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与“大众社会”

诸如“大众”、“大众社会”这样的概念源自对法国革命的反动式的分析，它们成为新的分析政治的“科学”方法的一部分，这种方法是1890年代以降那些开拓性的政治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提出的（Bramson 1961, ch.2）。这些概念隐含着有关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迷失方向以及失范（anomie）等更为一般的理论，造成这种迷失的原因在于农业社会特有的据称是均一且等级式的社群让位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大规模工业社会的社会关系（Pick 1989; 例如可参看：Tönnis 2001[1887], pp.17-21; Durkheim 1984[1893], pp.292, 304, 311; Le Bon 1926[1895], p.14; Ortega y Gasset, 1961[1930]）。一方面，可以说由于传播手段的改进，工业化强化了更大范围人们之间的纽带、城市的崛起以及大型工厂的出现、更为广泛的劳动分工等。另一方面，与扩展后的家庭的有机纽带以及由之取代的地方社群相比，这种新型关系被认为相对松散，更加区隔化。个人不再是拥有明确社会地位、在一个固定的社会等级系统中有着明确权利和义务的个体，日益频繁的流动性使他不得不在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环境中承担多重且经常是过渡性的角色。在这样的过程中，个人丧失了明确的自我感以及一个更具整体性的社会所要求的一整套价值。由于缺乏一种稳定的道德框架或强有力的身份认同，个人沦落为散漫的大众之中的一个无名之辈（Bramson 1961, pp.32-34）。

大众状况的三特征引起了当代社会理论家的关注（Hawthorn 1976; pp.32-34）。首先，他们关注与大众打交道的心理方面。在他们看来，大众受到激情而不是理性的左右。成为大众的一部分将使人成为大众情绪的牺牲品。大众很容易受到蛊惑，动摇不定，容易冲动，常常为本能所驱使，有时甚至兽性大发。人们也往往从精神病理学角度描绘大众行为，将其与形形色色的道德和社会反常行为联系起来：从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到酗酒、自杀、精神失常、性倒错。其次，理论家们将大众社会与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联系起来。国家机器的大规模膨胀，对经济和社会行为的监控空前严密，大公司和大工业主导经济命脉。那些适于对由大部门和商业承担的复杂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科层手段渗透于私人和公共部门。这样，作为大众之一员的个人在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越来越多的控制。最后，很大程度上作为前两大特征的结果，由知识分子、教士以及社会名流构成的传统精英，其地位被政治煽动家和技术官僚式的管理者取代。

这三个特征可以用来概括新的大众政治主体：即居住在城市的、且日益组织化的城市无产者（Williams 1971[1958], pp.287-288）。他们脱离了农村社群，纷纷拥入日益扩大的工业城镇，他们时常举行罢工、暴乱以及其他形式的“反常的”和“情绪性的”行为，对他们构成约束力的只有工厂里的日常生产守则以及大众组织（无论是工会或是党派组织）的行为规范。与此同时，大机器生产和大众消费使得高雅文化让位于通俗文化和大众传媒。受过教育的精英作为舆论和品位的模铸者开始让位于那些民粹主义者、煽风点火的政客及其新闻机构的支持者、制造商以及广告商。社会主义和组织化的劳工成为困扰现代社会心理和社会弊病的症候，它甚至使自由派也不得不借助新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政治范畴重新思考自由主义和民主（Femia 2001）。在大众社会，在公共利益上通过深思熟虑达成共识已经成了无法实现的理想。只有通过控制大众，提高领导者的品质来制造共识。

所以，大众社会理论的这三个特征要求我们从大众角度重新思考民主。接下来，我们将追溯目前这种新的民主政治语汇的形成过程。下一节探讨的是社会心理学家如何将他们对群众行为的分析引入对更为一般的选民的分析，将两者均视为乌合之众。接着第三节考察的是早期针对政党作为新的大众政治组织所做的分析。在每一种情形下，个人的政治判断和行动受到相当的限制：首先，个人被吸纳进群体的非理性的集体意识当中；其次，个人还受到政党科层的约束。第四节旨在揭示精英如何获得操纵大众激情和政党机器的空间。接下去第五节考察的是这三个特征如何最终导致了对严格意义上的大众（或实际上任何形式的）民主的否弃，从而迫使我们重新将民主视为一种在政党精英和领导人之间做出选择的机制，他们通过大众说服和组织上的优越性竞取选民手中的选票。

从这里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个一般性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与科学发现不同的是，上述三个特征都涉及以更为一般的历史经验和时代的思想趋向为基础的民族特殊性。在这有关历史经验和时代思潮的民族差异中，一种特定的政治文化塑造着特定思想家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使某些理论动向更加为人们所接受和欢迎。因此，群众理论（crowd theory）体现了法国人对法国革命传统的反应。在这一传统中，如同占主导地位的实证心理学方法所反映的那样，人民主权经常表现为直接行动或波拿巴式的投票式民粹主义。精英理论（elite theory）是意大利委托式政治的结果，这是通过一种类似实证社会科学的传统发现的。在德国，国家和政党的科层化使组织理论对德国理论家产生尤为深刻的影响，尽管与其他地方所服膺的行为主义解释不同，德国理论家更具历史色彩的方法使他们从更为社会随机性的角度理解精英理论。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将大众运动视为丰富甚至传播民主的分析是以英国和美国的经验为基础的，但在这两个国家，从未出现过革命性的群众运动，上述分析的结论经常全部遭到误解。

尽管有侧重点的不同，但这并未妨碍理论家们相互借鉴，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对其进行综合。实际上，随着不同主张被纳入某种科学的政治社会学，这些变得很容易。这便引出了进一步的问题，由于上述做法，后来的政治科学家日益沦为所谓的“科学”话语的俘虏，很少有人知道这一话语背后真正的预设，而大多数人也会对之持拒斥态度（参见本书第21章）。理论家们往往受到他们自己论点中的某种拟似科学逻辑的牵制，使其得出的结论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相违背，迫使他们要么自相矛盾，修正自己的信仰，陷入悲观主义，要么索性摇身一变。在那些强调心理而非结构和组织规律在描述大众行为中的作用的理论家身上，这一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他们看来，只要人性不变，即使改变社会结构也是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