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克钦社会的生态环境
在进一步论述之前，有必要先对克钦人及其邻族掸人的经济生活作一概括性的介绍。
地图1展示的是克钦山区的大致位置，同时也展示了缅甸其他几个主要山地部落的地理分布 [33] ，即克伦族（Karens）、钦族（Chins）、那加族（Nagas）、崩龙族（Palaungs）、佤族（Wa）。缅甸基本上包含了伊洛瓦底江流域和萨尔温江下游流域。这些大河及其支流的邻近地区有平坦而肥沃的低地；远离河流之处基本上是山地，而且往往很陡峭。降雨量大的地区所覆盖的植被通常是茂密的亚热带季风雨林；在较为干旱地区，我们可看到灌木、草地和松林。 [34]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差别：在多雨地带，被弃的开垦地上会迅速地长出茂密的次生林；而在较干旱的地区，原生林一旦被开垦，往往会变成草地和芜杂的灌木丛。由于没有放牧或系统的施肥，多雨地带土地的持久肥力要比干旱地区高得多。
在河谷地带种植水稻较便利，而且田埂车道也易于修建，但在把河谷隔开的山区，无论修路还是建梯田都属于需要高超技艺的大工程。因此不难理解，山民的技术和经济组织与河谷的人群大相径庭，同样不难理解的是，在缅甸不同地区的山民都采用大致相同的技术来克服环境给他们带来的困难。
地图1 缅甸边境的山地族群
山地人和平地人之间的差异首先在于生态上。即使两个族群说同样的语言，在他们之间也很可能发现明显的文化差异，类似于苏格兰和意大利北部地区，可以想见在两个对抗的群体之间也可能相互嫉妒和相互轻视。这里的情况就是如此。缅甸唯一的特殊性在于山地人与平地人之间的文化的差异相当显著。
两个族群不说同一种语言，他们也很少有共享的物质文化特质。在家庭用具和技术设备方面，克钦山区两类人群之间唯一共同的物品几乎就只有铁锅和三脚架，这都是从汉人那里购买来的。不过也容易理解，因为技术器具必然与生活方式相适应，而高地人和低地人的生活模式截然相对。当我们考虑到文化的“仪式”层面，而非“技术”上重要的事项时，情况就相当不同。例如，山地男子的服装，几乎在各地都是当地平地人男装褴褛的翻版，但山地和平地女子的服饰则截然不同，展现了他们之间的许多地区多样性。这一性别上的差异并非没有社会学上的重要意义。在贯穿本书的论题中这是其中一个层面，即山地克钦人受制于双重的、相互矛盾的压力，即同时模仿和反对他们的河谷近邻。而许多作者容易在其研究缅甸的民族志中把服饰的差异看作“种族”差异的表现！照这样的话，每隔五天北部掸邦的南坎（Namhkam）集市上就会出现一打以上的“种族”。
但本章我们关注的是生态环境，而非政治或种族问题。技术状况可简要概括如下：
河谷住民，即“缅人”和“掸人”，大多数是种植水稻，生产能力虽属中等但也足够所需。这就使得他们甚至在年降雨量相对少的地区也可以连续耕种并长期定居。几乎所有这些河谷住民都在耕作和运输中使用牲畜。除了在缅甸中部的“干旱地带”，几乎其他所有地区的平均人口密度都很低，因而土地资源充足。在通常情况下——没有战争、疫疾流行和类似灾害的时期——河谷住民往往可以轻易地获得多于实际耕作者自己所需消费的粮食。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保障促成了贸易、小规模的城市化以及中等水平的总体文化发展。如果进行宽泛的概括，可以说河谷住民构成了一个半识字的农民阶层。在经济学意义上而言，他们生活的组织水平要颇“高于”他们周围山区的邻人。
与此相对，山地人所采用的游耕轮歇（shifting cultivation）技术，只有在低人口密度以及特别有利的地形等特殊条件下，才可能带来收成的盈余。那些单靠此耕作技术不足以谋生的山民就不得不采用各种不同的权宜之计。一些族群，例如钦族人，发展了相当精致的轮作制（schemes of crop rotation） [35] ；有些族群，特别是昂噶密的那加人 [36] 和某些克钦部落，沿山开辟了灌溉梯田种植水稻；另一些族群，通过与那些比他们富裕的平原地带邻人建立某种形式的政治和经济联盟，也解决了其难题。这后一种共生关系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采用了多种不同的方式。例如，有时山民被认为是河谷的政治领主，因而河谷住民应向山区的首领上交封建赋税 [37] ；有时山民利用其占据河谷之间的山区要道，向过路商队收取买路钱 [38] ；有时则是河谷居民愿意支付山民“勒索”的费用，只要后者保证不来掠夺河谷的庄稼 [39] ；有时是河谷首领大规模地招募山民去充当雇佣兵。 [40]
