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工业主义逻辑：工业化驱动福利国家扩张

遵循工业主义逻辑的学者最先通过对富裕民主国家的观察开展福利国家研究（Myles　&　Quadagno，2002：34—57）。在他们看来，经济工业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扩张的根本动力。蒂特马斯强调，理解福利国家的诸方面需要在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当中才能成为可能。“工业化社会中广泛存在的‘负福利’，如果国家不予干预的话，自由市场将扩大社会不平等程度。因此国家干预和国家福利提供是对发达工业社会经济与社会变迁过程的适应和积极回应。”（刘继同，2004：52—59）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深刻影响了工业主义逻辑对福利国家现象的理解。凯恩斯主义倡导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需求来源，同时达到缓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与消除不稳定经济因素的效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欧国家为应对战争需要，临时采取统一调配战略物资的手段，国家权力应用范围的相对扩大以及较高的效率结果令人印象深刻。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实际上与美国“新政”以来的主张加强国家干预的（政治上的）新兴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理念一脉相承，也就是说，凯恩斯经济学在欧美经济学界和政策实践领域持续扩张的主导性影响早已为福利国家的到来埋下了伏笔。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的经济繁荣在某种程度上也为这种以强调国家干预为核心特征的经济学说提供了事实佐证。工业主义逻辑将福利国家的产生与扩张视为经济发展或者作为经济稳定器的满意解决方案的不可避免的伴生物，这与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内充分就业的观点也是相一致的。哈罗德·威伦斯基（Wilensky，1974）明确指出，“经济增长是福利国家发展的最终原因”，包括意识形态、经济结构和政体差异在内的因素对福利国家的成长没有任何影响。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等学者（1960：236—250）认为，工业主义本身将会不断消弭各国在文化传统和政治结构方面的特殊性，各国也将由于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不断趋同。工业化国家最终会变得越来越相似，工业主义帝国将会拥抱整个世界。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工业主义逻辑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进路，对此，约翰·迈尔斯和吉尔·夸达诺（Myles　&　Quadagno，2002：34—57）区分了工业主义逻辑的两种理论版本。工业主义逻辑的温和版本认为，工业主义、经济增长和人口老龄化是理解福利国家扩张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工业化进程侵蚀了农业社会中建立在血缘和世袭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体系，通过减少传统家庭的功能并使个人与之相脱节从而创造出过剩的劳动力，而老弱病残则创造了公共支出的新需求空间（Cowgill，1974：1—18）。在这些新需求背后，是工业化社会中产生的愈来愈多的社会依赖，这些依赖可能是“自然性”的，也可能是“人为的”。“除了受伤、疾病和先天遗传的无能力之外，现在社会文化因素构成了基本需要满足中无能力的主要原因。这些无能力包括失业和就业不足、保护性和预防性立法……以及多种多样数不胜数的细微文化因素。”（蒂特马斯，2007：55—67）传统组织单位的弱化和瓦解为官僚组织的功能发挥进一步创造了空间，即代替传统组织形式来为个体提供福利与服务。个体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客观上为福利国家的介入创造了必要条件（Flora　&　Arnold，1981）。然而，经济衰退的背景与福利国家的成长难以构成一幅和谐的拼图。另一个较强意义上的版本则极大地强调了经济因素对福利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在激进版本看来，任何国家只要发展到一定的经济阶段，将必然建立起相似水平的福利国家（Myles　&　Quadagno，2002：34—57）。

对于福利国家之间的差异，坚持工业主义逻辑解释的学者将其归结为各国在财富剩余、经济发展临界值、社会项目寿命和政府代表性方面的不同（Quadagno，1987：109—128）。实际上，工业主义逻辑暗含着一种隐喻，即那些步入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只要假以时日积累起必要的经济财富剩余并发展出健全的现代官僚组织，最终也会建立起与西方世界类似的福利国家。

工业主义逻辑解释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理论和时代背景。首先，它是当时在西方学界占据支配性地位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附属物。类似于经典现代化理论，工业主义逻辑表现出强烈的普遍主义历史叙事偏好，这种比较粗糙的线性历史观描述在直觉上契合人们追求简单化解释的心理需求。但是，这种整体主义的理解思路未必符合历史事实，欧美主要国家在发展起福利国家之前就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因而，仅仅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难以诠释福利国家形成的滞后性特征。其次，工业主义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冷战叙事背景的伴生物。西方学界试图证明经济工业化的后果必然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及一系列的附带效应。再者，工业主义逻辑是功能主义思维范式的体现。功能主义认为，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依赖互相协调的制度之间的配合（Parsons，1964）。根据这种推理方式，福利国家的真实历史容易被抽象、简化为人们为获得制度所带来的好处而演绎出的一个和谐故事。实际上，这种观点混淆了福利国家的起源与福利国家的功能，福利国家的功能完全可能是政治冲突过程的副产品，而这一副产品很可能并不与相关活动主体最初的目标相契合。而且，功能主义解释当中所附带的浓厚目的论色彩也较容易忽视对福利国家效率问题的探讨（Therborn，1987：237—254）。正如道格拉斯·诺思所言，并非所有的制度都能够提高社会福利（诺思，1994）。实际上，并非所有的福利国家都是富有效率的。

此外，工业主义逻辑中包含着一种基于西方特殊文化经验的普遍性预测，比如，工业化所引发的社会结构变迁特别是从家族形式向个人主义家庭模型的转变并非必然，这种所谓的经济现代化后果如果脱离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潜在的个人主义因子的共同作用，恐怕就不会发生。而在长期受儒家文化重要影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诸如韩国、日本以及中国的南方和台湾地区，在实现工业化后，传统式的大家族主义并未消亡，反而仍在福利供给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Jones，1993）。

对于工业主义逻辑的经验诘问与理论批评是相当普遍的。工业主义逻辑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福利国家差异性的分析很难令人满意，例如，何以解释福利资本主义存在“三个世界”（甚至更多“世界”）而非一个“世界”？如何解释福利世界中的“美国例外论”和“瑞士例外论”及其他版本的例外论？此外，还有学者针对其过于定量化取向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批评（Lockhart，1991：510—529；Obinger，1998：241—263；安德森，2010：31）。

作为一种偏经济学思维的解释，工业主义逻辑还极大地忽视了政治因素在人类历史活动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影响。政党组织、工会团体和其他的权力斗争过程都未能充分地纳入其分析范畴。福利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显著差异促使社会科学家必须转换研究视角，以寻求对福利国家现象更为精细化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