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欣喜再现
在看过了卢里亚派喀巴拉的神秘幽暗和萨巴泰派可怕的行为之后，现在我们可以松一口气，来认识一种新的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力图使神圣的光辉照耀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它的对象不是精选出来的能够理解喀巴拉复杂理论的少数人，而是整个犹太人民，尤其是那些贫穷和沮丧的下层群众。它不是将他们的思想从眼前的现实转移到色彩艳丽的弥赛亚梦想中去，而是提高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意义和美的认识。
这一大众性的神秘主义运动被称为哈西德派运动，是由一位名叫以色列·本·埃利泽尔的人发起的。人们称他为巴尔·谢姆·托夫（Baal Shem Tov，意思是“善于利用上帝之名创造奇迹的人”），并称他为这一称号的缩写形式“贝施特”（Besht）。尽管他只不过生活在两百年前，但他似乎是一个属于年代久远的人物。贝施特是一个四处漂流的教师，也是一个讲述传奇故事的人。他既没有建立过什么组织，也没有写过什么著作。我们只能通过他的门徒和传道者来了解他本人和他的学说。关于他的生活，有据可查的事实本来就不多，而且又被笼罩上了一层神秘传说的迷雾。
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但他较少依赖书本，更多地是靠自己的经历，尤其是他与自然界之间多年单独寂静的交流。当他思考成熟后，他开始非正式地和不张扬地在波兰东部的乡村里向人们传授他的思想。他的学说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卢里亚的那种压抑的苦行主义的反对，和对萨巴泰派那种过度行为的预防。（以色列拉比本人就是在伦堡与弗兰克分子论战的犹太人代表之一。）但总的说来，哈西德学说是一种对当时在受过教育的波兰犹太人中占主导地位的、只局限于学术性的塔木德学说的抗议。当时的学者们都沉溺于那种训练智力的决疑法（pilpul）。这种方法使那些有学问的人变得精神冷漠，而对于那些因思想不够灵活而难于适应这种练习的人，或者对于那些由于贫穷、由于住在远离托拉中心的乡下而不能够掌握这种方法的人来说，决疑术没有任何益处。
对这些经济上贫困，因弥赛亚希望破灭而灰心丧气，而学者们又不屑一顾的人们来说，巴尔·谢姆给他们带来了一种感到安慰和受到鼓舞的信息。他使他们相信，学习并不是唯一通向上帝的途径，甚至不是最好的途径。要发现上帝，并不是靠才智，而是靠心灵。上帝并不遥远，他无处不在。正是他的这种无处不在，才给予了世界生命和美。
信奉上帝的方法是谦恭、热情和欢乐的行为。我们对上帝的热爱必须是一种真实的情感。使我们的祈祷有效的并不是得体的礼仪，而是强烈的感情。贝施特鼓励他的追随者们（此时他们已开始称他们自己为哈西德派，即虔诚派）在祈祷时使用音乐和舞蹈。他们唱的歌通常只有曲调而没有歌词，其目的是既要创造一种气氛而又不受某种思想意识的干扰。（这也是现代礼拜场所中管风琴的功能。）他们通过舞蹈，激发起一种积极和狂热的宗教感情。据说有这样一位著名的哈西德领袖，任何一个见到他跳舞的人都会感动得立即忏悔自己的罪过！
同样重要的是那种欢快精神。巴尔·谢姆用这种方式恢复了一种几乎已在漫长的黑暗岁月里丧失殆尽的基本的犹太价值观。他说，在一种阴郁的情绪中，你是不可能很好地为上帝服务的；因为如果你意识到上帝就在你身边并意识到上帝的爱，你就必须高兴。即使在忏悔自己的罪恶时，一个人也不应该长时间地沉湎于病态的思想之中，这些思想是撒旦使我们远离上帝的东西。过度的戒食和自制也是不必要的，最好是以谦恭的感激心情来享受上帝的赐予。物质利益不应该受到拒绝，而是应该使其变得神圣。巴尔·谢姆说：“我烟斗中冒出的烟，也能是奉献给上帝的香火。”
贝施特用人们易于理解的语言来阐述这些道理，用简单和家喻户晓的说法，用一些比喻和故事来阐述这些道理。他用来说明的例子不是取自那些陈旧的书面文献，而是来自自己身边熟悉的生活环境。他的那些杰出的继承者也采用了这种方法，从而创造出了大量生动活泼和富有启发性的故事和传说。
例如，有一位哈西德派领导人担心他的一个富裕的信徒变得越来越自私和不关心别人。他把这个有钱人叫到自己的房间里，让他往窗子外面看。“你看到了什么？”他问道。那个弟子回答道：“我看到几个人。”“现在再朝这面镜子里看，”这位老师又说，“告诉我你看到什么。”弟子回答说：“我看到我自己。”于是这位智者解释说：“它们都是玻璃，但是因为这块玻璃后面有了银子，这样，当一个人朝它看时就看不见别人了。”
