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好生活”的社会政策含义

（一） 关于“生活”概念的外延与内涵

生活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社会政策意义上的“生活”既要源于生活,又要引领生活。但是，社会政策作为一门科学，在界定生活的时候需要坚持平等、公正的基本原则，同时还要具备中立、客观、抽象的要素。根据以上原则以及社会政策概念的分类，我们可以把政策意义上的“美好生活”分为社会目标概念和实际操作概念。美好生活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愿景目标，而生活则是一个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政策概念（参见图1）。

图1 美好“生活”概念示意图

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生活”概括为“人在社会生活中所要经历的生存、生活（生计）、生命的生活过程和劳动、生活、消费的生活内容”。作为政策核心概念的“生活”，从垂直线的生活过程考察，它包括生存、生活（生计）、生命这三个贯穿人生的阶段。^注2从水平线的生活结构考察，它包括劳动、生活、消费这三个在生活内容中不可缺失的要素。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核心的社会政策设计，应该涵盖以上的六项内容。当然，除了六项基本要素之外，还要考虑外围的生活关系、生活方式、生活环境、文化生活等因素。如果以上各项内容达到了社会平衡，那么，距离社会政策愿景目标的美好生活就不远了。

从“生活过程”来考察的话，可以看到核心概念的生活意在表明这是谋求职业，获取生活资源用以维持个人以及家庭生活的生计问题，是人生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个层面上他如果遇到了失业、伤残以及其他的意外性生活风险，或者由于子女入托、升学教育以及照顾年迈父母等，遇到生活危机和困难，他们的生活质量立即就会下滑到生存的层面。通过提供家庭、养老等社会服务，就可以预防这一群体的生活下滑。另外，生活还连接着生命这个环节，既包括对大病患者、老年人护理、残障人群等的津贴以及服务，也包括预防自杀行为的情感援助等涉及生命质量的问题等。从生活结构来考察，可以看到生活一方面连接着劳动，另一方面连接着消费,生活与劳动、生活与消费之间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故障，就会出现生活困难和不能够自立等问题，把握三者之间的变化和互动是十分重要的。同时,生活还要受制于生活关系、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以及文化生活等外部条件的制约和影响。生活又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如果在这个循环的某个环节出现了生活的障碍,则需要社会政策的支持,帮助他调试或者设定新的循环路径。把生活作为一个循环过程来把握,有助于社会政策的选择和抉择。

（二） “生活者”主体

与政策意义上的生活相关联的另一个概念是“生活者”。特别是在进入消费社会，生活主体流失现象异常严重。日益扩展的网商和网购，使人们对商品经济以及商品化信息的依存度越来越强。市场好像一辆疾驶的快车，通过提供大量的商品推动消费，刺激人们对财物的欲望，人被紧紧地绑架在这辆消费列车上，无法摆脱。消费市场培育了诸多为了消费而生活，生活的目的就是追求更高的消费的群体。这部分群体对原本意义上的生活感觉越来越麻木，生活者主体意识被消费欲望覆盖。如何使这一部分群体回归生活，回归生活者主体意识，是新时代社会政策需要应对的问题。

其实，日本也有过同样的教训。20世纪70年代前后，日本的学界和媒体曾经出现了一场有关从消费者走向生活者的讨论。这场讨论的背景与上面陈述的背景相似。企业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不断更新扩大消费产品和宣传消费理念，从中应运生成了一批消费寄生虫，也就是为了消费而生活，生活就是为了消费的社会群体。这场讨论就是为了扭转这种被扭曲了的生活观。从消费者走向生活者讨论的主要观点是提出“人的生命再生产”理论。学者们提出，现代文明的经济观只是反映了近代科学发展的一个侧面，并不能将其强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生活领域自有本身的法则。“人的生命再生产”理论强调人的消费行为，仅仅是为了补充体力、延续生命和生命繁衍的手段，是人的生命再生产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目的。人的生命再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是生理意义上的需求，而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追求利润是目的。两者持不同的关系和不同的立场，生活者并不应该成为消费吞噬的对象。学者们强调将生活者与消费者加以区分，并告诫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不要随波逐流，要坚持生活者的主体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出版了诸多以生活者为题的专著，从经济学、社会政策学、社会学等角度探讨以中产阶层为主要群体的生活者的生活方式、生活目标、生活关系的变化和对应等。1992年日本政府提出《生活大国5年计划》，将生活者和消费者加以区分，对改善生活者的劳动环境、家庭关系、学习娱乐等提出了具体的社会政策举措。

可以预测，进入新时代，生活问题的比重会增长,国民的生活意识会逐渐从追求物质价值观向精神价值观倾斜。引导人们回归生活者主体意识，需要社会政策有新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