理体系和治国思想的延伸，所以会吸引大量商人资金捐助、关注寺庙，很容易在寺庙周围形成特殊的商业文化传统。

二　隆福寺的社会网络

隆福寺是明清时期北京城市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寺庙文化空间。隆福寺的“社会网络”就是指明清时期寺内各种社会角色的活动，以此来反观隆福寺在北京城的历史变迁和社会职能。

明代隆福寺在历史空间上表现出皇室、政治、宗教等多重历史特征，寺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交往也能够进一步体现隆福寺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寺庙是一个城市生活中特有的信仰空间形式，它不仅仅是宗教团体进行宗教活动的空间，也广泛植根于大众生活之中，是一般民众祈祷的场所。在城市中寺庙还特别容易成为公共景观。隆福寺就是如此，这里地理位置优越，园林景色清幽静美。当皇室更替、隆福寺政治色彩平淡时，寺庙逐渐适应城市社会发展，转变为一个市民休闲活动的场所。通过史料文献看，明代隆福寺是官宦重臣、文人学士休闲游览的城市人文景观。在空间布局中，寺院层进式殿堂和院落，使得京城文人墨客、官宦贵族乐于在此交游娱乐。寺院园林景色优美、清新自然，又有佛教独特的庄严与超凡脱俗，自然成为官宦雅士向往之所。如明朝官至礼部尚书的吴宽有一次雨中与李贞伯、沈尚伦诸友游隆福寺，吟诗作赋：“步来禅榻畔，凉气逼团蒲。竹雨檐前乱，茶烟林下孤。乘闲携画卷，习静对香炉。到此忽终日，浮生一事无。” 111还有进京赶考的诗人才子、云游僧人，也会时常借宿隆福寺。112

应该说，这些来京挂单藏僧是当时隆福寺内重要的社会角色，其中不少僧人长期留驻在京师寺院中，这些僧人衣食供养均由朝廷供给，所谓“番僧在京者，安之以居室，给之以服食”。他们在寺内频繁往来，在皇室和社会交往中寻求机会，而且人数非常多，这些僧人通过修设斋会法事为皇室祈福，而这些活动多由宦官经理督率，因此，在佛寺特殊的空间里京师藏僧也多和宦官交往频繁，一些藏僧也深得皇室和宦官的尊崇与信任。113

除僧人群体外，皇寺的特殊身份和寺庙清幽的氛围，使隆福寺很容易成为官宦士人的社交场合。隆福寺的一些云游僧人既是僧人也精通诗文，而且在寺院内开馆授徒，以诗鸣丛林，隆福寺俨然一种世外桃源的田园风情和文化空间，还表现出城市寺庙的教育职能。这种传统延续至民国时期隆福寺内仍有私塾教育学馆，塾师姓刁，经营了很长时间。文人士大夫在这里追求高怀雅韵的意味，这与寺院所营造的佛家境界趣味相投。

隆福寺是皇家寺院，随着寺庙与城市关系的发展变化，其宗教力量弱化、神圣性减弱，寺院的民俗功能却逐步增强。就明代国家与佛教关系而言，这些士绅大夫与佛教寺庙的频繁互动，在隆福寺文化空间演进过程中，隐约地增加了寺庙空间的“厚重之感”，也塑造了寺庙在城市生活中独特的宗教权威形象，所以寺院是城市生活中颇有价值和意义的空间。

佛教为地方精英们提供了一个背景，使他们能以某种意义上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术语来为自己创造某种身份认同……佛教寺院之所以会成为士绅捐赠的对象，是因为寺院是受人尊敬的、非国家性的集会场所……寺院占据着一个颇有价值的空间。士绅们可以将私人财富转化为公共地位，并且在远离国家身份授予机制之外获得某种身份认同。通过对佛教寺院的捐赠，晚明士绅正悄然重建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公共权威。114

晚明士绅和寺庙宗教有着特殊的身份认同关系。在隆福寺佛教寺院园林景观内，有一些高僧、隐者谈诗论道，“开馆授徒，以诗鸣丛林”。可见明代隆福寺不仅和皇室内宫关系密切，与官宦上层、文人学士、云游高僧也交往甚多。“摘园蔬手葅之为食品”，充满田园情趣，流露出超脱世间的情怀，文人品格高贵，连饮食也概不能外，所谓“此辨公菜邪其髙怀雅韵视世之紫衣玉食者漠然”。也许失意文人和怀才不遇的士大夫，是当时隆福寺的常客，他们在隆福寺这个高官经常出入的高级社交场合，等待机会，或者希望凭借高僧举荐，踏入仕途。115

有学者认为佛教在中国的适应过程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佛教全力注重于社会上层的劝化，形成了所谓的“王室佛教”“士大夫佛教”。从以上文献资料看，佛教的确和皇家上层关系密切。不过，佛教作为制度型宗教的衰落与佛教渗透、影响中国基层社会同时发生，尽管佛教教团的势力开始衰微，然而佛教观念与行事更加有效地被编织进社会生活的纤维中。116隆福寺作为皇家寺院，其政治意味要大于佛教教义本身，或许寺院本身就是皇家政治的一种延伸，是皇室观察民间社会的窗口，就此而言，隆福寺不单是信仰圣地，也能够通过商业、香火连接城市中下层市民。明代隆福寺是皇帝敕建的香火院，具有非常浓厚的皇室色彩，太监与外臣会在此进行社会交往和政治交易。隆福寺建成后不久，这里就出现了官宦及各色人等香客往来如织的景象，庙内香火很盛，人气也旺，可能在明初建成后即开始出现商业活动，但并不是后来严格意义上的“庙会”。在明代文献记载中，没有发现关于隆福寺庙会的明确记载，庙会内容在清乾隆以后的史书笔记中才频繁出现。

