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权力资源模型:民主的阶级斗争创造福利国家
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西方所面临的石油危机及滞胀局面摧毁了工业主义逻辑那种凯恩斯主义式的乐观主义基调,社会科学家对福利国家的功能主义理解进路产生了深刻质疑。宏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繁荣为福利国家成长创造了可能性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科利尔和梅西克(Collier & Messick,1975:1299—1315)的研究指出,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福利国家是经济现代化的必然后果,然而国家在其中所发挥的重大影响却可以得到检验。J.罗杰斯·霍林斯沃思(Hollingsworth et al., 1990)等人通过一项比较历史框架分析也发现,国家的介入能够对社会医疗保障政策产生积极作用。威廉森和韦斯(Williamson & Weiss,1979:289—302)的研究则表明,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对福利官僚制有着显著的间接影响。工业主义逻辑解释并未清晰阐明社会福利需求是如何转化为真正的福利政策的,可以说,它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无法内在地分析福利政策的具体产生机制,而以阶级、政党、工会为分析单元的权力资源模型则通过强调政治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蒂特马斯在内的诸多费边社成员一直认为,从人口统计学、经济增长、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制度需求结果等因素入手,无法充分解释福利国家的产生等问题,福利国家乃是工人阶级长期反对资产阶级及其盟友斗争的必然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工业化社会中存在的新制度性要素和结构性力量以及更新的意识形态,应该在理解福利国家产生、演变问题上受到更多重视(刘继同,2004:52—59)。他还指出:“(英国)这条改良之路是由埃莉诺·拉斯伯恩和其他社会改良者开创的,是由富有远见卓识和卓有成效的反抗劳工开创的。”(刘继同,2007:55—67)
20世纪70年代,阶级概念重新回归分析视野,基于阶级斗争假设的权力资源模型也正是出现在这个时期,并逐渐发展成为福利国家研究的三个重要理论框架之一(Bradley & Stephens,2001:193—228)。如果说工业主义逻辑把握住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经济高速发展的一面,那么,权力资源模型则着重强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内部政治框架变动的一面。战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普遍进行了大规模的选举改革,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得到显著发展,包括女性在内的广大工人群体拥有了政治选举权。从被国家宪法赋予政治选举权的个体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这座桥梁给他们提供了进行利益表达、利益冲突、缔结联盟、赢得多数以及最终决定公共政策的机会……是进行‘民主阶级斗争’的舞台”(奥菲,2006:29)。
权力资源模型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资本主义市场下工人之间拥有了实现组织运动的可能性。如上文所述,工业化一方面瓦解了传统组织形式对个体的束缚,并客观上导致个体不断趋于原子化,然而在另一方面也为那些获得解放的劳动力创造了彼此间进行联合的机会。
权力资源模型认为,“福利国家的成长是公民社会中日益壮大的劳工力量的产物”(Stephens,1980)。在民主选举政治框架下,工人群体能够通过议会斗争形式,以人数(Lenski,1966)等方面的权力资源优势俘获国家政权,并将其作为工具以最终达到修正资本主义市场所形成的不平等分配的目标(Shalev,1983:315—351)。一系列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解释模型(Korpi et al.,1979:164—187;Korpi,1980:296—316)。工人群体、政党,以及稳定的左派政府等因素被认为与福利国家的兴起有着密切联系(Bjorn,1979:93—128;Stephens,1980)。那么,权力资源模型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沃尔特·科比(Walter Korpi)发展出了比较完善的权力资源模型。该模型将相互对立的两方行动者之间的权力资源差异视为自变量,将显性冲突爆发的可能性视为因变量,并且认为两方行动者A、B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两个乘积函数之和:一方行动者挑起冲突并且另一方行动者对其做出还击性回应的概率,并对两种可能叠加。具体来讲就是,A挑起冲突同时B做出还击回应的概率P(Ai)*P(Br),加上B挑起冲突同时A做出还击回应的概率P(Bi)*P(Ar),用公式表达即:
P(Ai)=A发起冲突的可能性
P(Bi)=B发起冲突的可能性
P(Ar)=B发起冲突后A报复的可能性
P(Br)=A发起冲突后B报复的可能性
P(CAB)=A与B之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
于是得到:
P(CAB)=P(Ai)*P(Br)+P(Bi)*P(Ar)(Korpi,1974:99—114)
