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及其历史
一 其特征及其时代开端
“历史主义”，在此词汇的科学用法上，是断言生活和实在是历史并仅是历史。与此相关的断言否定把实在分为超历史和历史的理论，这种理论还把实在分为理念或价值的世界和反映理念或价值的低等世界，迄今它或是短暂并不完美地反映它们，最好一次将它们强加给它，不完美历史就这样发生，或是反映理性和完美的实在，无疑历史就这样发生。由于第二种观念以“抽象理性主义”或“启蒙运动”著称，历史主义奋起反对“启蒙运动”并同它论战，因此历史主义是在它之上崛起的。
这场论战最大贡献在于证明用作历史模式和尺度的理念或价值，不是普遍的理念和价值，而是被错误地抬高为普遍东西的特殊的和历史的事实本身。于是，在学院派批评中用作判断艺术品尺度的美的理念，是从维吉尔或拉斐尔的特殊美中汲取的抽象样态；自然法理念说到底是17和18世纪实行或为将来设计、呼吁、预言的司法制度；道德理念是在古代文明、古代基督教文明和近代文明中形成的准则和美德。封闭凝固的哲学体系本身、成为普遍共识的哲学体系，在其有生命力和真实的内容中，涉及某些确定的现实问题和历史上的特殊问题，因此不能对过去和将来的一切问题都有效。相反，带普遍性的真理念、真价值，具有理解艺术、道德、司法、智力等生活的千差万别的作品的能力，从视为最粗陋、原始的作品到最完整和精湛的作品，这些理念和价值之间显得对立或实际如此；因此真正的理念和价值不是经验主义的模式和概括，而是不断创造、判断一切历史的真概念和真范畴。
迈内克 [1] 让历史主义坚持承认非理性主义的东西就在人类生活之中，坚持抓住个体，但又不忽视与它相连的典型和普遍，在宗教信仰和宗教神秘的背景中表述个体观 [2] 。这种思想立场正如兰克的已为人熟知，表明迈内克是兰克的忠实、热忱的追随者，他高度赞赏兰克，甚至把兰克奉为历史主义的天才，称颂历史主义在兰克那里得到最完美的表现。但真正的历史主义，由于批判并战胜启蒙运动的抽象理性主义，从而是启蒙运动的最深刻理性主义，它纠正了启蒙运动的抽象性，通过用经验的绝对范畴和先天综合代替启蒙运动的伪绝对理念，集中并实施了启蒙运动的要求。于是，历史主义不必被迫同通常被称作“非理性的”东西达成协议，启蒙运动似乎鄙视它们，还想根除并抛弃它们；因为历史主义通过接受它并在它起的作用中理解它，以自己的方式发现它是理性的，并界定为理性的独特形式，以前人们未理解或未深刻理解这些独特形式。历史主义不能把宗教启示、崇拜神秘事物、不可知论置于身旁或自身之上，这些东西同它不相容，它只了解思维通过批判对自己的启示，它只了解因思维实现对神秘的不断超越，它只了解否定无知可变有知所有不可知论，实在皆历史，一切皆（绝对内在性）一无所知。迈内克坚持并强调对个体的认识是历史主义的特征，这种个体认识当然不是在历史中对诗人个体的非历史的看法，在此种看法中情感变为纯粹的想象，而是断言这种或那种个体形式的实在和性质；因此，是理性化的个体，只有借助普遍的东西，才是历史地个体的。启蒙运动旧理性主义，由于把个别与一般割裂，并把它们变为两个抽象和两个不接果实的经验主义，不可能达到历史地个体，具体理性主义或历史主义能达到，显然它的个体化力量强于启蒙运动旧理性主义，然而恰恰因为这种个体化力量是普遍东西的逻辑力量。克服这种不适当的割裂后，普遍在实在中跳动，同个体跳动方式相同，目光越专注个别，就越能深入洞察普遍。
我们给定的定义使人们所说的历史主义的起源或诞生完全一致，历史主义起源或诞生不可能因外在事物的活动，而只能在逻辑头脑中，正如诗歌的起源只能在诗歌想象中。实际上，历史主义是由于克服启蒙运动解答历史问题时遇到的困难而诞生的；尽管情况千差万别，实质上总是表现为这种解答，通过反对和纠正，通过反题和合题，从解答内部诞生历史主义。