一位更近期的哈西德派教师是这样对他的信众解释现代发明所揭示的精神意义：“火车使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可能在片刻之间失去。电报告诉我们，我们所说的一切话都是被记录在案的，并且是要付出代价的。电话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在此处所说的，彼处也能听到。”
哈西德信徒们喜欢讲那些关于朴素和真诚信仰的故事。例如，有个故事说的是有一个人因为不识字而对祈祷文不熟悉，他就对上帝背诵字母表，请上帝按他最喜欢的方式来组合这些字母。
贝施特获得了许许多多追随者，其中一些是知名的学者，他使他们长期的精神饥渴得到了满足。正是这些人后来成为了哈西德运动的领导者。然而。仅靠知识并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哈西德派的领导者，最根本是要求有一种能够唤起人们反应的内在感应力量。巴尔·谢姆称赞行为正确的人（tsadik，柴迪克）就如同渠道，神的启示通过他们传播到世界上。很快，柴迪克就成了哈西德派教师的固定称号（人们也称他为“rebbe”，一种对拉比的昵称，或者是“guter Yid”，意为“好犹太人”）。柴迪克与他的哈西德教众保持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教众们也对他十分尊敬。他是他们的亲密朋友和引导者，他的祈祷把一个真实可信的上帝带给他们。人们相信，自贝施特起的许多柴迪克都具有创造奇迹的能力。
在哈西德教派中，“托拉”一词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它包括了柴迪克个人的语言、教导和行为。他的生活就如同古老的经典和传统一样，都是永恒律法的体现。人们能够从他非常随意的言谈中发现深刻的意义，他的行为举止受到人们极为仔细的关注，并被崇敬地相互传颂。
巴尔·谢姆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制订了更为系统的计划来传播这种新教义，他们既采用口头的方式，也采用文字的方式。然而此时反对势力也开始迅速出现了。那些没有受哈西德教派影响的人对该派那种混乱的、甚至是狂欢式的宗教仪式（他们对祈祷书也做了一些小的改动）嗤之以鼻，并感到愤怒。一些较为严肃的思想家从巴尔·谢姆的学说中感到了一种危险的泛神论趋势，他们要求更明确地将世界与作为世界统治者的上帝区分开来。但人们主要反对的是哈西德派对学术的攻击。巴尔·谢姆并不敌视学习，他只是认为一种冷漠的知识并不足以为上帝服务，因此他更希望用一种热烈的感情——哪怕没有多少学问，来侍奉上帝。但是这种观点有时却被扭曲为一种明显的对学者的轻蔑和厌恶。因此，毫不奇怪，在一些有着著名犹太经学院的大城市里，哈西德教派总是遭到反对，甚至受到迫害。
反对哈西德派的运动在立陶宛城市维尔纳达到了高潮。维尔纳此时已成了杰出的塔木德学术中心，它最著名的学者是被称为“维尔纳加昂”的以利亚·本·所罗门拉比。严格说来，他不过是一个在一帮挑选出来的朋友陪伴下献身于学术事业的普通公民，但他的声望和影响却超过了正式的拉比机构。事实上，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并富于创造性的学者。他摒弃了那种人为的、无结果的决疑法，采取对拉比文献进行深入钻研，以了解作者真正要表达的内容。他不仅详细地钻研了人们通常感兴趣的《巴比伦塔木德》及其评注，而且对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忽视的《巴勒斯坦塔木德》和其他早期的拉比犹太教著作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位加昂强调正确的语法结构，通过查阅古老的手稿对印刷文献进行了校正，同时还谨慎地允许利用诸如数学这样的世俗学科，这类学科进一步说明了部分拉比文献。这样做在我们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从当时和当地来看却是一种创新。加昂及其弟子和继承者们所做的研究，对当代的学者仍然具有价值。
虽然以利亚拉比在学术上有巨大的成就而且为人真诚，他的性格却是严峻和冷漠的。他一直有意回避参与公共事务，但是哈西德运动看来却是一个不能漠然视之的挑战。这些叛逆者改变了宗教礼拜的形式，更有甚者，他们公然否定学者和学术在犹太教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加昂走出了他那与世隔绝的书斋，领导了反对哈西德派的斗争。在他的支持下，立陶宛的拉比机构颁布了一项对哈西德派的禁令。在反对派（misnagdim，米斯纳格德派）占上风的地方，许多哈西德神秘主义者都遭受了苦难。