权力资源是指一方行动者所掌握的能够借此奖惩另一方行动者的内容或者手段。例如就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关系而言,行动者能够占有经济资产和劳动力(或者说人力资本)这两种主要的权力资源类型。在西方社会,权力资源主要是指对资本和生产的控制以及劳动力和职业技能(即人力资本)(Shalev & Korpi,1980:31—61)。我们可以从领域、边界、集中度、可转换性、稀缺性、实施成本等方面对权力资源进行比较分析(刘军强,2010:199—221)。就权力资源的差异关系而言,如果工人一方能够占据优势,那么其在政策谈判过程中就有更大的获胜可能性。沙莱夫和科比(Shalev & Korpi,1983:315—351)通过比较分析不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工人阶级动员程度的差异发现,尽管随着时间的发展,北欧国家、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及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人组织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是,北欧国家的工人动员水平明显要高于美国、意大利、法国和日本等国家。他们还注意到,在不同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对工人阶级政党的支持水平更是存在巨大差异。他们进一步指出,这些工人阶级的动员水平与对左派政党的支持水平的国别差异,影响了不同国家的劳方用以与资方争取权利斗争的权力资源,从而在不同国家之间发展出了特色各异的福利国家类型。
权力资源模型很快成为福利国家研究的支配性范式,并且出现了一系列实证研究(Stephens,1980;Andersen,1985)。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社会支出水平和社会权利保障内容方面的差异,与左派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力量强弱紧密相关。特别是社会民主党与强势工会的结盟对民主的阶级斗争产生了强有力的塑造作用。高水平选举参与显著地改变了选举活动中的阶级内容议题,政治重心左转,而高水平选举参与也倾向于反映之前被排除在外的底层社会群体的利益和声音。
当然,权力资源理论也遭到了一些批评。福利国家研究的雇主中心视角的坚持者认为,权力资源模型忽视了资本家在福利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前摄性(proactive)角色,它错误地将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对立化、简单化,误以为福利国家纯粹是阶级冲突的产物。根据雇主中心理论,福利国家恰恰是资本家们积极主动推动的结果,特别是由那些在相同经济部门内部的跨阶级联盟实现的目标。彼得·霍尔和戴维·索斯凯斯(Hall & Soskice, 2001)从另一个角度指出,尽管雇主是被动的,但他们拥有充分的动力来为福利国家投资。公司主体同工会、国家一样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关键影响,而工人对与生产活动相关的不同类型的技能的投资对雇主而言非常重要。他们进一步在一般性技能和资产专用技能之间做出区分,一般性技能具有可转移性,而资产专用技能则只与特定企业、行业有密切关系。理性的雇工并没有意愿在成本高昂并面临较高失业风险的特定工作技能上进行投资,除非此类投资能够得到其他形式的保险以应对失业所带来的收入减少情形。如果雇主不愿意提供可靠的失业保险,那么雇主与雇工就处于囚徒困境当中,而这种困境可以通过提供公共保障来加以解决。福利国家的出现并非仅仅惠益于工人一方,资本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得益于矛盾不断缓和的资本主义生产系统。而且,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关键行动者,雇主有动力通过支持内含社会保险项目的福利国家来保护工人在特定工作技能方面的投资。
雇主中心主义解释具有一定的合理之处(Swenson,1991:513—544)。这种观点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与新马克思主义者如奥康纳(O'Connor)和克劳斯·奥菲的主张有相似之处。新马克思主义对福利国家的解释是:福利国家是资本家为维持资本主义体制正常运转所不得不采取的充满矛盾性的手段(奥菲,2006:2)。只不过,雇主中心主义是站在微观视角上,将福利国家的内容视为个体资本家积极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进性”举措,而新马克思主义则是从宏观角度揭露福利国家不过是资本家阶级所采取的缓和资本主义剥削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的结构性的权宜之计。尽管两者呈现出不同面孔,但实际上都坚持了功能主义的理解进路。雇主中心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缺陷同样也是十分明显的:雇主中心主义对于资本家感兴趣的社会保险内容的产生具有解释力,但却无法解释那些具有全国性的社会保障项目的产生。新马克思主义对福利国家的分析长处在于视野宽广,但对于其内部具体的生成机制则显得解释力相对匮乏,某种程度上因袭了工业主义逻辑分析的缺陷,只不过在这里“工业主义”被置换为了“资本主义”。考虑到国内已有学者详尽介绍了雇主中心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福利国家理论注5,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对二者单独展开评述。
此外,还有学者明确指出,那种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力量为铁板一块的观点是违背事实的,社会民主党在主张社会权利要求时具有明显的对象区分性和时机选择性(Shefter,1977:403—451;Rueda,2005:61—74)。而且,即使存在社会民主党派,也不见得其必然会在福利政策议题上与对立党派形成意识形态冲突(Albertos & Manzano,2012:427—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