因此，在这方面似乎用不着再说什么；只要不想认为：思维不是思维，而是思维、情感、印象的种种组合，只要对这些事实及其组合进行心理描述，历史主义的起源就清楚了。可作进一步研究的，不是逻辑起源的历史，而是在历史主义命名的个别时代中、历史主义产生、发展和传播的历史。实际上迈内克的著作关注类似历史，此书假设或仅偶然（正如人们所见并非令人满意地）涉及逻辑起源问题，而是既广泛又具体地探究并陈述历史主义意识的形成史，称此种意识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同阿克顿 [3] 的著名判断一致，他说吉本 [4] 时代的历史学同新历史学之间差别如同哥白尼前后的天文学。当然，严格地说，在历史学中从不缺少历史主义环节，因为在人类精神中从不缺少；那一时代以前书写的历史不能视为历史，反思、修正和发展的历史，它们若不或多或少包含历史主义环节，有时不言而喻，有时支离破碎地表达。然而，历史主义在以它冠名的时代获得的强度、持续性和首要性，是如此巨大和强烈，以致不得不把它形而上学化，仿佛它是崭新事件、第一次获得人类精神力量的意识。这一切的标志是，我们日常对话中引入关于“历史即历史”、其“客观性和必然性”、“对发生事实徒劳争论”等格言，它们似乎在否定历史的不可抹煞的存在；与此相关，另一格言“历史是生活的导师”被废弃或被嘲笑地提及，而过去被普遍接受和不断重复，此格言使历史具有教导并举例说明政治计谋和道德准则的目的，即一个在自身之外的目的；与之相反的是，历史的目的在于“只叙述并使理解发生的东西”，以其发生的方式，即以自身为目的。
但从哪点开始这种精神革命，即何时开始历史主义时代呢？历史主义若是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则接续启蒙运动光辉时代的历史主义时代只能从那点开始，在此点启蒙运动使自身达到极致，从而激烈撞击自己的局限，并将它同现实的冲突、自身的矛盾暴露无遗。正如人们所知，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正是这样发生的，这使得19世纪同18世纪相比，不仅具有年代学的而且具有观念的特征。但这种完全符合批判地确证和推理的真理的直觉的普通的判断，现在却经常遭到反对，因为人们忘却或误解恰是历史进程赋予不同时代不同特征。一个历史时代并不同同一概念的两个同义词赋予的特性一致，由于时代生活是人类生活，它包含人类生活的一切形式和一切表现，在这方面只需引证《传道记》作者关于“现在存在、将来存在的东西”和“阳光下面无新奇事”的反思，这种反思自然缺乏历史学。根据历史学家的精神兴趣赋予时代特征，历史学家重视那些同自己的特殊研究及自己的问题相连的东西，因此求助于分类性概念，它们称作范畴或功能性概念，依靠这些概念的帮助，历史学家区分并确定，在不同时代某些质活动对于其他质活动的优势大小或绝对优势。衰弱的推理知性，由于想反驳如此艰难形成的时代特征，轻而易举地陷入诡辩术的泥沼，引证在一切时代都引人注目的事实，而这些事实同确立优势的事实性质不同，并认为这样捍卫了另一种解释标准的真理性；另外，对这种标准的辩护只能在纯哲学和哲学逻辑的领域进行。于是，现在意大利也出现了关于中世纪的惊人理论，说中世纪比文艺复兴文明多了；关于文艺复兴的奇谈怪论，说是基督教的文艺复兴；以及其他种种奇谈怪论，说人文主义是对早期教父的重新研究，说反宗教改革可能是新生活的开端，说马基雅维利变为道德主义者，说马志尼变成反动派；在这些蠢话背后有时并不缺少教会的和政治的阴谋诡计。为抓住历史主义的历史并限于学说领域，此时提及卡西勒 [5] 因毫无反思陷入类似错误 [6] ，他奋起捍卫启蒙运动时代，洗刷其反历史主义的恶名，即其本性及其名称具有的恶名；即使他未把博学和对证据的批判错当成（正如他已经错当成了）“历史主义”，博学和对证据的批判根本不是历史主义 [7] ，即使他仅限于研究18世纪文献中为数不多的真正历史主义环节，仍不能使启蒙运动摆脱那一恶名，只能表明（另外，事情显而易见）在同启蒙运动相伴的18世纪持续存在归因于过去的反启蒙运动的动因，或出现其他动因预告未来——19世纪。迈内克警惕性更高，他未陷入这类混乱，他叙述历史主义的诞生结束于18世纪，恰恰为了探寻历史主义的分散要素和在哲学家，诸如沙夫茨伯里 [8] 、莱布尼茨、维科及其他小哲学家那里的联系；在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伏尔泰、孟德斯鸠、杜尔哥 [9] 、孔多塞、卢梭等）那里的联系；在英国启蒙运动历史学家（休谟、吉本、罗伯逊）那里的联系；在英国前期浪漫主义者（布莱克韦尔、伍德、珀西 [10] 、弗格森 [11] 、伯克 [12] 等）那里的联系；其后在莱辛和文克尔曼 [13] ，尤其在默泽尔、赫尔德、歌德三人那里的联系，他认为在这方面后三人最重要；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由于歌德，历史主义已得到最丰富的表达。