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话语性制度主义的发展脉络

新制度主义于20世纪70年代勃兴，象征研究焦点由“以个体为中心”的行为主义，转向以“制度为中心”的结构主义（郭承天，2000），以制度作为决定政经成就之关键要素的研究要旨，迄今深刻影响社会科学界数十年。20世纪80年代末期，冷战对立格局冰消，全球形势转瞬数变，政经体制的大规模、系统性崩坏不再是“偶遇”。相形之下，强调结构稳定、均衡，以固定偏好、路径依赖及文化规范等外生性因素建立解释模型的传统制度分析途径倍受挑战，在理论及实证研究上皆遭逢难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们针对新制度主义不同分析范式之长短进行交锋，展开制度分析“理念转向”“建构转向”的“第二波运动”（Campbell　&　Pedersen,　2001b）：着重不同范式之间的对话，寻求彼此得以取长补短、相互增益，促进科际整合的研究愿景。正是在此一“后现代”“后实证”趋向（Fischer　&　Forester,　1993;　Fischer　&　Gottweis,　2012）的时代脉动中，孕育出由“理念转向”“话语分析”及“新制度主义”等学术思潮交织而成的“话语性制度主义”（Blyth,　1997;　Hay,　2006）。

经由对比话语性制度主义与理性选择、历史、社会学等理论范式，可一窥此论在知识体系中的特质与定位。“古典”的新制度主义范式，多将政策视为相对长期稳定状态，直到遭受外生因素冲击，从而产生骤变。在此等研究视角中，制度之于政策变迁乃是静态与制约的角色，循此理路，制度分析更适探讨政策稳定存续的成因。相较之下，晚近注重理念与话语之学者，尝试矫治新制度主义重制度结构外在约制、轻行动者主体能动性的缺失（Campbell,　2004;　Hay,　2002），以内生性的行动者理念形成及话语互动过程解释政策变迁成因，指出变迁出自政治过程中的理念阐联及话语互动，成为有别以往政策变迁研究的动态分析方法（Kangas　et　al.,　2014）。

不同理论范式同以制度为研究核心，其思路、视角却是大异其趣（Schmidt,　2011:48）：偏重结构或行动者、主张实证论或建构论、强调普遍性或特殊性、适用于静态或动态的分析解释，各范式的内涵比较如表1所示。

表1 新制度主义各研究范式之比较

资料来源：Campbell　&　Pedersen，2001a:10；Lynggaard,　2006:59-60；Schmidt,　2011:49。

新制度主义的不同理论范式，其内涵既是相互批判，也是相互补充：理性选择主义渊源于经济学思维，采取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聚焦于理性行动者追求自利的原则，以及各人身处现存制度所形成之的诱因结构中，依循“计算损益之逻辑”（logic　of　calculation）所实行的偏好与行动策略；历史途径拒斥理性选择的方法论，应用结构功能论及冲突理论，比较分析制度的发展历程，包括由具目的性之选择与历史特有条件中所衍生出制度起源（尽管在历史演进上经常是非预期的结果），以及依循“路径依赖之逻辑”（logic　of　path-dependence）的长时间制度演进；社会学途径依据社会建构论观点，主张制度源于社会与文化的塑造，行动者乃依循特定文化规范中“适得其所（适当性）之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有别于前三类范式，后进的话语性制度主义，融汇语言学、诠释学、结构主义人类学与社会批判理论，旨在探究不同话语中所呈现，分析各方行动者于制度环境中之理念发想、审慎思辨与宣告正当等过程，行动者的参与、互动则是依循“相互沟通之逻辑”（logic　of　communication）。新制度主义三大“古典”范式的基础思维，虽分属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及文化决定论，然而其方法论都一致将制度视为影响行动者处世之道的外部规则，针对制度变迁及政策分析的解释能力，应更适合说明如何维系政策稳定存续的静态结构。相形之下，话语性制度主义则将制度视为动态因素，既影响行动者思想与行动的内在框架，也同时不断接受行动者借其思想与行动加以创建、变造及重构（Schmidt,　2014）。

表1中的新制度主义不同流派，基于方法论层面的异质性，各自形成其研究取向^注12，并影响实证研究之旨趣。以经济学思维为基础的理性选择主义，采用交易成本、“委托人—代理人”、博弈理论等分析工具，解答“制度如何解决交易费用及集体物品生产的问题”，对于制度变迁条件的解释不外乎价格、交易费用等物质性因素的变动，以及诱发行动者进行特定选择方向的“效益”（Moe,　1987;　North,　1990;　Ostrom,　1990）；而行动者求取增进利益（使效益大于成本）所产生的竞争、冲突、协商及博弈，成为引发变迁的主要机制。

历史制度主义着重不同制度塑造行动能力、政策制定及制度建立的差异，指出危机与外界重大冲击，将促使行动者采取策进变迁的行动，而现存制度逻辑则攸关行动者的行动及建制能力。同样视竞争、冲突为主要变迁机制，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者认为除了利益之外，理念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也不容小觑（Peters,　1999;　Rueschemeyer　&　Skocpol;　1996），而行动者的试误实验、政策学习（移植）及施政后的反馈（Hall,　1993;　Stone,　1999;　Grin　&　Loeber,　2007）则是触发制度转型、变迁的另一契机。

