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与一种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

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是进步福利主义于20世纪中叶所处的复杂且多样状态的贴切标志。该报告对社会单元之间互动的认识完全是自由主义的，是1911年国家、个人与雇主在保险方面伙伴关系的集中反映（Beveridge 1942, pp.109-110）。另外，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被设计为较少吸引力的救助，对于那些身处社会保险之外的人并无实际意义。该报告对社会生活的看法是有机论的，强调英国社会的社群性和非派别性（Beveridge 1942, pp.6, 155），其对国家的理解尽管与无所不包式的国家概念仍有距离，却带有指导性和集权化色彩，将凯恩斯经济学引入公共辩论当中支撑了这一理解。通过国家推行有计划的、强制性的福利举措，强调公民有义务寻找工作（Beveridge 1942, pp.57-58），与使用国家强制力并行不悖的是，认可将自由作为该种福利的最高指导。值得注意的是，自由全部处于个人能动范围内，它所带来的好处超越了国家提供福利的责任，但依赖于国家撤销非自由举措（Beveridge 1942, p.170）。然而，在贝弗里奇看来，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利用那些好处是保险原则的核心（Harris 1977, p.399）。而当时势头正旺的极权模式则遭到坚决拒斥。

《报告》对人性的理解也是一种企业家式的，颂扬个人“赢得激励、把握机会、承担责任”的能力。其伦理视野完全是普遍主义的，而且在范围上无可指摘，具体表现为免费医疗保障方面的诸多举措，不过也受到从社会效率角度所提出的反驳。《报告》对公民身份的理解是一个复合体，它结合了普遍性（一种旨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社会保障，使每个人都无虞困乏，“适用于每一位处于工作年龄的公民”）、有条件性（“英国民众所期望的不是国家的无偿赠予，获益取决于贡献的大小”）、契约（获益的比例与贡献成正比）以及民族针对性，指向“不列颠民族”的生存及其“国家统一”（Beveridge 1942, pp.7, 170, 11, 9, 154, 172）。它的取向还以男性为中心，认定男性养家糊口，妇女相夫教子（Lewis 1992, p.163）。其对福利的看法既讲究慷慨大度，又讲究适中有度。一方面，通过建立一种期待已久却具有高度创新性和再分配性质的家庭扶助体系，《报告》至少就儿童方面来说认同了人类的脆弱性以及与之相伴的关怀，这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年代里尤其得到埃莉诺·拉斯伯恩（Eleanor Rathbone）的拥护。《报告》从根本上还强调西方福利方案中对家庭超越文化类型的尊重。另一方面，《报告》将福利作为推动工作实践的一个方面予以关注（Parker 1998, p.146），贝弗里奇认为这种工作实践是个人树立自尊所必需的（Deacon 1996, p.169）。这样，报告所关注的困乏、社会保障以及社会保险成为现代福利政策的基石，尽管其在意识形态上的谨慎使其与福利主义的最前沿保持距离。然而这种谨慎得到英国劳工阶层的认可。虽然《报告》具有某些他们一直反对的集权化倾向（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欧洲大陆的该阶层不同），他们仍将其视为自己的纲领（Freeden 1986; Harris 1981, pp.254-255）。在福利问题上，围绕有条件互惠理论与无条件繁荣、社会效率与人道主义、公民责任与普遍的利他主义，英国进步主义阵营内部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在英国福利理论家中，马歇尔发现，现代福利体制中存在着某种不平等性。平等机会条件下追求和获得福利的权利意味着展现差异甚至优势的同等机会，即便这经常处在社会需要的有机束缚之下（Mashall 1965, pp.259-260, 266）。与贝弗里奇相比，蒂马斯的自由立场更为突出，这源自他对新自由主义的继承和修正，并伴有对法国福利体制背后强大社会基础的模糊认识。他不遗余力地告诫人们警惕医疗和福利技术可能带来一种新的威权主义。尤其是那种被涂尔干用来进行社会分析的职业性连带（professional solidarities），需要相应的对抗举措。医生需要激励以像自由的行为主体那样行事，而病患作为医疗的消费者有进行选择的权利和需要。与涂尔干和连带主义者的主张相反，他认为要保障这些必要的自由，只有使个人摆脱对某一特定的社会群体无法变更的依附（Titmuss 1958, pp.141, 183, 187-188, 195, 201-202）。选择权从未像现在这样与物质福利密切联系起来，自从新自由派兴起以来，健康从未如此明显地与一种有机的社会观念结合在一起，而这种观念有助于民主的社会整合。

与此类似的只有瑞典的福利体制，尽管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该福利体制更为特定地产生于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传统。甚至与德国相比，瑞典在这一方面也更为突出。在德国，爱德华·伯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已指出这一道路。瑞典的社会民主传统充分意识到自由、选择以及参与对一个社会公民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Heclo 1974, pp.179-181）。这一传统的主要理论家之一恩斯特·威格弗斯（Ernst Wigforss）在对那些将会导向社会民主道路的诸多概念进行详尽阐述时，将各种特定形式的平等、自由、民主、安全、效率以及共同体纳入一种相互约制的结构。对其他西方国家福利政策和理论的不断认识集中体现在《贝弗里奇报告》后来的影响当中（Tilton 1990, pp.116-118），但威格弗斯自己并不只是满足于国家提供最低生活保障，而要超越这一最低保障，只有靠个人努力。与瑞典许多左翼人士一样，威格弗斯将社会保险视为更为广义的福利概念的一部分，这一概念中包括合作和连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