道德上真正的革命表现在对过去崇拜的新情感，在文字上表现为采用历史学的新风格，在学说上表现为如同黑格尔哲学的高级历史主义。黑格尔恰恰未简单地抛弃启蒙运动，他自己也源于这一运动，而是在更深刻更完整的理性主义中消解启蒙运动。上述一切都在黑格尔叙述之外，它只提供这一历史运动的序言，即实际上（虽然他未感到如此）一切都围绕“先驱”运行。但这先驱和先兆的概念需要精确确定，因为它能在两种含义上理解，一种是一般和不确切含义，另一种是特殊和确切含义。在前种含义上，由于以前一切历史都发生在以后历史之前并汇集于后者之中，可以说（将是一种同语反复的说法）一切思想家甚至一切人都是先驱，他们在一个确定事件之前，于是立即上溯到一个又一个世纪；然而在后种含义上，只有那些在条件尚未成熟或不利时，提出前瞻思想或采取超前行动的人才是先驱，以后人们才广泛接受、实施那些思想和行动，并形成一个时代；在我们的情况下，批判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抽象性，并在历史进程的理性主义中消解抽象理性主义的人才是先驱。在这种严格、批判的含义上，历史主义尚未在18世纪出现，只有一位真正的先驱维科；迈内克（同卡西勒相反，后者随意地把维科排除在外，因为维科对他那时代没有影响 [14] ）在精心撰写的一段中论述维科的孤独形象 [15] ，尽管未给予他当之无愧的唯一地位。我近乎痛苦地应坚持这一点，因为最近我在一本英国哲学杂志上读到意大利批评家和历史学家对维科的判断，从近期一篇英国论文中我抄到“他是在民族主义情感的作用下诞生的” [16] ，我怀疑这不是人身攻击，就是令人厌恶，除不公正外，对于能在其精神中清晰区分科学与民族、科学与政治，能分析概念并从不给情感开门的人来说；那些在政治上可视为崇高的情感，被导入另一领域，突然变得滑稽可笑，还不如应受斥责。证据确凿、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在维科的思想中可明显地发现反对自己理解的启蒙运动的意识，正如他所能做和应当做的那样，即在其自然法理论与笛卡儿主义、基于近代欧洲社会理想和清晰分明观念的论战性历史等原初形式上；在他那里可看到拯救了唯智论理性主义厌恶的所有东西（此种理性主义认为它们都是非理性的），它们被抬高到理性的独特形式，同其他通常认可的理性形式（对哲学的幻想，对法律的力量）既区分、对立又相联系；与此同时，为社会的原始、野蛮形式辩解，它们是历史的必然和积极的度，因此也是文明的度，若从这些形式中产生特指的文明。在他那里（我只记得几段和几句）回响着极具历史主义的警句；“人类共和国起源”已不是由柏拉图的头脑构建，而是“由于人类利益需要的各种基本原则，或者甚至因事物自身原因而出现的机遇”。维科对他那时代和18世纪大部分时间未产生文化影响或影响很小，证明他的批判和理论的深刻性，在最初的论文中，他发现并批驳自然法理论和笛卡儿主义的引申的极端结论，他用新概念反对这些结论，其后这些新概念几乎到处出现，并在19世纪获得活力和权威性。然而，这种超前天才同时证实其不合时宜和对他那时代无效，因为（正如德·桑克蒂斯机智地说道 [17] ）那时年轻的世代想要打倒过去残余，即维科解释、理解和历史地为之辩护的过去；在完全打倒过去之后，即使年轻的世代也如此解释、理解和辩护过去：即是说，在法国大革命后，当它们像启蒙运动斗士、百科全书派、雅各宾派、浪漫派、历史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那样做时。