两位最有学问的哈西德领导人作为代表来到了维尔纳，谦恭地要求见一见加昂，以便解释他们的立场和消除误会。但是，尽管这两位使者都是成名的塔木德学家，加昂却甚至连自己的家门都不让他们进。这两位学者中的一位是什尼尔·扎尔曼拉比，他后来被俄国政府指控为阴谋分子，并被投进了监狱。但即使是沙皇的密探也未能从这位虔诚的教徒身上找到一点革命的痕迹。
哈西德派运动在继续发展，甚至在米斯纳格德派势力强大的地方也在发展。这一运动在立陶宛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什尼尔·扎尔曼拉比使巴尔·谢姆的学说具有了更多的哲学色彩。在他领导的派别中，学习和虔诚的信仰都同样被强调，柴迪克更多地是被视为一位哲人而不是一位奇迹创造者。尽管他受到了加昂的羞辱，但他仍然禁止他的哈西德教徒们用不敬的态度谈论那位大师。他声称，加昂听到的是一些错误的情况，我们必须崇敬他，因为他具有伟大的思想和精神力量。
波兰的哈西德派（也发展到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情况要简单一些。这里没有一个单一的中心或者权威机构，在不同的城镇，人们聚集在他们所喜爱的柴迪克周围。许多早期的教师都具有非凡的才华，极大地丰富了哈西德派的精神财富。在这些引人注目的人物中，值得一提的是别尔季切夫的列维·艾萨克拉比，一位充满激情的犹太人。在一首歌中（他的歌词都是用民间的意第绪语创作的），他责备上帝对他可怜的人民太过于苛求了。“他”给了他们一部厚厚的、难以遵守的《托拉》，并因为一点差错就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惩罚。上帝现在应该认识到，他们是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他应该原谅并宽恕他们！
但是，柴迪克受到的这种崇敬很快就到泛滥的地步。一位充满活力的人的影响力能够极大地推动任何一种人类的事业，在宗教领域中尤其是这样。但是，对宗教领袖人格的过分推崇就会变成一种盲目的崇拜。许多世纪以前，先知们和法利赛派就进行过努力，尽量减少教士的中介作用，让个人能直接与上帝沟通。将柴迪克作为可见到的上帝的代表是一种退步。这种情况在实践中比在理论上更糟，因为哈西德派教徒大部分都未受过什么教育，所以也就很轻信和迷信。他们确信柴迪克有特殊能力，相信他能向他们提供解除病痛和不育的护身符，能找到丢失的物品，并能对一切个人问题提出正确可靠的建议。哈西德教徒们都要与柴迪克一起吃安息日晚餐，参加这种晚餐也变成了一种神奇的聚会。拉比的手碰过的每个盘子都被认为是神圣化了的，圣食的每一点碎屑都受到哈西德教徒们的争抢。许多虔诚的信徒离开家庭，长时间地追随一位他们所热爱的导师，并宣誓放弃一切个人自由，完全听命于导师的安排。
哈西德拉比的家庭往往被组织得如同一个王宫，而且通常是由他的儿子继承王位。彼此对立的王朝之间竞相争夺群众的支持。各个柴迪克的追随者们都美化吹捧自己的主人，贬低所有其他的柴迪克。而一些厚颜无耻的柴迪克也利用自己的地位沽名钓誉，获取利益，靠那些可怜的追随者们供奉的钱财过着奢侈的生活。还有的时候是某一位真诚和不谙世事的圣人变成了他“宫廷”中那些贪婪和老谋深算的官员们的工具。信徒们的压力甚至会迫使柴迪克违心地充当奇迹创造者的角色。如果他坚持称自己没有什么超自然的能力，人们只会认为这是他的谦虚而不予相信，并以加倍的信心等待奇迹的发生。当然，信仰的奇迹也确实会出现：它们总是在期待奇迹发生的人们中发生。
哈西德运动产生半个世纪后就急剧衰落了。它变得非常迷信和蒙昧无知。哈西德教徒们反对任何启蒙和进步的努力，
他们甚至反对诸如现代卫生和医疗方法这类看起来毫无害处的东西，也反对任何微小的世俗教育的迹象。很典型的是，19世纪初期的一位柴迪克，一位在诗歌方面具有特殊才华的人，竟一口断言迈蒙尼德没有写过《困惑指南》一书。他称因为迈蒙尼德是一位伟大和虔诚的拉比，因此他决不可能创作那样一部亵渎神明的书！在地处亚热带气候的以色列，哈西德教徒们继续穿着适合于（并流行于）18世纪波兰的那种厚重的衣服和大毛皮帽子。
由于在许多年里哈西德教派一直是一种主要的逆动力量，是任何一种社会或文化进步的死敌，所以现代主义者对它都充满了敌意和蔑视。但我们今天却能够更好地认识到哈西德运动的长处。尽管处于衰落之中，它的理想之火却从未完全熄灭。（今天在以色列和纽约都有哈西德教派的聚居区。）哈西德派在它短暂的古典时期，在激发散居于东欧乡村的犹太群众萎靡不振的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恢复了人们对自然世界的意识，倡导一种既真诚而又欢快的虔诚感情，并为犹太民间传统增添了一种迷人和富有诗意的色彩。哈西德学说的优秀部分是对道德和宗教思想的一种独特而动人的表达方式。当代的诗人、艺术家、音乐家、舞蹈家和戏剧家从哈西德传统和生活中吸收了大量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