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道德活动
若有人问道德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请把由上帝的化身强加的服从戒律的神学学说搁置一旁，而转向同其对立的、生活否定者和悲观主义者的学说，他们把目的置于改变生活的意志，直至在苦修中消除此意志或劝说意志普遍自杀，则应当回答说，道德的目的是促进生活。“生活创造者万岁！”歌德赞颂道。
但一切形式的精神活动用它们的事业，真的、美的、实际效用的事业促进生活。通过它们，人们沉思并理解实在，使地球布满耕田和工矿，组成家庭，建立国家，投入战斗，洒下鲜血，取胜并奋勇直前。道德能给这些美的、真的和真正益的事业添加什么呢？人们会说：善的事业。具体地说，善的事业不能不是美的、真的、益的事业。而道德本身为实际实施，变成激情、意志和功利，靠哲学家思维，靠艺术家塑造，靠农民和工人劳作，生儿育女，从事政治与军事，使用劳力与剑。人们会说：在这一切事业中，道德提出自己的意图，恰恰是道德的而非功利的意图。然而，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把道德界定为意图和把意图界定为道德，使一切都未确定：耶稣会士极好地利用了这类未确定性，从中得出其极不道德的“意图的引导”；正如在另一极端，功利主义者利用道德事业外在地离不开功利事业，以否定道德的独特性并把道德同功利混为一谈。
道德只是反对恶的斗争，因为若恶不存在，道德将找不到任何位置。恶是对生活统一性因而也是对精神自由的持续隐患；正如善是对统一性的持续恢复与保障一样，因此也是对自由的持续恢复与保障。
善与恶以及它们的冲突，善的胜利，隐患和危险的再生，不是外在于生活的力量干预的结果，不像在魔鬼诱惑者的神秘形象中显现那样，而是在生活本身，甚至就是生活本身，用自然主义语言说，生活想在唯一机体中阐明各功能，或用哲学语言重复，生活在其形式中不断地被区分，生活在其形式的循环中统一。但是，正如在任何机体中都存在解体的倾向，健康是不平衡的平衡，因为制约并锁住疾病；同样一切特殊形式，凭借其特殊性，即个体性，凭借其行动的冲击（没有冲击就不会有行动），竭力面向一切，当它为实现自己目的应让出地盘时毫不退缩；在这种努力和进取中，若不能用代替它们并具有相同尺度的其他形式制约，它将破坏精神统一性和自身，精神整个死亡。人们会问，为什么进程从未这样进行，或想到能够进行，否则无斗争、无艰难过渡、无危险、无停滞、未向恶低头和同流合污，这样提问和思考毫无意义，正如提问：为什么“是”有相关的“否”，苦思冥想：无“否”的纯“是”或不含死亡并不应在每一瞬间战胜死亡的生命一样毫无意义。现在，一种行为使各个行为各就各位，激励它们统一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从而反对瓦解保障自由的精神统一性；这种行为同一切形式、等级的恶对抗并同它们斗争，它称作道德行为。
通过这条道路，可理解道德活动一方面不从事任何特殊事业，另一方面又从事一切事业，它支持并修正艺术家和哲学家的事业，农场主和企业家、一家之主和政治家及士兵的事业，尊重它们的自主权，由于维护每一事业的界限，确证所有事业的自主权。由此可见，当道德主义者奢望把诗歌、科学和经济道德化时，就改变了它们的性质，显现出自己的无能和自负，然而只有通过让它们自由解释特性，道德才能把它们道德化。由于相同原因，同一个东西，具有审美取向的人感到丑，探究真理的人感到假，实践家感到同目的不一致，因而无用而有害，在他们的意识中反映为恶，它们称作恶的过错并感到道德上的内疚；从而把理论错误和艺术丑陋的根源用哲学的深刻性移至道德的恶。
另一点也清楚了：因为人们在历史学的诸种形式中只关注一种形式，似乎它是卓越的历史、凌驾于其他历史的历史；把艺术史、哲学史和各种经济活动史视为特殊史，把国家史或文明史视为凌驾于其他历史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国家被理解为伦理状态和生活准则，而文明被不完美地确定为道德生活，它从国家概念的政治忧伤中产生。还有所谓的历史哲学，从某方面看是关注道德历史；本书的作者把道德史命名为“伦理—政治史”，这一称谓运气不错并被采用，正是为了在相同的名称下，理解道德不是政治或功利，正如不是其他形式的人类活动一样，但它包含所有其他活动并转化为所有其他活动，因为后者只有在伦理活动中才能实现自己独特的目的。
由此可见，伦理—政治史并未凌驾于其他历史之上，也未在自身中消解它们，但由于所有历史都渗透到伦理—政治史中，它从所有历史中获取自己的具体性：正如每种历史都从所有其他历史中获取自己的具体性。人类生活的团结不赞成思想家或艺术家切断同其他形式活动的联系，思想家或艺术家正是从其他活动汲取营养，当他凌驾于其他活动或脱离或代替它们时；若神性不想变得无所事事也不想发现利己主义的面目，则圣徒也不会在超越世俗教化的领域活动。有时艺术家鄙视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们，或者实践的人们鄙视艺术家，悲天悯人的人鄙视在政治竞争中拼命厮杀的人，这种鄙视态度一点也不高超卓然，而是心胸狭窄，至多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工匠的疾病”。历史学的团结是生活团结的结果，每种历史学一次次地从其他历史学中突现，以便再一次地深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