迈内尔考察的其他历史主义先兆不能同维科这一先驱相比，因为它们或是折中主义地结合种种对立观念的瞬间即逝的微光；或是各种保守主义的表现，当时是政治与社会的温情主义表现，这不是纯粹的历史主义；或存在于务实政府和国家理性的计谋，这也不是纯粹的历史主义。当然，就某些方面说，这些理论接触到历史主义，其后又在历史主义中更新，变得更为真实；但在承认这些交织和关系时，需要运用警觉和敏锐的洞察力，记住甚至仇恨理性和忠于传统宗教信仰的著作家的思想和学说中也有某些类似东西，诸如迈斯特尔 [18] 和哈勒。由于已说过的根本原因，二人都不配称作历史主义者：历史主义汲取启蒙运动精华并转化为自己的血液（正如维科通过同笛卡儿战斗，把他深化并吸纳于身），然而那些著作家或从未以任何方式接受它，或很快又把它抛弃；于是，若他们观察的事实和他们的某些个别概念同历史主义的事实和概念趋同，则他们对这些事实和概念所作的解释和分类截然不同并是外在的，正如他们遵循的标准截然不同和外在一样。
然而，迈内克在18世纪的某些著作家那里清晰地注意到，历史主义雏形闪现，有些是不纯和落后的，有些是纯粹和进步的，他谈论过这些著作家（在默泽尔那里，对人的崇高与低下的联系、政治体制的有机发展、随上述变化的确定历史时期的强烈感受和未超越编年体的、外在的观察方法；在赫尔德那里，关于原始诗歌、民间诗歌、东方诗歌、外国诗歌的精湛高论；诸如此类）。但他更多地把为提高到生活是历史的观念、思维必须经过的阶段视为历史主义，还把需由历史主义纠正、改造并在历史主义中定位的思想看作历史主义。为什么（我举一例）莱布尼茨不能称作历史主义的“先驱”？他以传统方式考察历史，把历史视为反思和道德、政治准则的纯粹材料，他像个单纯的博学者那样撰写历史著作。当然不是（至少在某些方面，正如迈内克所认为那样）由于他在单子的计谋中断言个体性的原初价值，而是因为他的单子恰恰是反对历史个体性的，历史个体性是行动个体性而不再是灵魂实体的个体性，从而需要继续远离甚至消灭单子概念，以便历史地思考个体化与非个体化和生、死、新生的过程，即历史的进程。因此，应当限制以术语表达的断言：没有莱布尼茨的动力学，没有其“连续性”，没有其“力求获得理解”，没有“除非自己被理解”，可能不会发生在前康德、康德和后康德的，尤其是黑格尔的思想进程中发生的那些情况，黑格尔思想最终体现为发展的和历史的哲学。在18世纪和19世纪不可能思考思想史，当查禁莱布尼茨著作时，此事千真万确；不仅在18世纪，而且在以前各个世纪和悠远的古代，当查禁任何其他思想家的著作时，同样不可能思考思想史。有待观察柏拉图和新柏拉图观念的相同情况，迈内克在历史主义中强调它，它也在哲学众多其他形式之列，每种形式都以某种方式对目前思想产生影响。在历史主义观念中贯穿始终的这种考察历史主义的方法，引导迈内克把论文的大部分，甚至结论性的最后部分献给歌德；即献给这样一个人：由于共识，他总被认为是寥若晨星的历史学家，他致力于沉思人类永恒，他关于人类永恒的格言闻名遐迩，他常常把这些格言轻蔑地抛向历史及其毫无价值的奢望。通过证明那些格言通常具有正确动因、不读出声音会理解得更好，并通过赋予对同一历史方法论至关重要的歌德其他看法和格言价值，正如迈内克所作那样，这一普通判断可能在这儿或那儿被削弱和制约。然而，无论人们多么努力，总之，歌德不会改变天生面貌，从而变成启蒙运动的批判者和破坏者、历史的宗教沉思者，从这方面看，确实不能说他超过黑格尔 [19] 。但以这种方式理解、以这种方式完整连贯地叙述18世纪后半叶和随后数世纪的精神的运动以及精神向历史观和人生理想的迈进，作为不断提高的坚持不懈的工作，能否忽略大诗人和大散文家歌德的思想和情感，难道不是歌德根据自己的思维和感受接受生活历史观并确定它在其体系中的位置吗？迈内克有理：他不愿意人们忘记，我们作为现代人和现代历史学家应归功于歌德；但他只在一般意义上而不在特殊意义上有理，大约仿佛坚持说，不应忘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荷马和莎士比亚、波利比奥斯和马基雅维利，他们全都活在我们心中。若想提出自己理解的这一或那一体系的作用大小和远近的问题，不能回避如下考察：从科学真理过渡到个人偏好，由于个人偏好，一个要素从要素整体中分离出并比其他要素优越：这至多有助于引起对某些不了解的或估价不足的要素的注意。在这方面，我喜欢回忆从16世纪到18世纪，一方面诗学或美学、另一方面政治学的缓慢形成对发展和历史主义理论所起的作用 [20] ，它们都有助于唤醒头脑从抽象转向具体，并提供战胜价值超验性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