所有这样的交易都与这一事实有关：通常河谷人所生产的粮食除自己食用外还有剩余，而通常山民的粮食不足以自给，需要以某种方式靠外部来解决。这一关键的经济事实对于理解整个缅甸地区长期以来的社会发展极为重要。这一点在我称之为克钦山区的地带特别适用。
我们已经在开头的概述中了解到，这一地区的掸人在语言和地域范畴上相当于“河谷人和水稻种植者”，而克钦这个模糊的范畴相当于山地人。
居住在山地的克钦人，并不以相同的方式维持生计，我们需要考察他们所使用的不同技术及其决定的经济类型。
我将区分三种山地农业，分别被称为：（a）季风通垭（taungya）；（b）草地通垭；（c）灌溉梯田。这三种不同技术各自的优缺点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
通垭（山中的田地）一词是缅甸语，所代表的技术类似于关于阿萨姆邦文献中的朱亩（jhum），以及关于马来亚的文献中的腊垱（ladang）。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在学术上多有误用而少有细致的观察。一位地理学家最近如此描述通垭的程序：
在通垭垦殖过程中，先要砍伐大树并焚烧灌木，然后在清理出来的空地上栽种诸如旱山稻、玉米、黍米、荞麦和罂粟之类的作物。一旦土壤原有的肥力以及草木灰追加的肥力用尽（大约一到四年），开垦地便被废弃，还原为芜杂的灌木和蕨类植物。由于原始林要比次生林木容易清理，所以很少有人重新利用长久被弃的通垭，附近合适的土地肥力耗尽后，整座村寨就全部搬迁。这些做法自然会造成严重的毁林和土壤侵蚀 [41] 。
地图2 克钦山区的生态区
这一明显带有偏见的记述歪曲了事实。地图2显示克钦山区根据气候可划分为三个区域。
A地带是典型的季风雨林地区。这里的气温和年降雨量非常适宜，所以只要未被粗暴滥用，被废弃的开垦地会很快长出茂密的次生林。整个这一地区克钦人有一套明确的理论说明该如何进行垦植通垭。我把这一方法称为季风通垭。要求之一是耕作只能持续一年，然后休耕；要求之二是一块土地初次开垦之后的12或15年之内不应再次使用。 [42] 如果能遵循这样的程序，那么森林就不会遭到滥伐，土壤流失微乎其微。在这样的条件下，旱山稻的产量可接近灌溉水稻。 [43]
这种耕作方式意味着任何一块土地垦殖之后至少要休耕12年。所以每一单位人群所要求的耕植总面积大得惊人，对于人口密集的永久定居型大村落社区，其边远田产会在方圆几英里之外。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克钦社区通常由一大群小村寨或小村庄组成，散布在整个社区的领地上。
这就存在着军事安全问题和经济便利问题上的冲突，考虑到前者，就会提倡有某种防御工事围绕的大规模定居点，考虑到后者，则会提倡靠近各自耕作地的分散小定居点。英国殖民官员经常抱怨克钦人喜欢把他们的定居点分散为越来越小的村寨，这可能是因为英国强权下的和平促成了克钦居民点的进一步分散。以前居住在一起使用共有围栏相互保护的群体，在英国人的统治下更愿意相互分离，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过，少量关于英国统治之前克钦人带围栏村落规模的记载，并没有说明那时的聚落模式与现在有很大的差异。 [44]
不过，这正是要点所在。虽然整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很低，而且如果人口均匀分布的话，土地供应也还充足，但实际上人口分布并不均匀。存在着一些地区性的聚落中心，人口密度相对较高。这些聚落中心因以往的政治事件而形成，例如地区间的战争或外部的行政干预；但是，不论这其中的原由是什么，反正其后果是今天有许多地方，甚至在土壤潜在肥力高的A地带，通垭的休耕期实际上是少于12年的，而且在同一块土地上每次种植不止一季的作物。在这种情况下，通垭方式的确最终导致了土壤侵蚀和土壤肥力下降。克钦人自己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并非有意滥用土地，只有在当地的土地匮乏所造成的不得已状况下，他们才缩短游耕轮歇中的休耕期。