寺庙不仅是国家举办重大祭典、祈雨祝祷的宗教场所，一定程度上也是封建统治者治理社会的特殊政治空间，宦官与藏僧之间交往甚密。以明代隆福寺为例，朝中大臣有所请托皆通过隆福寺僧官为之打通关节，因为明代僧官由皇室派任，而且明代宦官外出经常在隆福寺活动，他们有事出皇宫一定会在附近的隆福寺中休憩，所以在这里寺院僧官可以为大臣疏通中官，可以为王公大臣的仕途之路疏通举荐。如《菽园杂记》所记：

京师钜刹，大兴隆、大隆福二寺为朝廷香火院。余有赐额者，皆中官所建，寺必有僧官主之。中官公出，必于其寺休憩。巧宦者率预结僧官，俟其出，则往见之，有所请托结纳皆僧官为之关节，近时大臣多与僧官交欢者以此。京卫武学之东智化寺，太监许安辈以奉王振香火者。天顺间，主之者僧官然胜，读书解文事。时阎禹锡以国子监丞掌武学事，胜则往拜焉。禹锡托故不见。他日，馈茶饼，却之；以诗投赠，又却之。终始不与往还。禹锡可谓刚介之士，其贤于人远矣。 117

隆福寺是由皇室督办、太监监修的朝廷香火院，朝野大臣都把目光都盯在这些场所，为的是能够与僧官交往，借机铺垫自己的仕途之路，由此可见皇室寺院所表现出的政治功能特别明显。不过随着寺庙文化空间的变迁发展，一些新的城市文化生活融入其中。至明弘治中，隆福寺已沦为朝廷官员、富家贵族燕游娱乐之地，甚至有“教坊子弟”在寺内活动。陈洪谟《治世余闻》下篇卷之三：“时朝政宽大，廷臣多事游宴。京师富家揽头诸色之人，亦伺节令习仪于朝天宫、隆福寺诸处，辄设盛馔，托一二知己转邀，席间出教坊子弟歌唱。内不检者，私以比顽童为乐，富豪因以内交。予官刑曹，与同年陈文鸣凤梧辄不欲往，诸同寅皆笑为迂，亦不相约。既而果有郎中黄等事发。盖黄与同寅顾谧等俱在西角头张通家饮酒，与顽童相狎，被缉事衙门访出拏问，而西曹为之一玷。然若此类幸而不发者亦多矣。” 118隆福寺有幽雅的园林景观，随着皇家寺庙的衰落和寺庙文化交际特性的增强，一些新的生活娱乐元素也在寺内出现，寺院变得更加开放和自由，京师富家在寺院内宴乐就是例子，这是文献记载中隆福寺最早出现的商人消费的身影。京师的这些商贾大户在隆福寺宴乐游玩，结交朝臣官员，与上层政治获得联系，寻求更多的商机。寺院本身也需要这些商人的捐助来维持宗教生活。可以看出，明代隆福寺从早期的政治社交、文人僧人谈诗论道的场合，融入了商贾富家宴会娱乐的元素，不过“教坊子弟歌唱”等娱乐形式，可能和明代北京商贸经济的活跃有关，这也开启了清末民国隆福寺庙会民间文艺传统。

明代北京社会商业繁兴，商业贸易使得城市生活多元化，表现出不同的城市文化特点。就佛教发展而言，不再强调艰深教义，而是在实践中逐步和市民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北京城市商业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以商人为代表的新兴阶层，而佛教发展恰恰需要这种经济支持，来培育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更为细致深入的宗教影响力，于是商人自然成为寺院理想的合作者。而且从历史渊源看，僧商关系是比较微妙的社会关系。

季羡林从印度商人与佛教历史考虑，曾指出“商人在当时地位很重要，释迦牟尼同这些商人有着很好的关系。首先，信佛教的就是两个商人，这绝不是偶然的。佛经中所说的长者就是商业行帮的首领。这些人在佛经里是受到尊敬的人物。他们对于支持佛教是特别卖力的……这些事情都说明，佛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大城市中新兴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 119从明清之际隆福寺的社会交往活动看，似乎也能观察出城市新兴阶级或阶层的身影。明代隆福寺不仅是僧官、中官、大臣的政治空间，也是文人学士结交仕宦的场所、京师富家的玩乐场所。而文人学士和富家阶层，可能就是明代北京内城市民阶层的代表。隆福寺从建成后至弘治中的五十年间，始终是皇家佛事和社会中上层的活动空间。

从明代隆福寺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交往来看，与中下层寺庙不同，隆福寺皇家寺院表现为一个上层社交场所，虽然有大臣、高僧、文人士大夫往来，但社交内容和途径仍然较为私密。从这一点讲，隆福寺可能是皇室上层的交往空间，并没有形成市民生活的公共领域。很多重要的管理制度之外的事情，会在这个场合进行交流，这更像是一个特殊的帝都政治生活场景。从城市生活的公共职能看，或许明代隆福寺皇家寺院的兴盛和特殊城市公共领域的形成是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