社会学制度主义关注文化及认知层面的建构与正当性，将会如何影响制度建立所需的理性及理性化过程，强调身处高度不确定环境中的行动者，不易依据经济理性的损益评价原则进行判断，因此文化环境所提供的“适当性”参照体系，比工具性理性更具促成变迁的驱动力。此外，“政治—文化”变动也会激发行动者探索新的适当行动模式。由于制度变迁是相应于文化适当性准则的行为渐进调整，因此变迁机制乃是模仿多于冲突，经由跨组织、跨域或国际间制度扩散，产生政策同形主义（policy　isomorphism）、同质型（homogeneity）或趋同（convergence）等结果（DiMaggio　&　Powell,　1991;　Knill,　2005），抑或经由新进概念转译与现行制度环相适应之后产生“政策融合”。

话语性制度主义乃是提问“制度如何借由话语加以成形、制定及转变”，检视在话语结构中的新、旧语言符号、意义体系相互激荡之下，行动者对于所处社会环境（议题）的视角、诠释及归因。行动者对制度危机的感知伴生新的替选话语浮现，促使行动者借由替选话语对政策问题提出新的定义、诠释及解方，使制度变迁逐渐“成气候”。不同话语之间互动的理念冲突与概念转译、替代、拼装，将激荡出引发制度变迁所需动力（Kjær　&　Pedersen，2001;　Lynggaard,　2006;　Wittrock　&　Wagner，1996）。

综上所述，针对制度变迁的解释分析，话语性制度主义与其他“古典”新制度主义范式各有异同（Lynggaard,　2006:58）：（1）同样关注理念在变迁过程的作用，历史制度论将理念视为影响制度走向的外生性变量（自变量），话语性制度主义却强调理念必须在特定制度及语境中方能显现其意义，应将之视为内生变量；（2）相较于历史制度论倾向认定理念属于定义明确且稳定的存在，话语性制度主义主张在任何语境中的“当下”，意义体系与话语（以及形成话语的理念阐联）都在变动，镶嵌于其中的各理念也随之不断流转；（3）理性选择及历史途径中的制度乃是影响人类行为的外部制约要素，话语性制度主义的制度概念较为近似社会学途径的观点，强调行动者借制度诠释所处环境，不过话语分析更注重影响行动者表达言论的规则（社会学途径关注影响行动者思维方式的文化规则），亦即攸关话语产出之集体意义体系（collective　meaning　system）；（4）相较于其他范式中明显存有制度长期稳定存续的意涵，话语性制度主义视角中的“制度”乃是持续变动，并且行动者对制度的支持（或反对），乃是体现于实质影响建构制度的话语规则（决定借由话语建构制度的有效性）。

不同研究范式的问题意识与变迁观点歧异，也反映在左右研究设计的知识论及方法论上。理性选择主义以实证性、个人主义之微观分析观点演绎其理论假设，并借由了解行动者的协商及交易模式检证假设，寻求进一步的理论通则化；相对地，历史制度主义则是偏重采取不同案例比较分析，归纳理论命题。社会学途径则是由早期的实证性演绎，转向诠释、归纳的研究方法，辨识行动者理解所处情境及制度意涵的过程与机制；话语性制度主义同样侧重诠释性的归纳，却异于社会建构论对行动者理念进行“假设—演绎”（hypothetical-deductive）的抽象推论，而是将理念阐联嵌入现存意义体系，并以理念变迁作为实证研究的核心议题，借由检阅档案、文本及访谈资料，进行历史描述及解释之“分析式归纳”（analytical　inductive）（Campbell　&　Pedersen,　2001a:12;　Lynggaard,　2006:60）：“分析”意指联结理念、话语及制度三重概念，用以探讨引发制度变迁的动力；实际进行“归纳”时，便依据理念、话语及制度三者之间的规范性因果关系建立研究框架，针对三重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变迁归因，进行回顾制度沿革、历史性的实证研究。

整体而言，新制度主义各范式同中存异，源于分析人类行为的不同理论视角，范式之间的辩论既是相互增益，也是社会科学对于时代议题的响应（例如，如何解释在欧美资本社会，新自由主义接替凯恩斯主义而勃兴，其制度秩序又于20世纪末逐渐动摇）。循此，话语性制度主义在知识体系中的特质可由两方面概述：首先，为了提升对时代性、系统性、理念性骤变的解释能力，提倡话语性制度主义的学者同样强调制度因素对行动者的影响，却不似其他范式视制度为约束行动者顺从规则的外在结构，而是关注制度与行动者话语相互影响、反馈所形成的变迁条件及动力：制度环境塑造话语形成及互动规则，行动者也策略性的运用话语推动制度变迁（Schmidt,　2010,　2011）。另一方面，针对制度变迁及其动力的解释，相较于历史制度主义聚焦特定时点、由关键事件所引发的路径依赖，理性选择主义主张客观性、物质性利益，社会学制度主义的文化规范等静态结构，话语性制度主义论者认为如价值、理念等主观因素，与既存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结构，其影响及动能更为实际且深远（Schmidt,　2000,　2008,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