另外，过去A地带中某些地区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收到当地土特产贸易情况变迁的影响。琥珀、食盐和天然橡胶对于胡康河谷曾经（甚至前一段时期还）非常重要，虽然现在已不然。与此相似，玉石贸易也极其不稳定，而坎底弄 [45] 地区盛产的铁和银，曾经在当地贸易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现在也被认为根本没有开采价值。这些自然资源是生态环境中的要素，但它们的重要性，在某个特定时期内取决于外部的经济和政治因素。
B地带大致位于季风区之外。这里的气温和降雨量要低得多。松树、灌木和杂草地取代了雨林。本地带中被利用之后弃荒的垦地即使能恢复为丛林，也需要很长的时间。通垭在当地实际上是一种作物轮种制。通常而言，种植旱山稻有些不大现实，或因降雨量太不稳定，或因地势太高且夏季温度太低。尽管如此，只要自然条件允许，当地人几乎总是更愿意种稻子。在整个B地带，主要的谷类作物（除了河谷地带的灌溉水稻）是玉米、荞麦、黍米、小麦和大麦。新开垦出来的草地首先种植的往往是豆类，在土地最后得以休耕复原为草地之前，作物一种接一种地依次轮种。缅甸西部钦人所实行的那种完全系统化的轮作制，在这里很少见。 [46] 在B地带，由于谷物种植的收成很差而得不偿失，所以激发了种植经济作物的动机。出于贸易的需要，人们常常优先栽培像茶、罂粟和黄连 [47] 这样的作物，有时效益相当可观。例如，东彭的崩龙人, 虽然是山地人，但依靠长期以来确立的茶叶贸易，所达到的生活水平也与掸人相当。 [48] 茶当然属于栽培作物，与通垭种植方式无关。
上文中引自斯贝特（Spate）的摘录中，暗含了对通垭的指责，一般而言，B地带草地通垭可能应受这种指责。完全靠这种方式耕作的村寨很少在粮食上能够自给自足。因此，B地带中的村寨比A地带中的更明显地倾向于和河谷村寨建立某种长期的经济和政治依存关系。
C地带在气候和生态方面介于A与B两个地带之间，下面这段关于皮麽区域的描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北坡是森林而南坡是草地，因此向北望即能看到所有山岭南坡，看起来有些光秃，但向南望能见到朝北的大部分山坡，那里显得林木茂盛。 [49]
这个地区的克钦人既实行季风通垭，也实行草地通垭，但此外在散布各处的许多地区，还可以发现灌溉梯田这样的精耕制度用以种植水稻。
这种梯田方式在中国许多地区是太常见不过了，但它在所谓的“原始”人那里出现，总是令民族志者大为惊叹。昂嘎密的那加人和菲律宾的伊戈罗特人（Igorot）都以这种方式建造梯田，这一事实一直被民族学家用来证明各种最富想象力的远古史前移民理论。
这同样也引起英国殖民官员的关注。很自然地人们会这么猜想，能够成功掌握这种技术的人群与完全依靠通垭耕作的紧邻相比，肯定有更多的粮食收获。由于相信梯田制是解决持续通垭带来的水土流失问题的唯一途径，英国官员鼓动克钦人扩大他们的梯田种植面积。但这种宣传显然没有成效。虽然政府的经济援助促成了新的梯田在一两个未必有把握成功的地方得以建造，但有充分的证据表明1940年用以耕作的梯田要少于1870年。
事实上官方建造梯田的热情并不符合当地的经济条件。一般而言，梯田不是一种很经济的生产方式。只有在当地人口密度过高而出现土地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修建梯田才是合算的。有了英国强权下的和平，克钦人一般更愿意在整个地区更均匀地分散居住，这就使得大量先前被视为高收益的梯田变得收益不大而被弃之不用了。丘陵梯田建造成本大而且维护困难；相对于所投注的时间和精力而言它们的收成很微薄。如果同一个社区同时进行通垭和丘陵梯田耕作——现实中情况经常如此，劳作的人似乎往往认为前者比后者更划算。 [50]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梯田可以年复一年地耕种，无需或只需很短的休耕期，所以就可以形成人口稠密的集居地。因此山地梯田常见于规模特别大的永久定居社区。
看来丘陵梯田耕作制真正具有的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意义，而不是经济上的优势。有一点可能很重要，这个地区大多数著名的梯田系统都横穿或靠近云南至缅甸的几条东西走向的贸易要道上，也即靠近皮麽、萨董和省伦一带。 [51] 在军事上控制这些贸易要道，是该地克钦人相对高度聚居的初始原因，而且是征收通行费所带来的利益才使得克钦人当初认为值得建造这些梯田。
在英国人统治了几年之后，克钦人就被禁止向穿越他们领地的商队收取通行费，建造梯田的最初动因也就不复存在。当然，梯田系统一旦建成就代表一种投入了大量时间和人力的资产，因而不可能被彻底放弃。克钦山区最大的独立村寨（大约150家住户）紧靠皮麽隘口。如果不建梯田，这个地区几乎就是不适宜居住的，因为大多数山坡都太陡峭，无法进行通垭。若只是从定居角度来看，选择这样的地方是很不明智的，但在军事上这一地理位置极佳。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态因素对于克钦人和掸人不同的生活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政治史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于社会秩序，生态环境是一个限制性的，而非决定性的因素。
我将在第八章回到这一论题。
[1] 比较：Stevenson （1944）。
[2] Stamp （1924） （a） and （b）.
[3] Stevenson （1943）.
[4] Hutton （1921） （a）.
[5] 例如1926年之前胡康河谷的掸人和克钦人之间。
[6] 整个19世纪高日（Gauri）山官的情形，即为一例。
[7] 例如阿萨姆的婆萨（Posa）制，参见：Butler （1846）, pp.213-217, Hamilton, A. （1912）, pp.36-39。
[8] 例如，在已知的所有时期，山地人一直是缅甸政府军队和掸邦首领的军队的主要来源之一。
[9] Spate （1945）, p.527.
[10] 克钦人通常并不计算具体的休耕年数；他们只是根据次生林的生长情况判断何时适合再次开垦。不过专业农业学家指出，在北部缅甸季雨林条件下必要的休耕期大约在12-15年之间。休耕期若太短，野草过多；休耕期过长则树干和根茎太长，不便于开垦。
[11] 例如，江心坡北部靠近亭南（Htingnan）的部分地区即为如此（地图4）。
[12] 在这些文献中，威尔科克斯（Wilcox 1932）和贝菲尔德（Bayfield 1873）提到过大约12个克钦村寨的规模：其中没有一个超过20户。实为胡康河谷最高首领的戴帕甘，其村寨在1837年包括两个围栏（也即两个独立的小村寨），分别有15户和6户。贝菲尔德认为每户平均9-10人，而现代家庭平均4-5人，但是贝菲尔德可能只是猜测。米歇尔（Michell 1883）在其书第132与133页上给出了30个新颇村寨的详细情况目录。最大一个包括40户；估计平均12户，每户平均7人。
[13] 坎底，坝子名，坎底弄即“大坎底”。——译者
[14] Stevenson （1943）. 关于草原地带刀耕火种的细节,详见Scott and Hardiman（1901）, Part I, Vol. II, pp.355-356。
[15] 黄连这种作物被中国人用作草药；是南德迈、阿康江和塔容地区的主要作物，在那里被称为mumrin。
[16] Milne （1924）; 比较：Scott and Hardiman,前引书，第356和357页。
[17] Ward （1921）, p.106.
[18] 这一现象被赫顿（Hutton 1921（a）, p.72）所证实；也可比较：Leach（1949）。